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的科技与文化

　　赵州桥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也叫大石拱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跨度最长的敞肩圆弧拱桥。它全长50.83米，宽9米，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赵州桥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的重量达1吨，整个桥梁自重约为2800吨。大桥自建成到现在，期间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承受了无数次人畜车辆的重压，都没有被破坏，让人不能不佩服其施工的精巧和科学。

　　赵州桥建于隋代开皇中期（公元605年～618年），是由隋代著名的桥梁工匠李春设计和主持建造的。隋时的赵县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由此北上可到重镇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南下可抵东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可是这一要道却被洨河所阻断，严重影响了南北交通。到了洪水季节，甚至不能通行。在洨河上建造一座大型石桥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朝廷授命李春负责大桥的设计和施工。

　　李春是隋代的无数普通工匠中一位杰出代表，身份的普通使他在史书中没有记载，有关他的文字记载仅见于唐代中书令张嘉贞为赵州桥所写的“铭文”中：“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为。”

　　李春率领工匠来到赵县，对洨河及两岸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实地的综合考察，在认真总结了前人建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然后再按照设计方案组织施工，出色地完成了赵州桥的建造。

　　赵州桥不仅设计独特，而且建造技术也非常出色，在我国桥梁技术史上有许多创新和贡献。

　　赵州桥的敞肩圆弧拱形式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西方直到14世纪才出现敞肩圆弧石拱桥，比我国晚了600多年。赵州桥建筑结构奇特，融科学性和民族特色为一体，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精品。

　　1991年，赵州桥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为世界第12处“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赵州桥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8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区孙家塬村）人，是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后世尊之为“药王”。孙思邈的医学造诣很高，是隋唐时期医药界的佼佼者。宋代林亿称道：“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

　　孙思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敏慧强记，7岁时每天能背诵1000多字，人称神童。他幼年多病，家中为他治病几乎倾家荡产。他经常见到老百姓生病没有钱医治而死去，加上自己的切身体会，10岁时已决心要当一名医生。他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刻苦攻读医书，钻研医学，20岁时已能给亲朋邻里治病，他本人所患的疾病最后也由自己治愈。

　　30岁时，孙思邈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到太白山隐居，边行医采药，边研究炼丹术。这期间他成功地炼成了太一神精丹（即氧化砷）。孙思邈用它来治疗疟疾，疗效非常好。后来这种方法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引起较大反响。40岁时，孙思邈在切脉诊候和采药制丹等方面已经卓然成家，医术也日臻成熟。

　　在民间治病救人的同时，晚年孙思邈主要从事著书立说。70岁时，孙思邈积50年医疗实践之经验，编写了《千金要方》，30年后，又写成《千金翼方》。《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相辅相济，成为中医学史上极有实用价值的医学手册。除此以外，孙思邈还著有《枕中素书》《福禄论》《会三教论》《老子注》《庄子注》《明堂图注》《孙真人丹经》《龟经》《玄女房中经》《摄生真录》《千金食治》《禁经》等。

　　孙思邈一生淡泊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托病辞而不受。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农村，为百姓治病。病人来向他求医，不论其贫富贵贱，亲近生疏，他都能做到一视同仁。遇到患传染病的危险病人，他也不顾个人的安危，及时为病人诊治。他高尚的医德颇受世人敬重，当时的大学士宋含文、名士孟诜和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等均以“师资之礼”待他。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权、甄立言兄弟，长于药性的韦慈藏，唐初名臣魏徵，都是他的好友。

　　《千金方》是孙思邈的代表著作，书名取自“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之义。《千金方》是《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合称。《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共30卷，分医学总论、妇人、小儿、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痔漏、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养性、平脉、针灸等法，总计232门，收方5300个。《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也是30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这两部书，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对学习和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方》首创“复方”形式，是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灵活变通了张仲景《伤寒论》中一病一方的体例。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

