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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

　　按写作计划，我的长篇小说一个月前就应发稿了，可至今初稿放置在抽屉里，没有集中的时间和精力修改。先是自己病卧了三四个月。初愈，父亲又病倒了。父病愈，儿子生麻疹。儿子开始玩耍的第三天，接到了家中拍来的电报——母住院。于是匆匆起程，赶回了我的诞生地A市。

　　七年没回过A市了。家还住在那条小胡同，那个大杂院。胡同仍那么狭窄、那么肮脏。大杂院却已不成其为院，没了门。院内比院外低两尺多，可谓“天井”。所有人家的房屋，皆半沉半露。下水道口就在院中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成团飞起。然则我们毕竟进入了一个文明的年代，每家每户都安了纱窗。院里当年的小孩们也都长成大人了，做了爸爸或妈妈。在由煤棚改成的小屋和接出来的“偏厦子”里，生出了我们共和国的又一代。

　　我的家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大家庭，十二口三代人拥挤在二十五平方米的空间内。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已结婚，我多了三个活泼的小侄女。一进家，小侄女们便在弟弟妹妹的怂恿下，齐声高叫“二大大、二大大”。她们的嚷叫，使我想到母亲的余年是不会冷清孤独的。耳畔又响起父亲的话来：“比起旧社会……”弟弟、弟妹、妹妹、妹夫和他们的孩子分居在三面接出的“偏厦子”里，家原有的两扇窗不得不砌死了。唯一的一间可以从概念上称为“屋”的九平方米的斗室，棚顶开了“天窗”。阳光自天普照，屋内半明半暗。中午时刻，明多暗少。光明是主流。母亲住此“屋”。终日在光明与阴暗的移动中，颤颤巍巍地做这做那，盼望着她绝对活不到的二〇〇〇年。不知是弟弟妹妹们对她讲的，还是她自己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反正她笃信不移——二〇〇〇年能住进楼房。

　　母亲的虔诚令我心中非常难过。

　　大哥还是疯子。不希望什么，不抱怨什么，一年有八个月生活在精神病院，身在家人们所无法达到的特殊境界。

　　前不久大哥假出院，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于是，二十五平方米的空间内，就时时刻刻存在着一种令家人提心吊胆的不安因素。对精神病患者是没道理可讲的。他觉得那黑暗而狭窄的空间对他来说也不堪忍受，便由着疯劲胡作乱闹。按说疯子应该不计较这一点，可他偏计较。难怪医生们都说，只要你们家改变一下环境，他是会渐渐好起来的。家人们不敢妄存改变居住条件的幻想，只是希望大哥疯得更彻底而已。最提心吊胆的当然是母亲。她既不忍将大哥再送回精神病院去，又怕大哥发起疯来，吓坏了小侄女们。从居住问题讲，家人们其实是为大哥在精神病院久租下了一个床位。即使他不疯，家中也没他长住的地方。

　　大哥最终是被弟弟、妹夫们捆着绑着送回精神病院的。母亲像每次一样，又哭了一整天，竟病倒了……

　　我到医院去看母亲。母亲瘦极了，虚弱极了，用枯树根般的手，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声微气弱地说：“二啊，你父亲盖了一辈子楼，到头来，退休了，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到北京去投奔你们两口子……我是指望不上二〇〇〇年了！你……你……你就不能替咱们家想个出路，弄间房吗？哪怕只有一间，多小都行啊！让我……和你大哥住一块儿……你大哥在家里一犯病，全家人都被搅得……没法过啊！你不可怜你的弟弟妹妹，也该可怜你那……三个小侄女呀……你大哥犯病时……她们……吓得哇哇哭……我是……再也……操不起……这颗……心了啊！……哪怕让我住上一天……像样点的房子……我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啊！要不……我……我……我临死也会觉得……这一辈子……太受屈了啊……”

　　母亲说着，就绝望地哭了。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不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

　　我安慰母亲：“妈，别哭。我会想办法的。我搞不到一间房子，我就不回北京！”

　　走出医院后，我又感到那么茫然。

　　在这座城市里，我何处去搞到一间房子呢？如果母亲向我要求的是稿纸而不是房子，无论多少，都不算难。但房子……可怜的母亲！

　　我一边走，一边咀嚼着母亲的话，觉得母亲在医院里对我说的那番话，每一句，都包含着内心里极大的悲凉。母亲没有文化，不善于更深刻更准确地表达她的思想。而我理解，她是道出了一个哲学上的、普通的、被有文化的人们经常随口引用的定律。可叹的母亲的思想啊！

　　我记起有一个中学同学在城建局工作，换乘了三次公共汽车去找他，询问我们家住的那一处，何时有动迁的可能。这是一种低下的希望。它建立在某种似乎想占国家什么便宜的心理之上。

　　“你们家还住原先的老地方？”

　　“对。”

　　“那就没希望了。”

　　“为什么？”

　　“因为被楼房挡住了嘛！”

　　“我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挡住了……也就意味着……那里目前可以了。”

　　“我……还是不明白。”

　　“怎么对你说呢？打个比方吧，你们家有一个最破烂的角落，用一块布帘挡住了，按你们家的经济状况，你们目前只能如此……明白没？”我终于明白了。一线希望彻底破灭，心也就凉透了。

　　回到家里，在“二大大、二大大”的叫嚷声中，一支接一支吸烟，冥思苦想，欲想出个乐观点的主意。

　　三弟给我一张晚报让我看，说是上面登了我回本市探家的消息，眉宇间洋溢着自傲。为了不扫他的兴，我不得不接过报，佯装认真阅读。暗想我的名字居然也带有了新闻性，现实真热情得可以，也滑稽得可以。

　　刚放下报，就来了一位造访者——业余青年诗人，很潇洒的一个小伙子。

　　他送我一册自编的油印诗集。总题——《灰色的赋格》。扉页印着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诗：

