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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手脚爬行，好像四脚的动物。每举一步，都要花上几分钟。

　　十三、起飞，波音747

　　1990年2月10日傍晚，美国洛杉矶机场，一片紧张繁忙。

　　当晚6点30分，一架大型飞机缓缓滑过百米跑道，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啸，眨眼间便扑向风雪弥漫的茫茫天空。

　　这架大型飞机，便是美国运送“亚洲一号”卫星前往中国的专机——波音747。

　　五天前，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有关专家和亚洲卫星公司的负责人，曾专程赶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机场、卫星测试厂房、宾馆以及装卸运输工具等，做了严格的评审检查。当确认中方各方面准备工作完全满足标准并完全就绪时，立即向美国发回一封电报：

　　西昌条件完全满足，卫星可以起运。

　　2月9日凌晨4点，中国发射测控系统部联络官许建国先生刚刚入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将他惊醒。

　　电话是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先生打来的。斯坦豪尔的声音很激动：“许先生，对不起，打扰你的美梦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刚得知，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卫星起运了！”

　　“OK！斯坦豪尔先生，谢谢你的打扰！”许建国放下电话，马上又拨通了上官世盘的电话。

　　电话响起时，上官世盘同样也在睡觉。听完许建国的报告，上官立即拿起直通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的电话。

　　沈荣骏是这次发射“亚星”时坐镇现场的总指挥。电话响起时，他正坐在灯下审批一份急件。虽然“亚星”许可证已经发放，并且昨天西昌发射场已通过最后的评审，但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他清楚每一个细小环节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能否同意卫星起运以及卫星何时才能起运，一直是令他颇感焦虑的事情。所以接到上官世盘打来的电话后，他非常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此刻，波音747正穿越在太平洋上空，“亚洲一号”卫星就稳稳当当地坐在机舱的最佳席位上；而一同陪伴“亚洲一号”卫星来中国的，还有十九位美国工作队的朋友。他们是：十四名休斯公司专家、三名机组人员、两名担任护送“亚洲一号”卫星任务的特工人员。

　　“亚洲一号”卫星，是由美国休斯公司设计生产的一颗国际通信卫星。休斯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卫星制造公司，它生产的卫星占全世界通信卫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故在美国享有“当代卫星之父”的美称。

　　“亚洲一号”卫星原名叫“西联星六号”，是美国西联卫星公司从休斯公司那儿买来后重新命名的。这位“航天女神”可谓命运多舛，自诞生之日起，不祥的阴影便一直伴随左右。

　　1984年2月3日，“西联星六号”同另一颗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帕拉帕B2”卫星一起，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两颗卫星均因有效载荷辅助舱的火箭发动机提前熄火，未能进入预定的同步转移轨道，最后被搁浅在远地点为一千一百九十公里、近地点为二百五十公里的椭圆轨道上，从此开始了在太空的漂泊流浪之旅。

　　故此，为“西联星六号”承担保险的伦敦梅利特保险公司，向西联公司支付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赔款；而卫星的所有权，从此也就归属于梅利特保险公司。

　　1984年秋，梅利特保险公司与美国宇航局以及休斯公司达成了回收和修理“西联星六号”的协议，并由梅利特保险公司向美国宇航局支付了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回收费。

　　于是，1984年11月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首先回收了“帕拉帕B2”卫星，接着又开始追踪已在天上“流浪”了九个月的“西联星六号”卫星。当航天飞机终于寻找到“西联星六号”卫星时，曾完成过十四次飞行的宇航员加德纳和艾伦步出航天飞机的舱外，然后用了六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将“西联星六号”卫星从天上一把“抱”回人间。

　　“西联星六号”返回人间后，梅利特保险公司又以五千万美元的高价转卖给了美国特雷卫星公司。本来，特雷卫星公司曾同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订合同，拟在1988年韩国举行奥运会前将这颗卫星发射升空，但特雷公司因破产而无法按期付款，卫星只好又归回到她的主人梅利特保险公司手中。后来，亚洲卫星公司又从梅利特保险公司手中购买了“西联星六号”卫星，将它重新命名为“亚洲一号”，并最终替它找到了真心送它上天的男神——中国“长征三号”火箭。