　　《千金方》把妇科列为临床各科之首，为中医妇科和儿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千金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千金方》还谈到了系统的养生问题，提出去“五难”（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和“十二少”（思、念、欲、事、语、笑、愁、荣、喜、怒、好、恶），以及按摩、调气、适时饮食等。《千金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在中药学上有很高的价值。

　　《新修本草》

　　公元657年，唐组织20余人编修本草；公元659年编成《新修本草》一书，也称《唐本草》。全书包括新修本草正文、药图、图经3部分，总计54卷，共载药物850种。《新修本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性专著，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以前本草学的成就，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成为约束医生、药商的标准药物学著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实用性，亦为此后官修本草提供了补订的蓝本。遗憾的是第二、三部分成书后不久即失传，现存的是指其正文部分。

　　一行测子午线

　　唐代高僧一行（公元683年～727年），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是唐代著名的佛学家和数学家，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

　　一行的曾祖父张公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开国功臣，他的父亲张檀曾做过县令，但是张氏家族在武则天时期已经衰微。

　　一行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稍长，博读经史书籍，对于历象和阴阳五行尤其感兴趣。那时的京城长安玄都观藏书丰富，观中的主持道长尹崇是远近闻名的玄学大师。一行前往拜谒，尹崇对于他的虚心求学极为嘉许，耐心地给予指导。

　　有一次尹崇借给一行一部汉代扬雄所作的玄学名著《太玄经》。可是没过几天，一行就把这部书还给了尹崇。尹崇很不高兴，严肃地对他说：“这本书道理深奥，我虽已读了几遍，论时间也有几年了，可还是没有完全弄通弄懂，年轻人，你还是拿回去再仔细读读吧！”一行十分郑重地回答说：“这本书我的确已经读完了。”然后，取出自己读此书的心得体会《大衍玄图》和《义诀》等交给尹崇，尹崇看后赞叹不已，称赞他是博学多识的“神童”。从此一行就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

　　武则天执政时，梁王武三思图谋不轨，四处网罗人才。一行为逃避武三思的拉拢，跑到嵩山，拜高僧普寂为师，剃度出家，改名敬贤，法号一行。普寂为了造就他，让他四处游学。从此，他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名山古寺，到处访求名师，一边研究佛学经义，一边学习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以及地理和数学等。唐代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一行不辞千里，访师求学，受到在天台山国清寺驻锡的一位精通数学的无名高僧的指导，为他以后编制《大衍历》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

　　一行像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多次征召一行，他均以身体欠佳为由婉辞。公元717年，唐玄宗特地派他族叔张洽去接，他才回到长安。一行一到京城就被召见，唐玄宗问他特长，他说只是记忆力好些。唐玄宗当即让太监取宫人名册。一行看过一遍，就将宫里所有人的姓名、年龄、职务依次背出。唐玄宗大为叹服，恭称“圣人”，并让他做了自己的顾问。在长安期间，一行住在华严寺，有机会和许多精通天文和历法的印度僧侣交往，获得了许多印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他与印度高僧一起研讨密宗佛法，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

　　为了观测天象，一行在机械制造家梁令瓒的援助之下，创制出了黄道游仪和水运浑象等天文仪器。通过实际的观测，一行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发现与古代典籍所载的位置有若干改变，现代天文学称之为“恒星本动”。

　　公元724年～725年，一行主持了规模宏大的天文大地测量，测得了子午线1°的长，这是世界上首次实测子午线。

　　从公元725年起，一行历经两年时间编制成了《大衍历》（初稿）20卷，纠正了过去历法中把全年平均分为二十四节气的错误，是我国历法的一次重大改革。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行陪同唐玄宗前往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时病倒，当晚即与世长辞，时年44岁。玄宗敕令将他的遗体运回长安安葬，并为他建筑了一座纪念塔。

　　实测子午线时，一行基本上按照隋朝刘焯的设计方案，派太史监南宫说在黄河南北选定4个地点（今河南的滑县、开封、扶沟、上蔡）进行实地测量，推翻了过去一直沿用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谬论。一行根据测量的结果，经过精确计算，得出了“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极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的结果。就是说，子午线每1°为131.11千米（近代测得子午线1°长110.94千米）。这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长度的活动，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一再称：“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李皋发明车轮船

