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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航天发射就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精简队伍，砍掉一些基地，因为中国的航天队伍全靠国家财力支撑。如果不砍，国家很穷，像国防科工委这样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若照此长久下去，靠什么来养活？但如果砍，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航天发射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从我国当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哪一个基地也少不了。将来一有新的发射任务，技术力量没有保留下来，怎么办？而另一条路，就是打出去！利用我们航天技术的优势和余力，承揽国外发射任务，这样，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为国家赚取外汇，又可以自己补充自己，还可以保存、锻炼、提高技术队伍，使中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下去。
“第三，国务院、中央军委一再提出要军转民，但国防科工委的发射队伍如何军转民？生产产品，对各基地来说，又不是根本的出路。如果光搞生产经营，小打小闹，急功近利，不仅没有出路，长久下去，还会削弱技术力量，甚至会拖垮这支队伍。但如果我们把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便能从根本上实现军转民的问题。否则，火箭故乡的子孙们永远直不起腰杆。”
上官世盘说着，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子。
望着上官世盘那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我突然想起法国大作家雨果先生的话：“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是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究竟靠什么来重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这个问题如同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一样，早就摆在了十亿炎黄子孙的面前。
中国曾以“四大发明”闻名天下，也以“火箭的故乡”著称于世，但这些老本早被列祖列宗们吃光了。中国的形象，无疑需要今天的火箭子孙们重新塑造。既然中国有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长征”系列火箭，当然应该让它走向世界。不然，总不能让它永远留在本国尘封的宫殿，去作祭奠“四大发明”的供品吧。
记得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一书中说过：“生活的唯一答案，就是生存下去。所谓生存，就是思考和行动。”
看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正是“思考”和“行动”。
蒙古大汉与陈老板
英雄所见略同。
几乎在同一个夜晚，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坐在灯下，扶着眼镜，认认真真地读着一封来自航天部的信。
这封来信说：
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搞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我们认为完全可能。
其理由是……
宋健后来说，那天晚上他看完信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宋健曾是航天部副部长，让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也是他多年的梦想。因此，他看完信后，想了想，又拿起信来看了看，而后才将信慢慢展开，拿起笔来，在信的天头批道：
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希望你们为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而努力奋斗！
写这封建议信的人，便是如今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两位副总经理：乌可力和陈寿椿。
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具有法人资格、独立经营权的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自中国宣布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起，长城工业公司便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经营运载火箭发射服务、卫星合作业务的唯一机构。长城工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同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经济组织有着广泛的贸易合作关系。特别是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市场以来，长城工业公司已先后同五大洲几十家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并先后签订了多项卫星发射及卫星搭载订座协议的合同，积极发展了与各国公司之间的经济贸易与友好合作，受到客户的赞誉。
1990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在中国长城工业公司见到了乌可力先生。
乌可力的父亲，便是鼎鼎大名的乌兰夫。
乌可力原名“乌斌”。这是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父亲特意为他取下的名字。但当他后来考入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后，便自作主张，将“乌斌”改成了“乌可力”。“乌可力”在蒙语中，就是“牛”的意思。
乌可力的确像头牛。高大的个子，粗壮的腰板，宽阔的胸脯如同一堵厚实的墙。我俩会面这天，他穿一件花格子短衬衫，满头白发，两眼有神，乍一望去，颇像一位来自欧洲的大商人。尤其是嘴唇上方那撮贺龙式小胡子，既潇洒漂亮，又显出几分刚毅与傲气。
“这胡子还是贺老总让我留的呢！”说到胡子，乌可力伸出胖胖的指头理了理，眼里竟涌动着泪花。
那时，乌可力还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一次，贺龙到他家里看望他父亲，他刚打开门，贺老总当胸就给他一拳，说：“小子，你这胡子长得不错啊！”
乌可力望着贺龙的胡子，说：“贺伯伯，不错是不错，可您是老总，是国家元帅，胡子想怎么留就怎么留。而我还是个学生娃娃，学校不让我留胡子！”
“是吗？这好办！”贺龙理了理自己的胡子，说，“你回去告诉学校的头儿，你的胡子就这么留定了，就说是我贺龙批准的！”
“这太好了，贺伯伯！”乌可力欢叫着，转身拿起一块西瓜，一下塞进贺龙的嘴里。
乌可力的胡子，便这么留下来了。
后来，有人见他这撮胡子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而且很像贺龙的胡子，便给他的胡子取了个绰号——贺龙式小胡子。
据说，近几年来他总喜欢对着镜子抚摸自己的胡子；每当抚摸着胡子时，他总会想起贺老总，想起新中国一大批老帅们。
1940年，乌可力告别内蒙古大草原，随父亲去了延安，并在延安度过了半军事化的少年时代。在延安上小学时，乌可力就是有名的“乌大胆”。有一次，他独自一人，挽起裤腿蹚延河水。不料，他刚一下水，上游的洪水便开始一个劲儿地猛涨，眼看就要奔泻而下！就在这时，一乘坐骑沿着河岸向他飞奔而来。马上的汉子跳下马背，几步蹚进河里，一把便将他抱回岸上。等他脱下裤子，拧了一把河水，回头一看，这人竟是周恩来伯伯！
还有一次，他和一群小同学正在路边“打仗”，忽见一辆美式吉普正朝他们这边开来。他急忙领着小伙伴们冲上前去，往路中央一站，手中的“枪”一举，大喊一声：“停车！什么人的干活？”车乖乖地停下了，随后从车上走下一位高大魁伟的人来：双手高高举起，脸上却露着慈祥的微笑。他定睛一看，原来竟是毛主席！他一下便扑了过去，欢快地叫着：“毛伯伯！毛伯伯！快给我们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乌可力天资聪明，加之后天环境的影响，刚满十三岁，便被选去当了电报员和骑兵通信员。在哈军工学习期间，他和科研小组的同学一起，研究成功了人工降雨火箭；而他自己研制的耐高温材料，还获得了国家专利权。大学毕业后，他去国防科技大学深造了五年的空气动力学，接着就搞起了飞机设计。
但是，父亲的权位并未在乌可力人生的道路铺上鲜花，反而一度带给他的是厄运！
1967年，乌可力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锒铛入狱。
