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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仍在松树的阴影深处向上走着，从高坡上的草地径直往下走进林木茂密的山谷后，再往上爬到一条与溪流平行的小径，然后离开小径，往陡峭的边缘基岩岩层的顶端爬上去。一个拿着卡宾枪的男人从一棵树后面走了出来。

　　“站住。”他说。接着说道：“你好，比拉尔。和你在一起的是谁？”

　　“一个英国人，”比拉尔说，“但是有个基督徒的名字——罗伯托。来这儿的路太他妈的陡了。”

　　“你好，同志，”这个守卫对罗伯特·乔顿说着，伸出了他的手，“你好吗？”

　　“很好，”罗伯特·乔顿说，“你呢？”

　　“一样。”这个守卫说。他很年轻，身材轻巧而瘦削，脸上长着鹰钩鼻，高颧骨，灰色的眼睛。他没有戴帽子，他的头发乌黑而蓬乱，握手有力而友好，眼神也很友好。

　　“你好，玛丽娅，”他对玛丽娅说，“你没累到吧？”

　　“什么啊，华金，”姑娘说着，“我们坐着聊天的时间比走路的还久呢。”

　　“你就是那个爆破手？”华金问，“我们听说你来这儿了。”

　　“我们昨晚在巴布罗那儿过夜，”罗伯特·乔顿说，“是的，我就是那个爆破手。”

　　“我们见到你很高兴，”华金说，“是要炸一列火车吗？”

　　“上次炸火车你也在？”罗伯特·乔顿笑着问。

　　“我怎么不在！”华金说，“我们就是在那儿搞到这个的。”他对着玛丽娅咧嘴笑。“你现在变漂亮了。”他对玛丽娅说，“他们告诉过你有多漂亮吗？”

　　“闭嘴，华金，非常谢谢你，”玛丽娅说，“你剪个头也会很漂亮。”

　　“我扛着你，”华金对姑娘说，“我用肩膀扛着你的。”

　　“别的很多人也扛了，”比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谁没扛她？老头儿在哪里？”

　　“在营地。”

　　“昨晚他在哪儿？”

　　“在塞哥维亚。”

　　“他带来什么消息了吗？”

　　“是的，”华金说，“有消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相信是坏消息。”

　　“你看到那些飞机了吗？”

　　“啊，”华金说着摇摇头，“别和我说这个。爆破手同志，那都是些什么飞机啊？”

　　“亨克尔HE-111轰炸机，亨克尔和菲亚特驱逐机。”罗伯特·乔顿对他说。

　　“那些有着低单翼的大飞机叫什么？”

　　“亨克尔HE-111轰炸机。”

　　“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坏东西，”华金说，“可是我在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带你们去见长官。”

　　“长官？”比拉尔问。

　　华金严肃地点点头这样表示。“比起‘首领’，我更喜欢这个称呼，”他说，“这样更像军队。”

　　“你的军队味儿越来越重了。”比拉尔说着，对着他笑。

　　“没有，”华金说，“但我喜欢军事术语，因为它让命令更加清楚，而且会有更好的纪律。”

　　“这儿有个符合你口味的人，英国人，”比拉尔说，“一个非常严肃的小伙子。”

　　“要我扛你吗？”华金问姑娘，把手臂放在她的肩上，对着她的脸微笑着。

　　“一次就够啦，”玛丽娅对他说，“但还是谢谢你。”

　　“你记得啊？”华金问她。

　　“我记得被人扛过，”玛丽娅说道，“但是被你扛过不记得了。我记得吉卜赛人是因为他好些次让我掉下来。但我谢谢你，华金，下次我扛你吧。”

　　“我记得很清楚。”华金说，“我记得抓住你的双腿，你的肚子在我的肩上，你的脑袋在我背上，你的胳膊在我背后挂下来。”

　　“你的记忆力很好，”玛丽娅微笑着对他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你的手臂、你的肩膀、你的背，我都不记得了。”

　　“你想知道一件事吗？”华金问她。

　　“什么事？”

　　“当子弹从后面打来的时候，我很高兴你挂在我背上。”

　　“你个讨厌鬼！”玛丽娅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吉卜赛人才扛了我那么久吗？”

　　“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为了抓住你的腿。”

　　“真是我的英雄啊，”玛丽娅说。“我的救命恩人啊！”

　　“听着，美人儿，”比拉尔对她说，“这个小伙子扛了你很久，在那个时候，你的腿什么话都没对谁说。那个时候只有子弹在清清楚楚地说话。要是他把你扔下来，他早就跑出子弹射程啦。”

　　“我谢过他了，”玛丽娅说，“我下次会扛他的。让我们开开玩笑吧。我不需要哭，我得哭吗？就因为他扛了我。”

　　“我想过扔下你，”华金继续逗她，“但我怕比拉尔会毙了我。”

　　“我没有毙过谁。”比拉尔说。

　　“这不需要，”华金对她说，“你不需要。你用嘴巴就能把他们吓死。”

　　“你怎么这样说呀！”比拉尔对他说，“你以前可是个有礼貌的小伙子。你在运动之前干什么的，小伙子？”

　　“没干什么事，”华金说，“当时我16岁。”

　　“那到底是干什么的？”

　　“时有时无地对付几双鞋子。”

　　“做鞋子？”

　　“不是，擦皮鞋。”

　　“什么啊，”比拉尔说，“你做的不止这么点儿事吧，”她看着他褐色的脸庞，轻巧的身材，乱蓬蓬的头发，还有走路时快步竞走的姿势，“你为什么没干成？”