　　世界上最早的轮船不是用机器作动力，而是用人力踩踏船上的转轮使船前进。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已发明了轮船。以船两侧轮子的转动代替划桨，以轮激水使船前进，称为“车船”“车轮轲”。

　　唐人李皋，受田野中抗旱水车的启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车轮船。据《旧唐书·李皋传》载，李皋在荆南时，“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挂帆席”。这种车轮船的两舷装着会转动的桨轮。桨轮外周装上叶片，它的上半部分露出水面，下半部分浸在水中。当人踩动车轮时，叶片划水，推动船航行。因为这种桨轮露出水平面，又叫明轮，所以，车轮船也可叫明轮船。明轮船的特点是把桨楫间歇运动改为桨轮连续运转，从而大大提高了航速。这是船舶技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雕版印刷《金刚经》

　　雕版印刷术在唐初已经发明。唐太宗时，高僧玄奘取经归来后曾印制大量普贤菩萨像广为散发。民间还大量印制佛经、日历、占卜书等。武宗时曾烧毁大量印本佛经，因此几乎没有印本流传下来。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世界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就是王珍雕于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为父母雕印的《金刚经》，它长5.3米，呈卷子形，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扉页印有释迦牟尼佛向长老菩提说法图，整卷经文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印刷墨色均匀，清晰鲜明，可见当时雕印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此卷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是现存最早有纪年的木版印刷品。现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

　　雕版印刷工具 唐

　　火药的发明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炼丹家清虚子在其所著的《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记载有将硫黄伏火之法。这类伏火之法，原本是为了使硫黄改性，避免燃烧爆炸。从中他们也认识到，上述丹方中含有硝石、硫黄和“烧令存性”（即碳化）的皂角子或马兜铃粉，三者混合具有燃烧爆炸的性能，从而发明了原始火药。由此可见，至少在公元808年以前，含硝、硫、炭三种成分的火药已经在中国诞生。原始火药也由此而逐渐进入军事应用的新阶段。

　　《史通》

　　《史通》是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专著，其作者是唐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年～721年），他曾任过30多年的史官。《史通》分为内外两篇，共20卷。内篇主要论述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系统地阐述史籍的源流得失和史官的沿革等等。书中对于前代史学著作的体裁、史料、记述、人物评价、语言文字等，都有精辟的评论，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他提出修史者应该具备才、学、识三方面的素养，主张“善恶必书”，以使“骄君贼君相知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可贵的。刘知几的史学观对后代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初唐四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只要对唐代文学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这是诗圣杜甫对初唐四杰的高度评价。四杰指的是生活在高宗、武后时期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4位诗人，他们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但是在仕途上，又都是地位卑微，坎坷不遇。

　　边塞诗派

　　唐代诗歌流派。边塞诗派是在盛唐形成的，它的代表作家是高适和岑参，此外还有李颀、王昌龄等。通常所说的边塞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都可称为边塞诗。边塞诗的内容非常丰富，有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有边塞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边塞和中土的交往。边塞诗可以作于边塞，也可以作于京华内地，前者的创作主体有边塞生活的经历，后者则是写身居中土的体验感受，并没有亲临边塞。边塞诗在唐代极为繁荣，主要是因为盛唐时期国力强盛，诗人都渴望建功立业，故而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由于当时交通很发达，这给诗人出游边塞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派诗歌多意境开阔，风格豪迈，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山水田园诗派

　　唐代诗歌流派，形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代表作家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老庄自然主义思想与外来佛教思想相混合，使得士大夫轻视世务，寄意于人事之外；虽不能出家，而往往自命为超出尘世，于是出现山水田园派；其次，当时社会重视隐逸，于是许多人不去应科举，却隐居山林，做隐士以博声名，于是隐逸文学自然产生。这派诗歌多歌颂山水田园生活以及自然风光，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乐天知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表现了他们寄情山水的闲情逸致，反映了他们不同流俗的清高，不同程度地存在消极避世思想。但是这派诗人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描写细致，刻画逼真，状物传神，寓情于景，含蓄蕴藉。

