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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就是一次锻炼、一次游戏

　　申霞艳[1]：我还记得《我与地坛》发表前后的一些花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文坛尤其是小说为主体的文学期刊编辑眼中，可能小说是一种更高的文体或者说是一种更智性的文体，所以一定要把好文章归到小说里头去。当然也可能本来就是一种策略，迎合读者、吸引读者的策略。它暗示了一个问题：小说的位置要比散文重要，至少在假想中。您怎么看？

　　史铁生：这个我不这么看，很多科学家写的科普文章那绝对是很好的散文，是美文，如霍金的《时间简史》。我非常同意韩少功先生的说法。不要预先去给文章限定，那样容易落入窠臼。对我来说，小说和散文的区别只在于虚构的成分和比例。这两种文体都是很自由的，小说的自由是虚构的自由，散文的自由是结构的自由。

　　申霞艳：我们的常识里头，小说就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作家一定要进入那种叙事状态里头去。您如何看待故事？

　　史铁生：我觉得要把故事和情节分开来谈。我们传统的概念中故事是完整的，包含起承转合、起伏跌宕、悬念迭起，它靠外部空间的发展变化来推动。如果是这个意义上可以有无故事的小说，但不可能有无情节的小说，就像我们拍电影老强调身体动作，如果说话一长就会觉得不好一样。其实说不正是心灵的动作吗？很多好电影就是说，我最近看一个韩国片，讲自杀的，就一直在说。就像电影不能把动作一味地固定为肢体动作一样，不能把小说情节简单地理解为故事。

　　申霞艳：我时常在《务虚笔记》里读到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在您的散文里头蕴涵较多的叙事成分，比如《病隙碎笔》里头那个对“‘我’和史铁生”那种辩证关系的发现可能借鉴于小说的视点。

　　史铁生：写作的时候我不会先去考虑写出来像什么文体，至于它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随笔甚至是论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表达、表达了什么，带给了读者什么。其实最初的时候并没有文体之分，写作就是自由地表达。后来才在这块自由的园地画出很多很多的框框来，但这些框框是不是就不能突破？我看写作就是要破除清规戒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在世界。

　　申霞艳：托尔斯泰曾说：“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对艺术感染力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您这样一个以写作安魂立命的作者，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您写作态度的真诚。我们文艺理论中传统喜欢谈论真实观，您是如何理解真诚与真实这个一字之差的。

　　史铁生：我们过去所说的真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摹写能力，像画家的写生，是像不像的范畴。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外部世界出现了什么，我们就如实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样的真实是容易的，它是一种功力，是一种技术。真实对艺术而言是一种好的品格但不是最高的品格，比这个更高一个层次的是真诚，我在多个场合谈到它。因为真诚超越了外部，要求我们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查看自己的心魂。

　　申霞艳：您在很多场合写到写作对您的意义。我记得卡夫卡在日记中写过：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救赎出来。那么我想请问您写作到底有没有救赎您？

　　史铁生：这个要看从什么角度、什么意义上来谈救赎。如果是说困境、苦难的消灭，绝对的自由，那是不可能的。人生不同时期会碰到不同的困惑、不同的苦难，前一个困惑解决了，后一个接踵而至。但是如果是从让我不再惊慌，让我镇静之后重新对世界产生爱这两点来说，那写作的救赎是可能的。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最大的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欣喜、惊喜地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慢慢地我们就发现真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失望，失望多了就会惊慌。这个时候，文学、哲学、宗教信仰就产生了。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些到底能给你什么，然后才能追问它到底给了你什么。显然它不能给你金光大道，它无法允诺你平安无事，困难消失或者消灭都是不可能的，你唯有面对。这个时候写作让我镇静，镇静之后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爱，这种爱不一定导致情绪高涨，但它让你接受它、赞叹它、尊敬它。你可以说生命就是一次锻炼、一次旅行、一次游戏。

