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同监室先后有六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洪晓鸿看来，只有一人属罪有应得，余者皆罪不至立即执行。其一罪犯廉池西，该犯品质恶劣，与她人通奸后喜新厌旧，为达与奸妇长期姘居目的，趁妻子睡熟用麻绳将其活活勒死，后抛尸于村外枯井内。负案在逃期间，潜入某国营企业财务室，撬开保险柜，盗窃现金四千元，赃款被其全部挥霍，归案后，自知难逃一死，采取绝食，企图自杀，廉犯死有余辜。

　　第二个判死刑的犯人叫李新春，此人是煤矿井下工人，月收入一百多元，在当地属于高收入。李新春父母均在农村，其妻病故后一直未娶。在矿区附近有一处小酒馆，店主人是一位中年少妇，虽说是半老徐娘但风韵犹存，又善言谈颇惹人喜欢。李经常去喝酒，花钱方面从不在乎，结账由店家说了算，久而久之二人通奸有染，随后女店主翻修房屋，李新春慷慨解囊。女店主要自行车手表，李新春在所不惜。女店主的父亲患病住院了，李新春倾其所有毫不吝啬。女店主丈夫是个白铁匠，常年在外耍手艺，李新春经常夜宿风流。

　　天长日久二人奸情被丈夫发觉。女店主被打得遍体鳞伤，发誓同李新春断绝关系永不来往。但李新春不死心经常到店中叙旧企图重温旧情，女店主执意不肯，李新春自思破费过大有些亏了，遂恨女方无情。这一日趁女店主的丈夫外出，李新春酒后持刀闯入屋内，扬言女方不从他便死在女方家里，女店主被迫从之，事后女方深恨李新春粗野，又怕从此不可收拾，一旦被丈夫知道免不了皮肉之苦，次日寻回丈夫如实告知，其夫让妻子去公安机关以持刀强奸告发李新春。

　　李新春被捕对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本案的发生是由于长期通奸造成，那日扬言死在女方家里是一种吓唬，李新春原以为判不几年，谁知判决书以持刀威胁入室强奸妇女，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新春不服一审判决后，向省高院提起上诉，理由是被奸污的妇女二人长期存在通奸的关系，持刀入室扬言要自尽对女方未使用暴力，女方答应日后家境宽裕后还他的钱，要求他千万不要再来纠缠了，李新春答应永不再来，女方告诉是受其丈夫迫使不是女方本人意愿，五日后被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第三个死刑犯叫葛兆汉二十四五的年纪，身体极其壮实，这葛兆汉于去年七月一日晚，冒充民兵指挥部的排长，在市郊的林荫处强奸了一名女青年，当听说女方未婚时，答应要娶此女为妻，并约她次日再来相会，该女假意应允二人分手后，即向公安机关报告案情，次日晚葛兆汉如约时被抓获，这年轻人很勤快，帮监室内带着双刑具行动不便的狱友擦洗卫生，他告诉洪晓鸿，言其父因犯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刑满之后戴帽管制劳动，靠拉人力车维持生计，家境如此婚姻难以解决，时也命也该当如此，这还不知道得蹲几年，但是一审判决竟把葛兆汉吓得肝胆俱裂，反革命强奸犯葛兆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葛兆汉由于事前缺乏思想准备，当听到要杀头的时候，瘫坐在地上，哭不出声来光喊“我的娘哎，我的娘哎”，几个武装看守把他架回监室，凡听到葛兆汉喊爹叫娘的哭嚎之声，皆心惊肉跳。

　　凡是判死刑的罪犯都实行单独关押，挑选罪行较轻的四至五人昼夜看护，为了调整葛兆汉的情绪，看护的监友帮他写上诉状，一看他的一审判决书才知道，定性反革命强奸犯，是根据实施犯罪过程将一张伟人画像铺在妇女身下，判决书认定葛兆汉丧心病狂采用恶毒的流氓手段污蔑伟大领袖，兽性发作强奸妇女，实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葛兆汉连续两天啼哭不止，不进饮食，这守护人当中不乏能说会道的，劝他上诉可能有一线生机，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上有错误，量刑畸重要求改判，尔后又劝说吃了喝了是赚的阎王爷那里没有买饭的，饿死鬼要受欺负，怕死鬼让人看不起，再过二十五六年又是一条汉子。葛兆汉在第三天精神才恢复过来，开始要吃要喝，第五天上公判会前，在走廊里向监室狱友拱手作别。