　　艺术即将死亡，

　　而土地和命运正在呼吸。

　　……

　　接着便抑扬顿挫地对我朗诵他的诗：

　　我们已经分手，但却互相思念，

　　虽然我爱抚另一朵玫瑰，

　　却只为你写诗。

　　发誓、流泪、绝望，

　　都逃脱不了生活，

　　爱上你为你受苦，

　　世界已是够仁慈。

　　……

　　见我一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样子，他停止了朗诵，迟疑地问：“你……不喜欢么？允许我给你念另一首么？……”我并没点头，他却已开始朗诵另一首：

　　这个世界，

　　把我赶到情人的怀里，

　　情人把我赶到梦里，

　　梦把我赶到坟墓里。

　　现在，

　　坟墓又把我赶出来。

　　……

　　我烦恼极了，突然打断他，大声说：“住我家吧！”“什……么？”他瞠目视我。“你不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么？……”我的语调含着冰冷的嘲讽。连我自己都暗暗吃惊，我怎么会这样对待一位比我年龄小的初次造访者。这违反我的为人原则。可我却这样做了。“我……自己有一间房子……”他喃喃地说，却并未感到受辱……

　　他很失望但仍保持着对我彬彬有礼的态度告辞了。

　　他走后，我仰躺在床上，一面因对母亲许下了办不到的诺言而发愁，一面信手翻着那本油印的诗集。看着看着，我不由得坐了起来。我虽然不会写诗，但起码还能够欣赏诗。从那册散发着油墨味的薄薄的诗集中，我读到了一些撩拨我情感和思想的诗句。虽然它们是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悲观的，但毕竟是诗句，而不是随意或故意拼合的文字。没有忧郁就没有诗。在一百行诗句中，只要其中三十行是真正的诗，写下它的人就不愧是一位诗人了。《灰色的赋格》，除了忧郁和感伤，还有典雅的灰色。我并没看出什么“大逆不道”来。我忽然因自己冷落了那年轻的业余诗人，心里很觉得有些对不住他。虽然我没有资格对诗谈出什么见解，但却应该虚心听听他谈自己作诗的体会。让一个虔诚的造访者败兴而去，我认为自己太混蛋了。

　　我走出家门，匆匆走出小胡同，一直走到大马路上，走到公共汽车站，却没寻见他。再看那诗集，也没写明住址和姓名。我心中的自责，又加重了一倍。

　　第二天，我向弟弟、弟妹、妹妹和妹夫们宣布——我要为家里买房子。

　　“买房子？”三弟妹瞪大了眼睛，“买商品房？”

　　我肯定地点点头。

　　“那可得很多钱！”四弟妹慢声慢气地问，“二哥，你这几年存了多少稿费呀？”那口气，根本不像是和我谈论一件正事。她不信我的话。我看得出来。

　　我反问：“买一套三屋一厨的商品房，得多少钱？”

　　“六万五，也许还要多。”

　　“两屋一厨呢？”我的声音低了一些。

　　“四万五。”

　　“一屋一厨呢？”我的声音更低了。

　　“二万五。”

　　“只……买一间住房呢？”

　　“没有这样的商品房。”

　　“那……一万元究竟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呢？”

　　“那只能买一间泥草房了吧……”四弟妹的语调，也随着我的语调而降低了。

　　“二哥，现在不是几年前了，一万元，连一间泥草房也买不下来。你的心意我们都领了，你也别太为家里操心了……就让我们胡混着过吧！”始终不插言的妹夫，很动感情地开口说了这番话，他是在给我垫台阶，怕我尴尬。

　　我慢慢垂下了头。一万元现钱我也拿不出来，这个数目是将一本还没出版的集子的稿费算在内的。爬格子可不像倒买倒卖的“二传手”们来钱那么容易。何况那时稿费低得可怜。

　　一阵沉默之后，我抬起头，坚定不移地说道：“还是要买。一定要买！……”

　　弟弟、弟妹、妹妹和妹夫们都不作声。

　　下午，我离家走遍半个城市，去找在各单位工作的中学同学们商量此事。都七八年没见面了，有的甚至十几年没见了。见面后不叙友谊，却询问买卖房子的行情，我感到羞惭无比。幸而他们仍珍重与我的友谊，并能理解我的一片孝子之心。他们使我明白，一万元，在这座城市不可能买下一间房子，只能买下一间房子的居住权。又使我明白，所谓买卖居住权，是怎么一回事。

　　我曾听说过这种事，也从报纸上看到过对这种事的揭发，想到自己是个作家，便很有些顾虑地问：“那不是违法么？”

　　“当然违法！”同学之一小朱肯定地回答。他是我找的最后一个也是寄予希望最大的人。

　　我说：“违法的事我不能做。”

　　他无声一笑，带点嘲讽意味地说：“你呀，真个是书呆子！违法是一回事，法办是另一回事！有成套公房空闲不住的，哪个会是普通老百姓？有几条法能真正办到官头上？你在北京那么多年，这点还不比我清楚吗？再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发家致富，各有一着。你呕心沥血爬格子，爬了多少年，爬满了几万页稿纸，到如今不才积攒下万把元钱么？他们呢，一间房子的居住权‘转让’出去，也是万把元到手！左手‘转让’出一间，右手再捞到一间。有些官，就是这么坑蒙政府的！”

　　我怔怔地瞧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就是这个过去一向疾恶如仇的小朱，几年前写给我的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不正之风、以权谋私行为的愤慨。如今，他却当着我的面，振振有词地说出这么一大套“醒世恒言”！我简直有点怀疑他不是我的同学小朱，而是另一个与小朱长得相似的人了。

　　过去人们一谈及“以权谋私”的话题就色厉词严，慷慨激昂，如今谈及这类话题则轻描淡写，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连愤慨也不屑于流露了。这是一种意味着什么的转化呢？我不禁想到了那业余青年诗人的诗集——《灰色的赋格》。

　　小朱递给我一支烟，我们默默地吸起来。

　　“你呀，看来得接受再教育啊！”他又对我说。

　　我没马上理解他的话，便不作声。

　　“孙建国你还记得吗？”