　　“诗仙”李白

　　（701～762年）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自幼受儒家教育并博览诸子百家，好剑术，善作诗赋。20岁以后，漫游蜀中，曾登峨眉、青城诸名山。25岁出蜀，远游长江、黄河中下游各地。天宝元年（742年），由道士吴筠推荐，被唐玄宗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在洛阳与杜甫相识，结下深厚友谊。天宝三载（744年），请求出宫，浮游四方。天宝十四载（755年）春，“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冬，应召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后李璘因争夺帝位，为唐肃宗部下所败，李白受牵连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时已59岁。61岁时仍请缨杀敌，中途因病返回。宝应元年（762年）卒于当涂（今属安徽省）。李白集儒、道、侠精神于一身，既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入世以建功立业的壮志，又有道家愤世嫉俗、返于自然的思想，同时，慷慨悲歌、豪迈放浪的游侠精神也为他所倾慕。于是，“功成身退”成为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蔑视权贵，追求自由，傲岸不羁，成为他的基本性格。他的诗歌充满爱国热情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屈原之后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今有诗作900余首，内容丰富。有的揭露政治腐败，希望为国立功；有的对封建专制和豪门权贵表示强烈不满，抒发自己难以实现理想的痛苦和愤懑；有的表现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对穷兵黩武、不义战争的强烈谴责；还有不少赞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描写爱情和友情的诗篇。《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早发白帝城》、《将进酒》等，都是流芳千古的名篇。《古风》中有不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另有词若干篇，文60余篇。李白与杜甫并称“李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正确地指出了二人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泰山北斗的地位。现存《李太白集》。

　　“诗圣”杜甫

　　（712～770年）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自幼好学，7岁时开始学诗。20岁后，先后漫游吴、越、齐、赵等地10年。天宝三载（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天宝十四载（755年），出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安禄山叛乱，他流亡颠沛，在赴灵武途中，为叛军俘获。至德二年（757年），脱身至凤翔，唐肃宗任他为左拾遗，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于浣花溪畔。两年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府，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年），离蜀东去，途中留滞夔州二年。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携家出峡，经今湖北入湖南。五年（770年），贫病交加，死于湘江舟中。杜甫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关心国家的命运，长期流离失所使他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所以忧国忧民始终是杜甫的基本思想，也是他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他的诗作多达1000余首，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面貌，后世誉之为“诗史”。他的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充分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罪行的强烈憎恨，如《兵车行》、《前出塞》、《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羌村》、《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皆为古今传诵的名篇。他的咏物、写景诗，渗透着对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对祖国山川风物的热爱，如《春夜喜雨》、《月夜》、《望岳》等。杜甫的诗歌继承和发展了从《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充满强烈的现实主义生活气息，笔调客观严谨，思想深沉凝重。无论是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莫不精工锤炼，卓然成章。与李白齐名，并称“李杜”。他的诗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最高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世有《杜工部集》。

　　杜甫像

　　大历十才子

　　指唐代宗大历年间的10位诗人，究竟包括哪些诗人，一直有不同说法。《新唐书·文艺·卢纶传》则这样说：“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疾苦，多送别酬答之作，是中唐华美雅丽、轻酬浅唱诗风的代表。他们偏重诗歌技巧，擅长五言律诗，有形式主义倾向，风格柔靡，不及盛唐诗风之浑厚。格律归整、字句精工是十才子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其中卢纶、钱起的一些小诗在艺术上尚有一定成就。他们的作品体裁多用近体格律，很少能见到乐府歌行体。《四库全书》批评他们说：“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由白居易提出的。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从建安时代起，便有少数用乐府写时事的文人诗，但是多用古题，反映现实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建安后也有一些新题乐府诗，但又往往不反映现实。既用新题，又写时事的，始于杜甫，但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白居易等提倡的新乐府，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这个运动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喻作用，注重反映现实，关心人民疾苦，即白居易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诗歌运动具有较大进步意义，对后来诗歌创作影响较大。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称这类诗“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谚，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新乐府运动持续的时间虽不太长，但成绩卓著，标志着唐诗发展进入了一个由衰而复兴的新阶段。