　　“没干成什么？”

　　“什么？你知道是什么。你现在还留着辫子[173]呢。”

　　“我想是因为害怕吧。”小伙子说。

　　“你的身材不错，”比拉尔对他说，“但你的脸不怎么样。这么说是因为害怕，是吗？你炸火车的时候挺好的啊。”

　　“我现在不害怕它们了，”小伙子说，“不怕了。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比公牛更糟糕、更危险的事了。肯定不会有什么公牛会像机关枪那么危险。但如果让我现在站到斗牛场上面对一头牛，我不知道我的双腿会不会听使唤。”

　　“他想成为一名斗牛士，”比拉尔对罗伯特·乔顿说，“但他害怕了。”

　　“你喜欢看斗牛吗，爆破手同志？”华金咧嘴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顿说，“非常非常喜欢。”

　　“你在巴利亚多利德看过吗？”华金问。

　　“是的，在九月的斗牛节上看过。”

　　“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华金说道，“多好的一个城市啊，可是城里的那些好人在战争中遭了多大的苦难啊，”接着，他的表情变得阴沉，“他们在那里枪杀了我爸、我妈、我姐夫，还有我的姐姐。”

　　“他们真是太残暴了！”罗伯特·乔顿说。

　　他有多少次听过这种事了，有多少次他看着人们艰难地说出来，又有多少次他看着他们双眼噙满泪水，喉咙哽塞，艰难地说着“我的父亲”，或者“我的兄弟”，或者“我的母亲”，或者“我的姐妹”？他记不清曾经多少次听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提起他们死去的亲人。差不多都是和这个小伙子刚才一样，在说到家乡时突然顺便提起了。你也总是说：“真是太残暴了。”

　　你只不过是听他们说起失去亲人。你没有看见父亲是怎么倒下的，不像比拉尔在溪边给他所讲的故事那样，让他看到了法西斯分子是怎么死的。你知道那位父亲死在一个院子里，或者对着一堵墙，或者在一片农田里，或者在一个果园里，或者在一个夜晚，一条路边，一辆卡车的灯光下。你从山上看到车的灯光，听到枪声，然后你从山上下来，在路上发现了尸体。你没看到母亲是怎么被枪打死的，也没看到兄弟或者姐妹是怎么被枪打死的。你听说了这件事，你听到了枪声，然后你看到了尸体。

　　比拉尔让他看到了那个镇上发生的这一切。

　　要是那个女人会写就好了。他会试着把它写下来。要是他够走运，而且还能记得住，兴许他就会照她说的写下来。天啊，她还真能讲故事。她比克贝多还厉害，他心想。他可从未把哪个唐·法斯蒂诺的死写得像她说得那么生动。我希望我的文笔能好到可以写出这个故事，他心想，我们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这方面他已经知道得够多了。他对战线后方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你还得了解那些人以前是什么样的，你得知道他们在自己的村子里曾经是怎样的人。

　　因为我们的机动性，也因为我们不需要留下来事后遭受惩罚，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件事实际上是怎样收场的，他心想，你和一个农民，还有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晚上你来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白天你被藏了起来，第二天晚上你就走了。你完成了你的任务，一走了之。下次你再这样来的时候，你听说他们被枪杀了。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但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总是已经走了。游击队造成了破坏，然后撤走。农民留下来接受惩罚。我一直只知道另一方的作为，他心想，我们在开始时对他们的作为，我一直都了解而且憎恨。我听到人们提起这件事，不知羞耻地、可耻地吹嘘着、夸耀着，做着辩护、解释和否认。但是那个该死的女人让我仿佛身临其境地看见了这件事。

　　好吧，他想着，这也算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等到它结束，这真会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如果你多聆听，就会在这场战争中学到东西。你十有八九已经学到了。他很幸运开战前的十年里他在西班牙待了一些时间。他们首先在语言上相信你。他们相信你可以完全听懂他们的语言，说得很地道，知道不同的地方。一个西班牙人对自己家乡的忠诚是摆在最后的。摆在首位的当然是西班牙，接着是他自己的宗族，再是他所在的省，再是他的村庄、他的家庭，最后才是他的职业。如果你了解西班牙，他会对你产生好感，如果你了解他的省份，那就好上加好，但如果你了解他的村庄和他的职业，你作为外国人就算深知他们了。他在西班牙从未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没真把他当外国人看待，除了当他们反对你的时候。

　　他们当然会反对你，他们经常反对你，不过他们总是反对每个人。他们也反对自己。如果你们是三个人在一起，另两个人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你，但过一会儿他俩就会背叛彼此。不会一直这样，但足够频繁，让你有足够的例子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样想是不对的，但是谁来审查他的思想呢？没人，除了他自己。他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失败主义者。首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如果我们没打赢这场战争，什么就都失去了。但他注意到、听到和记住了每一件事。他在战争中服役，服役期间他绝对忠诚，尽其所能完美地完成任务。但是没人可以控制他的头脑，也无法控制他的视力和听力，如果他要形成判断，他会以后再形成，会有大量的材料让他采用，已经有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太多了。

　　看看比拉尔这女人，他想，无论即将发生什么，只要有时间，我得让她把那个故事讲完。看看她和两个年轻人走在一起的样子，你不可能再找到比他们三个更好看的西班牙人了。她看上去像座大山，小伙子和姑娘像是小树。老树都被砍倒了，小树正如此清新地成长。尽管他俩遭受了不幸，但他们看上去生气勃勃、干净利落、容光焕发、纯洁无瑕，仿佛他们从未听说过不幸。但是据比拉尔所说的，玛丽娅才刚刚恢复正常，她之前的情况一定很糟糕。

