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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巴布罗从山上骑马回到山洞，那帮人下山抵达拴马的地方时，安德烈斯正在向戈尔兹的指挥部飞速前进。他们来到了通往纳瓦塞拉达的主干公路，许多卡车正在从山上一路开下来，那里有个检查站。戈麦斯给检查站的哨兵出示了米兰达中校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一个哨兵拿手电筒照了下通行证，把它递给他身旁的另一个哨兵看，接着递还给他，敬了个礼。

　　“继续向前开吧，”他叮嘱道，“但别开车灯。”

　　摩托车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安德烈斯正紧紧抓着前座，戈麦斯在车流中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摩托车，他们正沿着公路前行。没有一辆卡车开车灯，它们排成长队沿着公路向下行驶。也有一些负重的卡车沿着公路向上开去，所有卡车开过都扬起一片尘土，安德烈斯在黑暗中看不见灰尘，而只是感觉到它们一团团地扑面而来，甚至可以用牙齿咬到。

　　此时他们正紧跟在一辆卡车的后挡板后面，摩托车“突突”地往前行驶，接着戈麦斯加速，超过了这辆车，又超了一辆，超过了一辆又一辆，而左侧车道上别的那些卡车正轰鸣着奔驰而下。这时他们后方开来一辆汽车，不停地鸣笛，冲进卡车产生的一片噪声和尘土之中；接着它亮起了车灯，灰尘在灯光下像是一团凝固的黄色云朵。换挡提速的“嘎嘎”声中，在带着要求、威胁乃至恫吓意味的鸣笛声中，这辆汽车飞驰而过。

　　接着，前方所有卡车都停了下来。他们继续往前骑行，超过几辆救护车，几辆军用小汽车，一辆装甲车，一辆又一辆装甲车。它们都停着，像是一只只笨重的、竖着枪的金属乌龟趴在一片尚未落下的尘土中。他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检查站，在那里发生了撞车事故。一辆卡车正在停下时，后面紧随的卡车没有察觉，撞了上去，撞坏了第一辆车的尾部，几箱轻武器的弹药散落在公路上。有一箱在落地时散开了，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停下车，推着摩托车向前，穿过那些停着的车辆，到检查站出示他们的通行证。安德烈斯跨过了散落在公路尘土中的上千颗铜壳子弹。第二辆卡车的散热器彻底被撞扁了，后面还有一辆卡车顶着它的后挡板。后面排了上百辆车，一个穿着高筒套靴的军官正沿着公路往回跑，大声呼喊着让司机们倒车，这样才可以把那辆被撞坏的卡车拖下公路。

　　太多的卡车堵在一起，没法儿倒车，除非军官一直走到越来越长的车队尽头，阻止车队变得更长。安德烈斯看着他跌跌撞撞地奔跑着，拿着手电筒，大喊着，咒骂着。然而在一片漆黑中，卡车还是不停地开上来。

　　检查站的那个人没有归还通行证。他们有两个人，背上挎着步枪，手里拿着手电筒，也在大喊大叫。那个手拿通行证的人穿过公路，走到一辆往山下开的卡车前，叫司机开到下一个检查站，通知他们拦住所有卡车，直到堵塞解除。

　　卡车司机听完就继续往下开去。接着，这个仍然拿着通行证的检查员，大喊着走向那个车上货物散落了一地的卡车司机。

　　“别管它了，看在天主的分上，赶紧走，我们好疏通这条路！”他对着司机大喊。

　　“我车子的变速器被撞坏了。”司机说，他弯腰站在卡车尾部。

　　“我去你妈的变速器，往前开，我说。”

　　“差动齿轮被撞坏了，没法往前开啊。”司机对他说，又弯下身去。

　　“那你自己拉吧，往前挪，好让我们把另一辆浑蛋车从公路上给弄下去。”

　　当检查员用手电筒照亮卡车撞坏的尾部时，司机愠怒地盯着他。

　　“往前开。往前开。”这人大喊着，手里仍然攥着通行证。

　　“我的证件，”戈麦斯对他说，“我的通行证，我们正急着赶路呢。”

　　“拿着你的通行证下地狱去吧。”这人说着把通行证递回给他，跑着穿过公路去拦一辆下行的卡车。

　　“你开到十字路口掉头，回到这里把这破车往前拖走。”他对司机说。

　　“我接到的命令是……”

　　“去你妈的你的命令，照我说的做。”

　　司机切入挡位，笔直朝公路下方开去，消失在一片尘土中。

　　戈麦斯发动摩托车驶过那辆抛锚的卡车，此时公路右道空空荡荡，安德烈斯再次抓紧前座，看见检查员拦住了另一辆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听他说话。

　　此时他们飞速行驶，沿着逐渐上升的公路向山上猛冲而去。所有上行的车辆都被堵在检查站那里，只有下行的卡车在他们左侧不断不断地驶过，此时摩托车快速而持续地往上开，直到开始赶上那些在检查站堵车之前就已经驶过的车辆。

