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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总统起身走到窗前，沉思片刻，而后望了望东方，转身轻轻说了一句：“我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

　　四、20世纪的中国与美国

　　1971年7月9日中午12点，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在北京郊区南苑军用机场徐徐降落。

　　六名美国人，踏着又惊又喜的步子，匆匆走下舷梯。

　　他们双脚刚一着地，便禁不住连声惊呼：“OK，中国！中国，OK！”

　　这六名美国人，便是尼克松总统专程派往中国的秘密使者：基辛格博士率领的秘密访华小组。

　　这是中美相隔二十二年来，第一批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政府官员。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是一对“冤家”。二十多年来，除了在朝鲜战场上有过你死我活的较量，以及在板门店谈判、越南谈判中有过针锋相对的触碰外，两国政府很少有交往。

　　据传，50年代还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有一次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酒吧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相遇。周恩来主动伸出手去想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却把脸一转，故意装作没看见，巧妙地拒绝了周恩来的握手。而周恩来伸出的手则顺势朝着服务员一招，不失风度地说：“小姐，请给这位先生来杯可乐，账记到我的头上。”说罢，周恩来微微一笑，信步离去。

　　当然，听说后来也发生了中国外交官员拒绝同美国人握手的事情。周恩来得知后指示说：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伸出手来，我们不要拒绝。这叫礼尚往来嘛！

　　1962年，曾经认真研究过中国及其历史的戴高乐总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一位西方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回答说：“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古国，又一直备受欺凌。”

　　尼克松上台后，对中国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曾对他说过：“美国同中国发展某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你最好趁早承认中国，而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你再不得不承认它。”

　　当然，也有美国人表示坚决反对，说：“我们不应该同中国人来往，因为他们嗜血成性！”

　　尼克松上台时，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要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后来，尼克松在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访谈中，也这样说道：“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972年2月21日，中美的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来到北京。

　　这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身着灰色呢大衣，迎着呼啸的北风，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尼克松的到来。

　　在历史的一瞬间，当尼克松伸过手来与周恩来的手紧紧相握时，周恩来幽默地说：“总统先生，今天，您终于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也风趣地说：“是啊，周总理先生，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啊！”

　　下午3点整，在中南海，毛泽东和尼克松，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这次划时代的会晤，长达六十五分钟！

　　据后来的资料表明，当晚尼克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却开始了。”

　　一周后，即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与尼克松又在上海会晤，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和平的开始。

　　为表示纪念，周恩来和尼克松还在杭州亲手种下了一棵尼克松从美国带来的红杉树。据说，这棵红杉树是美国加州国立公园中全世界最老、最高的一棵红杉树的后代。

　　后来尼克松回忆说：“当时，我们二人谁都不能肯定这棵树能在中国的土壤中长大；但事实证明，土壤和气候都是友好的。”

　　1987年秋，美国一位叫基恩的州长来华访问。在杭州，基恩州长亲眼见到了这棵红杉树。此时的红杉树枝繁叶茂，葱绿挺拔，已长到了约二十八米高。杭州一位负责人对基恩州长说：“这棵树的四万棵树苗，已经扎根在了中国七个省份的土地上！”

　　1979年，中国同美国终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邓小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国家领导人，适时地跨进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门。

　　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门前，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迎接了邓小平副总理的到来。美国的星条旗和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并肩升起在美国总统府的上空。

　　在美期间，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瞻仰了林肯纪念堂，参观了世界最大的航天博物馆——华盛顿宇航博物馆，并出席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的签字仪式。

　　休斯敦是美国著名的航天测控中心，当邓小平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飞抵休斯敦时，还特意坐上航天飞机，进行了一次从三万米的高空向地面着陆的模拟飞行。

　　同时，邓小平还参观了约翰逊航天中心。为他担任讲解员的，是第一个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格伦参议员。据说，那天邓小平兴致极好，几次掏出香烟，又几次放了回去。

　　邓小平在美八天，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有记者问邓小平，这次中美会谈都谈了些什么问题时，邓小平抖了抖手指夹着的香烟，不慌不忙地说：“从人间到天上，无所不谈。”

　　在卡特总统为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而举行的国宴上，两双不同肤色的手紧紧相握，频频举杯。

　　卡特说：“让我们为人类的幸福干杯！”

　　邓小平说：“让我们为世界的和平干杯！”

　　十年后，尼克松在他一本专著中这样写道：

　　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美中两国人民在中国的发展事业中已结为伙伴。假如双方坚持走这条道路，21世纪的美中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互利的双边关系之一。为了生活在下一个世纪的儿孙们，我们必须确保两国关系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

　　美中两国人民都在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民之列，天赋的潜力都极大。展望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土壤和气候都适于培育美中关系。美中关系大有可为，它能把这个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推至空前未有的高度。

　　当然，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卡特，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可能都没想到，自1972年中国与美国在陆地进行了第一次握手后，十八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在西昌进行对接时，中国与美国又在空间进行了第一次“握手”。