　　他记得第十一旅[174]有个比利时小伙子，和其他五个同村的小伙子一起应征入伍。那个村庄大概有200个村民，这个小伙子在这之前从未离开过村子。当他第一次在汉斯旅[175]参谋部见到这个小伙子时，其他五个同乡都已经阵亡。那个小伙子的情况非常糟糕，当时他们在参谋部里让他守候在餐桌旁当勤务兵。他有一张白皙而红润的佛兰芒人[176]大脸，一双笨拙的农民大手，他端着盘子走动的样子，有力而笨拙，像匹挽马。但他一直在哭，一整顿饭下来，他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哭。

　　你一抬头看，他在那里，哭着。要是你向他要酒，他哭；要是你把盘子递过去要炖菜，他哭，转过头哭。然后他会停止哭，但如果你抬头看他，眼泪又一涌而出。在上菜的间隙，他在厨房里哭。每个人都对他很和善，但是这没用处。他得弄清楚他将来会怎么样，是否会恢复正常，是否适合再当兵。

　　玛丽娅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至少她看上去如此。但他并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昨晚他们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件好事。是的，除非这事儿就此打住，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件好事。他今天感觉很好，无病无痛，无忧无虑，心情愉快。情况看上去够糟了，但他还是非常幸运。他曾经历过其他自我显现得很糟糕的行动。自我显现，这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玛丽娅很可爱。

　　看看她，他对自己说，看看她。

　　他看着她在阳光下快乐地阔步向前，卡其色衬衫领口敞开着。她走路的样子真像匹小雄马，他心想，你不会撞上这样的事，这种事不会发生。可能它从未发生，他心想，也许你只是做了个梦，或编造了个故事，它从未发生过。也许就像你之前做过的那些梦一样，你在电影里看见的人夜里来到你的床上，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他在床上睡觉时，和她们每一个都以这样的方式睡过。他依然能记得嘉宝，还有哈露[177]。是的，好多次都是哈露。也许这次就像那些梦一样吧。

　　但他还能记得那次在波佐布兰科[178]进攻的前夕，嘉宝来到他床上的情形。当他双臂环绕着她时，她穿着件柔软光滑的羊毛衫，她俯下身时，头发散落在身前，发丝掠过他的脸颊，她说她一直爱着他，可为什么他从未告诉她他爱她呢？她不害羞，不冷漠，也没有距离感。她就是可爱得让人想一把抱住，亲切又可爱，就像当年她和约翰·吉尔伯特[179]在一起的时光，真实得像发生过似的，他爱她远超过哈露，尽管嘉宝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哈露——也许这次也是和那些梦一样吧。

　　也许不是，他对自己说。也许我现在就可以伸手碰触玛丽娅，他对自己说。也许你害怕了，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会发现这从未发生过，这不是真的，这是你编造出来的，就像那些有关电影人物的梦境，或是你梦到所有的前女友回来了，在夜间睡在那个睡袋里，在光地板上，在干草棚里的麦秆上，在马厩里，庭院和农庄里，树林里，车库里，在卡车上以及西班牙的所有山丘上。她们都在他睡着的时候回到那个睡袋，而且她们都比真实生活中的样子美好了许多。也许就是那样。也许你会害怕去碰她，去弄清是否是真的。也许你会害怕，可能这是你空想的，或者是你梦到的。

　　他向前跨了一步越过小径，把手放在姑娘的胳膊上。他的手指感觉到她那件旧卡其色衬衫里面光滑的手臂。她看着他笑了。

　　“你好，玛丽娅。”他说。

　　“你好，英国人。”她回答。他看着她黄褐色的脸庞，黄灰色的眼睛，微笑着的丰满嘴唇，还有被阳光炙烤过的短发，她抬起脸看着他，对着他的眼睛微笑。这一切的确是真的。

　　这时候他们到了可以看见聋子营地的地方，那是在最后的一片松树里，那儿有个圆形的峡谷顶部，形状像个口朝上的盆。这些朝上的石灰岩盆里肯定满是洞穴，他心想。前面就有两个洞穴。从岩缝里长出来的矮小松树把它们隐藏得很好。这是一个好地方，可能比巴布罗的更好。

　　“你的家人被枪杀是怎么回事啊？”比拉尔正在问华金。

　　“没什么，女人，”华金说道，“他们和别的许多巴利亚多利德人一样都是左派。当法西斯分子清洗那个城市时，他们先枪杀了我的父亲，他曾给社会党投过票。接着枪杀了我母亲，她也投过一样的票。那是她第一次投票。此后他们枪杀了我一个姐夫。他是有轨电车司机联合会的成员，显然他只有加入这个联合会才可以开电车，但他和政治毫无牵连。我对他很了解，他甚至有点不知羞耻。我认为他甚至不是一个好同志。然后另一个姑娘，另一个姐姐的丈夫和我一样跑到山里去了，他也是电车司机联合会成员。他们以为她知道他在哪儿，但她不知道。所以他们枪杀了她，因为她不愿告诉他们他在哪儿。”

　　“真是太残暴了！”比拉尔说，“聋子人呢？我没看到他。”

　　“他在这儿，他可能在洞里，”华金回答，此时他停下来，把步枪枪托搁在地上，说着，“比拉尔，听我说，还有你，玛丽娅。如果我讲了我家人的事让你们难受，请你们原谅我。我知道我们都有同样的痛苦，最好是不要提起。”