　　白居易

　　（772～846年）唐朝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邽。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等职。文宗时，曾任太子少傅。武宗初任刑部尚书。晚年退居洛阳香山。与元稹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并称“元白”。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提倡用诗歌“补察时政”，“汇导人情”。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表现方法上，主张词句质朴，直书其事，内容真实，文字流畅。如有名的《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等。对统治阶级的“荒乐”及其弊政进行揭露，对宦官、藩镇相互勾结、危害人民的罪行进行谴责，对人民的疾苦表示深切同情，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图 明 仇英

　　著名的作品有：《观刈麦》、《杜陵叟》、《卖炭翁》、《轻肥》、《重赋》、《买花》、《红线毯》、《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等。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表现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歌颂和同情中暗含讽喻，寄意幽深。《琵琶行》表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主题，音律宛转，真切动人。一些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等，清新优美，脍炙人口。其诗平易通俗，流传极广。现存诗3000多首，传世有《白氏长庆集》。

　　刘禹锡

　　唐代诗人、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进士，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入朝作主客郎中，晚年任太子宾客，“刘宾客”之名由此而来。与柳宗元友善，人称“刘柳”；与白居易诗歌酬唱，人称“刘白”。

　　他才力雄健，有“诗豪”之称。有三类诗歌成就最高：政治讽刺诗，寓意深刻，辛辣犀利；怀古诗，均用律绝形式，吊古伤今，沉郁苍凉，感慨无限；学习民歌的作品《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新鲜活泼，健康开朗，自然流畅，尽洗文人习气。《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西塞怀古》《乌衣巷》等是其诗歌名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人所共传的名句。除诗歌外，他的散文善于析理论辩，《陋室铭》最为知名。著作有《刘梦得文集》。

　　李贺

　　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唐皇室远支，少年时才能出众，却因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便不能应进士试，仅做了九品之官奉礼郎。死时年仅27岁。常与王勃等同被后人引作“天妒英才”的实例。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曾说：“人言‘太白仙方，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尔。”“鬼才”之称，由此得来。他文思敏捷，以乐府诗著称，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极具浪漫主义风格。他的诗歌，抒发了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矛盾，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堕落，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歌颂了边塞将士的英雄气概。但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的阴郁情绪。他的诗歌特点是善用神话传说，意境新奇瑰丽，想象奇特丰富，色彩艳丽浓重，语言精练，富有象征性。他的诗歌对晚唐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都有影响。代表作是《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著作有《昌谷集》。

　　杜牧

　　唐代文学家，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26岁中进士，因秉性耿直，被人排挤，作了10年幕僚，生活很不得意。36岁迁为京官，后受宰相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属今湖北省）、池州（属今安徽省）刺史。李德裕失势，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杜牧诗歌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作诗重视思想内容，有些作品表现出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以及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其咏史诗很著名，大体有两种倾向：借历史题材讽刺时政，如《过华清宫》三绝句；具有明显的史论特点，如《赤壁》。杜牧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辞采清丽，画面鲜明，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他也有一些描写个人潦倒失意、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诗作，及一些饮酒狎妓之作，流于颓废。除诗歌外，杜牧亦工文赋，文多谈论兵政，赋以《阿房宫赋》最著名。著作有《樊川文集》。

