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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死的不可能性（附一篇）
史铁生居然活满了一个花甲，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这也太夸张了！不过这是真的，六十岁，对我来说就这感觉。
二十一岁双腿瘫痪，轮椅坐了四十年，到底也没能找出个确凿的病因来。三十岁上两个肾又相继失灵，其时“透析疗法”还相当简陋，所幸我一时还不必就靠它；大夫的对策是在我的肚皮上钻一个洞，相当于下水改道，并建议我“争取再活十年”。谁料，这个史铁生轻易就完成了定额，而后的日日夜夜全是“灰色收入”。
靠两个残肾坚持到四十八岁，终于不行了，去“透析”，大夫说我是福将：现在各项技术都成熟了，您翩翩而至。翩翩个鬼吧，人肿得像一具溺水的尸首。
把身体比作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随笔《病隙碎笔1》）
那时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喂，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关于生死，有个著名的比喻：一只鸟儿，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飞，冷不丁撞进了一个窗口，里面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三教九流，七情六欲……鸟儿左冲右突，或许还前思后想，或许还上下寻觅，猛然间又莫名其妙地从另一窗口飞出，重入茫茫黑夜。
撞进窗口的就叫作“生”，重入黑夜的即谓之“死”。倘其出出进进呢？我猜就是人们常说的“转世轮回”吧。
我常摇着轮椅在街头闲逛，看人群如蚁，车流如潮，看一张张兴奋与焦灼的面孔，或一群群“鸟儿”快乐或慌张地飞去飞来……总是不由得想，这急匆匆的脚步都是要赶去哪里，去赴什么约会？不急不忙你慢慢地看，很容易认出哪些是刚撞进窗口来的，却很难看出哪些即将重入黑夜。但不管是哪一个飞进来，哪一个飞出去，这一片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都不会因之而有本质的改变。
除非是我死了。我死了，一切都将化作虚无。
但是，“我死了”这件事，令人由衷地怀疑。
“我死了”，此言若非畅想，就一定是气话，现实中绝没有这回事。
“你死了”呢，或用于诅咒，或用于告慰。一是说你没死，但你该死。一是说你并没有死，不过是到了另一世界，或处于另一种存在状态罢了。
只有“他死了”这话没毛病，必有相应的现实为之作证。比如说“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迟早会被证实。
事已至此，我的希望，同时也是我的忧虑，就都在一件事上了：我能不能在临死之时保持住镇静，能不能在脱离史铁生的瞬间免于惊慌，以便今生的某些思绪能够扼要地保存下来，不随那史的灰飞烟灭而灰飞烟灭。倒不是说今生的思绪有多么高明，多么值得流传，恰恰相反，都是些粗陋的荒唐之想，但我希望来生能够继续。倘若来生一切都还是要从头来过，疯牛似的转个没完，生命岂不太过荒诞？但愿我一直清醒，闻死神之逼近，仍能够有条不紊，携带好今生记忆，以备来世那位尚不知其姓名的我少走弯路。至于有没有来生，有没有灵魂，都应该不是问题。
对于死，可以说人人都配得上是预言家——有谁会料想不到自己迟早是要死的呢？不过看上去大家都活得泰然、潇洒，并不见有谁为那必来的灭顶之灾而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一旦周围有死亡事件发生，从人们的表情上看，不怕死的还是很少。泰然和潇洒，不过是对问题的悬置、拖延，甚或苟且——死期离我尚远。
从书上见过一位真正参透了生死的老人，他说他每天早晨醒来，见自己依旧是博尔赫斯，便一脸的苦笑。我猜这绝不能够是勇敢，必须是一种智慧，便循其不经意间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想，终于弄懂了死的不可能性。言外之意：怕死，乃人类最为严重并悠久的一项愚昧。
出生是怎么回事？你从虚无中来。死亡呢？回虚无中去。那么，来也于斯，归也于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再从那儿来呢？如果你不能再从虚无中来，凭什么你曾经就能从那儿来？生前的虚无与死后的虚无，有什么两样吗？
死是什么？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会还有个死呢？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应该是连“没有”也没有了才对。所以，如果死意味着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死也就是没有的。死如果是有的，死就不会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故而“有”是绝对的。
“有”又是什么呢？有，是观察的确认——现代物理学也明确支持这一观点。“无”呢？“无”也一样是观察——准确说是观察之不及——的确认，因而仍不过是“有”的一种形态。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种形态。
那么，观察意味着什么呢？观察意味着观察者的确在。而这个观察者，既然能够认知他者，也就一定能够自认。这自认，便创生了“我”。
总结一下吧：死，绝不意味着什么什么都没有了。而一切“有”都是被观察的，一切“无”都是观察所不及的。所以“有”也好，“无”也好，都离不开观察者。那么，谁是最终的观察者呢？“我”呀！而“你”和“他”，“我们”、“你们”和“他们”，都不免是被观察者。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史铁生们来了走，走了来，而“我”是不死的。
最后一个问题：设若真有来世，我怎么能认出此一世的我即是彼一世的我呢？首先，无论哪一世的你，不自称“我”又自称什么？其次，柏拉图说“学习即回忆”，被回忆者是谁？第三，一生止于吃喝屙撒睡的人太多太多，想必来世也就难于分辨，而一个独特的心魂自然就便于被回忆。
但是且慢。来也于斯，归也于斯，却又说斯是乌有，岂不矛盾？一点儿都不矛盾，这恰恰是说生生相继，且是紧密相继——生生之间并无断档。
不是吗？自古至今已有多少人死去了，但心魂之旅却不曾须臾间断，生命的路途依旧艰苦卓绝，激情洋溢……至于某一（或种种）姓名所标记的肉身嘛，当然是要灰飞烟灭的，但某一（或种种）姓名所代表的记忆，却因为存在的无限，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而必致其“永恒复返”[2]。
附：所谓轮回，或永恒复返
尼采对于“永恒回归”的证明，或可简略地表述如下：生命的前赴后继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的内容，或生命中的事件，无论怎样繁杂多变也是有限的；有限对峙于无限，致使回归（复返、再现）必定发生。休谟说：“任何一个对于无限和有限比较起来所具有的力量有所认识的人，将绝不怀疑这种必然性。”[3]（随笔《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
不过，“永恒回归”只是说路途的难免重复，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必然复返。一副牌，不停地玩下去，迟早会出现重复排列，但不等于会重复在一个人手里。
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一定不是前世的那个人呢？
时间呀！时间首先就不允许。重复排列所需要的时间，肯定要远远超过一个人的有生之年。
可我们说的是隔世，你知道隔世是多久吗？
这个我没兴趣。我只问：你怎么能认出这个人就是前世的你？
这让我想起一群鸽子。二十年前我住在雍和宫附近，不管是什么时候，从我那间小屋的窗口望出去，金碧辉煌的那几座牌楼上总是栖息着一群鸽子。
不注意，你会觉得从来就是那么一群在那儿飞着，细一想，噢，它们生生相继已不知转换了多少回肉身！一群和一群，传达的仍然是同样的消息，继续的仍然是同样的路途，克服的仍然是同样的坎坷，期盼的仍然是同样的团聚……凭什么说那不是鸽魂的一次次转世呢？（散文《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
不错，但那是种的接续，族或类的生生不息，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复返”或“轮回”。比如说你，史铁生，打赌吗？早晚是个灰飞烟灭！
那你得先告诉我，“史铁生”指的都是什么？
废话，当然是指你。史铁生就是你，你就是史铁生。
未必，实在是未必！史铁生不过是我曾居住过的一具肉身罢了：一架骨骼，一套脏器，四肢、五官、血管、神经和一个大脑。而这一切又都不过是细胞的组合，就像那群鸽子，一个个细胞就像一只只鸽子，看起来好像一直都是它们，实际呢，新陈代谢早不知有多少回了。
那又怎样？
好，我告诉你：史铁生须臾生死，史铁生流变不居，史铁生在其有生之年早不知被更新多少遍了。我的意思是，这个史铁生早就不是那个史铁生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可他还是得叫史铁生。
不错，那是因为DNA的相对稳定——细胞虽一代代老化、死亡，可新一代的组合还是遵循着原有的设计。不过单凭这一点，我相信您只能认出史铁生的尸体，或不幸他已然形同一株植物。而一个活生生的人，久别重逢，你靠什么来辨认他呢？只能是记忆，即某些共同的经历，共同能够回忆起来的人和事。因为，一个人真正的所是，就在于他的记忆！“喂，您还认得我吗？”“不好意思，您是？”“还记得那年在‘马里昂巴’吗？夏天，你，我，还有那位大胡子的摄影师……”“噢，史铁生！你可真是变得太厉害了！”
这就有趣得很了。DNA所能证明的只是一个人的肉身——也可以叫“住所”，叫“故居”；而记忆能够证明的，那才是我，或者“我”，即那“住所”或“故居”的主人。（唯因如此，神话中的人们才能够隔世相认——肉身已然更新，DNA已经改写，所幸还有前世的记忆可供沟通。）所以，记忆=心魂=我或者“我”，DNA=肉身=种种姓名所标分的一具具心魂的载体。又所以，我≠史铁生；最多是，我≈史铁生。顺理成章吗？
很多事是不可能实证的，唯顺理成章就对。
是吗？那就又有个顺理成章的问题了：你这个“永恒的行魂”，能否说一说你的前世呢？当然了，说不出也没关系，可那您就别在这儿瞎扯了！
