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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位基层领导在对卸机人员做动员时就说过：“这次卫星的卸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亚洲一号’卫星好比是我们从美国接来的一位‘新媳妇’，要是刚到你中国的门口，连‘洞房’都还没入，就被我们哪位弟兄给‘糟蹋’了，不仅丢中国人的脸，我们还要负法律责任！”
所以，开大叉车的中方驾驶员一开始便格外地小心翼翼。可他越小心翼翼，越手忙脚乱。
但开大叉车的驾驶员就他一个，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谁也顶替不了他。
大家都在着急，驾驶员更急。
驾驶员越急，大叉车越开不好。
就在这时，一位美国专家走到队长鲁·马克跟前，扯着嗓门，大声吼叫起来：“叫那位中国先生下来，我去开！”
鲁·马克当即找到中方指挥员，要求调换大叉车驾驶员。
中方经短暂商量，犹豫再三，最后别无选择，只得同意调换。
那位自告奋勇的美国专家很快跳上了大叉车。
中方在场人员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在了这位美国专家的身上：一个卫星专家，能开动大叉车？
但奇迹出现了。只片刻工夫，那辆十五吨重的大叉车，便在这位美国专家的手中隆隆转动起来；且不仅操作大胆，还很熟练，颇有老师傅的架势。
这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美国专家，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维克特先生。
四小时过去了，卫星及设备的装卸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风，越刮越大。天地难分，一片昏暗。整个机场，完全笼罩在海涛滚滚似的尘烟之中。
机场四周，上百名武警战士迎风伫立，如同一棵棵风中挺拔的大树。但是，风越刮越大，大得让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加上从早上到现在，这些武警战士已站了近十小时，不仅没吃一口饭，连凉水都没喝上一口。所以，很快便有武警战士昏倒在地。
昏倒的武警战士胳膊摔肿了，脸皮蹭破了，鲜血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瞬间便被狂风的舌头一舔而净。但昏倒的武警战士刚一苏醒过来，马上一跃而起，又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立正姿势，挺立于狂风沙尘之中。
与此同时，卫星的装卸工作越来越紧张。中美双方的操作手们，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个个累得直喘粗气。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因身材高大——两米多高的个子，不时被狂风刮得站不稳脚跟，只好一只胳膊挡住狂风的侵袭，一只胳膊牢牢扶住车门；鲁·马克队长在寒风中只穿一件短袖衫，形象同样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干渴，他的嗓子早就喊哑了，甚至嘴上还裂开了一道道的血口。
中美人员都是在早上6点从发射场出发的。本来原计划飞机是10点到达西昌，所以每人只带了一袋干粮和一听健力宝。现在，十个小时过去了，又是大风，又是太阳，干粮和健力宝早已吃完喝光。所以，机场所有中外人员除了饿，最难受的就是渴！
水，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
这时，人称“黑脸翻译”的许建国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从小卧车里拿出唯一一听健力宝。他放在手上掂了掂，又望了望中方人员一张张被风沙吸干的脸，最后，还是走到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跟前，把健力宝递了过去：“斯坦豪尔先生，给！”
“不不不，”斯坦豪尔忙摆了摆手，说，“这是你的，我不能喝！”
“拿着吧，你们辛苦了！”
“不，你们更辛苦！”
“拿着吧，我还有呢！”许先生指了指小车，顺手“哧”地拉开了健力宝，然后硬是塞在了斯坦豪尔的手上。
斯坦豪尔看了看许建国满是诚恳的脸，端起健力宝，几步走到鲁·马克跟前，将健力宝递到了马克的手上。
马克只看了一眼健力宝，很快递到一位正在干活的美国操作员手上；操作员端起健力宝轻轻饮了一口，又递到了另一位美国操作员的手上……
最后，当这听健力宝在美方操作员的手上传过一遍之后，又回了队长马克的手上。马克端起健力宝饮了一口，又递到了斯坦豪尔的手上；斯坦豪尔望了一眼正在作业的中国朋友，这才将健力宝送到自己的嘴边……
后来，当有人给我讲起这段故事时，我脑海中一下闪出的是，大凡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上甘岭》！
下午5点30分，持续了近五个小时的卸机、装箱工作终于结束。当波音747从西昌机场缓缓起飞时，运送“亚洲一号”卫星的车队又向发射场出发了。
十六、美国“新娘”，入了中国“洞房”
暮色降临了。
护送“亚星”的车队，朝着发射场的方向，在凄厉的狂风中缓缓爬行。
从机场到发射场，约五十公里，沿途警戒森严。四川省公安厅、凉山州西昌市公安局以及卫星基地保卫处等数百名保安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守在公路的两侧和四周，无论是大卡车还是小卧车，不管是进口车还是毛驴车，一律禁止通行！
沿途的老百姓被惊动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但又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于是都忍不住纷纷躲在公路边或是趴在窗户前，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窥望着这支神神秘秘的队伍。