　　李商隐

　　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初受牛党令狐楚赏识，被引为幕府巡官。后李党王茂元爱其才，任为书记，并以女嫁之。牛党执政后，遂受冷遇，遭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过着贫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他关心现实，写有许多反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诗歌。其咏史诗，曲折讽刺帝王的荒淫误国，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最为人传诵的是爱情诗，此类诗，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写得委婉含蓄，凄迷朦胧，幽渺艳，神秘宁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心有灵犀一点通”是广为传诵的名句。《安定城楼》《登乐游原》《有感》等都是他的代表诗作。他与杜牧并称“小李杜”，对晚唐韩偓、宋初西昆派诗人等都有影响。著作有《李义山集》。

　　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主要是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进行改革的一次文学运动。古文是唐朝人对先秦两汉通行的散文体文言文的称呼，其特征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不同于骈文的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唐中叶，一些文人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大力提倡古文，逐渐形成社会风尚，这就是古文运动。古文文风的倡导者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主张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其散文气势雄健，奔放流畅。柳宗元也主张“文者以明道”，他的散文峭拔俊秀，含蓄精深，对散文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韩愈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即孤，由兄嫂抚育，25岁中进士，29岁始登仕途，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任监察御史时，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升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被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韩愈思想源于儒家，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清净寂灭、神权迷信；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关心人民疾苦。他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雄奇奔放，感情充沛，语言造诣很高。除散文外，韩愈又能诗，他以文为诗，引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入诗，开创了唐诗新领域，但也带来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他工古体而近体少，但亦有律诗、绝句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后人对韩愈评价很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柳宗元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又应博学宏词科及第。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柳宗元最突出的文学成就在散文上面，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同列“唐宋八大家”。他的散文题材多样，论说文，表达自己的政治历史观，如《封建论》；传记叙事文，多取材于下层人物，发展了《史记》以来的人物传记，如《捕蛇者说》；寓言散文，篇幅短小，寓意深刻，《黔之驴》最为著名；尤其著名的是他的山水游记，这些作品，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代表作是《小石潭记》。柳宗元存诗较少，但他在独特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经验，发挥自己才华，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多传世之作。其诗歌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格调中表现深厚的感情。《江雪》是最为人传诵的诗歌名作。著作有《河东先生集》。

　　唐传奇

　　唐人小说，此名称始于晚唐裴铏《传奇》一书，宋以后人们概称唐人小说。历代正统文人对小说总采取鄙视的态度，而晚唐时期，许多人参加到传奇小说创作队伍中来，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家和诗人。他们的参加充实了小说的思想内容，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水平，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传统看法，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趋于成熟。唐传奇主要有以下题材：神怪类，以《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为代表，它们虽然谈神说鬼，但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现实的影子，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爱情类，以《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为代表，它们在唐传奇中成就最高；剑侠类，以《虬髯客传》《昆仑奴》《聂隐娘》《红线传》等为代表。

　　初唐三大书法家

　　欧阳询（公元557年～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书法远承魏晋，在六朝朴茂峻整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风格。他初学王羲之，后来书体渐变，笔力险劲，成为一时之绝，并创立“欧体”字。其子欧阳通，继承家学，欧阳父子均声著书坛，被称为“大小欧”。虞世南（公元558年～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唐初文学家、书法家。他博学擅长文词，尤工书法，继承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传统，笔致外柔内刚，圆融遒丽，与欧阳询、褚遂良并称初唐三大书法家。褚遂良（公元596年～658年），字登善，钱塘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在欧、虞之后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的书法前期古朴方整、结体宽博，带有浓厚的六朝遗风，且受隶书影响，以《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为代表。后期则发生较大变化，创造了绰约婀娜、遒逸婉媚的风格，代表作是《雁塔圣教序碑》。

　　草圣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官至金吾长史，因此人们也称他“张长史”。他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3人列入“饮中八仙”。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据说他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号呼狂走，索笔挥洒，书法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他有时甚至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书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大为惊奇。后来怀素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曾下诏，以吴道子的绘画、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张旭又擅长诗歌，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严谨，规矩至极，黄庭坚誉之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他的草书成就最高。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他效法张芝草书，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他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的艺术境界。他的字似怪而不怪，点划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时代的书法家。其书法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郎官石柱记》，草书《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肚痛帖 唐 张旭