　　他说的是我们的另一个中学同学。我点点头，表示记得。

　　“他老头子不是一个大工厂的厂长么？你知道每年拿多少奖金？几千元！班组分奖金，小红包得塞给厂长一份。车间分奖金，小红包得塞给厂长一份。全厂分奖金，厂长当然还得有份！而且每份都得是特等！还有各分厂，下属服务公司、经营部，哪方面不得向厂长上贡？活都是工人们干的，作年终总结时，还要说：‘在厂长的英明领导之下，乘改革的东风。’……”

　　他又是那么微微一笑。

　　我只有默然而已。

　　“你知道他父亲去年光厂服得了多少套？十七套！这辈子也穿不了，都让孙建国卖给二道贩子了！我身上这套，就是他白送我的，纯毛料的。他父亲近来发福，太胖。我穿着肥，老婆给改了改……”说着站起，左右转了转，让我欣赏，笑问，“还合身吧？”

　　是很合身，他穿着挺潇洒。

　　“前些日子，晚报上登了一封群众揭发信。说是他们单位的头头们分房子时多霸多占。登报了，纪检委员会当然不能置若罔闻，就派人去调查。结果呢？说是蛤蟆上树（述）无有其事。能让你查出来吗？以权谋私就像手电光，开关在他们手中呢。你看到了那束光，你说：‘有！’人家一动开关，没了！无中生有的罪名倒落在你头上了，倒霉的是你！……”

　　我实在不愿听下去了，打断他的话，说：“还是谈房子的事儿吧！老同学了，我知道你如今在社会上门路宽广，这事儿我只好求你了。我就一万元，还能再借几千，你看着给我办吧！”

　　“包在我身上了！作家求到我是抬举我嘛！”他掏出一个小本子，拍了一下，洋洋自得地说，“不瞒你，现在不是提倡第二职业吗？我就客串着做点房子买卖，咱也没别的能耐，不会干，瞎干。买空卖空，我光给牵牵线，反正只赚不赔，赚多赚少而已。”

　　我认真地问：“那么你会赚我多少呢？”

　　他生气了：“什么话！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是诚心诚意帮你忙，你反而……”

　　我立刻解释：“别生气，我不过开句玩笑。”

　　他还是大为不悦，情绪明显降低，用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语调说：“为了避免从中渔利之嫌，我不出面了，只给你和卖主们牵线，买卖成不成，你自己拿主意，留下你家的地址吧！”

　　我赶紧将我家的地址写给他，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唯恐惹翻了他，不肯帮我的忙了。

　　临别，他又叮嘱：“我可有言在先，我介绍到你家去的人，你得好好招待，别摆你那作家的臭架子，也别玩清高那一套，那帮人才不吃你这一套！你呀，书呆子，不是我扫你的兴，像你这么一个作家，上不着天，下不落地，只与编辑们打交道，在如今这个社会风气中，你不抵一个有权势的处长的儿子！到了小城小县，你可能连一个科长的儿子也抵不上！越往下边，你得越靠边站着点！权和钱，没了这两样，作家算什么？有了权和钱，还得有闲，人家才翻翻你们写的……”

　　我连连点头，表示虚心接受“再教育”，慌忙告退。再多待一分钟，多听一句话，我会按捺不住，与他争吵起来。

　　以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在家中接待了各式各样的不速之客：有比我年龄大的，有比我年龄小的；有开门见山的，有吞吞吐吐的；有老谋深算的，有豪爽义气的；有温文尔雅的，有粗俗莽撞的；有的道以商业外交辞令，有的张口便纯粹是不折不扣的“二道贩子”语言。我对所有这些人物，一个也不敢轻视，一个也不敢怠慢，礼节周到，敬以烟茶。有一点他们却是共同的，谈“买卖”之前，首先表明，既然是“圈内人”介绍前来的，就绝对信得过我。即使买卖不成也不至于“蜇”了他们。而后便亮出各自的底牌。于是我得知，我有幸在家中接待的，尽是大大小小、各行各业操权握柄的官们的代理人，或曰“二传手”。倘若是处长或科长的代理人，还要补充，A处长或B科长绝非一般的处长或一般的科长，都是职微权大、手眼无边的人物。并向我保证，“买卖”做成了，绝不会惹出任何法律方面的麻烦。按他们的说法，各方面“关节”早已打通，出了麻烦也不要紧，会有人帮着解脱。我简直觉得我是在与我们的国家做买卖，只不过国家所授权的那些人并不直接出面与我讨价还价罢了。

　　我终于接受了一桩买卖——在市郊的一套一屋一厨的楼房，在七层。考虑到今后将是体弱的母亲去住，我觉得太高了，有诸多不便。但价钱却低，九千元即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证。听那代理人的口气，似乎还有再替我争取将价钱压低一些的可能。我谢绝了。保持了我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可怜的作家的自尊。

　　“你算是占了大便宜了！”对方说，“因为你求到我们圈子内的人了。这套房子，房主并不想卖，人家不缺钱。不过听说你是位作家，有点仰慕你的名声，才慷慨‘转让’的。你倒一下手，少说得赚个二千、三千的！”他姓张，和我同岁，对我表示出对同龄人的亲近。他和他们口中，从不说出“卖”这个字，而说“转让”。似乎并非为了钱，纯粹是出于高尚的精神。

　　我暗想，二〇〇〇年之前，我是不会再“发扬风格”，将这套房子“转让”给别人的。

　　我对张自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他说不必言谢，只要哪天和房主见一面，几个朋友作证，这件事就算划句号了。

　　我拉开抽屉，拿出预先求人买下的一条“三五”香烟，堆下笑脸，请他收了，略表我的薄意。

　　他笑问：“真‘三五’还是假‘三五’？”

　　我说：“我从没用冒牌货当礼物送给人过。”生平第一次有人当面对我产生这样的怀疑，这侮辱是我按捺不住的。

　　他说：“那我当你面拆包看看啦？”

　　我正色道：“你拆吧。”