是呀是呀，我说过，这是我“出生望死”时唯一的忧虑。但问题并不在于我说不说得出我的前世，即便我说得出谁又肯相信呢，谁又能证明其真伪呢？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设若我的前世活得毫无特色，比如说只是一味地吃喝玩乐，无所用心，一生风平浪静，死水一潭，甚至从未感到过身心之别，可让我根据什么来辨认他呢？你能在森林里认出每一棵树吗？你能在荒漠中认出每一粒沙吗？若非司机独特，你能从一批批流水线上下来的汽车中认出哪辆是哪辆吗？我无意贬斥平庸，尤其是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但说句老实话吧，一世平庸接续起又一世的平庸，可有什么值得辨认，又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呢？无非是一遍又一遍地活着，活得无知无觉，接续得模糊但却顺畅罢了。
而如果相反，前世心魂因其艰难的跋涉，困苦的思索，深刻的疑问而超越了生理性存在，今世心魂就有了辨认它的机会。比如在书店，阅尽千般皆不是，忽一本古人的书立刻唤醒了你的才情，激活了你的灵感。又比如伫立街头，迷茫四顾，忽一番路人的闲话，让你久有的困顿一朝畅通。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仅是灵感吗？可灵感又是什么呢？有谁给过它顺理成章的解释吗？那么，依我看，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柏拉图说“学习即回忆”，回忆什么？或对于什么的回忆？想来只有前世。所谓天赋，即由学习所唤醒的隔世之思、之想，甚至于之能。否则天才是怎么来的？莫扎特四岁作曲，还有那个数学神童高斯，总不会都是现趸现卖吧？如此重要的现象，仅靠“天才”二字了事，倒不如“转世”的猜想来得积极。
接续，是心魂的接续。DNA的重复率很低，碰上了也没多大意义。庄子说“乘物以游心”，我们搭乘一部有限的生理之车，去行那无限的心魂之路罢了。唯一路未尽的行旅，一生未解的悬疑，或比如《自新大陆》中那一缕时隐时现的律动，才是你辨认前世今生的根据。否则很难。
当然了，心魂的接续，文明的传承，还有其显明或通常的一路——就比如唤醒你“灵感”的那本书。你把某位古圣贤的思想以印刷品的形式接回家，隔世重逢般地融入你的思绪，那么不管他叫老子还是叫苏格拉底，你就都是他们的接续者了，完全不必有什么族与国的顾忌。顺便说一句：谁要是以国、族的立场来确认真理，谁最终就一定会以自己的利益来确认真理；而这个“自己”，难免只是那具终将灰飞烟灭的肉身。而“永恒的行魂”行踪无限，思虑深远，岂是一条人为的国界或一标偶然的族别可以圈定！
对于生命之必在，对于“我”之不死，如果你仍有怀疑，谢天谢地，现代物理学——准确说是量子力学——给了我们一个足可以乐观的理由。
《上帝掷骰子吗》一书中说：“不存在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随笔《门外有问》）
这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一个失去观察的世界。那么显然，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失去观察者的世界。而这观察者，当然不是说只有人类才可担当；因为跟每个人一样，人类也是有其生前与死后的，那时将由谁或什么来担此“观察”的重任呢？但不管是谁，或是什么，这担当者必得是生命——谁说生命只能是RNA、DNA以及蛋白质的构成呢？为什么不可能有更优质的材料和更高明的设计，从而有种种别样的生命呢？
但有一条，就连“创世主”也是不能改变它的：既是观察，就必然是由此及彼，由己及他，这意味着距离的必然，差别的必然，困苦的必然。
不过，我并不完全赞成《上帝掷骰子吗》一书之所说。因为，“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一语，已然暗示了还有我们的观测所不及的世界，或拒绝被我们观测到的世界。所以，“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之确在的证明是：它并不因为我们的观测不及，就满怀善意地也不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就是说，固然我们无法谈论我们所不知的事物，但这不等于它因此就不给我们小鞋穿。
2.生，或永恒的欲望（附一篇）
确实，就像电影，黑暗中没来由地亮起一块银幕，随即有了声音，有了形象……在一阵阵似乎遥远又似乎贴近的风中，声音和形象试图拼接起来，一开始并不成功。
不过，在这之前并没有黑暗，是后来的一切照亮了黑暗——即照亮与黑暗同时发生。所谓后来，是指那些声音和形象，慢慢地，终于拼接出一种意味。什么意味，另当别论。但很可能，那正是人终于想表达点儿什么和终于能够表达点儿什么的初始缘由。
所以我相信，生命是起源于一种欲望，或者也可以说一种引诱。
我的那块银幕上，先是呈现出一片泛了黄的白色屋顶，继而是一扇亮白而朦胧的窗，还有一条近乎于黑的房梁。它们也在一次次地努力着，试图拼接起来。如果我说，这拼接的过程中有些“咔嚓、咔嚓”类似光盘损坏般的声音，对于今天的回忆，应该说也不过分。随之，屋顶和窗户都渐渐地清晰起来。屋顶上有一片水波般散开的环形纹饰，正中间垂挂下一盏吊灯。窗上则显露一格格暗淡的窗棂，以及凌乱的树影。“咔嚓、咔嚓”的声音突然停顿——跳过了残损，树影剧烈地晃动起来，风终于落实在不远不近的窗外……一种意味总算是拼接成功。什么呢？我记得是：怨屈。无比的怨屈伴随着哭号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充斥于整个世界……
完全可以说这是婴儿的体操。
但也是人之根本处境的提示。这个未经我知便已被命名为“史铁生”的小小躯体，将在其必然长大和不断残损的过程中给我带来六十几年怎样的折磨，回过头看，其实都已经写在那一次成功的拼接中了。这么说吧：一部名为《史铁生》的剧本，已经写好，剩下的全是我怎么演的事了。
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却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那地方名叫“草厂胡同39号”，我到达史铁生的第一站。或者说，我就出生在那儿。或者说是史铁生，就出生在那儿。准确说是有个男孩儿，在那儿出生，并在那儿被命名为“史铁生”。
我没有考证过，但应该没问题，所谓“草厂胡同”一定是因为那儿曾经有一座皇家的草料仓库。因为附近还有条小街叫“新太仓胡同”。再远些，还有个地方叫“海运仓胡同”。
草厂胡同，地处明、清两代京城的东北角，城墙与护城河的拐弯处。距此不远便是地坛，一座废弃已久的古园，早年皇上祭地的场所。小时候我跟着一群与我年纪相仿的孩子常到那儿去捉蛐蛐，逮蜻蜓，踢足球……正如我后来所写：“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那群无忧无虑的孩子中的一个，那个碰巧名为史铁生的少先队三道杠，他当然不会想到，未来，在我们一起出生二十二年以后，几乎每天都要摇着轮椅走过雍和宫，走过护城河，走进地坛红墙绿瓦的拱门，走到那片浓荫匝地的老柏树下，去读书，闲逛，默坐或呆想。
关于地坛，至少还可以有三种介绍——
①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散文《我与地坛》）
②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散文《想念地坛》）
③可是，地坛已经没有了。我是说我写过的那个地坛，已不复存在。时隔三十多年，沧桑巨变，那园子已是面目全非，“纵使相逢应不识”，连我都快认不得它了。人们执意不肯容忍它似的，不肯留住那一片难得的安静，三十多年中它不是变得更加从容、疏朗，它被修葺得齐齐整整、打扮得招招摇摇，天性磨灭，野趣全无，是另一个地坛了。（剧本《地坛与往事》）
小时候我常想：我为什么偏偏是出生在这儿，而不是别处？很多年后我才找到一个答案：一个人只能出生在一个地方。可又为什么偏偏是我，出生在这儿呢？因为每个人都自称为“我”，我使我所在的地方成为“这儿”。可我为什么就叫“史铁生”，这儿又为什么就叫“草厂胡同39号”呢？
大概三四岁吧，就常有这类问题跳进心中。是的，心中，而非大脑。多年后我才弄懂，我并不在我的大脑里，我在我的心中；或者说，我非大脑，我即心灵。大脑乃史铁生之一部分，更像是一台计算机，那时我还不太会用，故不能把问题表达得准确。很可能，人这一生，即心和脑的一次经常的携手与对抗。
我记得一个小小的身影，立于窗外的石阶前，看一缕朝阳透过玻璃，在屋里变成一条耀眼的玫瑰色，缓缓移过墙上的一张年画——《我们热爱和平》，慢慢接近着旁边的一架老挂钟……老挂钟“滴滴答答”地响，那条耀眼的玫瑰色越来越细窄、越来越浓艳，忽悠一下跳出窗外，融入满院子轰轰烈烈的夏日光芒……或许，我就是在那一刻走进了史铁生的吧？
那一刻，在茫茫宇宙中这一颗尘埃般的星球上，正是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星移斗转……正是春风化雨，骄阳似火，天高云淡，大雪纷飞……那一刻，正有一场战争在朝鲜半岛打得火热，奶奶教我唱一首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那一刻硝烟起处正有多少灵魂脱离开肉体，茫然不知何往……那一刻也正有多少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相应地，也就有多少懵懂的灵魂，正哭着、喊着来到人间……那一刻晨钟暮鼓，那一刻地远天长，那一刻“花间一壶酒”，“高处不胜寒”“梦里不知身是客”“铁马冰河入梦来”……那一刻，存在之网正一如既往地编织，不舍昼夜，上帝的创造正按部就班地进行……历史，岂是几个人合谋的撰写？实际上每一秒钟都有无限的可叙述性。
其实，我是出生在离那个四合院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蹚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有一天母亲整理旧文件，忽然飘落下一张小纸片，捡起来看看，竟是我的出生证。纸已发黄，印制也很简陋，唯钢笔填写的几个关键词依然端庄秀丽：史铁生男1951年1月4日4时20分北京市道济医院
那是家教会医院，整个建筑就像座教堂，有着哥特式的尖顶。楼窗高而窄，被满墙的“爬山虎”遮去大半，因而楼道里总是幽幽暗暗，幸有“白大褂”们穿行其间，才有了些亮色。但在我的印象里，那缕缕亮色，总是与孩子们的哭声紧密相关。这医院后来改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我从小多病，一发烧，奶奶就领我到那儿去——
……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儿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在那儿听见我来了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散文《故乡的胡同》）