有人说：“肯定是邓大爷来了！”
也有人说：“不对，像是哪个县大老爷嫁女娃子了！”
还有人说：“毬！说不定是在押送一个重大杀人犯呢！”
…………
老百姓随便在说，车队却认真在行。
卫星一般都很娇气，“亚星”更娇气。稍有一点磕碰，绝对不行。所以，美方此前对“亚星”的运输，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为了确保“亚星”绝对安全，中方专门制造了减震平板运输车和卫星密封运输车，同时还精心制订了公路运输截流封闭、车队运行等严密实施方案。而所有的车速，则限制在每小时十公里之内。
一位老西昌告诉我说：“西昌机场旁边有一条河沟，从古至今从没治理彻底过，就连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西昌时，也没整好过。但这次为了保证‘亚星’的安全运输，西昌市动员了大量群众，彻底把这条河沟弄了一下，连小石头都捡得一干二净。”
但老天好像故意作对似的，车队刚驶出不远，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及时把卫星送到厂房，中方决定：车队继续冒雨前进！
夜间行车，又在雨中，还是山路，危险性可想而知。
此时，中外人员全都冻得瑟瑟发抖，但各自依然严守岗位。特别是守护卫星的美国朋友，他们站在敞篷车上，没有任何遮挡，尽管身上全都湿透了，却无视风雨的存在，个个如同年轻的母亲，守护着刚刚出世的婴儿。
中方及时送去了雨衣、雨布，盖在了“亚星”的身上；几位中国技术人员，还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守护“亚星”的美国朋友身上。
当晚9点左右，车队渐渐接近发射场。
漂亮的卫星厂房，依稀可见。
卫星测试厂房，是一幢式样别致新颖的乳白色楼房，长四十二米、宽十八米、高十八米，面积七百余平方米。这是中国专为发射外国卫星而抢建的一座厂房。像如此高档的卫星测试厂房，全世界除美国、苏联、法国外，只有中国才有，而在亚洲地区则独一无二。
远道而来的“亚洲一号”卫星，就将在这里停放、装配、检查和测试。
厂房的设计者，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
在发射场，我见到了卫星测试厂房的设计总负责人安毅民先生。
安毅民告诉我说：“当初接受这个设计任务时，我们压力相当大。因为，第一，时间紧迫。第二，国内没有先例。既无现成的资料，又不知国外的情况。第三，要求太高。一切要按国际标准，光是厂房的洁净度，美方就要求必须达到十万级！就是说，在一立方米的空气中，零点五个微米大小的尘粒不能超过十万个，多一个也不行。第四，风险很大。设计成了好说，万一设计失败，不仅国家几千万元的人民币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发射外国卫星的事就会告吹。因为你必须达到国际标准，人家才同意起运卫星。就像农村娶媳妇，你连新房都没盖好，新媳妇怎么可能进门！”
于是，为了尽快设计出这个厂房，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组成了一个以安毅民、万才大、林淑云（女）、陈玉兰（女）等为首的二十一人的设计班子，在全国广泛调研基础上，在短短五十天里，便拿出了一百多张设计图；不到半年，便搞出了全部设计方案。
可方案搞出后，能不能用，谁的心里都没底。院里便邀请了全国数十名专家和学者，在北京专门召开设计方案评审论证会。论证会整整开了三天，结论是：此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到底行不行，没一个人表态。
就在这时，香港有公司打来电话，认为方案不可取，最好赶快下马！
国外一位好心的专家来信说，希望中国赶紧放弃，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国外一家公司也来信说，最好先请某国的专家指导论证后再上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离了洋人的拐棍，中国到底会不会走自己的路？
后经反复论证，认为方案可以上马！
结果，成功了！
卫星测试厂房落成后，凡来参观的外国朋友无不感到震惊，甚至他们不相信这座卫星测试厂房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一位法国人看后，问：“这是美国人帮你们设计的吧？”
一位美国人看后，也问：“这是法国人帮你们设计的吧？”
而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却说：“这肯定是苏联人帮着搞的！”
中国人呢，只笑，不说话。
为了让“亚星”到来后，马上就能住上舒适的“新房”，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专门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先后解决了厂房一百多个大小问题；为了使空气的洁净度达到国际标准，发射站地面设备营的战士们还双腿跪在地上，用白布和绸布蘸着酒精，把近千平方米的地板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反反复复擦洗了六遍！
不久前，美方专家对厂房反复进行了测量鉴定，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厂房的洁净度大大优于十万级的国际标准；而温度的控制精度，也远远超过了原协议的规定。
9点50分，运送卫星的车稳稳当当地停靠在了卫星厂房的门口。
又经半小时的倒腾，“亚洲一号”卫星这位美国的“新娘”，终于平平安安地入了中国的“洞房”。
这时，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端起一个黄色的脸盆，郑重其事地交到美方一位安全警官的手上；美方所有人员举目一望，满满一脸盆，全是一把把管控卫星测试厂房的钥匙！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