　　车辆仍然没有开灯，他们又超过了四辆装甲车，接着是一长队载满士兵的卡车。士兵们在黑暗中鸦雀无声，一开始安德烈斯只是在他们经过时，透过尘土，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在他的上方，卡车上冒出黑压压的一群。接着另一辆军用小汽车从他们后方驶来，鸣着喇叭、车灯一闪一闪，每次车灯亮时，安德烈斯就看见这队士兵头戴钢盔、竖握着步枪，他们的机枪口对着漆黑的天空，被黑夜衬托得格外显眼，待灯一灭，他们就消失在这片黑夜中。有一瞬间，他贴近驶过一辆运兵车时，灯一闪，在瞬间的亮光里，他看见他们的表情僵硬而哀伤。他们戴着钢盔，坐在卡车里，在一片漆黑中驶往某个地方，他们只知道那是一场进攻。在黑暗中他们紧绷着面孔，各自想着心事，这灯光让他们白天不会显现的模样暴露无遗，此刻他们还是羞于彼此表露心情，一旦轰炸和进攻开始，就不会有人会在意他们的表情了。

　　此时安德烈斯超过了一辆又一辆卡车，戈麦斯依然成功地行驶在军用小汽车的前头，丝毫没有去想士兵们的表情。他只是心想：“多么棒的军队啊。多么棒的装备啊。多么棒的机械化啊。瞧瞧这些人，这里有我们共和国的军队，瞧瞧他们。军用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全部身穿制服。全部头戴钢盔。瞧这些卡车上架起的机枪，迎接来袭的敌机。瞧瞧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啊！”

　　摩托车超过了那些高高的、满载士兵的灰色卡车，卡车有着又高又方的驾驶室、丑陋的方形散热器，摩托车在一片尘土飞扬中，在尾随于后的那辆军用小汽车的闪烁的灯光中，稳稳地沿着公路向上行驶。当它经过卡车的后挡板时，军队的红星标志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现；当灯光照亮满是灰尘的卡车侧栏板时，红星再次闪现。此时他们一路超车，持续上坡，空气逐渐变冷，道路开始进入蜿蜒曲折的“之”字形上坡路段，卡车发出嘎吱声，艰难行驶着。灯光闪烁下，有些卡车冒着水汽。此时摩托车也在费力地前行。安德烈斯在车子奋力上行时，紧紧地抓着前座。安德烈斯觉得这趟摩托车之行实在太长太长了。他之前从未坐过摩托车，此时他们夹在前去进攻的队伍行进中爬上一座山，他们往山上行驶时，他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及时返回去攻打岗哨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片混乱的军队调遣中，他能在隔天晚上前赶回去就算运气好了。他从未见过一场进攻，也没见过任何为进攻而做的准备，当他们沿着公路骑行时，共和国已经建立的这支军队的规模和力量让他感到惊叹不已。

　　此时他们行驶在一条横穿山坡、又长又斜的上坡路段，坡度很陡，以至在他们临近坡顶时，戈麦斯让他下车，他俩一起把摩托车推上了山口处的最后一段陡坡。刚过山顶的左侧，有一条可以让汽车掉头的环路，在那儿，一座高大石屋在夜空中显得又长又黑，它的前面，有灯光在闪烁。

　　“我们去那儿问问指挥部在哪里。”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他们把摩托车推到这座高大石屋紧闭的大门前，那里站着两个警卫。当戈麦斯把摩托车斜靠在墙边时，大门打开了。在屋内的灯光照射下，走出来一个身穿皮衣的摩托车驾驶员，他肩背公文包，髋部晃着一支配木制枪套的毛瑟手枪。当灯光熄灭时，他在门口摸黑找到他的摩托车，推着它走，直到它“噼啪”作响，点着了火，接着就轰鸣着上了公路。

　　戈麦斯在门前对其中一个警卫说话。“第六十五旅戈麦斯上尉，”他说，“你可以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戈尔兹将军指挥的第三十五师的指挥部吗？”

　　“不在这里。”警卫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

　　“司令部。”

　　“什么司令部？”

　　“唔，就是司令部啊。”

　　“什么部队的司令部？”

　　“你是什么人，要问这么多问题？”警卫在黑暗中对戈麦斯说。这里是山口的最高点，天空明净，星光璀璨，这里没有尘土，安德烈斯可以在黑暗中看得一清二楚。在他们下方，公路向右转弯处，他可以清晰地看见卡车和小汽车驶过时被天空映衬出的轮廓。