　　“你该说出来，”比拉尔说道，“如果不去互相帮助，那我们人生下来干吗呢？只是听着，一言不发，这已经是够冷血的帮助了。”

　　“但这可能会让玛丽娅难受，她自己也有太多的痛苦了。”

　　“什么呀，”玛丽娅说，“我的痛苦可是个大水桶，你的痛苦掉进去也永远装不满它。我很遗憾，华金，我希望你另一个姐姐安好。”

　　“她目前还好，”华金说，“他们把她关在监狱里，看来没有太虐待她。”

　　“你还有其他家人吗？”罗伯特·乔顿问。

　　“没了，”小伙子说道，“只有我，没有其他人了。除了那个跑到山里去的姐夫，我想他是死了。”

　　“也许他是平安的，”玛丽娅说，“也许他在别的山上和一帮人在一起呢。”

　　“在我看来他已经死了，”华金说着，“他从来不擅长四处跑动，他曾经是一个电车售票员，这对于山区活动可不怎么适合。我怀疑他根本活不上一年。他心肺有些弱。”

　　“但是他可能没事。”玛丽娅把胳膊放在他的肩上。

　　“当然，丫头，为什么不呢？”华金说。

　　小伙子站在那里，玛丽娅踮起脚，双臂绕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华金把头转开，因为他在哭。

　　“当作一个兄弟，”玛丽娅对他说，“我把你当作兄弟来吻你。”

　　小伙子摇摇头，悄无声息地哭着。

　　“我是你的姐妹，”玛丽娅说，“而且我爱你，你有家人。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包括这个英国人，”比拉尔用低沉的嗓音说，“是不是真的，英国人？”

　　“是的，”罗伯特·乔顿对小伙子说，“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华金。”

　　“他是你的兄弟，”比拉尔说，“嗨，英国人？”

　　罗伯特·乔顿用胳膊搂住小伙子的肩膀。“我们都是兄弟。”他说。小伙子摇摇头。

　　“这样说出来真让我感到羞愧，”他说，“说这样的事儿让大家都更不好受。让你们难受使我感到羞愧。”

　　“我去你妈的羞愧，”比拉尔用她那低沉而亲切的嗓音说，“要是玛丽娅再吻你一下，我自己也要开始吻你了。我好多年没吻斗牛士了，连你这样失败的斗牛士都没吻过。我倒要吻下这个想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失败斗牛士。抓住他，英国人，让我好好吻一下他。”

　　“别，”小伙子说着，突然转过脸去，“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很好，我只是感到羞愧。”

　　他站在那儿，努力控制好他的表情。玛丽娅把手放在罗伯特·乔顿手上。此时比拉尔站在那儿，手放在嘴唇上，嘲弄地看着小伙子。

　　“我吻你，”她对他说，“可不是像什么姐妹一样吻，姐妹一样吻的把戏我可不会。”

　　“没必要开玩笑，”小伙子说道，“我和你说了我没事。我对我所说的感到抱歉。”

　　“那好吧，让我们去见那个老头儿，”比拉尔说，“我也厌烦这种情绪了。”

　　小伙子看着她。从他的眼神里你可以看出他突然变得很委屈。

　　“不是你的情绪，”比拉尔对他说，“是我的。当一个斗牛士，你太脆弱了。”

　　“我是个失败者，”华金说，“你不必再三强调了。”

　　“但你又在留斗牛士的小辫子。”

　　“是啊，为什么不呢？从经济角度来看，斗牛会带来最好的收益。它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国家会掌控它。而且也许我现在不会害怕了。”

　　“也许不会啦，”比拉尔说，“也许不会啦。”

　　“你为什么用这样野蛮的方式说话啊，比拉尔？”玛丽娅对她说，“我很爱你，但你表现得非常野蛮。”

　　“我可能就是个野蛮人，”比拉尔说，“听着，英国人。你知道你要和聋子说些什么吗？”

　　“知道。”

　　“他不像我和你，还有这个多愁善感的珍稀动物，他是个话很少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玛丽娅生气地又问道。

　　“我不知道，”比拉尔边说边大步走着，“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有时候会有很多事让我心烦，”比拉尔生气地说道，“你懂吗？其中一件就是要48岁了。你听到了吗？48岁的年纪和一张丑脸。另一件事，就是当我开玩笑说要吻这个倾向共产党的失败斗牛士时，他那一脸的惊慌失措。”

　　“这不是真的，比拉尔，”小伙子说，“你并没有看到。”

　　“什么，这不是真的。我去你妈的你们所有人。啊，他在那儿。你好，圣地亚哥！你好吗？”

　　比拉尔打招呼的那个人矮小粗壮，褐色的脸庞，宽颧骨，灰色的头发，黄褐色的双眼分得很开，长着印第安人般的窄鼻梁鹰钩鼻，宽宽的上唇，大嘴巴，薄嘴唇。他胡子刮得很干净，他从洞口朝他们走来，穿着牧人的马裤和靴子，走路弓着腿。天气挺暖和，但他穿着一件羊毛衬里的短皮夹克，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他向比拉尔伸出一只褐色的大手。“你好，女人。”他说。“你好。”他对罗伯特·乔顿说，握了下他的手，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他的脸。罗伯特·乔顿看见他的眼睛黄得像猫眼，像爬行动物的眼睛那样冷淡。“美人儿。”他对玛丽娅说着，拍了下她的肩。