　　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只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珍藏。据说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将疑，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抢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向张旭致以万分的感谢。可见当时人们对张旭的书法的高度认可。

　　张旭死后，大家都很怀念他。杜甫入蜀后，见张旭的遗墨，万分伤感，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一诗中说：“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可见大家对张旭的敬爱之深。

　　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划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颜筋柳骨”

　　颜真卿（公元709年～785年），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开元进士，任殿中侍御史，人称“颜鲁公”，唐代杰出的书法家。范文澜称其为“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他广学博引，创造了雄伟刚劲、气势磅礴的独特字体风格，自成一体，被称为“颜体”。他的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劲而有厚度；竖笔向中略有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力足中锋；结构方正茂密，方中有圆。行书遒劲郁勃、凝练浑厚、纵横跌宕，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使古法为之一变，开创了新风气，颜氏书法堪称登峰造极。他与稍后的柳公权并称“颜柳”。柳公权（公元778年～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人，唐宪宗元和初年，金榜题名考中进士。柳公权擅长行草，同时对楷书的研究功力也非常深厚。他早年的楷书已经取得卓著成就。后来，他进一步揣摩、研究颜体的笔法，融会成体势劲媚、法度谨严、方圆兼施、富有变化而自成一体的柳体。柳体字注重骨力，在转折、顿接处显出锋棱，结构紧密，在雄浑厚实中见锋利，在严谨中见开阔，刚劲挺拔。因柳公权的书法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又曾受颜氏影响，偏重骨力刚健，故又有“颜筋柳骨”之称。

　　敦煌石窟

　　敦煌是位于西北交通要道的一个边陲重镇，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

　　公元4世纪以来，历代王朝不断在敦煌地区开凿石窟。石窟内以汉式宫阙表现弥勒净土，弥勒菩萨交脚坐于宫殿内。两侧的垂楼高阁中，身着霓裳羽衣的飞天弹琴奏乐，载歌载舞。楼阁之外，菩萨摩顶受戒，天女凌空散花，构成一幅幅新颖画卷。人物造型也逐步走向写实，面相丰润而多样，比例适度，上身多着僧祗支，腰束锦裙，衣裙遍饰波斯风格的织物花纹，金碧辉煌，灿烂夺目，别具风格。敦煌石窟的彩塑分为圆塑和影塑两种。彩塑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姿态简单，风格简朴厚重，为唐代石窟的成熟和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敦煌石窟逐渐形成了一座博大精深的佛教艺术宝库，融建筑、壁画、雕塑为一体，富有中国民族特色。

　　阎立本

　　阎立本是初唐杰出的工艺家与人物画家。他的人物画将秦汉的纯朴豪放与魏晋的含蓄隽永融合在一起，线条圆转流畅，疏畅坚实，色彩渲染浓重凉净，富有韵律感，构图比例和谐，技法纯熟，刻画入微，使我国人物画进入一个精湛瑰丽的新时期。他常常配合当时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来进行创作，以其敏锐的目光、纯熟的技法，留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瞬间。他的作品以《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最为典型。阎立本的丹青对后世影响颇大，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后人称赞他“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

　　“画圣”吴道子

　　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戴上“圣”的桂冠：一位是晋代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一位是唐代杜甫，被誉为“诗圣”；还有一位被誉为“画圣”，那就是唐代的吴道子。

　　吴道子，画史尊称他为吴生，又名道玄。他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一生主要活动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年～755年）。吴道子出生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幼年失去双亲，生活贫困。他曾跟从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跟随张僧繇学习。迫于生计，他曾向民间画工和雕匠学习。由于他刻苦好学，才华出众，20岁时就已经很有名气。

　　唐玄宗把吴道子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道玄。他成为御用画家，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一方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又使他获得了最优厚的条件，不再浪迹江湖；而且利用这种条件，他可以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吴道子性情豪爽，不拘小节，画画时必须喝酒，因此，他经常是醉中作画。传说他描绘壁画中佛头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规，挥笔而就。在龙兴寺作画的时候，观者水泄不通。他画画速度很快，像一阵旋风，一气呵成。