　　那么，中美的这次“握手”，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文明时代的开始呢？

　　五、举起火箭的大旗

　　历史的选择，常常带有偶然性。

　　1984年，对于中国的航天界来说，既令人躁动不安，又叫人欣喜若狂。

　　年初，有关部门宣布：对外招标，购买国外卫星。

　　于是，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纷纷投标于中国。

　　有关部门由此决定，从这四个国家中，购买一颗中国所需的通信广播卫星。

　　但卫星买回来后，请谁来替中国发射呢？

　　后经反复调研，决定选用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紧接着，中国就向法国和美国预订了四个座位，并向法国和美国分别预交了十万和二十万美元的发射订座费。

　　中国有自己的火箭，也有自己的卫星研制队伍，还有自己的发射队伍，却要花重金去购买外国卫星，而且还要用法国的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为其发射，这不免让一些人大为光火，甚至十分震怒！

　　但话又说回来，不这么做又怎么办呢？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全中国都在等着用通信广播卫星！有关部门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被迫为之——谁叫搞航天的人自己没这个本事呢！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即1984年4月8日，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一声“怒吼”，一家伙就把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上了太空！

　　中国震动！

　　世界震动！

　　当时所有对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人，也被震得目瞪口呆。

　　更有意思的是，历史老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84年4月30日这天，当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和中国的航天精英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庆祝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大会时，《参考消息》却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国有关部门，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购买通信卫星的合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有关部门根据当时现状，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购买外国卫星并请外国发射，无可非议，更无过错。但此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国，对自身的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大能耐，是缺乏清醒和统一认识的；而令人更没想到的是，原本需要请美国发射卫星的中国，短短几年后居然会反过来为美国发射卫星。

　　当时只有一个事实确定无疑，这就是，“长征三号”火箭把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上天后，全世界都多少感到了中国的分量。

　　于是，中国航天界一批大智大勇者，便悄悄地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去发射外国的卫星呢？

　　上官浑身都是金

　　北京。黄寺大街。

　　夜，很深了，国防科工委大楼的一间小屋里，还透出一束橘黄色的光亮。台灯下，一位中年男子正在面壁苦思。

　　这是198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四周很静，只有星星伴着月亮在天上散步。中年男子身材不高，却显得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挂着些许不易被人觉察的微笑。他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既有学者的派头，又有外交家的风度。特别是宽宽的额头下，那双充满着东方男子汉智慧与胆略的眼睛，只要留心看上一眼，便很难再从记忆中抹掉。

　　这位中年男子，名叫上官世盘。

　　上官世盘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副主任。他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承认他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魅力，但又谁都说不清这种魅力究竟是什么。

　　国务委员宋健，对上官世盘曾有这样一句评价：“上官浑身都是金！”

　　而上官世盘的部下王建蒙先生则对我说：“上官就是一部长篇。他思维敏捷，卓有远见。就像下棋，你刚刚还在想第一步，他已经想到第四步、第五步了。”

　　“上官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善于在没有条件把事情办成的情况下把事情办成。”翻译许建国先生也这样对我说，“他简直就像墙上的一只壁虎，没有任何依靠，也能攀上去，而且能稳稳当当地贴在那儿，绝不随风偏倒。”

　　据说，上官世盘还有一个特点：特能抗困！晚上加班熬夜，每当困得实在不行时，他便往墙角一站，两拳紧握双目怒睁，十分钟内绝不眨眼，很快便额头冒汗，困意全无。他说，干事业，这是基本功，得练！

　　这个晚上，上官世盘刚刚练完“基本功”，便孤坐灯下，面壁苦思：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怎么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这个问题在六年后的今天看来，既合情又合理，可当时在有的人眼里，却是天方夜谭。

　　上官世盘1936年生于福建，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他去了戈壁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直从事航区的测控工作。其间，他曾出任过高级技校的教师，如今这能说善辩的口才，自然与那段当教师的经历有关。

　　从1958年至1990年，上官世盘在发射场摸爬滚打，一晃便是三十二年。三十二年来，上官世盘曾参加过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等发射试验任务，同时还参加组织过“154”跟踪测量工程的研制工作和“远望号”测量船的研制、论证工作。

　　毫无疑问，积数十年发射场之经验，上官世盘对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以及发射队伍的现状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对这支队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在采访过程中，当我问上官世盘，当时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为什么会想到要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时，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第一，我觉得航天事业就应该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而不能因循守旧，只走老路。当时，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和我们不仅想到了这个问题的艰难，甚至还准备为此付出牺牲和代价。但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一个人，一个部门，如何在自己的行业里体现这一国策，是问题的根本。中国有一支过硬的航天技术队伍，已经具备了数套完整的发射、测控设施，并且又有‘长征’系列火箭。因此，如果我们能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岂不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好体现？虽然肯定是困难重重，但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二，国防科工委在全国有几个承担着不同试验任务的基地，总的来看，每个基地的任务都不是很重。有的最多一年打两颗卫星，这就使得几万人待在大戈壁或者大山沟，常年没有多少紧迫的事情要干。同时，航天部有一大批专家年纪都不小了，而年轻一代一时又还未接上茬，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那老一辈专家所开创的航天事业，很可能就再也无法生存发展下去了，甚至还有断送的可能。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