　　“亚洲一号”卫星本体呈圆柱体，直径二点二米，高六点五米，重一点二五吨，装有二十四个C波段转发器，分南北两个波束。卫星的使用寿命为十年，将定点于东经一百零五度赤道上空，覆盖面积可达亚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为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部分地区的二十五亿人提供先进的通信服务。卫星百分之八十的容量可用于转播电视节目，其中百分之四十为各国政府电视台所用，百分之四十为商业电视台所用。商业电视台将提供体育、音乐、新闻、电影、教育和儿童等专项节目频道。此外，卫星的其他能力还可以用于公共通信网和专用通信网，包括高速信息传播、国际电话和传真服务等。例如，卫星上的二十四个C波段转发器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同时接收一百个电话信号。

　　为了保证“亚洲一号”卫星安全抵达西昌，美国休斯公司不惜动用巨款，特包租了由美国联邦快运公司机组人员驾驶的这架波音747飞机。

　　美国联邦快运公司的雏形，即美国空军飞虎队。美国空军飞虎队在世界上享有“敢死队”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在队长陈纳德（后授予美国空军少将）的率领下，曾帮助过中国抗击日军，并在中国的天空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活剧。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至今还保留着部分飞虎队队员完整的墓地。

　　今天，新一代飞虎队队员为打开通向宇宙的大门，又驾机前往中国。这其中的关联，恐怕连新一代飞虎队队员自己也没想到。

　　据说，由美国人驾驶的专机翱翔在中国领土的上空，除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有过如此壮举，这还是第一次。难怪有人说，“亚洲一号”卫星这次来中国，享受的完全是总统待遇。

　　但很不幸的是，运送“亚洲一号”卫星的波音747途经阿拉斯加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暴风雪。幸亏机组人员艺高胆大，勇敢超人，才总算飞越了危险区。

　　只是，比原计划整整延误了四个小时。

　　2月12日凌晨，载着“亚洲一号”卫星的波音747飞机终于进入中国北京首都机场的上空。

　　而此时的北京，还沉睡在寒冷的冬梦之中。

　　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清晨。

　　2月的首都机场，北风呼啸，霜雪凝重，经一夜冷空气的侵袭，此刻如同冰窖一般。

　　风雪中，中方公安、海关、民航等部门以及涉外现场指挥部所有工作人员，迎风伫立，早已做好了迎机的各项准备。不少工作人员，一夜未睡。

　　早在一个月前，为保证完成“亚星”的运输工作，中方在北京龙乡饭店，召集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海关总署、民航总局、总后军交部等有关部门开了一次专门会议——“901”会议。会后，各部委向所属单位下发了通知，对涉外运输做了严密的部署。

　　国防科工委与有关部门还于1月18日专门召开了涉外运输协调会，成立了由外交部、公安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部、海关总署、民航总局、航空航天部以及国防科工委机关等单位参加的涉外运输协调小组和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处理客户人员、卫星、设备、设施的过关、免检、免税和交通运输保障等问题。总指挥是国防科工委参谋长张敏。

　　6点15分，波音747从空中呼啸而下，平稳地落在了首都机场。飞机沿着跑道滑行一段，速度逐渐缓慢，接着一个大转弯，驶向滑行道，最后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候机楼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议规定，航天器（卫星）及其他设备将由美国人驾驶的在美国注册的飞机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美方人员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进口港登机，担任从进口港到发射场的导航工作。飞行中，非美方人员不得进入飞机装货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运送航天器、设备和技术资料的飞机通过中国海关时可予免检，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受检查，但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官员提供空运清单。美国政府向休斯公司颁发出口许可证的明确条件是，休斯公司应保证运送航天器（及有关设备和技术资料）的飞机不携带任何与发射活动无关的违禁品；而向休斯公司颁发出口许可证的另一个条件是，休斯公司必须承诺该飞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有关规定。

　　此外，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协议还明确规定，万一运送航天器的飞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失事或坠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允许美方人员协助搜索并收回由失事造成的所有航天器部件和残骸；同意将其公民捡到的与航天器有关的所有物品立即归还美利坚合众国，而不以任何方式进行检查或拍照；同意允许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卫星事故搜索和回收人员进入事故现场。