　　我常常站在自己之外看史铁生

　　申霞艳：《病隙碎笔》里头有很多“我”和史铁生的对话，人都有一体两面，都有某种程度的分裂体验，在这个文本里头，您重新审视了这种对立统一性，我不想简单地用理性和情感来概括，我觉得这两个词汇是二元对立的，而且边界太过清晰，我更愿意认为是自我与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所指之间的关系。您在《病隙碎笔》里边的“我”和史铁生既有分裂的状态也有和解的状态，这里面涵盖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史铁生：分裂很多时候被以为是贬义的，其实是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所谓旁观者清，我们通常对别人会有比对自己更深的认识。所以我要站出自己之外来看自己，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自身，还要看到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有个练气功的朋友告诉我，在练功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在一旁看自己怎么练。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审视、注视和察看。体操运动员李小鹏曾说他能把自己的每个动作看得很清楚。我在获奖词中谈得很简单，说的是“遮蔽的内心”，其实就是不断地敞开自己的心魂，向内里去察看、注视。不是停留在外边，外部的那是新闻的范畴。

　　申霞艳：残雪在解读卡夫卡的时候经常用“凝视”，我觉得这个词很好，形象。而且残雪不像学院派，学院派的总是先数典，看别人研究到哪，然后在这个上面说话。残雪直接从作品开始，让自己的心灵与作品面对面地交流。

　　史铁生：创作者和研究者不同，创作者更注重自身的体会，研究者要从被研究对象的脉络来谈。

　　申霞艳：那么在这么多研究您的论文中，您觉得哪些论文与您自身的感受比较切合？

　　史铁生：好些文章都很好，关于《务虚笔记》的，邓晓芒、张柠、陈朗的评论都对我很有启发。还有几篇也很好，可我记不住作者的名字了。

　　申霞艳：说到邓晓芒老师，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我想到一个问题，您的写作逐步打通了哲学与文学的边界，拓展了文学的范围，超出了文学的价值。文学和哲学其实思考同样的问题，归结到底就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它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史铁生：无论是文学、哲学还是艺术，我看重形式、角度的创新，我看重那种创造性。有些文艺作品哪怕很好、很成熟，但如果没有创造性就吸引不了我。以我看来精彩的世界多在内心。科技如此发达，摄像技术的逼真、讯息的即时传输，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天涯，外部世界的遥远性、神秘性正在慢慢消失。转向内部世界，我们向内里眺望，会有我们最真切、最迷惑、最向往的东西。网络使很多东西可以虚拟，日本有个软件只要你把一些对应的条件输进去，它立即就给你呈现一个虚构的世界，你不满意又可以重来。这个对虚构是一种很大的打击。但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里的混沌、困惑，电脑模拟不了，我想这也是文学、哲学、艺术存在的理由。只要这些问题还在，人文科学就将永远存在。

　　申霞艳：从这个角度上说，世界没有变。几千年过去了，那些古老的爱、恨、情、愁依然困扰着我们，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史铁生：世界是不变的，只是道具变了：楼变高了、马车变飞机了……科技迅速发展，原有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尖锐了，因为我们看得更多，想得更多，外部世界与内心的裂缝越来越大。浮士德的意义在今天可能比歌德的时代更突出了。比如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还在上演，但道具变了。

　　身体是内心表达的最后方式

　　申霞艳：记得您在《务虚笔记》中写道：“人的本性倾向福音。但人的根本处境是苦难，或者是残疾。”您的目光穿透了残疾生命个体，在一个新的高度瞭望人类整体。我想您一定比我们看到的更多。

　　史铁生：不能这么说，我是从限制这个意义上理解残疾的。人向往自由，但自由一定是在限制中。

　　申霞艳：我觉得《务虚笔记》这部作品不是写出来的，它是从内心里头缓缓流出来的，您在不断地触摸时间的边界、触摸心魂的根底、触摸生命最终的困惑……我更愿意将它当日记来读，我觉得它就是您一个人的心灵史。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欠缺一种厚重的叙事传统，我们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很少去关注人与心灵的纠葛，您认为写作的内在深度如何建构？