　　当时的都城长安是全国文化中心，汇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书画家。吴道子经常和这些人在一起，这使他的技艺不断提高。有一次，在洛阳，他同书法老师张旭和善于舞剑的裴将军相遇。吴道子观看裴旻持剑起舞，左旋右转，神出鬼没，变化万端，很受启发，即兴在天宫寺墙壁上画了一幅壁画，画时笔走如飞，飒飒有声，顷刻而成。随后张旭又在墙壁上作书。这一次使在场数千观众大饱眼福，高兴地赞叹：“一日之中，获观三绝！”还有一次，唐玄宗要看嘉陵江的景象，派吴道子去写生。吴道子回来后，让人准备了一匹素绢，用了一天时间，在大同殿上画出嘉陵江150多千米风光。唐玄宗赞叹不已，认为和李思训用几个月工夫画成的嘉陵山水一样美妙。

　　吴道子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他作品的数量很多。吴道子兼擅人物、佛道、神鬼、鸟兽、草木、殿阁、山水等，尤其精于佛道、人物画，长于壁画创作。据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多达300余幅，奇踪怪状，无有雷同，其中尤以《地狱变相》闻名于时。

　　吴道子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被人们尊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苏轼曾称赞他的艺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吴道子的绘画无真迹传世，传至今日的《送子天王图》可能为宋代摹本，它所表现的是释迦牟尼降生为净饭王子以后，其父净饭王抱他拜谢天神的佛经故事。从中可见吴道子的基本画风。另外还流传有《宝积宾伽罗佛像》《道子墨宝》等摹本，莫高窟第103窟的《维摩经变图》也被认为是他的画作。

　　唐三彩

　　三彩卧驼

　　唐三彩俑常见的有人俑、马俑、骆驼俑，之所以出现大量的骆驼俑，是因为唐代与西域、中亚等地区有频繁的文化、经济、政治联系。其中，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

　　唐三彩在陶瓷领域中以其绚烂多彩的颜色、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充分体现了盛唐艺术的风格。唐代陶瓷艺人通过对多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的进一步认识，在原有的铅釉陶中加入铁、铜、钴、锰等不同金属氧化物，烧制出集黄、赭、绿、白、蓝等色中的一色或诸色于一器的彩陶，其中以白、绿、黄三色为主，这就是唐三彩。由于铅釉极易流动，烧制时施釉用量不同，更是参差变幻、效果奇妙，在交相辉映中显示出斑驳离奇的独特艺术魅力。

　　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唐，盛唐时达到顶峰，唐三彩窑址只有河南巩义市一处。唐三彩对中国乃至东方的陶瓷发展影响很大，中国的辽三彩、宋三彩以及外国的波斯三彩、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等，都深受其风格影响。

　　昭陵六骏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墓旁祭殿两侧有庑廊，“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

　　“昭陵六骏”是指昭陵北阙前的6块骏马浮雕石刻，这组石刻立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分别表现了唐太宗在开创唐帝国重大战役中的鏖战雄姿，有平刘黑闼时所乘的“拳毛”，平窦建德时所乘的“什伐赤”，平薛仁臬时所骑的“白蹄乌”，平宋金刚时所乘的“特勒骠”，平窦建德时所骑的“青骓”，平王世充时所乘的“飒露紫”。

　　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炫耀一生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诫后世子孙创业之艰难。

　　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每幅画面都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是驰名中外的石雕艺术珍品。

　　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被盗运到美国，现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4块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乐山大佛

　　凌云寺位于今四川乐山岷江东岸的凌云山栖鸾峰上。因寺旁有弥勒大佛坐像，即乐山大佛，所以又名大佛寺。乐山大佛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才告竣工。大佛的开凿工程浩大，技艺高超，防洪排水系统完善。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赤脚上可以围坐100多人，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摩崖造像。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