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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阅了世界各国有关航天的资料，在世界航天这个圈子里，巾帼英雄虽说不是灿若星河，却也不乏其例。但成为女火箭专家的，特别是成为像“长征三号”这种大型火箭总设计师的，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村”里，她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

　　因此，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她叫王之任。

　　我与王之任初识在发射架下。那是西昌发射场一个奇冷的冬日。她穿一身灰布的工作服，粗糙的面颊，花白的头发，岁月的牙齿已在她的额头啃下道道沟壑。要不是别人向我介绍说，她就是“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师“王总”，我不把她看作一位农村的大姐，也定会把她当成一位退休的女工。当我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我远在故乡的白发苍苍的母亲！

　　在发射场附近那间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更没有暖气的简易房间里，她平静地向我讲述着那早被岁月遗忘的一切。我面对面地坐在她的跟前，听着，记着，想着，像儿时蹲在母亲的膝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她是一个孤儿。七岁失去母亲，十岁没了父亲。

　　她的家乡在河北有名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战争时，她就是儿童团员，后来当了小八路。1944年，她刚满十六岁，便加入了共产党。

　　1945年3月，她拿着党组织的介绍信，自个儿跑到边区，找到兵工厂的厂长，自我介绍说：“我叫王之任，今年十六岁半，共产党员，我要参加工作。”

　　厂长说：“我们厂是搞炸药、枪弹、雷管的，你一个丫头，不怕吗？”

　　她小辫儿一甩，胸脯一挺，大声回答说：“不怕！”

　　于是，她进了兵工厂。

　　她分在了硫酸班。昼夜三班倒，六小时一换。棉军衣常被硫酸咬出洞眼，二硫化碳还呛得她吐血。但她就是不离开兵工厂，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我问：“苦吗？”

　　她说：“那时的人没尝过甜的滋味，所以也就不知道什么是苦。”

　　后来，她找到厂长，要去学知识。厂长一口答应了。于是，1948年5月，她进了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接着，又考上了大学预备班；1950年，她考上了华北大学航空系。

　　她说，当时知识对她来讲，比命还重要。为了建设新中国，她拼命地学，连自己是个大姑娘都给忘了。她每天还是穿一身农村的土褂子，甚至有时光着脚丫，就匆匆跑进了课堂。

　　难怪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她满身土气，一点没有大专家的风度。

　　其实，她并不土，若与今天的许多大学生比起来，她洋多了。

　　她曾在世界第一航天大国苏联，喝了整整七年的洋墨水。

　　那是1951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宴会厅灯火辉煌，人声沸腾。周恩来专门举行宴会，为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送行。

　　男同学都在和周总理频频碰杯，唯独一个剪了辫子留着短发的女学生站在边上，手上举着酒杯，很想过去却又不敢过去。那个举着酒杯的女学生就是她自己。

　　不一会儿，周总理端着酒杯来到她的跟前，问：“你就是王之任同学吧？”

　　她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周总理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又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那儿后，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回来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周总理说完，便和她碰了一杯。她酒未下肚，泪水已先滴在了酒杯里。

　　她一去就是七年。先在莫斯科工艺学院学习，第二年转到喀山航空学院。三年毕业后，又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她除了专业，还要从头学习俄语，一共五十多门课程，压得她连气都透不过来。

　　很快，苏联的同学几乎都知道了，从中国来了一个只要知识不要命的“中国大姐”。

　　夏季到了，学院组织夏令营活动。优美的伏尔加河畔，苏联男女同学都在河里尽兴地游泳；而她，却只在河边打湿了一下双脚，便急急忙忙地跑回河滩，抓起一根树棍，在地上开始了火箭公式的计算。

