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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德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出来看天了。从上午到现在，他已连续不断地负责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宾。当下午天气突然发生变化时，本来就有些性急的他，便愈加显得有点着急了。他虽然不直接指挥发射，但作为一位有着三十余年发射场经历的航天人，当然懂得气象条件与发射卫星的关系。因此，他一边忙碌于处理和协调各种事务，一边不时地跑出门来观看气象变化情况，甚至就是坐在车里来回奔忙的途中，他也总是趴在车窗上反复望天。
这是一位正直廉洁的学者型领导。三十一年前，当他第一次踏进西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还是一个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高中生。他本是专门从学校选拔到计算机中心进行培训的骨干，因组织的需要，最终还是未能成为一名技术专家。他先当文化教员，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戈壁滩一待就是十六年。1976年，他从大戈壁来到西昌。就在这座指挥控制大楼里，他同这些科技人员一起生活、工作过好几年。为保证每一次发射的成功，他和其他政工干部以及后勤人员一样，做了大量难以描述的思想和后勤保障工作。虽然指挥控制台前没有他们的位置，发射电钮上没有留下他们的指纹，大小报纸上见不到他们的名字，电视屏幕上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每当火箭腾飞时，他们打心眼儿里发出的，总是祝福的微笑。
此刻，大片的云团已经开始移动，但发射场上空仍有云层笼罩，本来刚才已经停息了的雨水，现在又悄然飘落下来。王永德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他几步走下台阶，站到草坪的中央，伸手试了试雨量的大小，然后又急切地朝发射场方向的上空望去，一种悲怆的情感搅得他心口发疼。雨点飘洒在他的脸上、身上，他竟然没有丝毫的感觉。朦胧夜色中，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让人感到仿佛突然瘦了一圈。
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是在离发射还有四十分钟时走出指挥控制中心大楼的。此刻，他也站在大楼前的草坪上，认真地观望着天气的变化情况。他这已经是第三次忙里偷闲离开指挥岗位出来观天了，不戴任何雨具，也顾不上戴任何雨具，就那么随便往草地上一站，任凭雨水淋湿衣服，也毫不在乎。
作为一位世界航天大国的科学家，作为“亚星”的主要设计者，斯坦豪尔一直不相信“亚星”是一颗“灾星”的说法。可此时此刻，他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惘之中。美国的航天飞机载放卫星上天的成功率应该说是够高的了，但偏偏载放这颗“亚星”时失败了。后来“亚星”之所以最终能让中国发射，其他人或许主要考虑的是价格便宜，而他更多考虑的却是技术能力。在与中国火箭专家的多次接触中，他的确感到了中国火箭专家们的分量，同时也感到了这个民族的巨大潜力，尤其是近期中美在发射场上的合作，更让他体会到了这一点。
因此他坚信，只要中国人下决心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中国的火箭，也一定能将他亲自设计的卫星送到太空。但这该死的天气问题，他怎么也没想到。
夜色越来越浓了。斯坦豪尔的眼前已一片模糊。他摘下早被雨水模糊的眼镜，在袖口匆匆抹了抹，又戴了回去。就在这时，他猛然发现，他的四周已站了许多许多的中国人，而且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惊人的一致：正焦急地望着天空！
突然，斯坦豪尔看见，就在他右前方的一个花台前，笔直地站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很瘦弱，双手并在胸前，望着夜空，一脸虔诚，像是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雨水浇湿了她的脸蛋，她竟全然不顾。
斯坦豪尔的心颤了一下，竟不忍心再看第二眼。他转身将目光投向远处，一幅更为惊心动魄的画面，将他震得目瞪口呆：漫山遍野，密密麻麻，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有青年，有老人，有妇女，有儿童。他们手中高举着的一束束用松枝做成的火把，在风雨中飘飘闪闪，熊熊燃烧，把黑沉沉的峡谷映得一片辉煌；在火光照耀下，一张张闪着黑眼珠的黄色面孔，齐刷刷地望着发射场的方向。
面对眼前这真实得如同神话般的图景，这位来自异国的科学家的心被震撼了。为了这颗卫星能上天，他曾八次来到中国，但似乎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真正认识了中国。他后来说：“那晚我看到的，仿佛不是一束束闪光的火把，而是一个民族熊熊燃烧的灵魂。我相信，这个星球上有如此虔诚而执着的人们，上帝的心就是铁打的，也会被感动的。”