　　反革命犯李唐，该犯出身反动家庭，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上山下乡不安心务农，好逸恶劳拒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受到批判后怀恨在心，思想萌生到海外寻找曾在国民党政府内做官的祖父。为实现其罪恶目的，从生产队偷盗现金五百元，尔后逃至东海沿海地区。采取用金钱拉拢、收买当地的渔民，待出海捕鱼的时候把他送到台湾的渔船上，自以为得计，其实过低估计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当他认为被送上台湾的渔船以后，为了表现自己大放厥词，当众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自称是反毛反共的义士，要誓死效忠党国，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归案后，拒不认罪，实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

　　反革命集团首犯余大友，其父系正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余犯大友思想极端反动，利用在乡镇砖瓦厂劳动期间，伙同马长修偷听敌台，秘密串联组织反革命集团，余大友提议为争取到活动经费，要设法和台湾特务机关取得联系，考虑到敌台宣传提供的香港联系地址，属于公开暴露的，大陆信件根本发不过去。唯一的办法是派人过去。合议这事就在马长修家里，都知道其中的厉害，谁也不敢自报奋勇，事情就搁下了。

　　去年中秋节，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喝酒，旧话重提马长修提出抓阄，谁抓着谁去万一出了问题，家里的事情其他人负责照应，共同签字画押要同生死共富贵立下字据之后，开始抓阄，竟被马长修伸手抓去，当众之下借着酒劲，马长修提出来，他不好推辞，倒是说了些大话，次日酒醒之后有些后怕，马长修的父亲年老体衰，母亲支撑维持家庭，深知父母拉扯他兄妹三人不易，如果出了意外怕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不去吧白纸黑字恐众人耻笑，连续多天心神不定，其母看出儿子有心事再三追问，马长修吐露真言，母亲大惊失色严词劝阻，马长修答应母亲不再参与此事，其母怕儿子有反复，于次日向大队革委会汇报了，本意想叫村里劝导一下把这事压下去，谁知村委会立即报告了公安机关，涉案六人被拘留审查，马长修是发起人，由于母亲告发有功，所以从宽处理。

　　余大友几人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确定马长修越境趟路之后，他独出心裁写了个“中国农村现状调查”，想法是让马长修过去之后有个见面礼，余大友调查报告的重点写的是，毛泽东在农村政策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搞的人人自危不得人心，现在的中国农村比建国前还穷，听说写了几千字，抄家的时候有了这份材料，就等于这个反革命集团铁案如山，余大友为了让马长修取信台湾特务机关，多骗点钱，在书面材料中声称，已经组织了一百多人，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不分昼夜突击审讯，余大友吃不消没骨头乱咬起来了，从他嘴里吐出的名字，经审查稍微有点背景的都蹲进来了。

　　案发前，余大友看中外村一家地主的闺女，经人说合男女倒是见面了，开始谈得还行，后来闺女发现余大友举止轻浮弄虚作假，没相中人，婚事告吹以后，余大友怀恨在心，集团案暴露之后，余大友称该女是集团的通信员，案件审查期间，余大友以前女友的姑姑为侄女说了一门好亲，闺女到城里相亲的时间，公安局的人找到了家里，调查核实情况，当听说闺女不在家就产生警觉，女孩的父母怕公安局的人找到城里亲戚家里，对孩子影响不好，吞吞吐吐不愿说清去向，越这样越遭怀疑。被逼不过便谎称闺女去了姥娘家。

　　与此同时，这老地主立即往城里写信让闺女别回来，办案人员到上述地方转了一圈，经调查压根没来过，火气上来了，让民兵先把老地主教训得不轻，闺女的娘看着不说不行啦才说了真话，那闺女接着就抓进来了，放风的时候都从窗帘缝里瞅她，俊秀女娃胆也大，在走廊大声叫喊骂余大友是丧尽天良的王八蛋，不得好死政府不蹦了你，也得天打五雷轰，每次放风，女看守专门跟着，拘留审查三个月天天喊冤，最后，公判会之前把她放出去了。

　　第六位死刑犯是庄利河，此人年近六十岁，青年时期曾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属部队任连长，后随上司战场起义投诚，部队整编后庄任副连长，也曾南征北战，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大部队入朝作战，后因违犯军纪被撤销职务，提前退伍遣送回国，庄利河回到地方之后，刚解放的都津市教育系统人才奇缺，因庄的文化程度较高被安排到一所中学任教。

