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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〇一）论二戴记上

　　大、小戴《礼记》，《汉志》皆无之，而有《记》百三十一篇。《注》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释文·叙录》及《曲礼疏》。《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曰：“《古文记》二百四篇。”又引陈邵《周礼论叙》曰：“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校录经籍，检得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案四十六加八十五，正百三十一，此即《汉志》所谓七十子后学所记者。《隋志》云“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语即本此。《六艺论》后人删引，多非元文，所谓得自孔氏壁中河间献王者，只指古文《礼》及《周礼》，不该百三十一篇。而《隋志》以百三十一篇亦献王所得，实误。《汉志》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今案《汉志·礼》家所著录者：《曲台后仓》，即《儒林传》所谓后氏《曲台记》者，为汉师所撰；《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家；《军礼司马法》，班氏所入；《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议奏》，注曰“石渠”。亦汉时物。惟《古封禅群祀》，盖亦古记之伦。《史记·封禅书》云：“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所谓《封禅》，盖即《汉志·古封禅群祀》中《封禅》之篇也。《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合《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凡二百七。《小戴记》中：《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故或云四十九，或云四十六。若以为四十六，则《记》百三十一篇，实百二十八。

　　此《别录》所谓《古文记》二百四篇者，然其中之百二十八篇，实今学也。《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古封禅群祀》，盖非二戴所有。陈邵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实误。《隋志叙》之刘向叙录后，则误益甚矣。二戴在武、宣间，何由删向所叙录之书耶？《汉志》言百三十一篇，而《隋志》云刘向检得百三十篇，亦不合。或云：《礼记·丧服四制疏》云《别录》无此文，此实刘向所检得者少一篇之证，其说可谓巧矣。然《汉志》原出于向，何以仍作百三十一篇耶？窃疑此无异故，直是夺一“一”字，而后人妄改下文都数以就之耳。《别录》虽不足信，亦必略有据依，不能全伪；释《别录》之文，自以仍从《汉志》条贯为是。《乐记》《汉志》在《乐》家，《孔子三朝记》在《论语》家，《隋志》妄相牵引，非是。陈恭甫曲为之说曰：“《乐记》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记》中，除之，故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记》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然则向、歆校书，但阅篇目耶？可谓进退失据矣。戴东原云：“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作《隋志》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陈恭甫亦云：“《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后苍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邪？

　　《释文叙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融足三篇者妄矣。”戴、陈之说均见《左海经辨》。今案桥仁受学小戴，而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此正四十九篇出于小戴之证。《后汉书》云：曹充持《庆氏礼》，作章句辩难，于是有庆氏学。褒结发传充业，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其中除“又传《礼记》四十九篇”八字外，皆指礼经言之。庆氏之学，与二戴同出后仓。十七篇三家所同，而《礼记》为二戴所独，四十九篇又小戴所独，故加又字以别之。《史记·五帝本纪赞》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今二篇皆在《大戴礼记》中。云儒者或不传，此即二戴以外不必皆传《礼记》之证。陈氏谓褒所传四十九篇，亦出庆氏，误矣。《隋志》：《礼记》十卷，汉中郎将卢植注。《旧唐志》：《礼记》二十卷，卢植注。《新唐志》：卢植注《小戴礼记》二十卷。《儒林·元行冲传》载《释疑论》云：《小戴》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则《隋志》谓马融、卢植更定是书，郑玄依卢、马之本而作注，必有所本。卢、马曾去其繁重，及所叙略，故虽益三篇，篇数仍为四十九，安得谓其以《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乃聊以归之乎？《释文·别录》有四十九篇，篇次与今同外，又有“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礼》”十六字，陈氏删去未引，则其说亦未确也。《四库书目提要》云：“郑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于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佑、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不知古人言语粗略，《考工记》实后人所补，而康成于《周官》亦径云河间献王得六篇，安保其于《礼记》源流，言之必悉？两汉学者，兼通诸经者甚多，史传安能尽载？况融之更定《礼记》，实与卢植共之乎？康成依卢、马之本作注，说亦见于《礼记疏》，必非无据之谈也。要之《记》百三十一篇，实为今学，大戴传其八十五，小戴传其四十六，无所谓大戴删《古记》，小戴删大戴也。《汉志》盖正合大小戴之所传而著之耳。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