　　他便动手拆包。我竟有些紧张，因为是求人买的，究竟真“三五”还是假“三五”，我也并不敢肯定。万一果然是冒牌的，我岂不无地自容了吗？

　　是真“三五”。我暗暗出了口气，板脸盯着他。

　　他说：“你别误会了。现在送人情的方式五花八门，我亲眼看见有人取了一条香烟，拆包一看，烟盒装的根本不是烟，而是钱。拾元一张的‘大团结’，卷起来正好像一支烟那么粗细、那么长短。一盒二百。一条二千。见钱眼开的收下了，哪有不帮忙办事的道理？我不过是怕你也跟我来这一手啊！我知道你钱不多，听小朱讲过。你和小朱是同学，我和小朱是哥们儿，果然收下了，岂不太不讲义气了吗？……”

　　原来如此。我顿时觉得，我那一盒“三五”，虽然货真价实，却也未免轻如鸿毛了啊！更因我误解了对方而感到发窘，不知说什么好。

　　他还说能有机会认识我很高兴，愿意和我交个朋友，并留下地址和电话，告诉我今后有什么为难事，只管找他，他愿替我效劳。“如今办事，有的靠权，有的靠钱。光有权和钱不行，还得有人。人就是关系。人、权、钱，人是第一位的，所以我爱交朋友！”张的话，又道出了一番“醒世恒言”。与小朱的话不同，同样是对我的“再教育”，却比小朱循循善诱，听来颇有“人情味”。

　　我傻乎乎地问他，是否喜爱文学，是否也写小说，果真如此，我愿替他看稿子、改稿子。

　　他说他对文学并不感兴趣，但有交际二三文学艺术界朋友的愿望，今后还请我多引荐。

　　……

　　第二天，小朱前来登门道贺。他说我的忧患大事了结，他也算尽到了老同学的情谊。并通知我，隔日到芸萃宾馆餐厅，与房主晤一面。我问房主是什么人，他告诉我房主叫“阿兰”。向我透露，“阿兰”非等闲之辈，父母均是京官。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期间，父母怕他被抓进去，就将他送到A市来，安排了工作，户口却仍在京。

　　我按时去芸萃宾馆。朱和张已在门口等候，将我引入由四五道屏风分开的一个小餐厅。里面空无一人。转过屏风，但见一张旋转桌上，餐具已摆齐，内中插着叠成花样的餐巾。芸萃宾馆落成不久，虽不怎样豪华，但很静雅。对没有“关系”的人，据说是不招待的。许多本市的平凡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们三人刚刚落座，又来了一位，我一眼认出，却是那位业余青年诗人。他见了我，也很奇怪。小朱便起身介绍，我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只是还不知他的姓名。

　　“姓吴，口天吴。”他矜持地向我点点头，又对朱和张说，“我去拜访过梁老师。”

　　我立即说：“千万别叫我老师，我比你年长，就叫我老梁吧！”并因那天的失礼，向他道歉，请他原谅。

　　他笑了笑，说：“梁老师您太谦虚、太厚道了！”

　　我脸红起来。被人奉承，某种情况下同被人当面挖苦差不多。

　　张起身去挂了一次电话，回来落座后说：“阿兰要半小时后才能来。”

　　朱悄悄附耳对我说：“阿兰就这么个脾气，无论什么场合下，只能别人等他，他不能等别人。”还说，他就高兴别人说他像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龙”。我是电影制片厂的人，又是作家，由我口中说出这话，就更有权威性，他就会更加高兴。也许一高兴会少要我三千、四千元钱。

　　我回答，如果他真像“佐罗”，我肯定说他像。

　　我偷偷将二百五十元钱塞给朱。他又塞还给我，说在这儿吃饭，根本不必花钱。经理是阿兰父亲当年的手下人，这次是阿兰做东，没人敢收他的钱。

　　大家一边吸烟，一边耐心等阿兰。

　　我和吴便谈起他的诗来。听我说他的诗写得不错，他挺得意。我问他发表过没有，他说没有，根本没投过稿。又问何以不投稿，答曰：“无门路。”

　　我说：“只要诗写得好，不必靠门路。”

　　他世故地一笑，说：“事事处处都讲门路，我不信文学界不讲这一套。”

　　我说，我可以替他推荐。

　　他说不用，阿兰已经拿去了几册他的诗集，答应替他找“门路”。估计选发几首没问题。我见他胸有成竹，便不再多问什么。

　　阿兰终于来了，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大家纷纷站起，我也就跟着站起。细端详，见他确有几分像那位鼎鼎大名的法国电影明星。再看那姑娘，穿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咖啡色无袖连衣裙，白颈上戴着金项链，红唇黛眉，明眸皓齿，秀色可餐。端端地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冷漠的高雅姿态。但气质中，却透出脂粉无法掩饰的俗来。阿兰并不向大家介绍那“咖啡女郎”。大家也不问。仿佛他们之间，定下过这种纪律。她却不时向我瞥来几眼。我对她的“档级”已有所估价，不觉得她足以吸引我，便仰脸去研究头顶的吊灯。朱和张唤来服务员，吩咐开始上酒上菜。几道凉菜上来，朱和张对视一眼，朱首先举杯站起，大声说：“来，首先为阿兰和梁作家的相识，大家干了这一杯。”

　　我的“恩人”和我轻轻碰了一下杯，一句话没说，一饮而尽。

　　接着那“咖啡女郎”也和我轻轻碰了一下杯，粉面上现出一种接近妩媚的笑，扭捏作态地说：“还请梁老师多多关照啊！”

　　我虽然不知我能“关照”她些什么，也不得不应酬一句：“好说。”喝了一口酒，觉得一股苦涩流入胃中。

　　我刚欲落座，朱和张一左一右，两面夹攻，非逼我干了不可。我说我胃不好，也不胜酒量。他们说啤酒没事儿，是液体面包，并且含有多种维生素，还健胃。我拗他们不过，只好喝下了那一杯啤酒，顷刻便觉心跳脸烧。