　　所以，当波音747专机平稳降落后，中方除直接有关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靠近飞机。

　　据说，不少记者头天晚上就赶到机场，冻了整整一宿，结果连美方装设备的箱子都没见到一眼。

　　在中方现场指挥部和民航局的精心组织下，海关、边防及首都机场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实行现场办公，并简化了入关手续，很快便顺利完成了对专机上的人员、设备验关入境以及专机的勤务保障工作。

　　从专机落地到专机再次起飞，前后只用了两小时三十五分钟。

　　8点50分，当中方导航员登机后，波音747翅膀轻轻一抖，又从北京起飞，而后朝着西昌机场方向飞去。

　　十四、护送升降平台

　　西昌机场。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机场。倘若你身临其境，目力所及之处，除了机场，还是机场。实在太大了，只是因为被闲置在了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山区，才缺了雄伟的气魄和现代的氛围。

　　西昌机场位于离西昌城约六公里的天王山下的小庙乡，故俗称“小庙机场”。小庙机场始建于1932年，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修建的军用简易机场。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西昌行辕征调西昌、冕宁、普格、德昌等地一万多民工，将机场改建成七百米乘五十米的泥结砾石跑道，开辟了飞机疏散道，还利用天王山的地形挖掘了几十个飞机掩体战壕。1940年，由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一条重庆—成都—西昌—昆明—重庆的环形航线，同时也作为国民党空军的疏散机场。1958年，正式开辟了西昌—成都的航线。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备战备荒，小庙机场作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军事重地，又有了一番重大的扩建。

　　一位曾经参加过机场勘测工作的参谋告诉我说，西昌机场在东南亚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它可降落一百八十至二百四十吨重的各种大型飞机，若单就机场的跑道大小而言，堪称中国之最。

　　但西南民航局的局长说，西昌降落波音747飞机，在整个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因此，此时此刻，在西昌机场恭候飞机驾到的中外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担心的几乎都是同一问题：这架第一次降落西昌机场的波音747，今天能安全着陆吗？

　　为了保证机场的绝对安全，四川省公安厅和卫星中心保卫处的保安人员以及凉山州、西昌市的数百名公安干警，在这天早上7点之前，便全部进入各自的岗位。机场的四周，上百名武警战士早已筑起一道威严的绿色人墙。

　　而中美双方的指挥官和工作人员，是早上8点前到达机场的；担任“亚洲一号”卫星装卸、运输的专业操作人员，则是在卫星中心计划部于泽荣主任的亲自指挥下，于头天下午5点，就提前进入了机场。

　　此刻，减震平板运输车、卫星密封运输车、大型平板拖车以及十五吨大叉车等十八辆各种运输车，已按规定位置一字摆开，等待波音747的降临。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机场的右侧，一个长十一点六米、宽四点一米、高三点九米、重二十四吨的庞然大物，高高矗立于阳光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小楼阁。

　　这座“小楼阁”，就是几乎惊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升降平台！

　　升降平台，是机场专门用来装卸飞机上货物的一种大型设备。

　　由于波音747飞机相当高大，卫星和设备集装箱要从飞机上卸放到地面，就必须靠这种大型升降平台。

　　但是，当时的西昌机场，没有这种大型升降平台。

　　怎么办？升降平台是美方评审西昌机场时一个首要而又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亚星”就不能起运。

　　成都没有，重庆没有，云南也没有。

　　“找，全国找！哪怕大海捞针，也要找到它！”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指示说。

　　于是，涉外运输协调组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寻访和调查。最后得知，广州有一个。民航局当即决定，从广州调用。

　　但有关人员赶到广州一看，这个升降平台按运输标准，既超宽，又超长，还超重。无论用汽车还是火车，都无法从广州运到西昌。

　　后民航局提供信息，说北京首都机场也有一个。但如何从北京运到西昌，也是一个大难题。

　　如果用火车运输，正值春节前夕，春运本来就十分紧张；加之设备超限，运输过程肯定相当艰难，万一运输途中有个闪失，怎么办？

　　此事很快惊动了铁道部，也惊动了交通部。

　　后来，涉外运输协调小组与铁道部紧急协调后，果断决策：特批一辆专列，将升降平台从北京护送到成都。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