　　“吃过了？”他问比拉尔。她摇了摇头。

　　“吃点东西，”他说着，看看罗伯特·乔顿，“喝点？”他问道，拇指朝下，用手做了个倒酒的动作。

　　“好的，谢谢。”

　　“很好，”聋子说，“威士忌？”

　　“你有威士忌？”

　　聋子点点头。“英国人？”他问，“不是俄国人？”

　　“美国人。”

　　“这里美洲人很少。”他说。

　　“现在多了。”

　　“不赖。南美还是北美？”

　　“北美。”

　　“那和英国人一样[180]。什么时候炸桥？”

　　“你知道炸桥的事？”

　　聋子点点头。

　　“后天早上。”

　　“好。”聋子说。

　　“巴布罗呢？”他问比拉尔。

　　她摇了摇头，聋子咧嘴笑了。

　　“出去。”他对玛丽娅说，又咧嘴笑了下。“回来，”他看着他从外套里面拉出的一根皮带上的大表，“半小时后。”

　　他用手势示意他们坐到用作长凳的一根削平的原木上，然后看着华金，拇指一翘，指向他们刚刚走上来的那条小径。

　　“我和华金一起走下去，再走回来。”玛丽娅说。

　　聋子走进洞穴，出来时拿着一个装着苏格兰威士忌的凹壁瓶和三个玻璃杯。他胳膊下夹着酒瓶，同一只手拿着三个杯子，一个手指勾着一个。另一只手握着一个陶水壶的壶颈。他把杯子和酒瓶放在原木上，再把陶壶摆在地上。

　　“没有冰块。”他对罗伯特·乔顿说，把酒瓶递给了他。

　　“我一点儿也不要。”比拉尔说着用手盖住了她的杯口。

　　“昨晚地上结冰了，”聋子说着咧嘴笑了，“都化了。那上面有冰，”聋子指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峰上露出的积雪说道，“太远了。”

　　罗伯特·乔顿动手往聋子的杯里倒酒，但这个耳聋的人摇摇头，做了个手势让他给自己倒酒。

　　罗伯特·乔顿倒了大半杯，聋子急切地看着他，等他倒好，就把水壶递给他。罗伯特·乔顿倾斜着水壶，一股冷水从陶壶嘴里流出，盛满了杯子。

　　聋子给他自己倒了半杯酒，再倒水至满杯。

　　“葡萄酒？”他问比拉尔。

　　“不要，水。”

　　“喝吧，”他说，“酒不好。”他对罗伯特说着，咧嘴笑了。“我认识很多英国人，总是喝很多威士忌。”

　　“在哪儿？”

　　“在牧场里，”聋子说，“牧场主的朋友们。”

　　“你从哪儿搞来的威士忌？”

　　“什么？”他听不见。

　　“你得靠喊的，”比拉尔说，“对着另一只耳朵。”

　　聋子指着听力好一点的耳朵，咧嘴笑着。

　　“你从哪儿搞来的威士忌？”罗伯特·乔顿喊着。

　　“酿的。”聋子说，看着罗伯特·乔顿正拿着酒杯往嘴边送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不是啦，”聋子说着拍了拍他的肩，“开玩笑的，是从拉格兰哈搞来的。昨晚听说来了个英国爆破手。很好，很开心，为你，搞来威士忌。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顿说，“非常好的威士忌。”

　　“我很满意，”聋子咧嘴笑着说，“准备今晚和消息一起带去的。”

　　“什么消息？”

　　“部队大调遣。”

　　“在哪儿？”

　　“塞哥维亚。你看到飞机了吗？”

　　“看到了。”

　　“糟了吧，呃？”

　　“糟了。”

　　“部队调遣？”

　　“在比利亚卡斯廷[181]和塞哥维亚之间有大量的部队调遣。在巴利亚多利德公路上。在比利亚卡斯廷和圣拉斐尔之间也有许多，许多许多。”

　　“你怎么看呢？”

　　“我们在准备行动？”

　　“有可能。”

　　“他们知道，也在准备。”

　　“这是可能的。”

　　“为什么不今晚就炸桥呢？”

　　“命令。”

　　“谁的命令？”

　　“总参谋部。”

　　“好吧。”

　　“炸桥的时间重要吗？”比拉尔问。

　　“是最重要的。”

　　“要是他们往上调动部队呢？”

　　“我会派安塞尔默去送一份关于部队调遣和集结的报告。他在看守着公路。”

　　“你有人在公路上？”聋子问。

　　罗伯特·乔顿不知道他到底听见了多少话。和一个聋子在一起你永远搞不清楚。

　　“是的。”他说。

　　“我也有。为什么不现在炸桥？”

　　“我有命令。”

　　“我不喜欢，”聋子说，“这个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罗伯特·乔顿说。

　　聋子摇了摇头，抿了口威士忌：“你要我帮忙吗？”

　　“你手上有多少人？”

　　“八个。”

　　“切断电话线，攻击修路人小屋里的岗哨，占领它，然后退回桥上。”

　　“这很简单。”

　　“这些都会被写下来。”

　　“别麻烦了。那巴布罗呢？”

　　“切断下方的电话线，攻击锯木坊里的岗哨，占领它，然后退回桥上。”

　　“那之后就是撤退？”比拉尔问，“我们有七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五匹马。你们呢？”她对着聋子的耳朵喊。

　　“八个男人和四匹马，”他说，“马不够。”

　　“十七个人和九匹马，”比拉尔说，“没算上运输要用的。”

