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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抗战中一支杂牌军队由鼎盛走向覆亡的过程。这支军队的原型是抗战时期占据江苏泰州地区的苏鲁皖游击部队，首领李明扬、李长江时称“泰州二李”，亦即小说里所讲的“吴尚二黎”。

　　杂牌，顾名思义，即非嫡系，但这支军队之杂，远远超过一般意义。它非但没有蒋氏嫡系部队的印记，甚至连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等军阀部队都不如。说穿了，它就是因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溃退留下的特殊产物。但就是这么一支杂芜不堪，更多靠江湖义气维系的武装，却在抗战中期，参与并制造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抗战以及抗战后的历史进程。

　　前者，是黄桥战役；后者，是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策略的产生。

　　先谈一谈黄桥战役。1940年初，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渡江北上，先头部队进入苏鲁皖游击部队防区，首度摩擦，二李所部败退，但新四军方面却胜而不追，趁势表明要借道东进。二李为切身利益计，纵放新四军从防区通过。尔后，新四军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辖势力几度交锋，韩德勤聚集重兵向新四军驻地黄桥发动进攻。三路进攻部队中，二李为其中一路。新四军分别采取拒、打、拉的战术，以抵抗韩部七十九军、独立六旅和二李。二李果然默契，在此战中按兵不动，结果，新四军大胜，乘势东进，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师，实现了贯通南北的战略意图。国民党就此在苏中、苏北失去了主导权。

　　再说“曲线救国”。黄桥战役之后，日伪对仍在国民党势力控制下的苏北垂涎三尺。尤其是汪伪政权，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空架子，缺乏基本的武装力量。汪精卫对“二李”的部队心存觊觎，一心想将它收归己有，于是，与日伪协同，针对二李采取了利诱、暗杀和武力威逼等诸种手段，强迫其易帜归降。时值1941年，抗战处于最为艰难的阶段，以二李为代表的处于沦陷区的国民党部队，生存愈加艰难。重庆国民政府无法顾及他们，任其自生自灭。在这样的形势下，二李行使所谓“妙计”：兵分两支，一支打原来的旗号，离开泰州下乡坚持；一支投降日伪，企图以泰州城为依靠，互为倚仗，暗通款曲，形分神不分。

　　但是，由于这支杂牌部队首开大建制投降日伪的先河，随即，国民党部队附应投敌者不计其数，大量杂牌军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沦为伪军，“曲线救国”也就此成了中国军队抗战史上难以洗刷的耻辱印记，而书中写到的所谓“妙计”，最后也因中下层军官被汪伪分化瓦解而破产。二李最后的结局，一为日本人下毒致残，一被日军俘获。这支杂牌部队就此为历史尘埃所湮没，不复为人所知。

　　小说的内核重点部分，是吴尚二黎，象征性不言而喻。二黎的困境是战、降两难，二黎的策略是战、降并行，二黎的选择则正是所谓“正面战场”和“曲线救国”平行的方式。二黎如同一张牌的正反面，蒋、汪岂非如此？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一个抗日图存，一个变节投降。蒋、汪二人不同的选择，或许恰恰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民族困境中的两条道路的选择。最终，历史是仲裁者，它给出了另外的答案。但无论迫于什么样的形势，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投降卖国的选择都是永久的耻辱。

　　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笔者有意避免全景式的描述，将历史事实和文学加工巧妙结合，将日、伪、国、共、杂五方势力矛盾的集中点，落实在一个小女子的身上，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展现非常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从某种程度上说，女主人公贾慧个人的爱恨情仇的纠结，也是这支军队身陷各种势力而进退维谷的写照。

　　这部作品起笔于皖南事变之后，收笔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阶段，中国抗战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一部分人看不到希望，动摇了抗日的信心，但更多的人在这看似渺无生机的绝境中坚持了下来。历史往往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矛盾节点上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后效，往往在多年之后才能显现。这是历史的魅力，也是小说的魅力……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