那张小纸片让母亲感慨良久，没想到历经劫难它竟一直安睡在这里。我却是头一回见它——像一位久闻其名却从未谋面的老朋友，跟我的想象颇有差距。母亲小心地把它收好，意思是再不可怠慢。我却想象那个冬日的黎明：静静的产房外面，幽暗的走廊尽头，一缕白色的身影窈窕、曼妙，与窗上的冰凌花交相辉映……古旧的木地板上一串轻盈的脚步声，与窗外的飞雪一样的节奏……年轻的护士小姐走到桌前，坐下，仪态端庄，神色安宁，接着蘸水笔碰响了墨水瓶，继而是笔尖走过纸面的沙沙声……就这样，上帝借一双纤柔的手和一颗宁静的心，签署了我与史铁生的携手到来，揭开了一场绝不宁静的戏剧。
我还记得，墙上的那张年画上，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怀中都抱了一只鸽子，背景是蓝天、白云，清澈，深远。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
但那更像是一个传说，亦真亦幻。出生，甚或是一个谣言也未可知。而生命确凿的开始，我说过，在于欲望，或者叫引诱——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飘舞、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它，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它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它，去寻找它、看望它，甚或去投奔它。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这欲望是仅仅属于我呢，还是也属于史铁生？很可能，此前我与史铁生还不能区分，与这个世界也还不能区分。正是这个叫作“欲望”的东西，将把我们分开，分开成我与史铁生，分开成我与别人、我与世界，分开成世界的这儿和那儿，因而——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噗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所以，六十年过去了，我总是不能满意于种种依靠灭欲来维系的信仰。我总是不由得要问：所谓“第一推动”，到底是谁在推动？所谓“有生于无”，究竟是靠的什么？
西方哲人说，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东方哲人却说，有生于无。不过东方哲人还有一说：万法皆空。又说：空即是有，有即是空。所以我猜东哲的本意是：有生于空。空，并不等于无。而有呢，也不见得就是有物质。有什么呢？不知道。物理学家说：抽去封闭器皿中的一切物质，里面似乎还是有点儿什么的。有点儿什么呢？还是不知道。那咱就有权瞎猜了：有“空”！万法皆空而非万法皆无，所以这个“空”绝非是说一切皆无。那么，这个“空”里面又有什么呢？有着趋于无限强大的“势”，即强烈地要成为“有”的趋势，或倾向——我想不如就称之为“欲望”吧。在现有的汉语词汇中，没有比用“欲望”来表达它更恰当、更传神的了。（散文《智能设计》）
欲望，无不是出于孤独，出自寂寞；就像一渴望着二，二渴望着三，三渴望着万事万物。你听那教堂的钟声与歌咏，在天空中聚合；你听那寺庙的鼓乐与吟哦，在大地上滚动；你看那人间的历史从未间断，舞台上的戏剧永不谢幕——这永恒的欲望之舞呵，空极致有，静极生动，万法归一复又万物铺陈……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空荒的宇宙这才充满了热情！
所以，“一”不是“无”，而是“空”。就好比春情萌动的少年那一颗空空落落的心。就好比我在史铁生，十一二岁的时候，蹲在满院子春花盛开的老海棠树下，空空落落的心里全是渴望。渴望什么呢？说不清，但总是觉得，很快就会有什么动人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暑假将尽，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翩翩起舞。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转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西番莲正开得热烈，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儿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树上午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舞，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忽然喊我：“喂，快看呀你！”随之她开始旋转，旋转得娇喘吁吁，旋转得树影纷乱……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老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
“笨死你，这叫芭蕾舞呀？”
但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散文《珊珊》）
不过我对珊珊没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多年以后我才听到一句切中少年史铁生之心绪的话：陌生即性感。这话有理，但理在何处却一时懵懂不知。不过，知与不知无关大局，觉与不觉才至关重要。
少年史铁生的兴趣，有点儿像我笔下的画家Z——
Z的生命应该开始于他九岁时的一天下午，近似于我所经历过的那样一个冬天的下午。开始于一根插在瓷瓶中的羽毛。一根大鸟的羽毛，白色的，素雅，蓬勃，仪态潇洒。开始于融雪的时节，一个寒冷的周末。开始于对一座美丽的楼房的神往，和走入其中时的惊讶。开始于那美丽楼房中一间宽绰得甚至有些空旷的屋子，午后的太阳透过落地窗一方一方平整地斜铺在地板上，碰到墙根弯上去竖起来，墙壁是冬日天空一般的浅蓝，阳光在那儿变成空濛的绿色，然后在即将消失的刹那变成淡淡的紫红。一切都开始于他此生此世头一回独自去找一个朋友，一个同他一般年龄的女孩儿——一个也是九岁的女人。（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或者，也有点儿像同一篇小说中的诗人L——
可能有两年，或者三年，L最愿意做的事，就是替母亲去打油、打酱油、打醋、买盐。因为，那座美丽的楼房旁边有一家小油盐店……L盼望家里的油盐早日用光，那样他就可以到那家小油盐店去了……便可望见那座橘红色的房子了，晚霞一样灿烂……单单是在学校里见到她，诗人不能满足，L觉得她在那么多人中间离自己过于遥远。L希望看见她在家里的样子，希望单独跟她说几句话，或者，仅仅希望单独被她看见。这三种希望，实现任何一种都好……有时候这三种希望能够同时实现：T单独在院子里跳皮筋儿、踢毽子、跳“房子”。
“喂，我来打油的。”
“干吗跑这么远来打油呢你？”
“那……你就别管了。”
“桥西，河那边，我告诉你吧离你家很近就有一个油盐店。”
“我知道。”
“那你干吗跑这么远？”
“我乐意。”
“你乐意？”女孩儿T笑起来，“你为什么乐意？”
“这儿的酱油好。”诗人改口说。
T愣着看了L一会儿，又笑起来。
“你不信？”
“我不信。”
少年诗人灵机一动：“别处的酱油是用豆子做的，这儿的是用糖做的。”
“真的呀？”
“那当然。”
“噢，是吗！”
“我们一起跳‘房子’，好吗？”
好，或者不好，都好。只要能跟她说一说话，那一天就是个纪念日。
……但家里的油盐酱醋并不是每天都要补充。十二岁，或者十三岁，L想出了一条妙计：跑步。以锻炼身体的名义，长跑。从他家到那座美丽的房子，大约三公里，跑一个来回差不多要半小时——包括围着那红色的院墙慢跑三圈，和不断地仰望那女孩儿的窗口，包括在她窗外的树下满怀希望地歇口气。还是那三种希望，少年L的希望还不见有什么变化。
那女孩儿却在变化，逐日地鲜明、安静、茁壮。她已经不那么喜欢跳皮筋儿跳“房子”了。她坐在台阶上，看书，安安静静，看得入迷……经常，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唱歌、弹琴，仍然是那支歌：“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
“喂！”L在阳台下仰着脸喊她，问她：“是‘当我幼年的时候’，还是‘在我幼年的时候’？”
“是‘当’，”女孩儿从窗里探出头，“是‘当我幼年的时候’。你又来打油吗？”
“不。我是跑步，懂吗？长跑。”
“跑多远？”
“从我家到你家。”
“噢真的！一直都跑？”
“当然。是‘当我幼年的时候’，还是‘当我童年的时候’？”
“‘幼年’。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少女T很快地再轻声唱一遍。
诗人将永远记得这支歌，从幼年记到老年。（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不过，他更像少年L的地方，是诚实——
“妈妈，”有一天他对母亲说，“我是不是很坏？”
“怎么啦？”母亲在窗外。
L躺在床上，郁郁寡欢，百无聊赖，躺在窗边，一本打开的书扣在胸脯上，闪耀的天空使他睁不开眼。
母亲走近窗边，探进头来：“什么事？”
小小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几下：“妈妈，我怎么……”
母亲甩甩手上的水，双臂抱在胸前。
“我怎么成天在想坏事？”
母亲看着他，想一下。母亲身后，初夏的天空中有一只白色的鸟在飞，很高很高。
母亲说：“没关系，那不一定是坏事。”
“你知道我想什么啦？”
“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会有一些想法，只是这个年龄，你不能着急。”
“我很坏吗？”
母亲摇摇头。那只鸟飞得很高，飞得很慢。
“唉，”未来的诗人叹道，“你并不知道我都想的什么。”
“我也许知道。”母亲说，“但那并不见得是坏想法，只是你不能着急。”
“为什么？”
“喔，因为嘛，因为你其实还没有长大。或者说，你虽然已经长大了，但你对这个世界还不了解。这个世界上人很多，这个世界比你看到的要大得多。”
那只鸟一下一下扇着翅膀，好像仅此而已，在巨大的蓝天里几乎不见移动。L不知道，母亲已经在被褥上看见过他刚刚成为男人的痕迹了。（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于是，年轻的恋人四处流浪。
心在流浪。
春天，所有的心都在流浪，不管人在何处。
都在挣扎。在河边。在桥上。在烦闷的家里，不知所云的字行间。在寂寞的画廊，画框中的故作优雅。阴云中有隐隐的雷声，或太阳里是无依无靠的寂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目光最为迷茫的那一个。
空空洞洞的午后。满怀希望的傍晚。在万家灯火之间脚步匆匆，在星光满天之下翘首四顾。目光洒遍所有的车站，看尽中年人漠然的脸——这帮中年人怎都那样儿？走过一盏盏街灯。数过十二个钟点。踩着自己的影子，影子伸长然后缩短，伸长然后缩短……一家家店铺相继打烊。到哪儿去了呀你？你这个浑蛋！