　　菜一道道地上来，转眼在餐桌上摞成了座小山。我也找不出什么话题和他们主动交谈，只是不时相陪着站起、碰杯、饮酒而已。气氛不免有些尴尬，幸亏朱和张频频举杯，插科打诨，造成虚伪的热闹。业余诗人已开始向“咖啡女郎”大献殷勤，不时往她面前的盘子里夹菜。而她却一味地颦眉嘟嘴，嗲声嗲气儿地说是这菜吃腻了，那菜一口不吃。

　　酒过数巡，我举起了杯，站起来望着我的“恩人”说：“这次归家，蒙您帮助，为了房子，我敬您一杯。”

　　他也就缓缓站起，受之无愧地一笑，说：“小事一桩。不过，你的酒得满上！”

　　于是朱给我斟满了酒。

　　不干，对方已在期待。我自讨苦吃，只好一皱眉，又干了一杯，就觉得有些天旋地转。还没等我坐下，阿兰已从上衣兜掏出房证，用两根指头夹着向大家亮了亮，隔桌抛到我面前。他脸上浮现一种施舍者的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收起房证，拉开提包，取出一个印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字样的大信封，双手递交过去，说：“钱在其中，请当面点清。”对方伸出一只手，将我拿着信封的手推了回来，说：“何必这么认真？饭后再说！”朱便按我坐下，嗔怪道：“你这是干什么？饭后再说，饭后再说！”我本想交了钱，找个什么借口离开。看出不可能，无奈横下一条心，舍命陪“君子”。

　　“听说，中央电视台与省电视台要合拍你的一部电视剧？”我的“恩人”终于第一次开口向我发问。我点点头，表示有这么一回事。“什么内容的剧本？”我简要告诉他，要拍的是一九八四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父亲》，由别人改编。“有女角色吗？”“有，但戏不多，在最后出现，但还算一个角色……”“你看，咱们小倩演怎么样？”我一时未弄明白他说的“咱们”是什么意思，怔了一下，反问：“多大年龄？”“我今年二十三岁。”“咖啡女郎”朝我一笑。“我弄到了一份打印的剧本，看了。觉得小倩演那个女角色最合适。”我的“恩人”以权威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说。

　　“梁老师，您是原作，听说那小导演还是您的朋友，很尊重您的意见。这事儿成不成，可全在您一句话啦！”“咱们”的小倩，手持高脚杯，杯缘轻触红唇，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

　　“这……”我十分为难起来，沉吟良久，照实说道：“选演员，这是导演的事。再说，目前这个演员已经基本确定了，我不好干预了啊！”

　　“有什么不好干预的？要是导演不同意，你就收回著作权，再换个导演嘛！”“佐罗”轻描淡写地说，仿佛原作不是我，而是他。

　　朱在桌子底下踩我的脚。

　　我打定主意，绝不流露一丝半点应诺的表示，拿起酒杯，慢慢喝酒。自知不胜酒力，却除喝酒，别无他法。

　　“梁老师是看我的模样不配当演员罗？”小倩笑盈盈地说，眼睛仍盯着我，那样子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倒令我自己觉得尴尬异常。如果不是刚刚收下了房证，我真会拍案而起的。我忽然觉得我是在被人欺负，自尊在被当众践踏。我真想放下酒杯，起身离去。然而似乎有一种超然的力量，将我牢牢地固定在椅子上，站不起来。

　　我隐忍着，克制着，不回答。“要是梁老师觉得我演女青年那个角色不行，让我演你爱人也可以。”小倩想当演员的愿望那么迫切，竟肯屈尊演我的爱人，我实实在在是连周旋的余地都没了。

　　“这么一件小事，比你花八千元就搞到一间房子还难吗？”“佐罗”望着我，轻轻弹了一下烟灰。

　　小朱第二次暗中使劲踩我的脚。

　　我不动，不说话，将一只手伸进衣兜，随时准备再掏出房证。

　　气氛一时极为不佳。

　　“梁老师，我看……她的形象很优雅，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影视明星呢……您，就成人之美吧……”诗人也在替她向我求情。

　　我朝他转过脸去，用恼怒的目光盯着他，无言地告诉他，在这件事上，他的话等于零。

　　张站了起来，擎着酒杯打圆场：“我看这件事，就算咱们的作家默认了吧！小事一桩，不必多谈，来来来，为咱们未来的电视明星干杯！……”

　　他们纷纷起立举杯。

　　我没有站起来。我感到我脚下的地面开始旋转，下陷。我坐的椅子，连同我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旋转，下陷。我眼前的几个人，不，更准确地说，是几个脸面模糊的人的轮廓，重叠变形，晃来晃去……我明白，我喝得太多了。我这个厌杯的人，活到那一天止，从未喝过那么多酒。但我的意识还很清醒，思想还没醉。那种晕眩也并不完全是由于酒力。从今以后，我还能够怀着充分的自尊出现在某些庄重的场合吗？……这问号像一片阴影，笼罩了我的意识……忽然又走入几个人。这几个人的出现，使站着的他们和坐着的我，都得以从僵局中获救。

　　后来者共五位。为首的，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脸黑而瘦，一望便知，没多少文化。那张缺乏保养的农民型的脸，和他那套笔挺西服，形成一种气质与衣着的强烈反差。西服是灰色的（又使我想到《灰色的赋格》），领带是红色的。更加使人感到不伦不类的是，他脚穿一双半新不旧的平底布鞋。

　　他看到“佐罗”，迟疑地站住了。跟随在他身后的四个人，也谨慎地站住了。“佐罗”放下高脚杯，冷笑道：“喝，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啊！”服务员这时又来给我们上菜。那人问服务员：“我预订的餐桌，在这里吗？”服务员指指我们旁边那张空桌子：“就那儿，请稍坐等会吧！”那人便大步跨将过去，故意做出目中无人的气派，款款坐下。他的那四个伙伴，却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他大声对他们说：“都过来嘛，怕什么！”他们这才一个个从我们身旁绕避而过。