　　“我是第六十五旅第一营的罗赫里奥·戈麦斯上尉，我想问一下戈尔兹将军的指挥部在哪里。”戈麦斯说。

　　警卫把门打开一条缝。“把警卫队下士叫来。”他对着屋内大喊。

　　就在这时，一辆大型军用汽车从公路拐角处绕了个圈，开向高大的石屋，安德烈斯和戈麦斯正站在那里等候警卫队下士。车子向他们开过来，停在了大门口外。

　　一个年老而笨重的大块头男人和两个身穿国际纵队制服的人一起从汽车后座走了下来。他头戴大号的卡其色贝雷帽，就像法国军队里轻步兵戴的那种，身穿大衣，拎着一个地图包。他那大衣上系着一支手枪。

　　他对司机说着法语，让他把汽车从门口开走，开到车棚里去。安德烈斯一句也听不懂，之前当过理发匠的戈麦斯，只能听懂零星单词。

　　当他和另外两个军官走进门时，戈麦斯在灯光下清晰地看到他的面孔并认出了他。他在几次政治会议上见过他，还经常在《工人世界报》上看到他写的、译自法语的文章。他认出他那浓密的眉毛、湿润的灰眼睛、一层叠一层的双下巴，而且他知道他是法国最伟大的当代革命人物之一，曾领导过法国海军在黑海的兵变。戈麦斯知道这个人在国际纵队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他知道这个人会知道戈尔兹的指挥部在哪里，可以为他指路。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历经岁月沧桑，对家庭和政治都充满失望和痛苦，野心受挫，也不知道向这个人询问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做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他一点儿也不知情地径直朝这个人跟前走去，握紧拳头敬了个礼，说道：“马萨特[336]同志，我们是给戈尔兹将军送急件的人。你可以告诉我们去戈尔兹将军指挥部的路吗？这事儿很紧急。”

　　这个高大笨重的老人顶着外突的脑袋看着戈麦斯，用他那湿润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他。即使在这前线，在光溜溜的灯泡的照射下，在一个干冷的夜晚，而他刚刚乘坐敞篷汽车回来，他那灰暗的面容上还是带着衰败的表情。他的脸看上去像是按照你从一只老态龙钟的狮子的爪子底下所找到的动物残骸作为原型塑造的。

　　“你有什么，同志？”他问戈麦斯，说的西班牙语带着很重的加泰罗尼亚口音。他的眼睛斜瞟了下安德烈斯，一眼掠过，目光转回戈麦斯身上。

　　“一封给戈尔兹将军的急件，要送到他的指挥部，马萨特同志。”

　　“从哪里来的，同志？”

　　“从法西斯战线后头来的。”戈麦斯说。

　　安德烈·马萨特伸手拿了急件和其他证件。他瞟一眼，就把它们放进了他的口袋。

　　“把他俩抓起来，”他对警卫队下士说，“搜一搜他们身上，等我叫时再把他们带进来。”

　　口袋里揣着急件，他大步踏进大石屋的里面。

　　在外面的警卫室里，警卫开始对戈麦斯和安德烈斯搜身。

　　“那个人怎么回事？”戈麦斯问其中一个警卫。

　　“他疯了。”警卫说。

　　“不，他是政界的大人物，”戈麦斯说，“他是国际纵队的总政委。”

　　“尽管如此，他也疯了。你们在法西斯战线后头做什么？”

　　“这位同志是那里来的游击队员，”戈麦斯在这个人给他搜身时说，“他给戈尔兹将军捎了封急件。好好保管好我的证件。当心那些钱和那个挂在链子上的子弹。那是我在瓜达拉哈第一次受伤时中的子弹。”

　　“别担心，”下士说，“所有东西都会放在这个抽屉里。你为什么不问我戈尔兹在哪儿呢？”

　　“我们本来打算问的。我问了警卫，他叫了你来。”

　　“但是接着这疯子来了，你问了他。谁都不该问他任何事。他疯了。你们的戈尔兹在这儿往上三公里的地方，在右侧树林里的山岩中间。”

　　“你不能让我们现在去找他吗？”

　　“不能。那会让我掉脑袋的。我必须把你们带到疯子那儿去。而且，他手里头有你们的急件啊。”

　　“你不能和别人说说吗？”

　　“好，”下士说，“我一见到能负责的人就告诉他。大家都知道他疯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戈麦斯说，“是法国的杰出人士之一呢。”

　　“他可能是个杰出人士什么的，”下士说着把手放在安德烈斯的肩上，“但他就像只臭虫一样疯狂。他有枪毙人的癖好。”

　　“真的枪毙人吗？”

　　“千真万确，”下士说，“那个老头儿杀死的人比得腺鼠疫死的还多呢。但他不是像我们一样杀法西斯分子。什么，不开玩笑，他杀奇怪的玩意儿，托洛茨基分子啊，误入歧途者啊，每一种奇怪动物。”