　　这庄利河确实有些本事，由于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同上级和同事相处融洽，五六年以后被提拔为副校长，庄利河一生当中曾三次结婚，第一次在国民党部队任排长时，在长春城里娶一小商家之女为妻，部队脱离国军，双方解除婚约；第二次结婚是从朝鲜回来，娶农家女为妻；第三次是在担任副校长后，嫌弃妻子没文化，感情不和，离婚后与年轻女教师结合。

　　这三位妻子为其生了两男一女，庄利河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开始有些放肆啦，一改往日的谦虚谨慎，变得目空一切骄傲自大起来，五七年整风运动被打成右派，撤除职务，清除教育界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从此一蹶不振，其妻与其划清界线后，庄利河近十二年的生活当中是孤独一人。

　　纵观这庄利河根基品质存在问题，被打成右派之后，长期受压思想对现实充满仇恨，虽然一度有过对右派分子纠正扩大化政策，但是由于庄历史问题，未得到纠正，在“文革”当中被街道的造反派从农场揪回来批斗，并让其在街道上清扫垃圾。被捕以前已是体弱多病，到了贫困潦倒的地步。

　　庄利河现行犯罪事实是给台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写信，称现在奸臣当道忠良受害，上层斗争激烈，下层派性争权，武斗升级，形势大乱。趁此时反攻大陆必然成功，信中谎称已经组织了千余众随时准备揭竿而起，并请求台湾国防部给他空投指令、经费和武器。

　　这封信往邮筒投寄前，庄利河东张西望有些失常，投进邮筒后，坐在附近盯着邮桶不走，引起邮局人员的注意，随即向保卫部门作了汇报，打开邮筒之后，发现有寄往境外的信件，经公安机关检查认定是通敌信件，令人不解的是庄利河始终在邮局门口坐着，被捕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洪晓鸿同他一起游街批斗，午饭时，洪问庄你这是何苦来。庄利河说：“已是年老体衰，衣食无着落，无依无靠在社会上活受罪，不如自己造点罪，判个十年八年的，去劳改队养老。”

　　洪晓鸿闻言甚是惊诧不已，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原来犯罪是为了求安身之处，洪晓鸿说既然如此轻描淡写也就是了，根据你介绍的案情和批判的内容，使人感觉很严重，庄利河说小打小闹，蹲上二年放出来回到社会更难受，这一回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洪晓鸿说：“像这种情况措辞用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死心塌地恐怕有性命之忧，”庄利河说：“作为旧军人不死于战场便死于国法，此乃快哉。”庄利河是在一九七○年五一节前公判大会后处决的。

　　若干年以后，洪晓鸿的朋友问道死刑犯在处决前的心态神情，洪晓鸿谈出他的感受，判处死刑的人犯并非都是痛苦不堪，那些杀人放火的罪犯，思想一般都有准备，他们都清楚死刑是早晚的事，一旦宣判之后精神一般都垮不了能挺得住。凡是认为罪不当死的人犯，死刑的判决突然而来，精神上当即崩溃，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吓破胆上吐下泻的大有人在。死刑犯最难受的时间是接到一审判决五天上诉期内，自知五天以后必死无疑，想速死又办不到，这五天的时间痛悔悲切，死神降临前夕，考虑到死亡心理充满恐惧和苦楚，心灵的折磨摧残，又是何等的无情难熬，目睹者无不心惊胆战，据说凡是参与看护死刑犯的人，出狱后几乎没有犯罪的，其效果不亚于古代的陪法场。

　　进入一九七○年三月，洪晓鸿被戴上脚镣手铐，游街示众。参加公判大会一次，胸前挂的牌子是阶级报复犯。每次都有十几辆大车参与行动，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押着绳捆索绑的人犯，沿途街道站满围观的群众。在水泥厂群众大会上，批判发言称洪犯出身反动家庭，对党员干部革命群众怀有刻骨仇恨，为泄私愤行凶伤人，造成极其严重后果，台上发言声嘶力竭，台下口号此起彼落。狂风暴雨，飞禽走兽尚且哀鸣，何况人乎？