　　“佐罗”拦住离去的服务员，冷冷地问：“谁让你把他们安排到这儿来的？”服务员回答：“餐厅不安排他在这儿，我怎么能把他们引到这儿？”“把你们的餐厅主任叫来！”“你别这么喝五吆六地指挥我好不好？我又不是你花钱雇的小差！”服务员说罢，扬长而去。“佐罗”讨了个没趣，脸色红中泛青，用手一指朱：“你去把餐厅主任找来！”朱打着哈哈说：“你喝多了！找餐厅主任干什么？”

　　“叫你去你就快去！”“佐罗”生气了。

　　张立刻说：“我去，我去！”慌慌地离座而去。

　　“算什么东西！有钱把这个餐厅都包下嘛！”那黑瘦汉子，隔桌抛过来一句话。“你骂谁？”“佐罗”倏地站起来，眼瞪着那黑瘦汉子。“我没骂你。你是爷，我敢骂你么？”那黑瘦汉子说，却不正眼看他，掏出烟盒，手指轻轻一弹，弹出一支，叼在嘴上。

　　张把餐厅主任找来了。餐厅主任赔着笑脸问：“阿兰，哪点没把你侍候周到啊！”“你少来这一套，让他们滚！”“阿兰，这可是你不对罗！人家预订下的餐桌，怎么好把人家赶走呢？”“我不管预订不预订！有我在这儿请客，这儿就算我包了！”“赵小龙！你别欺人太甚！”那黑瘦汉子腾地站了起来，大声道，“老子花了钱，今儿就在这吃定了！服务员，服务员，给我们上菜！”阿兰冷笑道：“孙福祥，你以为你成了万元户，有了几个臭钱，就配到这等地方来请客吗？钱算什么？我赵小龙每月六十二大洋的工资，照样挥金如土！”说着，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伸直两臂拿着，一下一下撕给众人看。大家一时都愣愣地望着他。他就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十元钱撕成纸条，手指优雅地一松，撒落在地。复从兜里掏出十元钱。“阿兰，你干什么，你？”朱上前劝阻。他一把将朱推开，又撕碎了十元钱。“心疼了么？”他嘲讽地眯起眼睛，鄙视地瞧着万元户。那万元户脸腮抽搐，说不出话来。赵小龙从腕子上捋下手表，在空中抛了一下，接住，道：“二百七十元，刚戴两天，你愿意听个响么？”说罢，扔表在地，抬起一只脚，就要用鞋跟去踏。小倩一把将他推开，弯腰捡起来，揣进自己玲珑漂亮的小提包里。

　　“老子求你一点小事，你居然不肯帮忙，不识抬举的东西！你今天不说句软话，老子让你这烧鸡大王从此以后日子不得安宁！……”我听出来了，这话不仅是对“烧鸡大王”说的。那“烧鸡大王”气得脸都扭歪了，就要跨将过来打架，被他的伙伴们强按在椅子上。餐厅主任低声吩咐服务员：“快去找经理……”

　　不一会儿，五十多岁、已经秃顶的经理来了。“你这孩子啊，怎么又喝多了！……”经理以长者的身份训斥小龙。“瞧你这副熊包德性，也配叫我孩子……”赵小龙根本不把经理放在眼中。我以为经理一定会恼怒。经理却没有，脸色都没变一下。“你去叫辆车来，送小龙回去！……”经理对服务员说。赵小龙这才坐下。我看出，他并没醉，不过是在装醉。车来了。赵小龙被张和朱一左一右扶着，走到门口，又回来了，说：“老子不坐这辆破车，给我开那辆新进的‘奔司’来！”司机不知如何是好。经理生气地跺了下脚：“没听见啊？还不开回去？开回去！就开那辆‘奔司’来……”朱埋怨地悄声对我说：“这都怪你！那么一件小事儿，你答应下来又怎么样？从来没人像你这样当面拆他的台！……”我从衣兜里掏出房证，交给小朱，说：“还给他。”吴扫兴地看着我说：“梁老师，您这何必呢？”我说：“祝你以后写出好诗！”说罢，再也不愿多待一秒钟，大步走出去了。“不识抬举！”背后，赵小龙骂了一句。

　　我没回头。拐过街角，我扶着人行道旁一棵大树呕吐了。几个路人站住，厌恶地瞧着我。远处，一位卫生检查人员朝我走来……

　　我在农贸市场鱼类柜台的水龙头下洗了脸，漱了口，然后才回到家中。妹夫第一句话便问：“事情办妥了？”我只回答了两个字：“妥了。”便倒在床上蒙头睡去。蒙眬中，听到两个弟弟和弟妹们在欣喜地议论什么，听到妹妹高兴地哼起了歌，听到妹夫的嘘声……

　　半夜里觉得口干舌燥，胸膛内像燃烧着一把火，爬起来咕咚咕咚喝了半瓢凉水，觉得舒畅了些，却再也睡不着，想着躺在医院的母亲，想到母亲的那番话，想到自己对母亲的许诺，辗转反侧，无法合目……

　　第二天起来，觉得嘴唇变厚了，麻木了，一照镜子，双唇里里外外，火泡相叠。

　　我又想到了一个可能会给我以帮助的人。此人便是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兵团“出身”的许多文坛人物，当年都受过他在各方面的关心。记得有一年春节前，他在我家住过一夜，留下了一条大马哈鱼——那是他准备带给他二姐的。还在我的一本书中悄悄夹了五十元钱。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仍铭记在我心中，不能忘却。听说他在经商，当了“北大荒联合商务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在本市还设有联络处。

　　我便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去找他。竟找到了。他见了我，自是一番兄弟般亲热，撇下一位正在谈生意的港商，就向我问长问短。

　　那位港商并未告辞，也未显出有什么不高兴的样子，坐于一旁安安静静地吸烟，似留心非留心地听我们说话。听了半天，彬彬有礼地俯身向老崔问道：“崔经理，这位是……”