　　这些安德烈斯一个字也没听懂。

　　“我们在埃斯科里亚尔时，不知道为他枪毙了多少人，”下士说，“我们总是提供行刑队。国际纵队的人不会杀他们自己人，尤其法国人。为了避免麻烦，总是让我们去杀。我们枪毙法国人。我们枪毙了比利时人。我们枪毙了不同国家的其他人。各种各样的人。他有枪毙的癖好。总是因为政治原因。他疯了。他清洗得比洒尔弗散还厉害。”

　　“但是你会和别人说这封急件的事儿吗？”

　　“会的，哥们儿。肯定会。这两个旅的人我每一个都认识，每个人都经过这儿。我还认识并且熟悉俄国人，尽管只有几个会说西班牙语。我们不会让这个疯子枪毙西班牙人的。”

　　“但是这封急件……”

　　“这封急件也是，别担心，同志。我们知道怎么对付这个疯子。他只是对他自己人来说很危险。我们现在了解他啦。”

　　“把那两个俘虏带进来。”安德烈·马萨特的声音传来。

　　“你要来点儿喝的吗？”下士问。

　　“为什么不呢？”

　　下士从橱柜里拿出一瓶茴芹酒，戈麦斯和安德烈斯都喝了。下士也喝了。他用手抹了下嘴。

　　“咱们走吧。”他说。

　　他们咽下火辣辣的茴芹酒，让他们的嘴里、胃里和心里都暖乎乎的。他们走出了警卫室，沿着大厅走，进入了房间。马萨特坐在一张长桌后面，面前铺了张地图，他的手里握着支红蓝铅笔，装成一副将官的模样。对安德烈斯来说，这只是又多了件麻烦事。今晚有太多麻烦事了。总有这么多麻烦事。只要你的证件是妥当的，你的心脏是好的，你就是安全的。他们最终会放你走，你就可以上路了。但是英国人说了要赶紧。此时他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赶回去炸桥了，但他们有封急件要送，而这个坐在桌旁的老头儿把它揣口袋里了。

　　“站到那儿。”马萨特头都没抬地说。

　　“听着，马萨特同志，”戈麦斯爆发了，茴芹酒激化了他的愤怒，“今晚我们已经被无知的无政府主义者阻挠一回。接着又被一个懒散的法西斯官僚耽误。现在又碰到你这个多疑的共产主义者。”

　　“闭嘴，”马萨特头都没抬地说，“这不是在开会。”

　　“马萨特同志，这是件十万火急的事，”戈麦斯说，“特别重要的事。”

　　带他们来的下士和士兵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就像他们在看一出看过很多次的戏，但其中的精彩片段总让他们百看不厌。

　　“每件事都很紧急，”马萨特说，“所有事都很重要。”此时他抬头看着他们，拿着铅笔。“你怎么知道戈尔兹在这里呢？你知道在发动一次进攻之前，来找某一个将军，这有多严重吗？你怎么会知道这样一个将军会在这里呢？”

　　“你，告诉他。”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

　　“将军同志，”安德烈斯开始说——安德烈·马萨特并没有纠正他用错了头衔——“我在战线另一边拿到了这封信件——”

　　“战线另一边？”马萨特说，“是的，我听他说你从法西斯战线那边过来。”

　　“这是一个叫罗伯托的英国人给我的，将军同志，他是个爆破手，这次来找我们一起炸桥，明白了吗？”

　　“继续讲你的故事。”马萨特对安德烈斯说，他用了故事这个词，就像你会撒谎、虚构或捏造一些事一样。

　　“好吧，将军同志，英国人让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交给戈尔兹将军。他今天要在这片山区里发动一场进攻，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把信迅速地送给他，如果这让将军同志你满意的话。”

　　马萨特又摇了摇头。他望向安德烈斯，但没有看他。

　　戈尔兹，他心里既惊恐又狂喜地想着，这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听到一个行业宿敌在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中丧命，或是你憎恨的某个人，你从未质疑过他的正直，但他却犯了挪用公款罪。那个戈尔兹也该算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个戈尔兹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和法西斯分子勾结在一起。他认识了近20年的那个戈尔兹啊。那年冬天和卢卡兹一块儿在西伯利亚拿下黄金列车的那个戈尔兹啊。那个对抗过高尔察克，还在波兰战斗过，在高加索，在中国，还有从去年十月开始就在这儿战斗的戈尔兹啊。但他曾和图卡切夫斯基[337]走得很近。对，还有伏罗希洛夫[338]，但尤其是图卡切夫斯基。还有和谁呢？在这儿，当然是和卡科夫走得近，还有卢卡兹。但所有的匈牙利人都曾是阴谋家。他恨盖尔。戈尔兹恨盖尔。记住这点。把这记下来。戈尔兹向来恨盖尔，但他偏爱普茨，记住这点。还有杜瓦尔是他的参谋长。瞧瞧这其中是怎么样的谱系啊。你听过他说科比克是个笨蛋。这是确定的，这事儿是存在的。而现在这封急件来自法西斯的战线。只有剪掉朽烂的枝条，才能让树茁壮地成长。朽烂之处必须显而易见才能够清除。但偏偏是戈尔兹。戈尔兹竟然是叛徒之一。他知道，不能信任任何人，一个都不行。永远不行。你的妻子，你的兄弟，你的老同志，统统都不可信。一个都不行。永远不行。