（你这个冤家——自古的情歌早都这样唱过。）
细雨迷蒙的小街。细雨迷蒙的窗口。细雨迷蒙中的琴声。
直至深夜。
春风从不入睡。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
精力旺盛，甚或力量凶猛，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跟警察逗闷子。对父母撒谎。给老师提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街上看人打架，公平地为双方数点。或混迹于球场，道具齐备，地地道道的“足球流氓”。
也把迷路的儿童护送回家，却对那些家长们没好气：“我叫什么？哥们儿这事可归你管？”或搀扶起跌倒在路边的老人，但对其儿女也没好话：“酬劳？那就一百万吧，哥们儿我也算发回财。”
不知道中年人怎都那样儿！
不知道中年人是不是都那样儿？
一群鸽子，雪白，悠扬。一群男孩和女孩疯疯癫癫五光十色。
鸽子在阳光下的楼群里吟咏，徘徊。男孩和女孩在公路上骑车飞跑。
年年如此，天上地下。
太阳地里的老人闭目养神，男孩和女孩的事他了如指掌——除了不知道还要在这太阳底下坐多久，剩下的他都知道。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流浪的歌手，抑或流浪的恋人，在瓢泼大雨里依偎伫立，在漫天大雪中相拥无语。
大雨和大雪中的春风，抑或大雨和大雪中的火焰。
老人躲进屋里。老人坐在窗前。老人看得怦然心动，看得嗒然若失：我们过去可是多么规矩，现在的年轻人呀！
曾经的禁区，现在已经没有。
但，真的没有了吗？
亲吻，依偎，抚慰，阳光下由衷的袒露，月光中油然地嘶喊，一次又一次，呻吟和颤抖，鲁莽与温存，心荡神驰但终至束手无策……
肉体已无禁区。但禁果也已不在那里。
倘禁果已因自由而失——“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春风强劲，春风无所不至，但肉体是一条边界——你还能走进哪里？肉体是一条边界，因而，一次次心荡神驰，一次次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那一条边界更其昭彰。
无奈的春天，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
倘禁果已被肉体保释——“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所有的词汇都已苍白。所有的动作都已枯槁。所有的进入，无不进入荒茫。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互相近在眼前，但是：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呀——
群山响遍回声。
群山响彻疯狂的摇滚，春风中遍布沙哑的歌喉。（散文《比如摇滚与写作》）
我觉得，这样的歌，自我落生之日始就开始唱了。唱过了童年，唱过了少年和青年，甚至唱过了中年，一直唱到今天我才发现它。一直唱到要离开它时这才看见它。或者说，也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才能看见它。因此我对“脱离六道轮回”一直都不是很有兴趣。
如果消灭了欲望，也就消灭了创造，也就消灭了一切，还谈什么信仰？人的一切善恶美丑、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以及种种信仰，莫不是基于这个叫作“欲望”的东西。就好比没有了戏剧，还谈什么角色和演员？没有了音乐，还谈什么音符和节奏？就算这“欲望”自以为是，欲壑难填，胡作非为终致这颗星球毁于一旦，但它绝毁灭不了“空”。而空极必反，必使“有”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末法寂去日，万法如来时！
说真的，我不大能记住种种宗教的来龙去脉，我的信仰仅仅是我的信仰。就像我也不大记得住——书写的，或公认的——历史细节，我只是记得我的心愿，或史铁生所走过的路途。所以，我信什么，仅仅是因为什么让我信，至于哪门哪派实在只是增加我的糊涂。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吗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丁零当啷、丁零当啷地响，骆驼的大脚蹚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们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都有什么呀？”“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凌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林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按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唯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好像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节日礼物。
这时候，晚祷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它！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散文《消逝的钟声》）
是呀，不单是观者必在，而且是欲者必在，行者必在，思者必在，信者必在……总之是“三生万物”，总之是动静无穷。这一场热情奔放并危机四伏的人间戏剧，不过是那“无限之在”或“无穷之动”间的一组配器。而每一种乐器都有自己的一套乐谱，每一个演奏者都有自己一生的心事，每一瞬间都有无限的可叙述性，所以我常猜想——
我们是相互独立的
一个个宇宙
我们出自被分裂的
同一个神（诗歌《不实之真》）
附：我在哪儿
那么，我在哪儿呢？我——在——哪儿？这问题绝不简单。
我在宇宙中？这话等于没说，或不过是“我在”的同义反复。因为，若非我在，这问题根本就不会被提出。
或者，我在地球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迄今所知，类似的问题非地球人莫属。
那么，我在北京吗？哦，北京大了去啦，无论谁，穷其一生也只能是居其几点、行其几线罢了。就算你真能用脚印把北京铺满，北京也还是无限地大于你。北京绝不止于一处地域，不止于被书写的种种历史，北京有着数不尽的记忆和欲望，有着不断消逝又不断生长着的心情，而每一种心情又都有着无穷的牵系。所以，“我在北京”也还是什么都没说。
然而，“我在哪儿”这问题绝不是个假问题。
那就再缩小些：我在北京市东城区。再缩小些：我在东城区北新桥大街，我在北新桥大街前永康胡同，我在前永康胡同40号，我在40号东南角的老海棠树下，我在那树下的一辆轮椅上，我在那轮椅上的史铁生中。
（让人想起一首歌：“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所以最终的回答是：我在史铁生。
这话听着别扭。而且，怎么听起来就像是说：史铁生者，一间牢笼是也，而我被囚其中？（阿娇也是。）
不是就像，而是确凿，史铁生确凿就是一间牢笼。双腿报废之前倒还更像是一辆囚车，而后呢，索性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主题：牢笼。
不过你完全可以这样想：艺术既然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人既然可以“诗意地栖居”，我为啥不能是居于史铁生又超乎于史铁生呢？还有句古话，“乘物以游心”，怎么讲？在我想，意思就好比是说：史铁生嘛，不过一具偶然所乘之器物，而游心一事非我莫属。所以又要谈到“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弃车而游！无论是车子报废了，还是存心弃之于路边，你都可以继续你的心游——靠想象力你甚至可以走进另维时空、另类天体、另种生命状态，沉溺于种种虚拟生活，参与进某些莫须有的人和事……
问题之妙在于：这样的时候，我，又是在哪儿呢？
按一位印第安巫师的说法，世界本不具有客观意义，而不过是你依据某种可能的方式——比如理性——所得的一系列感受，而感受世界的途径不一而足，理性仅仅是其中相当狭窄的一种。
这样来看，我其实是在一缕独立、自恰且不断更新着的消息之中！确切说，是这样一缕消息造就了我。简单说，我即是这样一缕消息！
但，怎么好像还是啥也没说呢？单是换了个主语——“我”换成了“一缕动态的消息”，如此岂不还是得问：这一缕消息又是在哪儿呢？
唔，这一缕消息是在无数缕这样的消息之中！或者说，是缠绕于、浸淫于或者连通在——无数缕千差万别，但同样是独立、自恰且不断更新着的消息之中。这样说吧，在一缕尘世之名为“史铁生”而根本之名为“我”的消息中，包含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消息：这世间同时存在着无数缕独立、自恰且不断更新着的消息，他们各具其尘世之名，但统统自称为“我”。而在无数缕自称为“我”的消息中，跟尘世之名为“史铁生”的那缕消息一样，也都包含着那一个亘古不变的消息。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我”都包含在所有的“我”中，而所有的“我”也都包含在每一个“我”中。
是呀，这才是我或“我”的真实处境。这才叫作“存在”。也才是“生即是苦，苦即是生”的根本缘由，即人间的一切艰难困苦莫不由此引出。
这一缕消息的独立、更新和变化，都不难理解，但何言自恰呢？这一缕消息，既然是缠绕于、浸淫于或连通在无数这样的消息中，何言自恰呢？
就因为我只能是我，我永远不可能是你或他。我只能是以我的角度看世界，尽管狭隘，我也无法摆脱开我的角度。就连我试图站在你或他的角度——这件事，也依然是拘于我的角度而有的移情。因而我必须、也必然是自恰的——这事由不得你，由不得他，当然也由不得我。
无论有多少个“我”的消息传来和侵入，无论有多少个“我”的消息包含着多少个“我”的消息传来和侵入，最终总归要在我这儿——被观察，被移情，被猜想，被理解和误解之后——变成为“你”或“他”的消息。
所以我常自窃想，一旦我脱离此世，不管到了哪儿，若被问及我前生何在，最靠谱的回答就还是：我在史铁生。
我在史铁生——这句话既指出了我的自由，也暗示了我的限制。自由者，我既可以超越史铁生，更可以有朝一日脱离开史铁生。限制呢，是说我偶然地拘于史铁生，但绝对或永恒地拘于我。——即便千轮万回你做了神仙，做了圣人、智者，也看不出这事儿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3.我与史铁生（附一篇）