　　老崔这才将我介绍了一番，又向我介绍对方——香港某公司的陈先生。

　　这位陈先生，似乎对文学还颇有兴趣。说在香港《文汇报》上读到过我的连载小说《荒原作证》。确有其事。但我却从未收过一文港币的转载稿费。

　　“听你们交谈，好像梁先生遇到了什么困难？”陈先生微笑着发问。

　　老崔便将我的苦衷简略向他述说了一遍。

　　“鄙人愿为效劳！”陈先生极其热情地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十天之后，你的愿望就可实现。”

　　我呆望了他片刻，又瞧瞧老崔，不知该作何表示，更不敢相信他的话。

　　老崔问道：“陈先生如此慷慨相助，想必是有什么条件在其后的吧？”

　　“条件嘛，当然是有的罗！”陈先生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印制精美的合同单，双手递给我后，依然笑容可掬地说，“请先过目一下。”

　　我低头看时，见合同单上款一、款二、款三，白纸黑字，断行分外醒目。按照这合同上的条款，如果我肯将今后五年之内创作的全部作品版权预售给以陈先生为代表的香港某公司，我将获得比在内地高一倍半的稿酬，并可先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港币，作为纯“友好”表示的合同保证金。

　　“至于房子，不在此合同规定条款之列，算是鄙公司对您的帮助，三间一套的单元，您是否如愿了呢？……”陈先生盯着我的脸，亲切地说。

　　我手拿合同单，像拿着一张卖身契，既受到强大的诱惑，也感到卖身的可悲。

　　“梁先生，意下如何噢？如果对于此合同的某项条款还有疑义，可以摆开来谈谈嘛，反正崔先生对您对我都不是外人啰……”陈先生流露出几分得意，期待着我的回答。

　　五年……全部……房子……港币……

　　我想把这一切之间的内涵和关系思考清楚，头脑却一片混乱，似在梦中。

　　“房子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噢。如果您急，敝公司明天就可先为您腾出两间在本市代办处的办公室啊，有阳台，有卫生间……”陈先生又用动听的语调说。

　　“给我几分钟考虑考虑……”我将合同单还给他，起身走出房间，走到楼外，点着了一支烟，狠狠地吸。

　　五年……全部……房子……港币……

　　我想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的老中青友人们，如果他们知道我将自己出卖给一位港商之后，他们还会像友人那样对待我吗？失去了与他们的友谊，创作本身对我来说，将失去了多么大的动力和魅力？我也想到了那些关心过我的文学界长者，想到了那些为我每一篇作品的发表和每一本集子的出版倾注过无数心血的编辑。想到了躺在医院里的母亲，她老人家将会高兴吗？不，母亲不会高兴。母亲反而会非常难过的。没有一位母亲会心安理得地住在用儿子的五年生命换来的房子里。当然我是可以瞒着她的，甚至可以一直瞒到她死，也不让她知道真相。但我自己今后又将陷入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五年之内，我将像金钱的奴仆一样，丧失了激情和冲动地去爬格子…

　　我感觉到自己的整个心在胸膛里颤悸了一下。

　　“你不能！”老崔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出来，站在我身后，低声但却严厉地说。

　　我默默向他转过脸去。

　　“你不能！”他注视着我又说，“这位陈先生有一个……起码可以说是荒唐的想法，美其名曰‘文化商务’。他要寻找机会结识目前内地文坛上的一批青年作家，诱惑他们都在你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合同上签字……这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我是在经商，不是为我自己发家致富，是为我们北大荒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不得不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包括陈先生这种人，但你不是商人，你是作家！……”

　　“别说了！”我打断他的话。我的心在几分钟内经过了一场风暴式的喧嚣，此刻似乎又恢复平静了。我的灵魂又寻找到了我自己。那个书呆子气的，但永远不肯轻易丢掉在别人看来也许匪夷所思的一点点自尊的自己。如果连这一点点自尊也丧失了，我将连自己也要鄙弃自己了！

　　“我不进去见他了！”我对老崔低声说。我还想说：请你转告陈先生，虽然我们全国作家协会还在地震棚里，虽然我们的许多作家还身居斗室，但他要收买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那是办不到的。我们的作品可以分等和标价，但我们的生命和灵魂是绝不出售的。在我身上他没有得到的，在别的青年作家那里他肯定也会大失所望。如果他明智一些，就该将他预先印制好的那些合同全部销毁。或者，虽然保留着，但永远也不要再出示，仅仅作为一种商人的美妙幻想去自我欣赏吧！……

　　但我却未将这些话说出来。我觉得自己想到了，就行了。

　　老崔说：“那你现在就走吧，免得被纠缠住，你可能会对他发火。”

　　我将随身带来的八千元从书包里拿出来，交给老崔，说：“我求你一件事。这是八千元钱，几乎是我目前的全部稿费，你用这笔钱在这座城市里为我买下一间房子的居住权吧！肯定不够，我回北京后，再向各出版社预支一些，给你寄来……”

　　他接过钱，说：“我一定尽力办。”

　　我沉默良久，又说：“如果你办成了，千万不要让我母亲知道，房子是我用全部稿费非法买的。她一旦知道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也会心中不安，而且会觉得对不起我这个儿子……”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你就说，我以父亲，一个老建筑工人的名义，给市委写了一封信。市委出于对一个退休老建筑工人的关怀，批了一间房……”“好吧，那我就这么说。”我握了他的手一下，一转身走了。马路旁，一幢居民楼拔地而起。架子工们，像一只只壁虎，攀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当这幢楼房建成之后，又将有几间、几个单元成为权势的非法通货呢？“转让”——这是多么富有人情味的说法！我一边走，一边这样想，眼泪渐渐地从我眼中溢出。高楼模糊了……

　　几天后，我离开了A市。母亲还没出院。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时，对母亲讲，市委不久会批给我们家一间房子了……母亲愁苦而憔悴的脸上渐渐出现了笑容。母亲絮絮叨叨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可千万要给政府的领导写封感谢信啊……”我回答：“妈，我写了……”“那，你就快回北京去吧，好好写作，多写歌颂我们国家我们政府的书……”我说：“妈，我一定记住您的话。”我长这么大，没有对母亲尽过什么孝心。我欺骗了母亲，但我给予了母亲一种莫大的幸福。人活在世上，有时是需要欺骗或被欺骗一下的，甚至需要欺骗自己一下……