　　聋子什么都没说。

　　“没办法再搞些马来吗？”罗伯特·乔顿对着聋子的好耳朵说。

　　“打了一年仗，”聋子说，“搞到四匹，”他伸出四根手指，“你现在要明天搞八匹吗？”

　　“是的，”罗伯特·乔顿说道，“既然你要离开了，在这一带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了。现在不必小心翼翼了。你不能安排一下，去偷八匹马？”

　　“或许可以，”聋子说，“或许一匹也没有，或许更多。”

　　“你有自动步枪吗？”罗伯特·乔顿问。

　　聋子点点头。

　　“在哪儿？”

　　“在山上。”

　　“哪一种？”

　　“不知道名字。带子弹盘的。”

　　“有多少发子弹？”

　　“五盘。”

　　“有人知道怎么用它吗？”

　　“我，会一点。没打过很多。不想在这里搞出动静。不想耗费子弹。”

　　“我待会儿看一下枪，”罗伯特·乔顿说，“你有手榴弹吗？”

　　“很多。”

　　“每支步枪有多少发子弹？”

　　“很多。”

　　“多少？”

　　“150，或许更多。”

　　“其他人的情况呢？”

　　“什么情况？”

　　“当我在炸桥时，要有足够的兵力来夺取岗哨，还要在桥上做好掩护。我们需要双倍的人手。”

　　“别担心夺取岗哨。白天什么时候？”

　　“天刚亮时。”

　　“别担心。”

　　“我可以再用上20个人，来确保成功。”罗伯特·乔顿说。

　　“没有好的。你要靠不住的吗？”

　　“不要。好的有多少呢？”

　　“大概四个。”

　　“为什么这么少啊？”

　　“不可信任。”

　　“有马的那些吗？”

　　“有马的人得非常可靠。”

　　“我想要再搞十个可靠的，要是能找到的话。”

　　“四个。”

　　“安塞尔默告诉我这些山里有100多个人。”

　　“没有不好。”

　　“你说有30个。”罗伯特·乔顿对比拉尔说，“30个相对可靠的人。”

　　“埃利亚斯的人怎么样？”比拉尔对着聋子喊道。他摇摇头。

　　“不好。”

　　“你找不到十个人？”罗伯特·乔顿问。聋子用他那冷淡的黄眼睛看着他，摇了摇头。

　　“四个。”他说着竖起了四个手指头。

　　“你的人靠得住？”罗伯特·乔顿问，立即就后悔了。

　　聋子点点头。

　　“只要不是非常危险，”他用西班牙语说，“只要不是非常危险，”他咧嘴笑着，“会不好吗，呃？”

　　“可能。”

　　“对我来说都一样，”聋子说得简洁，但不是不吹嘘，“四个好人，胜过许多坏人。在这场战争里总是有很多坏人，好人很少，一天比一天少。巴布罗怎么样？”他看着比拉尔。

　　“你知道的，”比拉尔说，“一天比一天糟。”

　　聋子耸了耸肩。

　　“喝酒。”聋子对罗伯特·乔顿说，“我带上我的人，再加上四个，总共12个人。今晚我们商量所有事。我有60捆炸药。你要吗？”

　　“什么比例的？”

　　“不知道。普通炸药，我带上。”

　　“我们会用它炸掉上面的小桥，”罗伯特·乔顿说道，“那样挺好。你今晚会下山来吗？带上炸药，可以吗？我没有接到命令去炸掉它，但是应该把它炸掉。”

　　“今晚我会来，然后去搞马。”

　　“搞到马的机会多大呢？”

　　“也许吧。现在吃东西。”

　　他和每个人都这样说话吗？罗伯特·乔顿心想，或者他认为这样才能让外国人听懂？

　　“那等完事了，我们去哪儿？”比拉尔对着聋子的耳朵喊。

　　他耸了耸肩。

　　“所有这些都得安排好。”妇人说。

　　“当然，”聋子说，“为什么不呢？”

　　“事情已经够糟了，”比拉尔说道，“一切得安排妥妥当当。”

　　“是的，女人，”聋子说道，“什么事让你担心了？”

　　“每件事！”比拉尔吼道。

　　聋子对她咧嘴笑笑。

　　“你一直在和巴布罗打交道。”

　　所以他只是对外国人才说混杂西班牙语，罗伯特·乔顿心想，很好，我很高兴听到他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话。

　　“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哪儿？”比拉尔问。

　　“哪儿？”

　　“是啊，哪儿？”

　　“那里有很多地方，”聋子说道，“很多地方。你知道格雷多斯山吗？”

　　“那里有很多人了。他们一有时间就会清除所有这些地方。”

　　“是的，但那一带很大，很荒凉。”

　　“去那里会很困难。”比拉尔说。

　　“每件事都困难的，”聋子说道，“我们可以去格雷多斯山，也可以去别的什么地方。夜里走。这儿现在很危险。我们在这儿待了这么久算是奇迹了。格雷多斯山那一带比这里安全。”

　　“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吗？”比拉尔问他。

　　“哪儿？帕拉梅拉[182]？那儿不好。”

　　“不是，”比拉尔说，“不是帕拉梅拉山。我想去共和国。”

　　“这样也行。”

　　“你的人会去吗？”

　　“会，如果我说去的话。”

　　“我的人，我不确定，”比拉尔说道，“巴布罗不会想去的，尽管，说真的，在那儿他可能会感到安全一些。他太老了，不必去当兵，除非他们扩大征兵范围。吉卜赛人不会愿意去的。别的人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儿太久没出事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聋子说。