我与史铁生，言下之意：我是我，史铁生是史铁生。——这样的逻辑让我由衷地轻松、快慰。是嘛，凭什么我一定得是，甚至永远都得是史铁生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尊重他，但若让我总就是他则令人沮丧。
对于“我是史铁生”这一狭隘的陈述，我曾认可，继之狐疑，时至今日却相信：我由来已久，我永在不熄；比如说我曾在那丁（一），现居此史（铁生），而未来的住所尚无定局——就像“量子”，其生成在所难免，但具体是于何时何地，则非生成之后而不可确知。故先哲有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言外之意我们来得蹊跷，在得偶然，但又注定是无可逃脱，甚至死也难逃——这我已在《论死的不可能性》中给出了证明。
尼采的“永恒复返”，意思是说：我们将不得不一次次来到世上，以一具偶然之躯所限定的角度，来观与行，来思与问，以及来歌与舞。这很像我写过的那群徘徊于楼峰厦谷间的鸽子。
鸽魂的每一次转世都是不容分说，就好比履行一项霸王条款——你来了，你才知道你来了；你到了哪儿，你才知道这是哪儿；你哭着喊着不肯接受，而后才看出没理可讲。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端都是“有生于空”，没理可讲的。而后才谈得上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是：我在故我思。麻烦的是，懂了些理，却回过头来质问在——你凭啥让我在？以及为啥是在此，而非在彼？有这类情绪的人应该了解一点量子力学，学一学佛法，或读一读《创世记》。
虽说是“太阳底下本无新事”，但比如同一首曲目，却可因为演奏家的个性差异，而有不同的诠释。戏剧也是一样，导演或演员的水平不一，也能把同一出戏剧演绎得判若天壤。我想，这并不与“永恒复返”相违背，这恰恰符合了尼采的“超人”说。所谓超人，并非是指一种特殊的人，或一种酷似人形的神，而是指人类所独有的一种能力——在“永恒复返”的舞台上，在“太阳底下本无新事”的剧情中，使想象力永葆鲜活充沛，让心魂自由拓展，超越一切既往的阻碍与束缚。这也便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下一条永恒之路的意图吧。
但是数不胜数的前世与今生相互缠绕，回想起来却很难泾渭分明。好在混淆、错位、重叠……皆可视为遗传中的变异；据说变异乃遗传设计中最为精妙的一笔，否则一曲赞歌世代相传、一丝不苟，生命岂不太过枯燥？所以，各位若在后面的叙述中发现此类问题，请不必纠正；变异，或“创造性误解”，亦属在之一种，正如理想、梦想甚至猜想，也都是一种现实。
当然也可以纠正，纠正将诞生您自己的作品，或您自己的路途。就这一点而言，戏剧和生活真是难分彼此。只可惜，人们更习惯用现实的眼睛去看戏剧，很少以戏剧的角度来想现实。
要是您忙了一白天，晚上去看戏，戏散了您先别走，我告诉您一个迷人的去处：后台。我们——我和您，设想自己还原成两个孩子，两个给个棒槌就认真（纫针）的孩子，溜进后台。两个孩子本想向孙悟空表达一腔敬意，想劝唐僧以后再别那么刚愎自用，想安慰一下牛郎和织女，再瞅机会朝王母娘娘脸上啐口唾沫。可两个孩子忽然发现，卸了妆的他们原来都是同事，一个个“好人”卸了妆还是好人，一个个“坏蛋”卸了妆也是好人，一个个“神仙”和“凡人”到了后台原来都是一样，他们打打闹闹互相开着玩笑，他们平平等等一同切磋技艺。“孙悟空”问“猪八戒”和“白骨精”打算到哪儿去度蜜月？于是“唐僧”和“王母娘娘”都抱怨市场上买不到像样的礼品。这时候两个孩子除了惊讶，势必会有些说不清的感动一直留到未来的一生中去。（散文《游戏·平等·墓地》）
戏剧多在夜晚出演，这事值得玩味。只为凑观众的闲暇吗？莫如说是“陌生化”，开宗明义的“间离”：请先寄存起白昼的娇宠或昏迷，进入这夜晚的清醒与诚实吧，进入一向被冷落的另种思绪——
但你要听，以孩子的惊奇
或老人一样的从命
以放弃的心情
从夕光听到夜静。
在另外的地方
以不合要求的姿势
听星光全是灯火，遍野行魂
白昼的昏迷在黑夜哭醒。（诗歌《另外的地方》）
尤其千百年前，人坐在露天剧场，四周寂暗围拢、头顶星光照耀，心复童真，便容易看清那现实边缘亮起的神光，抑或鬼魅。燠热悄然散去，软风抚摸肌肤，至燥气全无时，人已随那荒歌梦语忘情于天地之间……可以相信，其时上演的绝不止台上的一出戏，千万种台下的思绪其实都已出场，条条心流扶摇漫展，交叠穿缠，连接起相距万里的故土乡情，连接起时差千年的前世今生，抑或早已是魂赴乌有之域……（杂文《诚实与善思》）
不过这一回，我只想说说我在史铁生的经历。
说到经历，我建议，暂且放弃“自传”或“回忆录”的种种完全写实的陋习。因为只要写，就不可能完全实；只要“回忆”，就难免“随想”，而这些“想”，当时还未发生。比如吧，您说您是北京人，可北京大了去啦，您哪儿都到过吗？有些事，恐怕您还不如某一外地人知道得全面。又比如，您说您亲历了某一事件，但那事件的诸多细节与缘由您都了解吗？有些事，恐怕您永远都被蒙在鼓里。再比如，您自信是某一场运动的发起者，但追根溯源说不定您就会发现，您不过是被某一场运动所发起的。
所以我对历史从不大信任。历史赖于记述，或者说丰繁的历史赖于狭隘的记述。就算记述得准确，也只能说它在某一点或某一线上不曾偏离实际。可不曾偏离却不等于不曾偏废，记述者只可能在某一局部、某一瞬间以某一种心情来尊重可见的史实，但任一瞬间都有遍布天下的无数只蝴蝶在扇动其花里胡哨的翅膀，每一只都与很多只有约，很多只也都对每一只多情，合成一气请问历史何缘何故？所以古人以一个“易”字给出总结。正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以致全局从不具稳定性，那又凭什么要我们对某一记述稳定地接受上几千年呢？
我总有个恶作剧式的念头挥之不去：倘若考古学家挖出的一个类人头骨竟属特例，比如是畸形或怪胎，又怎么说？不久前电视上讲到一个女孩儿，长到十岁就不再长，身体比例和各项功能均与常人无二，唯每一部分都是常人的1X。设若考古学家挖到的恰是这样一具类人遗骨，他们会不会兴奋地宣布又发现了一系人类的远亲？
故本文无意提供任何确凿的历史，只想说说我在史铁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且难免不是全部。就历史而言，每个人都是特例，数不清的心流已被时光消磨殆尽，或仍将被历史埋没得无影无踪。至于每一局部都携带了全息，则只具理论性意义。
对我来说，史铁生就像是一辆车，或者别的什么运载工具，都可以。正常情况下，这“车”是靠两腿直立行走，失常后——比如说截瘫了，倒似返璞归真，更像是一辆车了：轮椅。目前我坐的是一辆电动轮椅，不料狗却认为它怪，见了我们总要绕着圈儿地喊，眼睛里流露着迷茫。据说狗的智力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见了我和我的轮椅，无一例外地都要问：“妈妈，它怎么自己会走呀？”孩子和狗的智力，都还不足以把它总结为一辆车，看它仍不过是一把椅子；椅子自己会走，岂非咄咄怪事？就像很多人都看不出，史铁生实在也就是一辆车。因而我吓坏了狗，又惊着了孩子，应该说这责任不在我，是史铁生对不住他们；尤其对不住狗，孩子终会从妈妈那儿获知真相，狗的目光却终陷冤屈——妈妈也弄不清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我搭乘“史铁生之车”，已历六十寒暑。车呢，自始至终行驶在一条路上，从未出轨。从未出轨的原因，是他不可能出轨。不可能出轨的原因在于，他走到哪儿，哪儿便是轨了。早年在地坛里消磨时光，曾遇两位老者，一人一句、对对子似的给我算过一命，上句是“虽万难君未死也”，下句是“唯一路尔可行之”。多年以后我才纳过闷儿来，这两句话是怎么都不会错的：你活着，你算命；你走着，就必然是在一条路上。
“史铁生之车”在一条量子般的轨道上行驶，每个“下一秒钟”都可能是急转弯，但也可能就这么日出日落地走上多年，就好比那只“薛定谔之猫”的生与死。
看着路两边的风光，感受着车厢的晃动，听着城市的喧嚣和旷野上的寂静……我总觉着，在无比深远或其实是非常切近的地方，正如伟大的吴尔夫所说，是一片“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是“乱作一团的情感纷扰”，是“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那位智慧的女人要我们守住这奇迹，“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而同样智慧的另一个女人——我的母亲，则从来都看我是个多梦的孩子。
顺便说一下：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题为“可怕的是精神出轨”，这与我的想法大相径庭。精神并不是那辆“车”，莫如说精神比那辆“车”更贴近“我”。精神是难免要出轨的，精神的出轨是人类的幸事，甚或殊荣，否则我们倒像是受控于一种翻来覆去的程序了。精神，甚至可以同时在多条路径上摸索，忽而天，忽而地，不拘一格。可以说，精神正是由不断地出轨所成就的。
“史铁生之车”时而会停靠在一个小站，我便隔了车窗，与些萍水相逢的人说些有味儿和没味儿的话，并从此猜想他们的以往与未来。也会有几个不期而遇的家伙，从此在我的视野中时隐时现，或就在近旁，搅动起我的千般思绪、万种梦想……
但是，就在我的近旁并不等于说不与史铁生相距千里，不与他水阻山隔，甚或阴阳两界。怎么讲？这意思我在《我的丁一之旅》中说起过。比如思念，可以瞬间把我带到千里万里之外；比如猜想，可以送我出生入死，去那无中生有之域看望故友与新交；比如羡慕，常令我神不守舍，恍恍惚惚竟似那块“假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般；又比如苦闷，甚至让我屡屡有过越狱出监的冲动……这时候你看那史铁生吧，却依旧坐在他的轮椅上形同蜡像，貌似坚强，与我划清界限。
但母亲说我“多梦”，主要是指白日梦，也可以叫胡思乱想。
就说被史铁生吓坏了的那只狗吧，我盯着它的眼睛看，毫不怀疑那里面也居住着如我一样的灵魂。甚至，那灵魂未必就比我更简陋，只不过它的“车”不行。好比说吧，它其实也会哭，也会笑，唯其“狗形之车”的表情选项太少，给不出多样的表达。甚或其实它也在说话，各种感想，可为什么表现出来的却通常是喊呢？我猜它的语言系统早已删繁就简，比禅宗一派更加地不信任言说，以免跟人似的培养出许多花花肠子。（《伊索寓言》中，有对舌头的极其精彩的论述。）
人狗之别，可以比作两个一样聪明的人，但你的电脑相当尖端，我的电脑比较初步。因而你“嘁里喀喳”就设计出了飞机、坦克，我呢，“稀里哗啦”结果只画出一具铧犁或一驾马车。
可是！可是你们那些飞机呀，火箭呀，外交、金融、高科技呀，到底啥意思？就为把人搞得更忙、更累、更不安全？就为了搞出更多的尔虞我诈和抑郁症来？我甚至怀疑：狗，早已走过了人的荒唐路，而后看那灯红酒绿实属空虚无聊，听那炮火连天纯系执迷不悟，这才放弃荣华，杜绝诡诈，做一种最为诚实的动物去了。
对此，那史坚决不信，坐在轮椅上叹气连连，笑我想入非非。想入非非，这我承认。我的特点就是想入非非。但想入非非可有什么不好吗？