　　“把他们带走，”他对警卫说，“好好看着他们。”下士看着士兵。这作为一场马萨特的演出，显得相对太平静了。

　　“马萨特同志，”戈麦斯说，“别发疯啦，听我说一下，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军官和同志。那封急件必须要送到。这位同志带着它穿过了法西斯战线，来交给戈尔兹将军同志。”

　　“把他们带走，”马萨特对警卫说，此时语调变得亲切。如果必须消灭他们，同为人类，他感到遗憾。但让他感到压抑的是戈尔兹的悲剧。那竟然是戈尔兹，他心想。他要立刻把这个法西斯信件交给伐尔洛夫。不，他最好是把它交给戈尔兹本人，看着他收下。他会这样做的。如果戈尔兹是个叛徒，他怎么能确信伐尔洛夫不是呢？不，这是件必须非常小心处理的事。

　　安德烈斯转向戈麦斯：“你的意思是他不会把这封急件送过去？”他难以置信地问。

　　“你没看见吗？”戈麦斯说。

　　“我操你这狗娘养的！”安德烈斯说，“他疯了。”

　　“是啊，”戈麦斯说，“他疯了。你疯了！听到没！疯了！”他回头对着马萨特大喊，此时他正拿着红蓝铅笔，俯身看着地图。“听到了吗？你这个疯狂的凶手。”

　　“把他们带走，”马萨特对警卫说，“他们犯了大罪，神经错乱了。”

　　下士听出了一个词，这他以前听到过。

　　“你这个疯狂的杀手！”戈麦斯大喊。

　　“狗娘养的，”安德烈斯对他说，“疯子。”

　　这个男人的愚蠢惹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给抓走。把急件从他口袋里拿出来。让这该死的疯子下地狱见鬼去吧。他向来冷静，脾气很好，他那西班牙人的熊熊怒火正在燃起。过一会儿他就要气昏头了。

　　警卫把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带出去时，马萨特看着他的地图，悲伤地摇了摇头。警卫听到他被诅咒很高兴，但总体来说他们对于这场演出是失望的。他们见过更精彩的场面。对于他们的诅咒，安德烈·马萨特一点儿也不在乎。死到临头时诅咒他的人多了去了。作为人类，他总是真心地可怜他们。他总是对自己这样说，这是他所剩无几的曾经属于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之一了。

　　他坐在那里，胡须和双眼都集中在地图上，集中在这张他从未真正看懂的地图上，集中在精心勾画的、像蜘蛛网般同中心的棕色等高线上。他能从等高线上看出高地和山谷，但他从来不曾真正理解为什么要选这个高地，为什么非得这个山谷。但在总参谋部，因为有了政治委员制度，他可以作为国际纵队的政治首脑介入工作。在地图上，一条和弯弯曲曲的河流相平行的道路截断了绿色的森林，他会指着森林中间、棕色细线围绕着的某个编了号码的点，说：“那里，那是个薄弱环节。”

　　盖尔和科比克是两个充满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会同意。之后，出发之前从未见过地图、只是听说过山的编号、被告知山上挖出了战壕的那些士兵，就沿着山坡爬向他们的死亡之地，或是被架在橄榄树丛里的机枪挡住去路，根本上不了山。或者在别的位置，他们能够轻松地登上山，情况比他们先前经历过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当马萨特在戈尔兹的指挥部里把手指放在地图上时，头上带着伤疤、脸色苍白的将军就会绷紧下颌肌肉，他会想：“安德烈·马萨特，在我让你把那灰色的烂指头碰到我的等高线地图上之前，我该先毙了你。该死的，你见鬼去吧，因为你干涉了你一无所知的事情，你害死了多少人。他妈的，他们以你的名字命名了拖拉机工厂和村庄，还有合作社，所以你成了一个象征，所以我没法碰你。滚到别的地方去猜疑，去怂恿，去干涉，去指控，去屠杀，离我的指挥部远点儿。”

　　但是戈尔兹并不会这样说，他只会把身体往后一靠，远离倚靠在桌前的大块头，远离那按着地图的手指、湿润的灰眼睛、灰白色的胡须，还有难闻的口臭，说道，“是的，马萨特同志。我明白你的观点。理由不充分，无论如何，我不认同。你乐意的话，可以试着向上面告发我。是的，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件关乎党的大事。但是我不认同。”