　　晚间，篝火舞会开始了。在优美的华尔兹舞曲中，其他男女同学都在尽情地跳呀跳，唯有她盘腿坐在草地上，望着星空发呆。一位苏联男同学来到她的身边，请她跳舞，她羞得满脸通红，忙说不会不会。然后，捧起一本《日日夜夜》，躲到一堆篝火旁，独自看了起来。直到她被书中描写的姑娘所吸引，才一下想起，自己也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是的，她是女人，却偏偏选择了本该属于男人的专业——火箭发动机。她仿佛不是为了爱和繁衍后代才降临人间，而是专门为了中国的火箭才来到这个世界。她是所有中国留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结过婚的一个。她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的全部热能都投入到了对火箭的学习中，整整七年，没回过一次祖国；直到后来已经三十一岁了，才做了母亲。

　　其实，她也很想游泳，很想跳舞，更想自己的亲人和祖国。她说，在南高加索的黑海疗养所度暑假时，她每天傍晚都坐在海边的礁石上读书。每当读书读得很累时，她便合上书本，扯起一根草棍衔在嘴里，一边细细地咀嚼着，一边久久地望着东方。这时，一种太阳西沉后的清冷，一种身处异国的孤独，便像海风般朝她阵阵袭来。她很想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很想快快靠在爱人的身旁，但她不能。周恩来总理在临行前说的话，她每天至少要在心里默记三遍。因为她比谁都清楚，她心里装着的，是一个急欲腾飞的祖国！

　　1957年10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得到消息后，她和同学们跑到机场迎接。那天，她双手举着鲜花，面对自己敬仰的领袖，同时也是面对一个伟岸的男人时，她不经意间完成的那个献花的动作，竟把一个女性的柔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天后，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话她一直铭刻在心，但直到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她似乎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分量。

　　1958年，她捧着“优+优”的成绩，回到了祖国。在莫斯科临上飞机时，她流泪了。出国时，她才二十三岁，一眨眼就到了三十岁。七年的心血，七年的爱情，七年的生命，还有七年的“中国大姐”，连同她的理想、追求以及儿时的梦幻，全都一并刻在了俄罗斯的土地上。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当“文化大革命”骤然降临时，她这七年的留苏历史，居然成了她说不清、去不掉的罪证！

　　她本是一名出色的火箭设计师，却被扣上“苏联特务”“假党员”的帽子。1970年那个雪花飘飘的冬天，她被送到了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学校——河南“五七”干校。

　　她说，她原本就是农村的一个丫头片子，下放农村，就像回娘家，劳动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插秧、割麦，喂猪、挑粪，盖房子、搬砖块，卸水泥、运粮食，她样样都能干，而且样样都能干得很好。最让她痛苦的，是离开了火箭！

　　于是，她常常坐在田埂边，一边搓着草绳，一边听着蛙鸣，一边望着星空久久发呆。渐渐地，星空成了她迷恋的世界。每当她抬头遥望星空时，便觉心胸开阔，目光辽远，人间的忧愁烦恼，转瞬便统统跑得无影无踪。仿佛星空，只有星空，才是一块未被人血污染的净地。那一刻，她竟有了想逃离地球的念头。

　　或许正是在“五七”干校的孤独与苦闷，坚定了她一定要继续开拓空间的雄心大志，因而即使睡在牛棚的日子里，她也依然念念不忘“长征”系列火箭！

　　1976年，她被任命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主管氢氧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她说，氢氧发动机在上天前，一共进行了一百三十多次试车试验。前前后后，光失败的次数，就有一百多次！

　　然而，当她向我讲述氢氧发动机诞生的苦难历程时，却显得极为平静，仿佛她和同事们创造的这一惊天动地的文明，早已化作历史的淡淡轻烟，随风而去，不值提起。

　　我问：“您怎么预测这次‘亚星’发射？”

　　“应该没什么问题。”她说。声音依然平静。但从她平静的外表上，我却分明感到了她内心的暗流涌动。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发现，她的头发的颜色变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早已满头银发，而今为何一头青丝？

　　她笑了，告诉我说，这是染的，自己染的。还说，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水，即省事又便宜。说着，她不经意间用手撩了撩耳际的一丝头发，显出一种女性成熟的温柔。