三十九、升起了，二十五亿人的卫星
8点50分，雨渐渐小了。
8点55分，发射场开始转南风。
雷息了，风小了，雨也停了。
9点整，发射场上空星儿闪烁，月色朗朗，牵动着亿万双目光的“发射窗口”，终于打开了！
漫山遍野，一片片黑压压的人顿时活跃起来。熊熊的火把高高擎起，如同一颗颗燃烧的心。目光、火光、手电光，在夜幕下交汇、闪烁，似乎要把那通天的道路照个透亮。
“三十分钟准备！”
指挥长曲从治一声令下，从西昌到太平洋，七千多公里的航线上，分布于全国若干个省和地区的成千上万台跟踪测量设备，全都进入了最后决战的状态。
这时的山洞地下指挥所，成了全航区瞩目的中心。
氖灯闪烁，人影绰绰，打印机在飞速地打着一串串数据；各种口令声交替回荡，小小的屋子，笼罩在大战前紧张的焦虑气氛中。
美方技术人员，神情专注地坐在自己的设备跟前，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出现的故障，仿佛每一个汗毛孔里，都渗透了紧张。
而中方的火箭专家们，也几乎全都云集在了这沉闷的山洞里。沈荣骏、任新民、谢光选、上官世盘、范士合、王之任、龚德泉、胡世祥等，紧紧盯着显示板上的信息数据，各自的脑子都像计算机似的在运转。
胡世祥的面前放了三部电话。他下巴夹着一个话筒，右手掌还按着一个话筒，随时同江·可达和中心指挥所的曲从治指挥长保持着紧密联系。
坐在发射控制台正中位置的，是01指挥员穆山。这是一位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指挥员，曾连续四次担任通信卫星发射的01指挥员。他双唇紧闭，沉思不语，忧郁而自信的目光里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尤其是缠绕在他左臂上的那块黑纱，更为今晚的发射增添了一种悲壮的气氛。
两个月前，他七十高龄的母亲病危，家人发来电报催他火速赶回。可当时正值卫星发射前夕，他无法脱身。结果，卫星上天之时，正是他母亲下葬之日。
祸不单行。就在前几天，他岳父又突然病故，来电催他回去料理后事。但他是这次“亚星”发射的01指挥员，显然更不可能离开。于是，他每天用拼命地工作，来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当夜深人静之时，他才拧开台灯，悄悄捧起母亲的照片……
此刻的穆山，依然默默无语。他看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秒表，然后用短促有力的声音下达了口令：
“十五分钟准备！”
发射场上，尖厉的报警器骤然鸣响。最后一批加注人员迅速撤离，火箭开始自动补加燃料。当最后一名加注队员匆匆跑进山洞时，沉重的铁门“咣当”一声关闭了。
灯火通明的发射场上很快空无一人。唯有地下指挥所，成了全航区关注的焦点。
此时，数千公里之外的南太平洋海面上，“远望一号”“远望二号”两艘航天测量船早已悄然驶进了赤道附近的预定海域，正严阵以待，迎候“亚洲一号”卫星的随时到来。
凶险的海面上，风高浪急，波涛汹涌，唯有头顶的星空，显得格外明朗。汹涌的海涛将“远望号”一次次地抛起，再一次次地扔下，大有要一口吞掉之势。但两艘“远望号”依然屹立海面，如同两座礁石，任凭海涛的冲刷、风浪的拍打。
这是两艘非同一般的航天测量船。1978年年底，当它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诞生时，老将张爱萍便为它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远望”。于是，后来大家都叫它“远望号”测量船。
利用大海宽广辽阔的面积，进行运载火箭试验、载人飞船溅落、卫星发射测控等，这是人类在空间技术发展进程中一项聪明的选择。早在60年代初，美国的“阿诺德将军号”和“范登堡将军号”两艘万吨级航天测量船便已相继投入使用。美国在发射“阿波罗”宇宙飞船时，其“红石号”航天测量船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联也在60年代便开始了航天测量船的制造。1967年，苏联一艘排水量为一万七千吨的“科罗寥夫号”测量船建造成功，并很快用于跟踪人造卫星和载人飞船。
1965年，周恩来向主管航天的七机部提出建造两艘两万吨级的高级测量船的设想。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一设想未能实现。直到1976年，张爱萍将军亲临上海督战，这两艘航天测量船才得以研制成功。
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具有无线电遥测、远距离通信以及气象探测、高空测风和天气预报等多种功能。它自身的发电能力可满足一个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的生活用电需要，它的自给能力为一百个昼夜，可在海上连续航行三个多月。
