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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月16日晚，载有升降平台的专列从北京出发了。在北京、西安、成都三个铁路局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一路单机牵引，经整整一周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抵达成都。
但从成都到西昌，又如何运输？
飞机空运，肯定不行；继续动用专列，也不可能。因为从成都到西昌，沿途山高路险，隧洞甚多。仅凉山境内，就有隧洞一百五十七个，共长一百三十公里。而最长的沙马拉达隧洞，竟长达六千三百七十九米！几经反复计算，火车路经隧洞时，即便将隧洞两边的路灯等物体全部拆掉，平台照样会遭刮碰，根本过不去。
怎么办？升降平台必须及时送到西昌，因美方评审机场的时间已迫在眉睫：倘若升降平台不能如期送到，“亚星”便不能按时起运，从而将影响整个“亚星”发射的进程。
后几经论证，被迫决定：采用汽车运输。
汽车运输，并非上策；但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是，能运载如此庞然大物的汽车，哪里才有？
找，全国找！
目标总算发现：交通部运输公司昆明分公司，有一辆日本产的三菱牌大拖车。
于是，大拖车昼夜兼程，从昆明开到了成都；
于是，成都军区军运部、交通部、中国汽车运输总公司、四川省公安厅、交通厅等各个部门纷纷出动，通力协作；
于是，从成都到西昌沿途三个自治州和八个县，很快接到了省市有关政府部门的紧急通知，火速行动，做好沿路护送准备工作；
于是，1990年春节前三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由三十一人组成的护送升降平台的运输队，从成都缓缓出发了。
十二辆摩托车兵分两路，率先开道；后面紧跟的是开道警车、清道车和指挥车；接下来是载有升降平台的大拖车；最后压阵的是十几辆工具车。风雪中，队伍小心翼翼，浩浩荡荡，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概。
成都至西昌，全程五百多公里。一路山势险峻，坡陡路窄，全是蛇形公路；且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霜雪遍野，途中若有任何一点闪失，必将车毁人亡。
尤其是凉山境内的路段，因位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故山高谷深，水急路险，历史上曾被称为旅行的“禁区”。1943年夏，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来凉山时，在《考察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手脚爬行，好像四脚的动物。每举一步，都要花上几分钟。出行三日，还不到七千米……
路之艰险，可想而知。
及至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修通了川滇公路，但后因公路长期失养，到1949年，车辆已无法通行。
因此，凉山地区的运输后来只好完全依赖于驿道和人背马驮，而渡江过河则全靠原始的索桥。当地山民因行路艰难，掉下悬崖、跌进河谷而断送性命者，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后有据可查的，仅一个县的某一个路段，因行路难而惨遭身亡者，便有三十八人！
不难想象，如此负重的车队要通过这段路程，无异于在走钢丝。
驾驶载有升降平台大拖车的司机，叫许土龙。
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也是一位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相当出色的年轻人。一米七五的个子，穿一件黑色夹克衫，留一个短平头，稳重而精悍；特别是走起路来，给人一种踏实而可靠的力量感。
许土龙从昆明开着大拖车到成都的路途上，同他一起出来执行任务的一辆工具车不幸翻车，给他心灵造成极大震动；而他带的三条防滑铁链，也在途中全部折断。所以车队从成都出发时，他一家伙就带了八条防滑链。而就在车队出发后的第二天，他在路上还亲眼看到一辆解放牌汽车跌下悬崖，当场造成三人死亡！
令人欣慰的是，车队每到一个县，当地县长、公安局长、武装部长，全都亲自挂帅，组织群众大力协助。这个县刚把车队护送出本县，另一个县接着再把车队护送到下一个县。县与县之间的衔接，全是上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和下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亲自交班。
为了保证车队畅通无阻，尽量减少不利因素，从成都至西昌，沿途都有众多公安和交警；所有南来北往的各种大小车辆，一律禁止超车、会车。而且，沿途的筑路队和抢险队时刻待命，一旦遇上险情，立即实施抢修，抢修一段，车队前进一段。
四川的乡区，都有赶场（赶集）的习惯。由于担心车队路过场镇时，因人多而使车队受阻，于是当地政府下令：车队通过场镇这天，附近老百姓，一律停止赶场！
问题是，年关就在眼前，辛苦了一年的老百姓都想利用节前唯一一个赶场的机会，去卖点大米、白菜、柴棒什么的，然后换回点过年钱。现在当地政府下令不让赶场，老百姓愿意吗？