　　青丝，白发；白发，青丝。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当她迈进花甲之年时，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位女性？

　　我更无法想象，她从一个农村的黄毛丫头，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火箭总师，完成了一个一般男人都无法完成的生命历程，究竟靠的是什么？

　　在中国，做一个男人难，做一个女人更难，做一个干成惊天动地事业的女人更是难上加难！而她，却从昨天走到今天，从陆地走向太空，把一位女性生命的灿烂，发挥到了辉煌的顶点！

　　她的生命里究竟潜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二十、苦恋：中国箭与美国星

　　自1984年4月8日起，“长征三号”火箭已将中国的五颗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距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赤道上空。

　　中国的火箭，发射中国自己的卫星，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几乎百发百中。

　　但是，当“长征三号”火箭一旦要发射美国的卫星时，问题便复杂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航天技术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而封闭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不了解外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内幕，外国也同样不知道中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细节。

　　因此，当中美双方第一次进行技术谈判时，美国人才知道，中国“长征三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并不是按国际标准设计的；而中国人也才明白，国外的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都是按统一的国际标准设计的。

　　“长征三号”火箭的另一位副总设计师范士合，便是这次中方卫星与火箭接口的技术谈判首席代表。

　　范总一米八的个子，典型的东北大汉。他高中毕业就进了沈阳军工学校，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1956年毕业后，一直从事火箭研制工作。

　　范总年轻时，是位出色的运动员，他偏爱长跑，也是一个帅气的篮球中锋。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花样溜冰。大学时，每年寒假，他都要回老家吉林溜冰。长白山的冬天，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但范总说，迎着雪风溜冰，不仅可以强壮体魄，还能锻炼同大自然搏斗的勇气。

　　但如今的范总，身体不行了，如同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个人的身体与国家的事业，总是向着相反的趋势发展：两年前，他做了一场大手术——胃被切除了五分之三。

　　但为了尽快完成中美的技术协调，范总带着中药，亲赴美国谈判。

　　谈判期间，他每天早上7点就去休斯公司。中午无法休息，更不可能有小灶。而他的胃已被切除五分之三，所以只有啃面包，喝白开水。

　　我第一次采访范总，是1990年4月的一天晚上。地点是在西昌发射场的一间简易房里。这间简易房是范总在发射场的临时办公室。

　　我一进门便发现，范总的办公桌上除了一大堆文件资料，还放着一堆中药冲剂。他说他每天除了要服三包中药冲剂，还必须打上两针。他和我说上一会儿话，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几步；走动时，总是习惯用左手托着自己唯恐要掉下来的胃；而当他向我讲述起中美技术协调的内幕时，一直喘着沉重的气息：

　　“长征三号”火箭今天能在发射场与美国的卫星进行联试，说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技术的谈判和协调工作开始非常难，外国卫星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不知道，保密界限如何确定也不明白。后来授权于我们总师，让我们根据具体情况，觉得可以讲，自己就讲。

　　有的公司开始同我们谈时，常用一种救世主的口气谈话，说什么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打进国际市场的。有的公司还说，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技术问题，可以向我们咨询。甚至有的公司一上来，就摆出几十个问题让我们回答，还让我们先介绍一下技术人员的素质情况。我们采取的始终是不卑不亢的态度。当然，对个别狂妄傲慢的外商，有时也给予必要的回敬。比如，有的外商说，你们西昌四周都是山，发射卫星时，火把山冲倒了，山再翻过来把火箭推倒了怎么办？我对他说，你说的这个根本不成为问题，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我们西昌发射了那么多颗卫星，从没出现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你提的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根据。如果你不信的话，我可以邀请你去西昌参观发射。

　　美国休斯公司对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和万源公司的技术人员是信任的。但由于中国过去一直是用自己的火箭发射自己的卫星，星箭之间的联结和分离都按自己的一套办法设计，而不是按国际标准设计。因此，当中国代表团去美国进行技术谈判时，休斯公司就提出，中国必须重新按国际标准设计过渡锥和包带。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