　　洪晓鸿考虑，如果在社会上只要谨言慎行、逐波随流，政策左右都无所谓。现在是身陷牢狱，所以思想压力越来越大，严酷的现实迫使做最坏的打算，起码开始的考虑主动投案，政府查清问题批评教育，关两天完事的想法不可能了，洪晓鸿脑海浮现提审人员严厉的警告，联想到身边一个个身不由己踏上黄泉路的犯人，最严重最令人失望的是形势政策没有丝毫的松动。在这种情况下，洪晓鸿想到自己满腔热情报国无门倒也罢了，只是父母年过半百，恩育儿子一场，不得孝道反而跟着担惊受怕，内心的激动和无奈同严酷的现实发生碰撞，想到父亲临行前的交代，意识到自己面临意志品格的考验。

　　对洪晓鸿第三次提审还是开始的那三位，主审人说，政府的一切安排都是根据案情，尤其是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手段不是目的，除了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之外，党和政府是对犯了罪的人实行是教育改造挽救，希望这些人成为合格的公民，所以说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数还是要回到社会上去的，其中有的人虽然罪行严重，但坦白的好，确有悔改表现，让一个痛改前非的人提前回到社会去，不但不会再危害社会，而且会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这种情况政府肯定会从宽处理；有的人虽然罪行不严重，但是态度恶劣，走顽固对抗的道路，实际上是在坚持继续作恶，有罪不认是不愿弃恶从善，提前放出去，没有不出问题的。这是政府制定从严政策的依据，想争取从宽处理必须在思想上彻底缴械，古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手里还抓着刀不放，是不想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回头了没有？不想回头还想结束现实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希望你再前进一步。近期让你接受群众批判。目的是让你端正态度。先谈谈你的感受。

　　洪晓鸿说，我对此非常反感，思想上难以承受，不过，现在想开了，要感谢政府。有专车有武装保卫，所到之处，有夹道欢迎的群众。不是政府的安排，有罪之人哪来的如此风光。一个守法的公民一夜之间犯罪了，谁都会问这是为什么，原因不难查证，却非让我深挖犯罪根源，美其名曰“为了挽救我”，我要求政府领导别再逼我了，只要证据确凿事实俱在，承认不承认无所谓。

　　我入监之后考虑比较单纯，相信政府肯定会兑现政策，自己把过程交代清楚就可以啦，现在看来根本没有那么简单，每次提审的时候，给我的评语都是不老实对现实不满，其根源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自古圣贤治国执法都是“罪疑惟轻”，当犯罪事实难以认定，证据不充分，先从轻发落，杜绝罪不当罚，因此百姓不生怨恨。

　　面对洪晓鸿滔滔不绝的言论，主审人似乎有些意外，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精心设计的攻心战刚拉开序幕，就遭到抵制，但是他毕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只见他冷笑了一声说道：看来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决心要对抗到底，在审讯当中不仅不老实交代问题，反而借古讽今，藐视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政府工作人员，在押人员如此的自不量力，这里是你低头认罪的地方，不是讲演的课堂，你所散布的言论也无非是要动摇我们的信心，这完全是痴心妄想，随着反革命的嘴脸逐步地暴露，只能激发我们的革命义愤，把你的犯罪活动彻底查清将你绳之以法，如果让你这样的死硬分子逍遥法外，那等于我们失职，你的问题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办案的先拿意见，不客气地讲，光态度问题，如实加上几笔，其严重性不言而喻，所以奉劝你还是老实点好。

　　你监室一号的案子刚结了，这人叫刘世初，案子是我审的，他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一副钢嘴铁舌，你说一句他有三句等着，从入监到判决下来，没说过一句服气的话，结果怎么样了判了十八年，劳改队不是幸福院，像刘世初这个年龄能熬出头来吗？其实刘世初入监前的罪行并不是很严重，无非是对现实不满，经常偷听敌台，散布过帝修反的反动宣传。

　　起先政府考虑，快六十岁的人啦，几十年的教书匠，收进来压压他的性，经过教育只要能悔过准备放他回去，谁知刘世初来到这里变本加厉，比在外头还猖狂，带有攻击性的语言措辞达到公开露骨的程度，在监室里教唆鼓动年轻人对抗政府，在监所里尚且如此，如果放到社会上他敢翻天，逼着政府严办他，这十八年的劳役既是罪有应得也是自找的，我看你洪晓鸿要步刘世初的后尘，他刘世初年纪大了，活腻啦，你年轻轻地不往好路上奔真正铁心啦，政府倒也省心啦，敢于到这里自掘坟墓的我们绝不心慈手软。

