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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总散步时，步幅不大，也不小；速度不快，也不慢；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节奏，走得稳当。他散步时，看上去似乎在运筹帷幄，又好像什么也没想。他一边走，一边不时抬起头来，或环顾一下四周翠绿的群山，或凝视一下高耸云端的发射架，一双深邃平静的目光给人的感觉，有时显得纷繁复杂，有时又显得惆怅空茫。

　　据说，任总散步还有一个特点：在酷热的盛夏，偏偏要在中午散步，而且不到荫凉之处，专门顶着太阳走，纵然大汗淋淋，依然我行我素。旁人见了问他：“任总，你干吗呢？”他嘿嘿一笑：“这叫夸父追日，加注燃烧。”

　　难怪航天部的人都说，任总有一双铁脚板。

　　他的秘书说：“我和任总走路，走着走着就被甩在了后面。”

　　甚至还有人说：“这老头儿，肯定有轻功。”

　　其实，凡熟悉任总的人都知道，任总年轻时就喜欢玩网球、篮球和足球；后来年纪大了，便以跑步为主，每早坚持跑几千米；近些年，他每周坚持跑三四次，一次跑一千五百米；去年起，他又迷上了游泳。

　　据说，七十三岁那年，有一次爬泰山，他一口气爬上了“南天门”；而另一次爬黄山时，在爬一千八百多米的天都峰途中，遇见一位姑娘，坐在路旁暗自哭泣。他上前一打听，方知是因为姑娘太累，爬不动了，便哭开了鼻子。后来，当这位姑娘得知他已是一位七十三岁的航天专家后，感动得忙把高跟鞋往脖子上一挂，打着一双赤脚，跟着他一齐爬上了顶峰。

　　任总热爱自然。大漠、荒原、绿水、青山，甚至花鸟、小草，无一不牵动着他的情怀。这位一生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好像时时都在寻找人与大自然沟通的钥匙。

　　在一次散步中，当我请他谈谈搞了一辈子航天，他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时，他这样说道：

　　探索、征服宇宙，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一项事业。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就像唱戏一样，只要定了要唱这台戏，那么总有人上台唱。不管谁上台唱，都得唱下去，无非是唱得好一点差一点、慢一点快一点的问题。只要国家下决心搞这个事业，放手让科技知识分子干，就总有一天会干出名堂来，中国也就总有一天会走向世界。

　　在与任总的闲聊中，他还告诉我说，他不仅读中文和外文的科技书，还喜欢读中国的史书。他家藏有全套二十四史，常常醉心阅读；他不仅细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还迷上了《资治通鉴》。

　　通天地，晓古今，强体魄，铸灵魂。或许，正是这位七十五岁的总总师的生命能达到辉煌顶峰的奥妙所在吧。

　　“带头羊”谢光选

　　1990年4月3日下午，即“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四天，美国休斯公司一位在西昌发射场地下室工作的技术员找到中方有关人士，提出一个要求，很想见见“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

　　这位美国技术员说，他很崇拜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还在美国时，就产生了想见见中国“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的愿望。可这次到西昌后，整天忙于在地下室工作，一直没机会，希望中国方面能满足一下他这个小小的心愿。

　　中方有关人士很快对此做了安排。

　　1955年秋的一个上午，一位老军人领着十余名随同人员，来到重庆某兵工厂参观。

　　担任兵工厂讲解员的，是一个留着平头的青年。

　　平头青年口齿伶俐，风趣幽默，对反坦克火箭的讲解，极为生动。老军人被他的讲解深深吸引了，不觉中，竟在“严禁吸烟”的大牌子下面，有滋有味地吸起烟来。

　　“对不起，请你把烟灭掉！”平头青年突然停住讲解，走到老军人跟前，一本正经地说道。

　　老军人愣了一下，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平头青年，最后还是顺从地执行了平头青年的“命令”。

　　休息时，老军人来到平头青年跟前，掏出一个小本，递过去，说：“把你的名字给我写上。”

　　“写名字干吗？”平头青年只说不动。

　　“你先写上吧！”老军人又说了一遍。

　　平头青年斜了一眼小本本，还是不动。

　　“我命令你写上！”老军人一下火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平头青年小声嘀咕道。

　　老军人大声吼道：“我是陈赓！”

　　平头青年惊呆了，乖乖地在那个皱皱巴巴的小本上写下了三个字：谢光选。

　　这个叫谢光选的平头青年，就是上述那位美国技术员想要见的“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