迄今为止，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已九次南下太平洋，十八次跨越赤道线，总航程高达二十余万海里，比绕地球八周还多。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按照火箭飞行的理论轨道计算，“远望号”测量船的有效测量段落时间只有二百二十秒左右。运动的地球，运动的星箭，运动的船只，要在运动中准确无误地捕捉运动中的火箭和运动中的卫星，还必须要在短短的二百二十秒中获得成百上千的数据，当然极其不易。而且按照这次美方的要求，中国必须在卫星入轨后三十分钟内把卫星定轨等重要数据传给他们。这对第一次执行跟踪外国卫星任务的“远望号”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此刻，一级测量部署的战斗警铃已在太平洋上空鸣响，船上数百台光学、遥测、雷达等先进的测量设备和计算机均已启动，所有测量仪器都“瞪”大了“眼睛”，张开了电子的巨网，随时准备“捕捉”飞来的火箭与卫星。
西昌。地下指挥所。
离发射还有最后八分钟。
这时，中方指挥员全都守在发射控制台前，紧紧盯着显示板上一个小小的信号灯。
按中美双方事前约定：离发射最后七分钟时，如果显示板上的信号灯亮，说明美方卫星工作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假若显示板上的信号灯不亮，则说明卫星出现异常，中方不能按时发射。
因此，发射控制台上的信号灯，此刻便成了中方指挥员关注的焦点！
突然，发射控制台上的信号灯亮了！
“好！”中方所有专家，禁不住全都欢叫起来。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逼近。各系统设备，均显示正常。
此时，高高的发射架上，所有的发射臂全部张开了。头顶“亚星”的“长征三号”火箭，一丝不挂地裸露出了雄健的身姿；星光下，它仿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急于摆脱人类的束缚，奔向另一个比地球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世界！
01指挥员穆山，此刻已经坐不住了。他一下站起，正了正帽檐，看了看手中握着的秒表，然后又一次下达了口令：
“各号注意，五分钟准备！”
“五分钟准备！……五分钟准备！……”
口令声通过无线电波，传向西安，传向北京，传向太平洋，传向数千里航线的每个岗位，将人们的心一下悬吊起来。
于是，历史在这一时刻，留下了无数真实而难得的镜头——
镜头之一
指挥控制中心。
数百名中外来宾涌出大厅，匆匆登上楼顶；担任现场直播的各种摄像机，纷纷打开了镜头。
镜头之二
发射场。南山坡上。
夜幕下，冷风中，几十名衣服单薄的少先队员紧紧抱成一团，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但一双双天真好奇的眼睛，始终紧紧盯住发射场上那个庞然大物。
镜头之三
发射场。东山顶上。
一个四岁左右的胖男孩，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两手抓住父亲的两个耳朵。父亲站在一个坡坎上，龇牙咧嘴地盯住发射场。忽然，小男孩叫了起来：“爸，我要撒尿！我要撒尿！”
父亲：“儿子，马上就要发射了，你再憋一会儿，回去爸爸一定给你买美国巧克力！啊？”
儿子：“爸，什么叫美国巧克力？”
父亲：“哎呀！我的小祖宗，别说话了，火箭马上就要点火了！”说着，在儿子屁股上拧了一把。
儿子“哇”地哭了起来。
镜头之四
西昌。小庐山。
一座古老的寺庙前，十几个和尚和尼姑围作一团，眼睛全都痴痴地望着发射场的方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尼姑，双手合十，举在胸前，嘴里轻声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边，几炷香火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缓缓升腾着出家人善美的祝愿。
镜头之五
辽宁。鞍山。
一位曾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生活了八年的退伍女兵，正在家里目不转睛地在看着电视上的实况转播。看着看着，她的身子不知不觉便从沙发上滑落下去，然后双膝跪在地上，直愣愣地望着电视屏幕上的发射现场，滚烫的泪水忍不住涌满眼眶……
镜头之六
北京。中南海。
邓小平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收看着发射实况，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突然，屏幕上推出一个特写：烟雾缠绕的火箭上，“中国航天”四个大字赫然在目！邓小平马上紧紧盯住屏幕，夹在手指的香烟悬在半空，一动不动。
镜头之七
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中心。
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委员邹家华以及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和负责人等，端坐在指挥大厅，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大型显示屏幕。
镜头之八
香港。亚洲卫星公司会议展览中心。
几百名中外人士再也坐不住了，全都纷纷站了起来，伸长脖子，焦急地望着巨幅屏幕上裹着烟雾、托着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旁边，几十桌等着庆贺“亚星”成功发射的宴席，早已准备就绪。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