　　“今天见到那些飞机后，他们会看得更清楚的，”罗伯特·乔顿说道，“但是我认为你从格雷多斯山发动袭击很方便。”

　　“什么？”聋子说着，用非常冷淡的眼睛盯着他。他问这句话时口气一点也不友好。

　　“你可以从那儿更有效地发动袭击。”罗伯特·乔顿说。

　　“是吗？”聋子说，“你了解格雷多斯山吗？”

　　“是的。从那里你可以袭击铁路主干线。你可以不断地切断铁路线，就像我们在更南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所做的一样。从那儿发动进攻会比回到共和国更好，”罗伯特·乔顿说道，“你在那里会更有用。”

　　他说这些时，他们俩都有些愠怒。

　　聋子看看比拉尔，比拉尔也看看他。

　　“你了解格雷多斯山吗？”聋子问，“真的吗？”

　　“当然啦。”罗伯特·乔顿说。

　　“你会去哪儿呢？”

　　“去巴科德阿维拉上方，那一带比这儿好。去袭击贝哈尔[183]和普拉森西亚[184]之间的主干公路和铁路。”

　　“这很困难。”聋子说。

　　“我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危险得多的地区对同一条铁路发动过袭击。”

　　“我们是谁？”

　　“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游击队。”

　　“你们有很多人吗？”

　　“差不多40人。”

　　“那个神经有问题、名字奇怪的人是从那儿来的吗？”比拉尔问。

　　“是的。”

　　“他现在哪儿？”

　　“死了，我和你说过了。”

　　“你也是从那儿来的？”

　　“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比拉尔对他说。

　　我犯了个错误，罗伯特·乔顿心想，我和西班牙人说了我们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但是规定是绝口不谈自己的功绩和才干。我应当奉承他们，而我却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该怎么做，现在他们恼羞成怒了。好吧，他们要么过了这坎要么就过不了。他们在格雷多斯山是肯定比这儿有用得多。卡什金组织炸火车之后他们在这里什么都没做，这就足以证明了。那不算什么大任务。只是让法西斯分子丢了一列火车，杀了一些士兵，他们就说得好像是战争的高潮。或许去格雷多斯山会让他们感到丢脸。是的，或许我也会被赶出这里。好吧，你一看就知道情况一定不好。

　　“听着，英国人，”比拉尔对他说，“你的神经怎么样？”

　　“还好，”罗伯特·乔顿说，“还行。”

　　“因为上一个他们派来和我们一起行动的爆破手，尽管是个令人敬佩的技师，但他神经太紧张了。”

　　“我们有些神经紧张的人。”罗伯特·乔顿说。

　　“我不说他是个胆小鬼，因为他表现很镇静，”比拉尔继续说道，“但他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有点浮夸，”她提高了嗓门，“是不是真的，圣地亚哥？上一个爆破手，炸火车那个，是不是有点奇怪？”

　　“是有些奇怪，”这个聋耳人点了点头，他的眼睛打量着罗伯特·乔顿的脸，那样子让他想起真空吸尘器喉管端头的圆孔，“是的，有点奇怪，但人很好。”

　　“他死了，”罗伯特·乔顿对着这个聋耳人的耳朵说，“他死了。”

　　“怎么死的？”聋子问，他的目光从罗伯特·乔顿的眼睛转移到他的嘴唇。

　　“我开枪杀了他，”罗伯特·乔顿说，“他伤得太重了，没法行动，我只能开枪杀了他。”

　　“他老是说到这样一种必要性，”比拉尔说，“这是他的心病。”

　　“是的，”罗伯特·乔顿说，“他老是说到这样一种必要性，这是他的心病。”

　　“是为什么事呢？”这个聋耳人问道，“因为炸了一列火车？”

　　“在炸完火车的归途中，”罗伯特·乔顿说，“炸火车很成功。在夜里回来的路上，我们遇上法西斯分子的巡逻队，我们逃跑时，他的后背上部挨了一枪，除了肩胛骨，没有伤到别的骨头。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但因为受伤没法再走下去。他不想被留下来，我只能开枪杀了他。”

　　“这样好些，”聋子说，“这样好些。”

　　“你确定你的神经没什么问题吗？”比拉尔对罗伯特·乔顿说。

　　“是的，”他对她说，“我确定我的神经很好，而且我认为等我们炸完大桥，你们到格雷多斯山那儿会干得很漂亮。”

　　他一说完，这个妇人就开始咒骂，一连串脏话向他劈头盖脸地冲了过来，就像一柱间歇泉突然喷发，白花花的热水溅泼而下。

　　这个聋耳人对罗伯特·乔顿摇摇头，高兴地咧嘴笑着。当比拉尔继续咒骂的时候，他继续快活地摇着头。罗伯特·乔顿知道现在一切又没事了。她终于停止咒骂，伸手去够水壶，倾斜过来喝了口水，然后平静地说：“关于我们之后做什么，你给我闭嘴别说了，可以吗，英国人？你带着你的东西回共和国，让我们自己在这儿决定我们打算死在哪一片山区。”

　　“是活在什么地方，”聋子说，“你平静一下，比拉尔。”

　　“活在，然后死在，”比拉尔说，“这结局我已经看得够清楚了。我喜欢你，英国人，但是关于完成你的任务后我们该做什么，请闭上你的嘴巴。”

　　“那是你的事，”罗伯特·乔顿说，“我不会插手。”