　　史铁生：我觉得我们当前的写作最大的缺陷是逃避灵魂，尽可能绕过去。有时候我也害怕敞开自己的内心，真的将内心完全敞开自己会害怕！写作有时候很像是对一个恋人，你既希望靠近，不断地靠近，但又有所畏惧、有所保留。写作寻找的就是这个。现在的作品写性太多，其实写什么是为了表达自己，就像爱与性的关系。性是为了表达爱、诉说爱。如果单单是性，那是一种生物现象，到红灯区一趟那是分泌、是排泄，到器官为止。但有了爱就不同，它可以延展、可以升华，它希望内心亲密无间地交融，它向往的是一种无止境的状态。真正的开放不应该停留在外部而是内心的。

　　申霞艳：现在比较流行说“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混淆了身体、肉身与肉体的概念。

　　史铁生：这个一时半刻很难谈。身体是一种表达，是内心表达的最后的方式。

　　申霞艳：您关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吗？您对他们的写作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这个很抱歉。有五六年了，我身体状态一直不好，我没法大量阅读。但是我知道这一拨里头有很不错的作家，这一代不像我们那时候，要找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很困难，他们的起点高，很小就可以接触世界范围内人类最优秀的遗产，这个我们不得不服气。不过这终归是他们的事情。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知道我有限的精力还能干些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也对老作家不服气过，现在知道老有老的好处。我祝福他们。

　　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很小。

　　苦难未必和写作成正比

　　申霞艳：有二十多年了，您不能行走，近五六年，您更是与病生活，您曾在文章中谈到您的职业是生病。在这个与疾病相依为命的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史铁生：以前有个记者问过我怎么看我的病，当时我愣了，现在我清楚我敬畏它。病这个东西你蔑视它、气愤地骂它一顿都没有用，有时候它很强大。你打不败它，你就得学着习惯它，与它共处。很多场合，大家谈到我喜欢用“乐观”这个词，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申霞艳：我觉得乐观已经被用得太滥，它太轻了，失去了本有的质地。

　　史铁生：乐观在媒体、学校等场合使用的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我希望对这个有更成熟一点的看法，乐观有不同的层次，一点悲观也看不到的人不可能真正乐观。古语说：能者劳，智者忧。人的领悟力其实跟文凭跟知识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人煞有介事地思考了半天，人家若无其事地就说出来了。大学教授可能写出来了，但农民可能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申霞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世俗地以为是残疾让您走上了写作道路，成了史铁生（残疾就是史铁生，史铁生就是残疾），现在我认为这是误会了！残疾的人很多，但史铁生只有一个。

　　史铁生：这里头包含一个对痛苦和苦难的态度问题。不是苦难越多，痛苦越大，就一定能写出作品，不是的。每个人对这个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些人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之后反而麻木了。

　　申霞艳：我更愿意认为残疾对您只是一种写作的契机，它让您抒写您的生命故事，同时它延伸了您内心的生命感觉。这些原本就在那里。只是残疾让您静下心来慢慢地发现了这个潜在的世界，所以您的作品很自然地荡漾着那种流动的生命感。想请您谈谈您的创作与您的生命情怀、生命感觉之间的关系。

　　史铁生：这个很难谈清楚。你说那我是怎么获得这种生命的情怀的呢？

　　申霞艳：我想不能说它就是与生俱来的吧。

　　史铁生：但的确每个人是不同的，同一件事情发生、降临在同样年龄的小孩身上，他们的反应、感受和体会是不一样的。你当编辑，注意观察一下会发现作家一般对童年记忆比较清晰，童年印象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很多那么遥远的感性的往事还能够记得很清楚。那些对痛苦、危难相当敏感，哪怕发生在别人身上也能够感同身受的人适合搞文艺创作。

　　载《羊城晚报》2003年5月4日

　　注释：

　　[1]申霞艳，文学评论家。 史铁生作品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