　　就这样，安德烈·马萨特此刻坐在空荡荡的桌前研究他的地图，没有灯罩的灯泡刺目地在他头顶照耀，过大的贝雷帽拉到前面，遮挡了他的眼睛，他正在参考着进攻命令的油印副本，仔细地、慢吞吞地、费力地在地图上一一查对，就像参谋学院的年轻军官在解决一个问题。他参与了战争。他心里认为自己在指挥着军队，他有权干涉，他相信这就等于指挥。于是他就这样坐在那里，口袋里揣着罗伯特·乔顿给戈尔兹的急件，戈麦斯和安德烈斯等候在警卫室里，罗伯特·乔顿趴在大桥上方的树丛里。

　　如果安德烈斯和戈麦斯没有受到安德烈·马萨特的阻挠，而是获准前行，安德烈斯的使命是否会产生任何不同结果，这也是难以确定的。在前线，并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权威去取消这次进攻。机器已经运转得太久了，没办法让它突然停止。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都会存在巨大的惰性。但是一旦克服了这种惰性，进入运转，就很难阻止，几乎就像启动一样困难。

　　但是在这个夜晚，当这个贝雷帽往前拉的老人，仍然坐在桌前看着地图时，门打开了，俄国记者卡科夫和另外两个一身便服，穿着皮衣皮帽的俄国人走了进来。警卫队下士不情愿地把他们身后的门给关上了。卡科夫是他第一个能说上话的负责人。

　　“马萨特同志。”卡科夫客气地用他那轻蔑而口齿不清的声音说，微笑着，露出了他的一口烂牙。

　　马萨特站起身。他不喜欢卡科夫，但是卡科夫来自《真理报》[339]，直接和斯大林联系，这时，他算是西班牙三大重要人士之一。

　　“卡科夫同志。”他说。

　　“你在准备发动进攻吗？”卡科夫傲慢地问，朝着地图点着头。

　　“我正在研究。”马萨特回答。

　　“到底是你发动进攻，还是戈尔兹？”卡科夫圆滑地问。

　　“我只是个政委，你知道的。”马萨特对他说。

　　“不，”卡科夫说，“你太谦虚了。你真是个将军。你有你的地图和你的双筒望远镜。但你之前不是当过一回海军上将吗，马萨特同志？”

　　“我是副枪炮长。”马萨特撒了个谎。当时在兵变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文书军士长。但他现在总是觉得自己当过副枪炮长。

　　“啊，我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科夫说道，“我总是搞错事实，这是记者的特点。”

　　另外两个俄国人没有参与对话。他俩都越过马萨特的肩膀看着地图，时不时地用他们的本国语言互相聊上几句。马萨特和卡科夫在打招呼之后在用法语交谈。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吧。”马萨特说。他语气生硬，试图重建自己的自尊。卡科夫总是让他感到泄气。法语词是“dégonfler”，意思为泄气，马萨特被他弄得惴惴不安，谨小慎微。当卡科夫说话时，他就会很难想起来，他，安德烈·马萨特，有多么重要，来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也很难想起来，他是不可触碰的。可卡科夫似乎总会随心所欲地轻轻碰下他。此时卡科夫说：“我通常会改掉错误，再发给《真理报》的。我在《真理报》上的报道是相当准确的。告诉我，马萨特同志，你听说过我们对塞哥维亚进行活动的一支游击队给戈尔兹捎来信的事儿吗？那儿有个叫乔顿的美国同志，我们是时候该收到他的消息了。有报告说法西斯战线后方有战斗。他应该已经派人给戈尔兹捎信了。”

　　“一个美国人？”马萨特问。安德烈斯说是个英国人。所以就是这件事了。所以是他搞错了。不管怎样这些笨蛋为什么对他说啊？

　　“是的，”卡科夫轻蔑地看着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没什么政治觉悟，但和西班牙人关系很好，有个不错的游击队记录。你只要把那封急件给我就行，马萨特同志，已经耽搁得够久了。”

　　“什么急件？”马萨特问。他知道这样说很愚蠢。但是他不能这么快承认自己犯了错，不管怎样，他这样说，只是推迟丢人的时刻而已。

　　“还有安全通行证。”卡科夫从他的烂牙缝里挤出了句话。

　　安德烈·马萨特把手伸到口袋里，掏出急件放在桌上。他直愣愣地看着卡科夫的眼睛。好吧，他做错了，他现在对此毫无办法，但不准备接受任何羞辱。

　　“还有通行证。”卡科夫轻声说道。

　　马萨特把它放在急件旁。

　　“下士同志。”卡科夫用西班牙语叫道。

　　下士打开门，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安德烈·马萨特，后者像一头被一群猎狗逼得走投无路的老野猪一样回看了他一眼。马萨特的脸上没有流露出害怕或羞耻的表情。他只是愤怒，而且他只是暂时走投无路。他知道这些猎狗绝不可能抓住他。

　　“把这些东西拿给警卫室的那两个同志，给他们指明去戈尔兹将军指挥部的路，”卡科夫说，“已经耽搁得太久了。”