　　这时络腮胡拍案而起呵斥：“好你洪晓鸿如此嚣张，是不是要坚决于人民为敌到底，你应该老老实实的接受群众的批判，加深认识自己的罪行，深挖犯罪根源，走改恶从善道路，你现在的思想行为正相反，对政府和群众充满藐视，这是一条死路，对于你的罪恶行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了极大地革命义愤，可以说是民愤极大。”

　　洪晓鸿说：“群众不明真相，加之有人煽哄，产生民愤不足为奇。我想请教一下，批判会上的内容是怎么来的？台上发言的及台下喊口号的，为什么都是外单位的人？我相信本单位的职工干部都了解我，也了解案情，不从外面找人，批判会组织不起来。看来在我投案之前就已经定性啦。人归案自然要按事前既定的目标，要出口供来，实际情况进行的不顺畅，就归咎我态度不好，你们要的好态度，我实在无能为力，如果满足要求得讲假话，假的东西害人害己着实不敢胡来，我讲这话没有别的意思，目的在于告诉你们杀刮存留悉听尊便，但不要借群众的口。”

　　提审人员闻言显得怒不可遏：“好你洪晓鸿，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再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得把你砸的稀巴烂，无论问题大小，态度决定下场，不怕你猖狂只怕你今后哭也找不到坟头子。”

　　洪晓鸿说：“真有那一天的话，鄙人将昂首阔步，视死如归，这既不是反动也不是嚣张，而是怕在人民群众面前落个怕死鬼的骂名，再者我就是跪倒磕头能饶过我吗，既然怎么都是死，凡是想开的都会选择前者，古人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主审人愤然起身，示意记录人员，审讯到此结束。

　　洪晓鸿被送回监室，晚饭之后迷迷糊糊又是一宿，一觉醒来窗外下了入春的第一场雨，自然界的风调雨顺滋润着万物复苏走向生机盎然，洪晓鸿想，若能渡过这一劫一定要追求同自然界的协调发展。这样才能充分享用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切。

　　转眼到了五一前夕，同监狱友说，逢年过节都要抓一批判一批杀几个。洪晓鸿说：“我进来半年多了，按说案子该结了，但至今检察院法院都没提审。这回不一定赶上行市。”狱友告诉他，你说的是过去的司法程序，运动以来，造反派夺权，部队对公检法实行管制，成立军管会。起诉审判是内部的一个部门。判决书还是法院的名义，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既配合又制约的职责了。洪晓鸿听此议吃惊不小，原想走到法院那一步，依法据理相争。自知最后一线希望落空，心情不免沮丧。

　　四月下旬，都津地区军管会在西关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中心会场有五万群众参加，全区十三县市设分会场。与此同时，全区听广播的达百万之众。参与大会的车辆有四十多部，大会对五名反革命集团首犯，三名强奸犯，两名盗窃团伙首犯，一名诈骗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缓的两名，无期的两名。洪晓鸿因反革命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街示众。

　　回到监所后，洪晓鸿接到判决书，当即表示不服判决。以在公安机关未传讯之前，主动投案自首，判决未能体现从宽的政策，认定反革命伤害定性错误，认定杀人未遂与事实严重不符，关于造成的严重后果即被害人的伤情含糊其辞，未向被告人出示或宣读法医鉴定。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十五日后，不但上诉被驳回，而且以思想反动顽固对抗，攻击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判词，加刑两年，与原判决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军管会审判科领导宣布完毕，告知洪晓鸿二审判决是终审判决，被告人服从与否，均不能影响强制执行。尽管如此，被告人仍然有向上级法院申诉的权利。需要讲清的是如果坚持申诉，暂时还得在监所的待着。叫我说，还是去劳改队吧，那里能劳动，伙食标准也比这里高，对身心健康有好处。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

　　洪晓鸿说：“不服原判决上诉加刑，实际上是不叫说话，也怪我不懂规矩才吃了这个亏。法院是讲理的地方，这里不行了，那没地方去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有辩解的必要了。因为摆事实讲道理无助于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我坚信这个案子经受不起上级和历史的检验。与其杀不辜，宁失不轻，《尚书•大禹漠》说，古时代的清官，为了不杀无罪的人，宁可自己承受上司的追查，现实当中不是没有清官，而是受形势政策的影响，执法随波逐流者多。”正是：

　　古今中外凡治国者皆奉法为重，官依法治国，民依法护身，否则国将不国、官将不官、民将不民天下大乱。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忠孝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