没想到，当老百姓得知西昌要发射美国的卫星，有一个“洋机器”要路过当地场镇后，到了赶场这天，不但没有一个人去赶场，反而连原本要去赶场的人也放下了菜篮和背篓，拿起钢钎和锄头，纷纷跑去铺路架桥，确保车辆顺利通过。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天听说车队要路过场镇，一大早就煮了一篮子本要去赶场卖掉的鸡蛋，然后背着小孙女守在路旁。当车队来到时，她用一双长满冻疮的手，把一个个的热鸡蛋硬是塞到车队每个人的手上。
而一位当年曾经护送过红军的老大爷，这天也捧着一瓦罐茶水早早就蹲在路口。当车队到来时，他一边送水，一边唠叨说：“咳！活了八十二岁，还从没听说过不准赶场。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能把卫星打上天，别说不让赶场，就是不让过年也行！”
这就是西昌的老百姓。当年，在长征途中，他们护送红军安全脱险；今天，在进军太空的路上，他们又护送航天大军平安闯关。他们的日子尽管至今依然贫困，可当国家一旦需要时，捧出的总是一颗热乎乎的心。
然而，大年三十这天，当车队在饥寒交迫中翻过当年红军曾经翻过的两座雪山，来到一个叫葫芦崖的地方时，却被挡住了去路。
葫芦崖位于一座大山的半腰处。路的右边，是陡峭的岩石；路的左边，是笔直的深渊；横贯脚下的，则是波涛滚滚的大渡河！而地面的路宽仅有二点二米，大拖车的轮胎要是压在上面，左边的路宽便只剩下四厘米了。可升降平台的宽度比大拖车要宽得多，一旦经过，不是刮着岩石，就是跌进河谷，根本无法通过。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恰恰就在这里。旁边的一块野地，便是当年石达开的娃娃兵安营扎寨的地盘。
怎么办？历史的悲剧，难道今天还要再度重演？
车队总指挥袁广泉和开路先锋尚清民，蹲在悬崖边上，双手抱着脑袋，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急得直落泪。
后来几经商量，车队指挥组决定：炸山！
于是，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弄来炸药，在大年三十的傍晚，提前放响了新年的“礼炮”！
接着，数十名老百姓和车队人员一起，手扶肩扛，硬是让大拖车一寸一寸地移过了葫芦崖！
车队行至西昌冕宁泸沽镇，正值大年初一中午，当地老百姓正各自忙着准备年饭。听说发射卫星的车队人员还没吃饭，老百姓马上把自家的香肠、腊肉和鸡鸭鱼等纷纷送到食堂；开饭馆的个体户厨师，也主动跑到食堂做饭炒菜。当车队人员提出要给做饭的师傅们钱时，师傅们说：“要给钱，我们就不干了！”有的老百姓还说：“这个年头，钱顶个屁用，良心比啥都值钱！”
车队全体人员，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热乎乎的“百家饭”。
1990年1月27日即大年初一下午5点，从北京到西昌，惊动了十个系统、二十二个部门和数千人的升降平台，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安全到达西昌！
当历经坎坷与风险的升降平台稳稳当当地停放在机场时，护送升降平台的车队全体成员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而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十五、健力宝与《上甘岭》
2月12日12点40分，波音747飞机隆隆的轰鸣声，终于回荡在西昌的上空。机场所有人员全都抬起头来，将一双双又喜又忧的目光投向迷迷茫茫的天空。
随着一声狂啸，飞机从天而降。还没等人们怦怦跳动的心回缓过来，波音747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机场正中的位置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了。
不料，飞机刚一落地，一阵声势浩荡的西北风骤然掀起。整个西昌机场，黄沙滚滚，风尘弥漫，数十米之外，不见人影。
一位西昌机场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那天老天爷好像故意作对似的。西昌的风季根本没到，怎么突然就刮起了大风，而且太阳还特别大？本来还是冬季，但那天的太阳比夏天的太阳还毒，晒得我们脑壳冒油，真他妈邪门儿了！”
但，一场紧张的飞机卸货作业，很快就开始了。
按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协议的规定，非美方人员可在美方人员监督下进行飞机卸货作业，并将密封包装箱运往发射场的卫星准备区。因此，飞机的卸货作业，是一项必须由中美双方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中方为此组织了专门的卸货和运输队伍。
美方负责现场指挥的，是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鲁·马克。这是一位满脸胡子、血气十足而又很有魄力的汉子。他不停地挥动双臂，既显得急切紧张，又显得从容不迫。
可卸机作业刚开始不久，便出现了问题。
搬运卫星集装箱，靠的是一辆十五吨重的大叉车。驾驶这辆大叉车的是中国人，指挥这辆大叉车的是美国人。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指挥只得依靠手势。可美方指挥员比画了半天，中方驾驶员也不完全明白；加上中方驾驶员又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大叉车，第一次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所以两人折腾了半天，也无法协调起来。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