　　“但你插手了，”比拉尔说道，“带着你那短发婊子滚回共和国，但不要对其他人关上门，他们不是外国人。当你还在擦掉下巴上你妈的奶水时，他们就已经在热爱共和国了。”

　　他们说话时，玛丽娅从小径走了上来，听到了比拉尔提高嗓门对着罗伯特·乔顿吼的最后一句话。玛丽娅对着罗伯特·乔顿猛烈地摇着头，晃动一根手指表示警告。比拉尔看见罗伯特·乔顿望着姑娘，看他笑了，她转头接着说：“是的，我说了婊子，我是认真的。我想你们会一起去巴伦西亚，然后我们可以在格雷多斯山吃羊粪。”

　　“如果你希望如此，我就是个婊子，比拉尔，”玛丽娅说道，“我想你要是这么说，那无论怎样我都是个婊子。但你平静一下，你们怎么啦？”

　　“没什么，”比拉尔说着坐在了凳子上。此时她的嗓音平静下来，火花四溅的怒气也都消散了，“我不是叫你那个。但我实在是太渴望去共和国啦。”

　　“我们都可以去呀。”玛丽娅说。

　　“为什么不呢？”罗伯特·乔顿说道，“既然你好像不喜欢格雷多斯山。”

　　聋子对着他咧嘴笑笑。

　　“我们到时候看吧，”比拉尔说着，她的怒气已经消失了，“给我一杯那奇怪的酒。我气得嗓子都坏了。我们到时候看，我们到时候看会发生些什么。”

　　“你看，同志，”聋子解释道，“时间定在早晨有些困难。”此刻他不再说混杂西班牙语，他平静地、带着解释意味地看着罗伯特·乔顿的眼睛，目光中不再像先前那样带着盘查和猜疑的意味，不再有老兵的那种冷淡的优越感。“我明白你的需求，我知道必须除掉那些岗哨，当你干活时，必须掩护好桥。这些我完全明白。在天亮前或者正好天亮时行动比较容易。”

　　“是的，”罗伯特·乔顿说，“你走开一会儿，可以吗？”他对玛丽娅说，并没有看她。

　　姑娘走出可以听见的范围，坐下来，双手紧抱着脚踝。

　　“你看，”聋子说道，“在这件事上没什么问题。但是之后在白天撤离这个区域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毫无疑问，”罗伯特·乔顿说道，“我想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那也是天亮后。”

　　“但你是一个人，”聋子说道，“我们有很多人。”

　　“也可以先回营地，天黑后再从那儿离开。”比拉尔说着把杯子拿到嘴边，然后又放下。

　　“那也非常危险，”聋子解释道，“那甚至可能更危险。”

　　“我能想象那样做会怎么样。”罗伯特·乔顿说。

　　“晚上炸桥会容易些，”聋子说道，“因为你把必须在天亮时炸掉当作先决条件，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我知道。”

　　“你不能晚上炸桥吗？”

　　“那样做我就会被枪毙。”

　　“你要是在白天炸桥，很有可能我们都会被枪毙。”

　　“对我来说，只要炸了桥，这些就没那么重要了，”罗伯特·乔顿说道，“但是我明白你的观点。你们不能想出一个白天撤离的方法吗？”

　　“当然能，”聋子说道，“我们会想出这样一种撤离方法。但我要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一个人心事重重，一个人大发雷霆。你把去格雷多斯山说得就像完成一次军队换防，能到达格雷多斯山那才是奇迹呢。”

　　罗伯特·乔顿什么都没说。

　　“听我说，”聋子说道，“我说得很多。但这样我们才能互相理解。我们能在这儿生存就是个奇迹。是法西斯分子的懒惰和愚蠢带来的奇迹，他们会及时补救的。当然我们也非常小心，没在这片山区里制造混乱。”

　　“我知道。”

　　“但现在，做了这件事，我们必须走。关于离开这里的方式，我们得仔细考虑。”

　　“当然。”

　　“那么，”聋子说，“我们现在吃饭吧，我说了很多话。”

　　“我从没听你说过那么多话，”比拉尔说道，“是因为这个吗？”她举起了酒杯。

　　“不是，”聋子摇着头，“不是因为威士忌，是因为我从来没那么多话需要说。”

　　“我完全理解你的协助和忠诚，”罗伯特·乔顿说道，“我完全理解炸桥的时间所造成的困难。”

　　“不说那个了，”聋子说道，“在这儿我们就做力所能及的事。但这件事是有点儿复杂的。”

　　“纸上谈兵很简单，”罗伯特·乔顿咧嘴笑着，“纸上写的是在进攻的那一刻炸掉桥，目的是任何东西都不会沿着公路上来。这非常简单。”

　　“这样他们应当让我们在纸上做件事啊，”聋子说着，“这样我们应当在纸上设想与执行一件事。”

　　“纸不会流血。”罗伯特·乔顿引用了一句谚语。

　　“但它很有用，”比拉尔说道，“很有用。我想做的就是利用你的命令达到那个目的。”

　　“我也想，”罗伯特·乔顿说道，“但你不可能这样来赢得战争。”

　　“不能，”这个大块头妇人说道，“我想不能。但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

　　“想去共和国，”聋子说，她说话时，他用那只好一点的耳朵凑近她，“会去的，女人，让我们打赢这场仗，那就都是共和国了。”

　　“好的，”比拉尔说道，“那现在，看在天主的分上，让我们吃饭吧。” 海明威精选集典藏套装（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