　　下士走了出去，马萨特目送他，再看回卡科夫。

　　“马萨特同志，”卡科夫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碰得碰不得。”

　　马萨特直愣愣地盯着他，一声不吭。

　　“也别打算找下士的麻烦，”卡科夫继续说道，“不是下士说的，我看到警卫室里有两个人，他们和我说的（这是个谎言）。我希望所有人都一直来和我说（这是句实话，但这是下士说的）。”但是卡科夫相信，自己的平易近人，以及出于善意的干预所产生的教化作用都会带来好处，这是一件他绝不会冷嘲热讽的事情。

　　“你知道我在苏联时，阿塞拜疆的城镇里发生了件不公正的事情，人们写信到《真理报》给我。你知道吗？他们说，‘卡科夫会帮助我们的。’”

　　安德烈·马萨特盯着他，脸上除了愤怒和厌恶，没有别的表情。此时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只想着卡科夫做了反对他的事。好吧，卡科夫，算你有权力，给我当心点。

　　“还有一件事，”卡科夫继续说，“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碰得碰不得，马萨特同志。我想知道是否可能把那家拖拉机工厂的名字给改了。”

　　安德烈·马萨特收回他的目光，转向地图。

　　“年轻的乔顿说了些什么？”卡科夫问他。

　　“我没看，”安德烈·马萨特说，“现在就别打扰我了。卡科夫同志。”

　　“好的，”卡科夫说，“就让你去处理你的军事工作吧。”

　　他大步走出房间，走向警卫室。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已经走了，他在那里站了一会，抬头看着公路和前头的群山顶峰，此刻，在第一抹灰蒙蒙的曙光照耀下，它们都显现了出来。我们必须要赶到那上面去，他心想，现在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再一次开着摩托车上了路，天已经蒙蒙亮了。此时安德烈斯再次紧紧抓住前座后部，摩托车在一片灰色薄雾笼罩的山口顶部曲折地往山上驶去，他感受到身下摩托车加速，接着开始滑行，然后停了下来。他们站在摩托车旁，那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左侧的树林里有一些覆盖着松树枝的坦克。这片树林里到处都是军人。安德烈斯看到有人扛着担架的长杆。公路右旁的树下停着三辆军用小汽车，车的两侧覆盖着树枝，车顶上也有树枝挡着。

　　戈麦斯推着摩托车走到其中一辆车前。他把摩托车靠在一棵松树上，和背靠一棵树坐在车旁的司机说话。

　　“我会带你们去找他，”司机说道，“把你的摩托车停到隐蔽的地方，用这些把它盖好。”他指了指一堆砍下来的树枝。

　　阳光刚刚开始透过松树梢照下来，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跟着这个名叫韦森特的司机，穿过公路对面的松树林，上了斜坡，来到一个防空洞的洞口。电话线从洞顶延伸出来，穿过树木丛生的斜坡。司机走进去时，他们站在洞口，安德烈斯对这个防空洞的构造感到惊奇，它只在山坡上露出了个洞口，四周不见散落的泥土。从洞口望进去，可以看见里面深邃又宽阔，人们可以随意地四处行动，在笨重的木头洞顶下无须低头走路。

　　司机韦森特走了出来。

　　“他在山上，他们正在那儿部署进攻，”他说，“我把信交给了他的参谋长。他签了字。给。”

　　他递给戈麦斯已注明签收的信封。戈麦斯把它递给安德烈斯，安德烈斯看了一下，把它塞到了衬衫内袋里。

　　“签收的人叫什么名字？”他问。

　　“杜瓦尔。”韦森特回答。

　　“好的，”安德烈斯说，“他是我应该递交急件的三个人之一。”

　　“我们要等候答复吗？”戈麦斯问安德烈斯。

　　“最好要。虽说天知道桥炸掉后，我该到哪儿去找英国人和别的人。”

　　“跟我来吧，”韦森特说，“等候将军回来。我去给你们拿点儿咖啡来，你们肯定饿了。”

　　“还有这些坦克。”戈麦斯对他说。

　　他们经过了覆盖着树枝、涂了泥巴的坦克，每辆坦克都在松针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车辙，显露了它们刚才从公路上转弯然后倒退进来的路径。坦克上45毫米口径的炮筒从树枝下沿水平方向向外伸出，驾驶员们和炮手们身穿皮外套，头戴有隆起的头盔，背靠树坐着或者躺在地上睡觉。

　　“这些是后备部队，”韦森特说，“那些士兵也是后备部队。发动进攻的部队在山上。”

　　“他们人好多啊。”安德烈斯说。

　　“是啊，”韦森特说，“这是一整个师呢。”

　　在防空洞里，杜瓦尔用左手拿着已打开的来自罗伯特·乔顿的急件，瞥了一眼这只手手腕上的手表，第四遍看这封急件。他每看一遍都能感到腋下冒出汗水，顺着身体两侧流淌而下，他对着电话说：“那给我转接塞哥维亚阵地吧。他离开了吗？给我转接阿维拉阵地。”