　　谢总今年六十七岁，年轻时那股子愣劲与虎气减弱多了。但他至今还留着平头，只不过当年是满头青丝，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前不久，谢总在西昌发射场度过了他的生日。那天，秘书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认认真真地炒了几个菜，还专门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当炊事员把长寿面放在他面前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先用筷子轻轻挑起一根面条，高高举起，而后再慢慢放进嘴里；面条刚一下肚，他便像个孩子似的叫了起来：“好吃！好吃！”接着便是一阵哈哈大笑。

　　凡接触过谢总的人都知道，谢总爱笑。他的笑声若用“朗朗”二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他的笑声洪亮、爽快、潇洒，极富感染力。但凡听过他笑的人，留下的一定是“老顽童”的印象。

　　谢总方方的脑袋，胖胖的脸，体格健壮，满面红光，随便往那一站，就让你感到特别可靠。据说，有一次他和几个年轻人一起玩“算命”，有人说他的性格是A型，有人说他的性格是AB型，大伙还没猜完，他便自个儿先乐了：“我呀，是个火箭型！”

　　谢总同任总一样，也喜欢散步。而且，两位老头儿，常常一起并肩散步。

　　一年前，为了一部电视片的需要，我特意为两位老人安排了一次“假散步”。那天，摄影师的机子早已停机，两位老人却还朝着发射架方向不停地走呀走，仿佛往前走，已成了一种惯性。结果，“假散步”变成了真散步。

　　谢总散步，喜欢倒背双手，两脚几乎贴着地面走路。用他的话说，这叫“增加摩擦系数”。一般早饭和午饭后，他习惯绕着院子溜达几圈，而且手上总是捏着一根牙签，一边走，一边剔牙，一边还忘不了抬头望天。

　　但谢总最喜欢的，是跳绳。每早起床，他先在衣兜里装上一根尼龙绳，出门溜达一圈后，便开始跳。据说，年轻时，他一口气能跳几百下甚至上千下；现在老了，只能轻轻舒展一下筋骨。但他力求每跳一下，都尽可能增加一点高度。有时，他还陪同儿孙们一起跳。青青的草地上，淡淡的晨曦中，他一边尽兴地跳着，一边还和儿孙们一起欢快地哼唱着歌谣：

　　你跳一，我跳一，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我曾多次采访过谢总。

　　谢总能说善讲。讲话时，声音清晰洪亮，很有共鸣与力度。而且，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每当讲到开心处，他常常会突然爆发出一串长长的如同鞭炮似的笑声，一下子便把你引入他讲述的故事之中。

　　我1922年出生于江西南昌，要讲功劳，我没什么功劳，我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带头羊。

　　我高中毕业就当了“流亡学生”。日本人凭着几门大炮，就把中国人赶得到处乱跑。那时我就想，谁的武器厉害，谁就厉害。后来我搞上了兵器，与我这个想法可能有关系。

　　我跑到四川重庆上了中央大学，当时蒋介石是校长。后来没钱，念不起，又转到重庆兵工大学，因为这儿可以贷款读书。大学时，我光看讲义，不去上课，但还考好成绩。老师和同学都管我叫“小顽皮”。有一次我的一门课考得特别好，教授发考卷时却说：“我怎么不认得你这个学生呢？”后来，陈赓大将来这里参观后，点名把我调到北京国防部五院。有一次我去哈军工讲课，又碰见了当年重庆兵工大学的那位教授，我问他还记得我吗？他说怎么不记得，你这个不听课还考好成绩的“小顽皮”！

　　我们那个班的同学都很厉害，刚进去时九十六人，毕业时只剩四十六人。现在有三分之一在台湾，三分之一在美国，还有三分之一在大陆。几年前，有一位美国的同学访华时，在北京问我：“你现在肯定是个亿万富翁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没那么多钱，怎么能指挥调动那么多人搞火箭？”我说：“我们搞火箭是靠国家的制度，而不是靠金钱。我个人除了二三百元工资，分文没有。不过，我的住房是万源公司最好的。”我的同学笑了，说：“你这个总师的条件呀，在美国只相当于一个毕业了三年的大学生！”

　　我这人没权力欲，“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有人搞什么“抢班夺权”，我照样搞我的火箭。我当时是导弹设计部主任，又是党委委员，有人要夺我的权，我说行啊，这个官你们来当。不过，要是在哪儿计算不清的地方，还可以来找我。结果，没过几天，他们又让我回去搞火箭。