比狗的道行还深的，比如说是一只喜鹊。有一年我跟一群作家在某星级酒店开会，那酒店厅廊四合有如一座庭院，中央一池碧水，水上一座小岛。我本在餐厅里吃饭，被一拨拨劝酒的人搞得面部痉挛，便走到厅廊里来透透气儿。隔着玻璃幕墙，见那池心小岛上有只喜鹊独自优哉游哉地蹦跶，时而跳上树枝，时而钻入花丛，时而环顾四周，时而闭目养神……我敲敲玻璃，它睁眼看看，我再敲敲玻璃，它干脆掉转身去。我不想再回餐厅了，坐在那儿一连抽了三棵烟，谁想那喜鹊竟也一直在那小岛上流连不去，望望天，望望地，再看看我，若思若想，甚或竟是笑我痴愚吧……我开始怀疑它仅仅是一只喜鹊了。我开始怀疑人们对鸟类智力的偏见了。我开始怀疑人一定就比其他动物更聪慧了。我开始猜测，仙鹤是一位寂寞的舞者，老虎是一条独行的好汉，天鹅是一群传布爱愿的圣徒……它们都不善言辞，莫非都已懂得了沉默是金？比如说三毛的那句名言：“爱如禅，不能说，一说就错。”我开始猜测，它们已入“无我”或“大我”之境，故不让姓名把整体切碎——它们从来就叫仙鹤，就叫老虎，就叫天鹅……不分彼此，莫论你我。就像我写过的那群鸽子，永远都是以鸽子的名义在天地间盘桓，永远都是以其艰难的路途、卓绝的寻觅和对团聚的渴盼，在一座座神魂颠倒的城市里传达着生命本真的消息。我甚至猜测它们已然超越了时间，因为它们确认了一条命定的恒途——在祖祖辈辈、无尽无休的迁徙中，没有什么成就可以作为路标，唯美丽地飞翔是其投奔。
人却忘记了自己的天赋之名，被形形色色的国名、族姓乃至个人符号所分割，为区区小我奋斗不止，从而难免“人生苦短”的叹息。即便是“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般的洒脱，也依然显露出哀怜与苦涩。
如果你以人类的整体之名活着，你还怕什么死呢？你见过人死，你见过人类死吗？你见过生命之无吗？你被一个偶然的尘世之名给绑架了！否则你应该记得“去年在马里昂巴”，应该记得是如何地一路走出非洲，应该具备舞者的心境、好汉的性格、圣徒的使命和那鸽群的渴盼……又何苦谈死而色变！
离开那只喜鹊，我想：急于去做那只逍遥的喜鹊，或仍是人的一种贪欲。离开那家饭店，我想：那只喜鹊，果真那般智慧的话，就一定是任劳任怨地走过了这人间的种种荒唐路。如今，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地藏菩萨才真是伟大，他明明可以脱离“六道轮回”了，却还是要回到这苦难的人间，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而我等的来与再来，皆因前缘未了，急什么急！
在以时间为坐标的路途上行驶，任何车，都不可能不是往前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史铁生之车”已被拘于一条线性的——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路上了。事实上这辆“车”耳闻目睹、四通八达，种种消息随时都在袭来，令人应接不暇——广播、电视、报纸和书刊，以及流言飞语、道听途说，再加上你自己的奇思怪想、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所有这些东西或在近旁向你取媚邀宠，或在远不可及的地方神秘地纺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让你哭，让你笑，让你郁闷，让你躲进一个角落谁也不想见，但也说不定哪一幅图景或怎样一种梦境又会让你如醉如痴、感慨万端、思绪蹁跹，让你忽然就满怀激情地奔赴远方……
但不管怎样，不管多么四通八达，你仍然是在一条路上。很多消息都不过是耳旁风，很多风景都是过眼烟云，很多人和很多事都是稍纵即逝、永劫不复。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有一群六十几亿之多的同类分布于同一球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围拢在你身边，你逃不出去。只有一条走过之后才能确定其在的路，要你去走，你不走也还是在走……
时间的不可超越，依我看，并非仅仅是说光速的不可逾越，更可能是指命运的不可更改。在许多科幻作品中，人驾驶着超光速飞船回到了过去，并试图改造过去，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并不仅仅在于“你可能会杀死你未婚的爷爷”这一类具体的悖谬，更在于：现在参与过去之逻辑上的不可能。假定真有那样的运载工具，我们也只可能从旁看看过去，就好像坐在黑压压的观众席中看一场已然拍摄完毕的电影，却绝不可能走进那电影，更甭说参与其中了。对于过去，我们可以看着它笑，看着它哭，在一旁惊叹或嘲讽，却再不可能改变其丝毫。就像人们常说的，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而过去恰是一种充满遗憾的现实。为什么呢？就因为“时间”是由“意义”造就的，“过去”是被“往事”选定并占有的，倘若能够再参与，就又成了现在，即以一种新的意义选定并占有了目前这新的时间。
其实，前述悖谬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你那位不曾被谋杀的爷爷，以其不曾被谋杀和随后生养了你的父亲等等一系列不可更改的历史，早已选定并占有了那段时间。如果你能够杀死他，你就得同时能够改变随后的一切历史。为什么是“随后的一切历史”呢？因为就算你爷爷不是拿破仑，不是希特勒，也不是牛顿和爱因斯坦，但他注定是一只鲜活的蝴蝶——任何人都注定是这样一只蝴蝶，蝴蝶悠然地扇动翅膀，谁知道他在“随后的历史”中都引发过什么呢？——当然，这得请你自己去考查。如果查都查不清楚，那我跟你说吧：你改变个屁！
因而，克隆是从一开始就已经作废的游戏。你说你要克隆谁吧。只要你克隆，你就得知道他——你的样本——是谁，可不管他是谁，他当然都有他的历史，而他的历史必然与所有的历史相关，于是你就得克隆出纵横几万里、上下数千年，而且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着无数事端的一切。可你是上帝吗？所以你拉倒吧！
历史是一张多维之网，每个人都是这网上的一个结，而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网结，都以其特定的角度来观察这张网、参与这张网——
从而我们走进这
相互交叠的宇宙
继而仰望那
万法归一的神（诗歌《不实之真》）
我说过我不大信任历史，那是指人写的历史，不是我们从中走来的那些历史，或前人不谋而合给我们留下的那一团乱麻。我敬畏后一种历史，它把千丝万缕的断线兜头盖脸地甩过来，要我们接着编织。
但这条条网线是怎样搭建的呢？或是说，我们这一个个网结是靠什么连接起来而成为一张网的呢？各种各样的消息吗？还是无处不在的时空？都对。但归根结蒂，我想了很久，是意义！是意义把我们连接起来的，连接成可歌可泣的历史和荒诞不经的历史，连接成满怀希望的未来或望而生畏的未来。不然的话，消息只促成族群的繁衍，时间则不被察觉。
比如说“现在”是多久？一分钟，一秒钟，还是更长或者更短？我想来想去，什么现在呀，当下呀，瞬间呀，刹那呀……都没有固定的长短，所有这类时间概念都不过是说：构成一种意义所需要的最短过程。
据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然“摒弃了绝对时间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观察者所特有的时空概念，以至于宇宙空间内‘现在’的概念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在”对于人——对于每一位观察者——却是有意义的，或其实，恰是意义造就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从而造就了时间。
……人在一条永恒行进的路途上，意义是其坐标；设若没有这样的坐标，你说“当下”是多久？（书信《理想的危险》）
是意义创造了时间。对于不求意义的物种，本无所谓时间，无所谓现在也无所谓将来，当然也就无所谓历史。没有历史，那才真叫“万法皆空”呢，否则我们还是难免于责任和压力。可“万法皆空”仍然是一种意见，仍逃不脱是一条连接起历史的网线。——有人说是诡辩，也有人觉其意蕴深厚，我属后者。但不管是什么吧，说有说无，说空说在，它都悄然抑或张扬地编织进了那一张多维的历史之网。
何谓“多维”？你这样想：你为什么不能克隆出一个具体的人呢？因为，任何具体的人以及具体的事，都必牵牵连连以至于无边无际。理论可以抽象，生活却总是具体。一旦具体，必陷多维——谁能立于一个抽象的点呢？谁能抓住一条不占有空间的线呢？谁能居于一处脱离开时间的空间呢？以及，谁能够享用一期无论多久但毫无意义的时间呢？
理论崇尚简单、明了，生活却命定地进入复杂。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文学源于生活”不算一句废话。
我这个数学的门外汉，斗胆对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作如下理解：任何一种认知系统都注定是不完备的，即一切人为的理论，都难于自我指证。比如法律这一人定的规则，其合法性根据终不能是出于人自身。比如洞穴中的观察（柏拉图的意思）、“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尼采的说法），皆必“只因身在此山中”而注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为什么呢？一切有限之在，必因无限的衬比，而显露其自身的不完备。而无限呢，又因其自身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而永无完备可言。（杂文《门外有问》）
这样一张大网——历史的大网，存在的大网，我的意思是说：你休想逃脱它！你来了你就逃不脱，不管你闹什么情绪。你没来你自然就什么都不闹，当然也就什么都不说。所以，你只有以什么都不闹并什么都不说，来表明或实现你的“万法皆空”。——可这已然又是一种说了，虽然不闹。（那个家喻户晓的石猴，有个意味深长的法名：悟空。因为他很闹吗？）
“万法皆空”也就是“万法归一”，我以为是说这世界的本源，而这个世界的现实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者的位置一旦颠倒，咱们大家——至少暂时——都要回零。
对于“永恒复返”，《尼采六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人都是会死的，永恒对个体生命的拯救不过是一种意愿，而意愿并非事实，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个体通过永恒获得意义，永恒却需要个体去意愿”，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说了，就算生活在复返，可我自己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除非我还记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第二次过同样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间并无记忆关联，则每一次都仅仅是这一次，“永恒”岂非自我欺骗？