然而四年的监狱生活，并未折断乌可力鹰一般的翅膀，反而铸就了他一颗蒙古大汉的雄心。在蹲监狱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凭窗眺望，一颗孤独的心，便会随着先祖成吉思汗的铁蹄，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自由狂奔；而每次他被发配去埋死人时，则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没死的人，该为自己的祖国干点什么呢？
1982年，他调到航天部担任科技预研局副局长。其间，因工作之便，他对中国和世界航天的局势，做了透彻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所以当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成功后，他和陈寿椿、黄作义等人，很快便想到了如何把“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问题。
陈寿椿是这次发射“亚星”的新闻人物。他的同事和部下们都称他为“陈老总”；但外国朋友和港商们，则习惯叫他“陈老板”。
我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见到了陈老板。陈老板很忙，忙得一塌糊涂。凡是去了西昌发射场的记者都想找他，但又几乎都没找到他。
一天傍晚，我趁他刚刚放下碗筷的时候堵住了他。这是一位用一个脑袋可以同时思考三个问题的人物。一进他的房间，只见他用下巴夹住电话筒，一边给北京打着电话，一边复印着文件，一边不时看看复印的效果；同时怕冷落了我，还总是抓住点滴间隙，与我天南海北，侃侃而谈。
陈老板戴一副眼镜，穿一件棕色夹克衫，说话办事，都是“短平快”，一看便是一位爽快利落、性情急躁的人。而且不用多问，一听口音，便可断定是个地道的广西人。
陈老板生于1934年。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机械工程学院。回国后，曾担任过“长征一号”火箭的主任设计师，在航天部总体设计部整整干了两个七年。陈老板胸怀大志，加上南方人天生就有一个会做生意的脑袋，所以他最终还是舍弃了设计师的宝座，当上了推销中国火箭的大老板。
乌可力和陈寿椿等人的建议，得到了航天部领导的大力支持。
1984年4月下旬的某个晚上，航天部部长李绪鄂和副部长刘纪原专门召集乌可力等人谈话，具体讨论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的有关问题；并指示乌可力全力以赴，负责开展“长征三号”火箭打入国际市场的工作。
接着，航天部拨款二十万元人民币，组织成立了以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为首的“航天开发十人小组”，开始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早期活动。
六、序幕在戴高乐机场拉开
1984年底，一份关于把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正式报告，摆在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办公桌前。
这份报告，既体现了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决策者们的先知远见，又表达了航天战线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希望早日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美好愿望。
此报告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国防科工委的指示，张敏参谋长很快组织航天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西安测控中心、洛阳测通所和科工委有关部、局负责人，对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研究。
同时，国防科工委领导还向张爱萍将军作了汇报。
张爱萍将军听了后，兴奋不已，竟激动地从藤椅上一下站了起来，用手中的黄藤手杖连连戳着地面说：“好！让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是壮国威、壮军威的大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干成。我们既然有了这个能力，就要敢于竞争，敢于向世界挑战，而绝不能落于人后，更不能受制于人！”
接着，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又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专门作了一次口头汇报。
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听完汇报后，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对这一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国务院领导最后还指示说：“希望科工委回去后抓紧这一工作，尽快拿出个具体的方案和意见来。”
于是，1985年4月2日，国防科工委在国防部大院五楼会议室，召开了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外星可行性的论证会。
会议认为，航天作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正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航天发射获利非常之大，仅运载火箭，欧美每年获利都达五亿美元。目前欧美正为航天技术商业化进行激烈的竞争，苏联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参与这一竞争。从中国航天的现状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同时拥有运载火箭和卫星测控网的国家之一。为了开发航天产业，进入国际市场；为了开展国际合作，加速提高航天技术水平；为了促进四化建设，增辟一条新的财源，中国应该让自己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说：“这个工作是一定要干的，否则将来就很被动。中国的航天，就是要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只要第一次打开了局面，今后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也说：“发射外国卫星，这是我们前人从未干过的事业，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甚至还要冒风险。但我们首先要树立起雄心，要有敢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只要我们下决心脚踏实地地去干，终归能把事情干成。因为这不仅仅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一旦做成，就会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1985年6月，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巴黎举行。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近一百个国家的代表，两百多名各国记者，纷纷聚会法国首都巴黎。
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卫星等高科技产品，送到了国际航展会上。
而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正是乌可力。
那天，航展会开幕仪式在戴高乐机场隆重举行。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巴黎上空徐徐升起时，乌可力和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全都忍不住流下了自豪的热泪……
是啊，巴黎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又是革命的摇篮。它不仅孕育了法兰西民族灿烂的文明，还对中国的一代革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年，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陈毅、蔡和森、王若飞、徐特立等一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曾抱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找改造中国出路和“科学救国”的思想，漂洋过海，来到巴黎，勤工俭学。岁月匆匆，往事如烟。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奋斗，终于有了代表中国实力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同步通信卫星，并有机会、有资格展示在世人的面前。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令人自豪的事情。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