　　以上这段话，是1988年3月5日下午，我采访谢总时的一段录音。

　　1990年1月24日上午，我又在西昌发射场同谢总见面了。这天，在宾馆的一间小屋里，我们一边吃着橘子一边聊。当聊到“长征三号”火箭时，谢总特别高兴，一下来了精神，仿佛每句话里，都充满了豪情。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初露“天疆”，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了。“长征三号”火箭完全是中国靠自力更生搞成的，它身上除了有几个小元器件是进口的外，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在发射第三发之前，连一根洋毛都没有。

　　“长征三号”火箭是全国通力协作的结果。它得到了全国七百五十个单位的支持，光科研协作单位就有一千五百四十五个。世界上能单独搞火箭的，除了美国和苏联，就只有中国了。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是由十一个国家联合起来才搞成的。所以，作为“长征三号”火箭的总师，我要向全国所有协作单位说一声谢谢！

　　“长征三号”火箭是按勤俭节约的原则搞的，从研制到发射，费用都是较低的。有一次聂荣臻元帅打电话问我：“钱花完没有啊？”我说：“还没有呢！”聂帅说：“没有花完就好。不过，你也真是个江西老抠！”

　　但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与我们的“长征三号”火箭差不多，他们却花了十亿美元！这二者的比例是：一元人民币比二美元至二点五美元。也就是说，中国花一元人民币办的事，法国就得花二点五美元才能办成。所以，中国发射外国卫星的价格低，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本低。比如，科技人员都没有奖金。

　　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高。“长征”系列火箭只有半次失败，比法国“阿里亚娜”成功率高百分之七。“长征三号”火箭代表了中国的运载能力。氢氧发动机在两百公里高空失重场的情况下二次点火启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能做到。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在高空不能进行第二次点火，便只有跨过大西洋，到南美洲的库鲁靶场发射。中国的火箭可靠性很强。还有就是中国从失败——失败不等于火箭掉下来——到再次恢复发射，时间之快，是世界第一。美国从失败到恢复发射用了一年多，苏联半年多，而中国只用了七十九天！

　　所以说，“长征三号”火箭，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特别是一些美籍华人、英国华侨听说要发射美国卫星后，感到非常激动，非常自豪！

　　前不久，有几位在美国的同学和美籍华人朋友在我家里聊天。我说：“发射‘亚星’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他们十分恳切地问我：“你这个说法可不可以改一改？”我说：“怎么改？”他们说：“我们在美国，而美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能不能把‘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改成‘为祖国争光’？另外，你们的‘人民’的定义很严格，能不能把‘为中国人民争气’，改成‘为炎黄子孙争气’？”我听了非常感动，连忙说：“可以改，可以改，我现在就改！”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五天，我又在西昌发射场见到了谢总。那是一个太阳温和的中午，谢总在宾馆门前散步。他一边用牙签剔着牙缝，一边不时望望天空，好像空中挂有一幅漂亮的国画。

　　谢总已在山沟待了近半年，依然气色红润，精神焕发。只是比此前瘦了一点，黑了一点。

　　我问谢总：“在山沟生活习惯吗？”

　　“嘿！这有什么不习惯的？”谢总说，“我在戈壁滩那个发射基地待的时间，加起来早已超过三年。当年的李福泽司令员还说，应该发给我一个兵役证书呢！”

　　“您对这次发射的把握性怎么看？”我问。

　　谢总用食指把牙签轻轻一弹，牙签便像一枚微型火箭，以一个优美的发射姿势射向远方，而后谢总才说道：“我对这次发射是充满信心的。我希望发射那天，从倒计时数起，一觉醒来，火箭已经上天，我提着皮包就回北京了。这就是对‘长征三号’火箭可靠性最好的证明，也是我最大的愿望。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发射了。”

　　“为什么？”

　　“因为算上这次，我都参加了四十九次发射了。该收摊了。”

　　“如果再参加一次发射，就是五十次，正好一个整数，不更好吗？”

　　“告诉你吧，七乘七等于四十九，正好是一个矩阵。”

　　“那万一这次失败了呢？”

　　“那就把天上三百六十多个参数取下来进行分析总结，吸取教训，接着再战。当然了，按照国际惯例，还得把失败的真相公布于世。不过，放心吧，我能掐会算，这次只能成功，不会失败！”

　　刚一说罢，谢总便哈哈大笑起来。

　　“土八路”王之任

　　我首先想对读者朋友说的，这是一位女性。

　　其次，才有必要告诉我的读者朋友，她是中国“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