但是，人有两种独具的能力：记忆和联想。人的记忆又分两种：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死亡中断了个体记忆，使生命意义面临危机。但集体记忆——文化或文明的积累——使个体生命经由联想而继承和传扬着意义。因而，从来就不是“个体通过（假想的）永恒获得意义”，而是：个体通过真确的意义而获得永恒。（杂文《文明：人类集体记忆》）
附：我，或者“我”
我在我里面想：我是什么？
我是我里面的想。我便
飞出我，一次次飞出在
别人的外面想：他是什么？
这一切正在发生
想它时，它已成为过去。
这一切还将发生
想它时，它便构成现在。
仰望一团死去的星云
亿万年前的葬礼，便在
当下举行。于是我听见
未来的，一次次创生。
一次次创生我里面的想
飞出我，创生他外面的问。
一九五一年便下起一九五六年的雪
往日和未来，都刮着今天的风。（诗歌《我在》）
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但对我来说，一九五一年却是在一九五六年才发生的。一九五六年的某一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此前，一九五一年是一片空白。一九五六年那个夏日的周末，奶奶告诉我：你就生于那片空白中一个飞雪的黎明。我想象那个黎明，于是一九五六年早春的一场大雪便抹杀了随后的那个星期天——那个盛夏的礼拜日，我眼前一直都下着一九五六年的那场大雪——我不得不靠它去理解、去弥补一九五一年隆冬的那个黎明。
然后，一九五八年，我上了小学，从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一九五七年呢，则是在一九六四年的一个雨夜才走进了我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的大致情况，因而一九五七年又下起了一九六四年的雨。
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有了石器时代，有了侏罗纪和白垩纪，有了那一次创生宇宙的大爆炸……我听说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时刻，而其间又混含着对二十一世纪的种种美丽憧憬……
如今我坐在二十一世纪的一台电脑前、一辆轮椅上，回忆着我的设想与憧憬，继续着我的设想和憧憬，远古和未来便在今天交叉，都刮着现在的风。
其实是交叉于我。我，或者“我”，是一切的交叉点——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令人诧异的了。我或者“我”，但说到底是我而不是“我”，是一切的出发点——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令人称奇的了。“我”并不全是我，还有你，和他，是我对你和他所抱有的一种猜度，一种移情，是我的理性的一种展现。我的理性不得不承认，你和他也都有着如我的角度，但我不能确定。我或许有些虚伪——我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我心里并不确定。我的理性说我们是一样的人，可我感到的是你和我永恒的差别——我明明只能是我，而你永远都是你。我不知道你的那个如我的角度，是不是真的跟我一样，或者，其实永远都不一样。这事让我殚精竭虑、抓耳挠腮地想不清楚，更说不清楚，但我心里却很清楚。我清楚我心里清楚什么，也清楚我心里不清楚什么，此外均属猜测、毫无把握。我清楚我已经被我限制在万事万物的一个交叉点上了，此事无可挽回。我清楚，我是我的限制。我永远都不可能突破我，是我所知的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改变的事。
但是，死却引出了不同的逻辑。我若消失，“我”必也一同消失——死，使我趋同于“我”。然而生生不息，任何一个出生者皆必自称为“我”，因之，其中必不可免地就会有一个是我，否则“我”便无从诞生。这样想来，生生不息即是我的生生不息——是“我”的生生不息使我生生不息，反过来，又是我的生生不息使“我”生生不息。
说来说去，我要提醒您的还是那句话：您连生都摆脱不了，又何苦去怕死呢？
但我们并不打算容忍你这一套循环论证，我们要问的是：生生不息的最初之因，是什么？
那我就跟您直说了吧：首先，我不知道。其次，目前还没有人知道。最后，我猜这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在这三个“不知道”之后，我们都应该不必担心死了，都可以放心大胆于一条无始无终的路了。不过有一点要特别记住：我是我的限制。任何一种可能，都同时是一种限制。
佛祖诞生之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在他辽阔的思悟里，这个“唯我独尊”都指的是什么呢？
但作为个体，被抛到这个广袤无边的世界上来，被置于这个纷繁莫测的人群之中，则注定了“我”的孤单。而这孤单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恐惧。
当我与那史一同张望小街东边的朝阳与西边的落日之时，当那钟声把我们引向天之深处或地之尽头的时候，恐惧正在悄然生长。而这恐惧，才真正是生命的开始。正所谓“困苦使人存在”。
还记得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时的神色吗？正是恐惧。还记得他们赤身裸体、一起眺望人间时的心情吗？惊恐，兼着渴盼。恐惧，必然引导着欲望一同袭来。每一个人的出生，或人的每一次出生，都将重演这一传说，或这样的戏剧，重演“走出伊甸”的一幕。
这一幕对于我与史铁生来说，是在一个日期不详的早晨，我们从黑甜之乡懒懒地一同醒来，先是听见窗外一阵阵鸟儿清脆的啼鸣，继而看见窗棂间一方方灿烂的光影……那史打了个小小的哈欠，蜷缩起身体，享受着童年的安恬，享受着四周的宁静……然后喊奶奶：“奶奶，奶奶——”他不可能知道，这一喊将使那无忧无虑的时光永告结束——我们将就此“走出伊甸”，踏上一条山重水复的不归路。
奶奶来了：“哟，你醒啦，小人儿？”
奶奶温柔的双手把我举起来：“真好，也没尿炕，真是好孩子！”
我听见外屋有很多人在说话。
“哦，昨儿夜里来了好多叔叔，你叔叔的同学。”
同学？噢，应该是些跟叔叔一样的人吧。
“快穿衣裳，穿上你妈刚给你买的那件新衣裳，有小兔子的那件……”
那史兴奋地跳着脚，不断地指指外屋，发出些“咿咿呀呀”只有奶奶才能听懂的声音。
奶奶说：“叔叔他们出去玩儿，天晚了，没车了，有几个同学回不了家了，就住咱家了。一会儿你要叫叔叔，所有的人你都要叫叔叔……”
然后奶奶就抱起我去外屋。可是她忘了给我穿裤子啦！
奶奶把我放在外屋的炕上，指着好多人让我叫叔叔。可你没给我穿裤子呀奶奶！这让我甚为焦虑，却又不敢声张。
所有的人——七八个吧——都围过来，跟我说话，摸我的头，捏我的脸……我使劲儿把衣襟往下拉，幸好是件新衣裳，大而且长，勉强遮住了某些应该遮住的东西。
“叫叔叔，叫呀，刚才怎么嘱咐你的？”
我愣愣地看着他们，又看看奶奶。我想跟奶奶说我还没穿裤子哪！可又怕这么一来，倒让人注意到某些不应该注意到的东西。
我就那么一直傻愣愣地站在炕上，所有人的脸都没看清，所有人的话都没听见，一心只想着没有穿裤子真可谓是一件极不相宜的事情……不过呢，非常偶然地我发现了一个办法：坐下，小心翼翼地坐下，让宽大的衣襟自然而然地包住某些应该包住的东西——就像女人们对待裙子那样……当然了，那时他还不知道，女人们处心积虑地是想包住什么。
4.恐惧
但我害怕我的幼儿园，害怕
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一个
骨瘦如柴的孩子给所有的孩子
排座次；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
让所有的孩子卑躬屈膝……（诗歌《回家的路》）
五岁或六岁时，为了给上小学做准备，母亲送我进了一家私立幼儿园。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里除两张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接待我们的明明是两个老太太，可回到家，母亲却跟奶奶说：“那家幼儿园是两个老姑娘办的。”这事让我疑惑了很久……为什么单要把那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结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要给大伙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吗？”我越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散文《我的幼儿园》）
（提示：对俩老姑娘历史的猜想，可在想象中联系到后边的某革命者——因同果异。否则上两节可删。）
但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呵斥了这个哄那个……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听—话—的—小—山—羊—被—大—灰—狼—吃—掉—啦！”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押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须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唯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是严酷的拒斥，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间放开你，掉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同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散文《我的幼儿园》）
（提示：△这儿要先加一节：写幼儿园里那可怕的消息将要漫漶到我的小学。△然后写小学和那个可怕的孩子（若干节）。△再然后写：这种可怕的消息还将扩展到人间的一切领域，长成为两个最可怕也最能显露人性之虚伪的两个词：流氓和叛徒。△故当分为三个标题来写：①我的幼儿园②我的小学③永恒的恐惧，即：为什么“流氓”与“叛徒”有着同样的根源——防范。△此后接写欲望，即：渴望他人，渴望心魂的团聚——所谓爱情，以及性爱的意义。2010-12-29）