　　他继续拨着电话。情况一点儿也不妙。他和两个旅都通了电话。戈尔兹已经上山视察进攻部署，正在去一个观察所的路上。他打电话到观察所，戈尔兹不在那里。

　　“给我转接飞机一号。”杜瓦尔说，突然承担起所有的责任。他要承担起阻止这次进攻的责任。最好是能够阻止它。你不能派他们去进行一场敌人正翘首以待的突袭。你不能这样做。这简直就是谋杀。你不能，你不可以，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如果他们想枪毙他，那就枪毙吧。他要直接给飞机场打电话，取消轰炸。但是假如这只是一场牵制性进攻呢？假如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撤离所有这些装备和部队呢？假设这次行动目的就是这个呢？他们永远不会在你发动进攻时，告诉你这是一次牵制性进攻。

　　“取消转接飞机一号，”他对信号员说，“给我转接第六十九旅的观察所。”

　　当他还在那里打电话时，他听到了第一波飞机的轰鸣声。

　　就在此时，他打通了观察所的电话。

　　“是的。”戈尔兹平静地说。

　　他正背靠沙袋坐着，双脚搁在一块石头上，一根烟从下嘴唇垂了下来。他一边说话，一边回首从肩上方望过去，看着飞机每三架一组排成的楔形越变越大，在天空中银光闪闪，发出隆隆的轰鸣声，从远处第一道阳光洒落的山脊上空飞过来。他望着它们飞来，在阳光中闪耀着光芒，夺目而美丽。他看到它们飞来时，阳光照耀在螺旋桨上形成两个光环。

　　“是的。”他对着电话话筒说，因为电话线另一头是杜瓦尔，他用的是法语：“我们完蛋了。是的。总是这样的。是的。这太不幸了。是的。太遗憾了，消息来得太晚了。”

　　他注视着飞机飞来，眼神中充满了自豪。此时他看到机翼上的红色标记，他看着它们稳稳地、雄伟壮观地呼啸而过。事情就可能变成这样。这些是我们的飞机。它们被装进木箱，用船装载着从黑海穿过马莫拉海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地中海，抵达这里，在阿利坎特[340]被爱护有加地卸了下来，熟练地组装好，试飞后确认完美无瑕，此时正飞行着，发出精确可爱的轰鸣声，排成紧凑而完美的“V”字队形飞来，高高地在朝阳中闪着银光，去轰炸那一头的山脊，把它们炸得山崩地裂、冲天而起，我们就可以穿行而过。

　　戈尔兹知道，飞机一旦从头顶上空飞过，炸弹就会落下，看上去像鼠海豚在空中坠落。接着，山脊顶端会在一片腾升的云雾中爆发，轰鸣，然后消失在一个巨大的气团中。接着坦克会“铿铿”地沿着这两个山坡碾压而上，紧随其后的是他那两个旅的士兵。如果这是场突袭的话，他们就可以翻山越岭，涉水跨野，继续前行，停下来清理战场，在坦克的帮助下做很多事情，机智地完成很多事情：借助坦克的往返运动提供火力掩护，其他的坦克带领着进攻的队伍冲上来，翻过山脊，越过河流，穿过树林，往前方推进。如果没有发生叛变，如果人人都尽到了职责，情况应该是这样。

　　那里有两座山脊，有坦克打头，有他那两个旅的出色士兵时刻准备离开树林，此时飞机已经飞来。他必须要做的每件事都已经照计划完成了。

　　但是，此刻当他注视着差不多飞到头顶上方的飞机时，他感到反胃，因为他通过电话得知乔顿在急件中说，那两个山脊上不会有任何人了。他们会往下撤退一小段路，到狭窄的沟壕里躲避飞溅的弹片，或者躲藏在树林里，等轰炸机飞过后，他们会带着机枪和自动武器回到山脊上，乔顿还提到反坦克炮会开上公路，那就会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大混乱。但此时飞机按照计划震耳欲聋地飞来，戈尔兹抬头注视着它们，对着电话话筒说：“不，没办法了，别无他法了。别想了，只能这样了。”

　　戈尔兹用他那坚定、自豪的眼神注视着飞机，知道原本可以出现什么情况，而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为原本可以出现的情况感到自豪，深信它们可以出现，尽管从未出现过。他说：“好的，我们至少尽力而为了。”接着挂了电话。

　　但是杜瓦尔并没有听到他的话。他坐在桌前握着听筒，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飞机的轰鸣声。他心想，现在，听着它们飞来，也许这一次，也许轰炸机会把他们全部炸掉，也许我们会突破重围，也许他会得到他所要的后备军，也许就是这样，也许就是这一次。继续前进吧，来吧，继续前进吧。轰鸣声响到他都听不见自己内心的想法了。 海明威精选集典藏套装（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