未来那史（铁生）将懂得，这个世界上最可怕也是最能显露人性之虚伪的，是两个词：叛徒和流氓。什么意思呢？一，这是两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名，连神明也不予怜悯。二，这是两个仅仅因为疏忽大意即可踏入的泥淖，或深渊。第三，这两宗罪行的种子，无一例外地深藏于所有人的心中。所以——
好人，你应当感恩
感恩于你凑巧没有惹上
秘密，没有惹上誓言以及
敌人，和敌人的敌人（诗歌《好人》）
让我来试着解释。解释要从第三点开始，尤其要从“秘密”二字开始。所谓秘密，一是说确凿有某事物或某念头存在；二是说这些事物或念头切不可让外人——尤其是敌人——知道。
可是，谁没有秘密呢？自从赤裸的亚当、夏娃穿起了衣裳，走出伊甸园，人间就有了秘密。什么秘密呢？你遮蔽起了什么，什么就是秘密。所以，最初的秘密，就是亚当、夏娃一出伊甸园就想到要遮蔽起来的东西。什么呢？欲望！准确说就是：性欲。
谁没有性欲呢？即便是专制时代，即便禁欲之风盛行，人们也是默认这一点的。但是你要加倍小心，你可以保持它却不可以公开它，你可以保持你的欲望直至新婚之夜，切不可胡乱泄露你的秘密。问题是人，人绝不情愿与一匹配种站里的马行径雷同，人倾向于自主的婚姻，而非指定的交配。这便意味着选择。选择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多——多中选一，意味着众——“众里寻她千百度”。这样，“流氓”的种子就埋藏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了——因为“流氓”即指滥用这一秘密，而滥用是可能的。好了，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了：你要小心，要自我约束，看管好你那火种直到新婚之夜。不不不，我只是说在那样一种夜晚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燃烧，甚至于胆大妄为也无不可，但绝不是说其后就可以放任你的火势，就可以蔓延向众多。
事实上只要你坚决控制火势，使之局限于一，最多是历时性的二或三，你的火焰就称得上美丽与高贵，就毫不流氓，尤其是看起来就好像从无那样的欲望。但这是一个误解。或幸而是个误解。因为你如果对众多丧失了感受，致使谬种流传，则难免优选中断，贻害于类的前途。
这样就总结出了一个真理：世上本没有流氓，火势失控，才有了流氓。就好比自焚并不能算是火灾。所以“流氓”二字万难自立门户，唯冠以动词“耍”，方才顺理成章。也就是说，流氓是耍出来的。
“耍”的关键，在于涉及他人。同样，叛徒的罪行也在于涉及了他人，尤其是殃及了他人，否则这世界上本没有叛徒。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改变了以往的观点或立场，就好像荷尔蒙悄然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容貌，怎么能算叛徒呢？倒是可以算弃暗投明。人在其漫长一生中，基于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增加，如果进步，如果发展，如果改变，都可以看作是弃暗投明——至少这是初衷，是自然的造化。只有当你的改变殃及了他人，“叛徒”一词方才脱颖而出。然而，改变，难道不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能性、必然性，甚至必要性吗？当然，这是自然的改变。自然的改变可以算主动的背叛吗？但主动的背叛并不就是原初意义上的叛徒，平心而论，当属成长。只有被动的背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背叛。
迫人背叛的手段很多，《三国》《水浒》和《红岩》中都有介绍。但还是少举例吧，人们大多害怕去想那些悲惨之事。好百姓理当少知少想那些悲惨并下流之事。好百姓有权安安稳稳了其一生——而伟人之伟，莫过行其大义于此。不过，“叛徒”的全部逻辑确乎不见天日久矣。
“叛徒比敌人还要可恨”——这话差不多没人会反对。可是为什么呢？“因为叛徒比敌人更加危险”——原地踏步，仍然需要问：为什么呢？你信不信，仅此两问，即可置大多数人于无言以对和面面相觑的地位？
其实，潜意识里没人不知道答案，只是不敢触动它的全部逻辑——
所有憎恨叛徒的人都知道，叛徒的处境是怎样的可怕。所以才有“叛徒”这个最为耻辱的词被创造出来，才有这种永生的惩罚被创造出来……对，主要不是因为叛徒背叛了什么信仰……主要是殃及！就是说，叛徒，会使得憎恨叛徒的人也走进叛徒曾经面临的那种处境……疼痛、死亡、屈辱、亲人无辜地受苦、被扯碎的血肉和被扯碎的心……人们深知这处境的可怕，便创造出一个更为可怕的惩罚——“叛徒”，来警告已经掉进了那可怕处境中的人，警告他们不要殃及我们，不要把我们也带进那可怕的处境。“叛徒”一词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作为警告，作为惩罚，作为被殃及时的报复，作为预防被殃及而发出的威胁，作为“英雄”们的一条既能躲避危难又可推卸责任的逃路，被创造出来了。
不是这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谁也不愿意走到叛徒的位置上去，把他们替换下来？你知道那处境太可怕了，是呀我们都知道，所以，但愿那个被敌人抓去的人不要说出你也不要说出我，千万不要说出我们，不要殃及我们。那可怕的处境，就让他／她一个人去承担吧。
我们是如此地害怕殃及，因为我们心里还有个秘密：我们也有可能经受不住敌人的折磨，因而也有可能成为叛徒而遭受永生永世的惩罚——这是那可怕处境中最为可怕的背景。否则我们就无须这么害怕殃及……否则也就无所谓殃及了。让软弱的人滚开，让坚强的人站出来——如果我们确信经受得住那一切折磨……那就不仅不是殃及，反倒是一个光荣的机会了……是呀是呀，如果敌人的折磨不那么可怕，我们去做英雄就是了。如果成不了英雄的后果不是更加可怕，敌人的折磨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实在受不住时我们投降就是了。但是，当“叛徒”这个永生的惩罚被创造出来之后，那处境就是完全的绝望了。一个人只要被敌人抓住——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次疏忽大意，他就完了，他就死了，或者，作为人的生命和心魂就已经结束了。多么滑稽，我们为了预防被殃及而发出的威胁，也威胁了我们自己……（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葵林故事》）
多么滑稽，比敌人更可怕的竟然是我们自己。比敌人“更要可恨”和“更加危险”的，竟然都是曾经的“自己人”。
“不，这不对！”他站起来，向着暮色沉重的葵林喊，“那是为了事业，对，是为了整个事业不再遭受损失！”
血红色的葵林随风起伏、摇荡。暮鸦成群地飞来，黑色的鸟群飞过葵林上空。
什么事业？惩罚的事业吗？
不，那是任何事业都不可避免的牺牲。
那，为什么你可以避免，她却不可避免？
这样的算法不对，不是我一个，被殃及的可能是成百上千我们的同志。
为什么不能，比如说在你一个那儿就打住呢，就像你们希望在她一个人那儿打住一样？或者，为什么不能在成千上万我们的同志中的任何一个人那儿打住呢？成千上万的英雄为什么没有一个站到她的那个位置上去，把这个懦夫换下来，让殃及，在一个英雄那儿打住？
如果有人愿意站到她的位置上去，那就谈不上什么殃及。如果没有人愿意这样，一个叛徒的耻辱，不过是众多叛徒的替身，不过是众多“英雄”的合谋。
不对不对！她已经被抓去了，就应该在她那儿打住，不能再多损失一个人。
噢，别说了，那只是因为你比她跑得快，或者只是她比你“成熟”得晚。真的，真的别说了。也许我们马上就要称称同志们的体重了，看看谁去能够少损失些斤两。就像一场赌博，看看是谁抓到那一手坏牌。
可是，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一个殃及一个，这样下去可还有个完吗？（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葵林故事》）
那么，不管是为了什么事业，这样的惩罚可有个完吗？
当年，在幼儿园里头一回做了叛徒的时候，我大概五岁，或者六岁，说真的我已然感到了那两个字的可怕。我只是不可能想到，那两个字，或那样的消息，还要从幼儿园里漫漶进整个世界，还要从一群孩子的游戏中，漫漶到人世间所有的领域。你不信吗？那消息最先就漫漶进了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校园原本是一座老庙，准确说是一座大庙的一部分。大庙叫柏林寺，里面有很多合抱粗的老柏树。有风的时候，老柏树浓密而深沉的响声一浪一浪，传遍校园，传进教室，使吵闹的孩子也不由得安静下来，使琅琅的读书声时而飞扬，时而沉落，使得上课和下课的铃声飘忽或悠扬。
摇铃的老头，据说曾经就是这庙中的和尚，庙既改作学校，他便还俗做了这儿的看门人，看门而兼摇铃。老头极和蔼，随你怎样摸他的红鼻头和光脑袋他都不恼，看见你不快活他甚至会低下头来给你：“想摸摸吗？”孩子们都愿意到传达室去玩，挤在他的床上，没大没小地跟他说笑。上课或下课的时间到了，他摇起铜铃，不紧不慢地在所有的窗廊下走过，目不旁顾，一路都不改变姿势。“叮当，叮当——叮当，叮当——”，铃声在风中飘摇，在校园里回荡，在阳光里漫散开去，在所有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铃声，上课时摇得紧张，下课时摇得舒畅，但无论紧张还是舒畅都比后来的电铃有味道，浪漫、多情，仿佛知道你的惧怕和盼望。
但有一天那铃声忽然消失，摇铃的老人也不见了，听说是回他的农村老家去了。为什么呢？
据说是因为他仍在悄悄地烧香念佛，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应该是无神论的国度。孩子们再走进校门时，看见那铜铃还在窗前，但物是人非，传达室里端坐着一名严厉的老太太，老太太可不让孩子们在她的办公重地胡闹。上课和下课，老太太只在按钮上轻轻一点，电铃于是“哇，哇——”地乱喊，不分青红皂白，整个校园都吓得像要昏过去。在那近乎残酷的声音里，孩子们懂得了怀念：以往的铃声到哪儿去了？唯有一点是确定的，它随着记忆走进了未来。在它飘逝多年之后，在梦中，我常常又听见它，听见它的飘忽与悠扬，看见那摇铃老人沉着的步伐，在他一无改变的面容中惊醒。那铃声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来，早已知道了以后的许多事情呢？（散文《有关庙的回忆》）
整理者注：长篇作品《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为未完成稿，第一至第三部分相对完整，文中两处“提示”说明第四部分明显有待修改和继续。
此Word文档在电脑中显示的最后修改时间：2010年12月30日，9：35：58。
注释：
[1]《旧约·传道书1∶9》。
[2]尼采语。
[3]大卫·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第八部分。 史铁生作品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