　　我在列车餐厅吃晚饭时，极其意外地碰到了一个人——那个“烧鸡大王”。他是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吃罢饭离去后，端着盘子、碗从另一张餐桌上坐过来的，显然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我主动问他：“到北京去？”

　　他点点头，反问：“你呢，也回北京？”

　　我说：“是的。”

　　彼此再没说话。他吃得很快，显然是想和我一块儿吃完，一块儿离开餐桌。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吃完后，就站在餐车门外的过道等他。“到我那儿去坐坐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说：“行。”他在软卧车厢。早就听说许多万元户已是列车软卧车厢和飞机上的常客了，我并未觉得奇怪。那间软卧室别无他人。我问：“就你自己？”他说：“还有一个，在刚才那站下车了。”他敬我一支烟后，问：“你和那个赵小龙是怎么认识的？”我说：“谈不上认识，那一天我是……不得不去做陪客的。”他说：“他那天那种霸悍的样子你已经看到了，你对他这一类家伙，怎么想？”我说：“赵小龙们是微不足道的。令人深思的是他们的老子，和他们老子手里掌握的那部分权势！”

　　“对！”他在我膝盖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你这么想，正投我的意！冲你这么想，我就不拿你当外人了！你那天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了。当时我就相信，你不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过后我……打听过你的人品……你不在乎吧？”我说：“不在乎。”

　　他接着说：“我还想到你家中拜访你，可听人说你已经走了，想不到在火车上碰到你，真巧了。”我问：“我有什么能帮你忙的地方吗？”他说：“有，有！不过你先回答我，一万元可以告倒一个赵小龙不？”我怔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他这个气势汹汹的问题。他愤愤地说：“坦白对你讲吧，我到北京，就是为去告赵小龙！他仗着他老子的权势和地位，倒卖房产，倒卖金银，敲诈小贩，勒万元户的脖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可是我在北京无门无路，都不知法院的大门朝哪边开！如果你能帮我告倒他，这里装的一万元，都归你！现在帮忙要帮忙费，走后门要活动费……这就算我给你的帮忙费和活动费！……”说着，就将始终不离怀的那黑色手提包放到了我的双膝上。

　　它很有点分量。我轻轻将拉锁拉开一看，见里面装满成捆的钱。我将手提包还给了他。我说：“对不起，我可以告诉你法院在什么地方，但我不愿卷到这种事情中去。”“你怕报复？”“我没时间。”“是啊，你是位作家嘛！作家们都不愿和法院打交道是不是？”

　　他分明在挖苦我。我丝毫没兴趣再与他谈下去，默默地起身，想走。“能再坐一会儿吗？……咱们谈点别的。”他的口吻是请求式的。我犹豫了一下，又违心地坐下了。“说个谜语你猜怎么样？”我不作声。“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手，衣服就扯破……”我不知他的用意，很认真地说：“这是小学课本上的谜语。”难测这位“烧鸡大王”究竟和我绕什么圈子。“对！紫皮蒜。”他笑吟吟地说，蒜则蒜罢了。还非要强调是紫皮的。这人的怪言怪语使我产生了反感。“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待在软卧车厢里闷得慌，咱们换一下好不？”我向他提出非分的建议。

　　“看来你对猜谜语也不感兴趣啦？那……你请便吧！走吧！快走！……走啊！有个漂亮姑娘在等着继续和你谈天说地吧？……”他火了。

　　我一动没动，反而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你听着！我把你当成个值得尊敬的人物，才跟你说这些……我孙得富是个有血性的汉子，不是你心里可能想的那种肮脏胚子……现在以权谋私的爵爷们有他们的圈子，违法犯科的太子们有他们的圈子，靠着这些爵爷和太子们的权势、社会关系赚昧心钱的人，也有圈子！到处都是圈子！一个社会圈子一层蒜皮，层层包着的都是吞吃国家、坑害国家的家伙！你以为我是为个人恩怨拎着一万元上北京来告状的吗？那些太子们倒卖黄金算是‘经商失误’，玩弄女孩子被说成是‘闹气行为’……太让有点血性的人瞧不下去了！……”他解开衣扣，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包的是折在一起的几页纸。

　　他将这几页纸向我一递：“你看看这状子上都写了些什么？！……”我一声不响地接过去看起来。如果说他的话使我受到了震动，那些“状子”上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事件，则使我的双手开始瑟瑟发抖了。“将女孩子扒光了衣服绑在凳子上，在女孩子的肚子上打扑克，谁赢了谁第一个……这还算人吗？！……”

　　“给我一支烟。”我向他伸出手去。他给了我一支烟，按着了打火机替我点烟。我的手由于抖得那么厉害，手中的烟竟对不准打火机的火苗。连我们省一级领导者的夫人也成了黄金走私集团的成员！我连连吸着烟，接着往下看那“状子”，口中竟丝毫不觉烟味。

　　“一万元如果可以告倒一个这样的老子或这样的儿子，将他们绳之以法，我豁出我现存的六七万元了，告倒他六七个，我孙得富也算是干了一桩痛痛快快、令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业！……不说了，我跟你说这些没用！……”

　　我一声不响地将“状子”还给他，又向他讨了一支烟，大口大口地猛吸。车窗外面，天完全黑了。我不愿接触他的目光，将脸转向窗子。远远望见一片灯光，列车不知又接近了一个什么小站。乘务员拉开门来送水，被满屋的烟味逼得退后了一步，看着问：“你不是软卧车厢的吧？请回到自己的车厢去。”我只好站了起来，低声对他说：“车到北京时等着我，我和你一块下车。如果你愿意，可以住我家里，和我父亲住在我的办公室……留心你的提包……”

　　我暗暗下了决心——长篇写作再放置一个时期……

　　我回到自己的车厢，爬上中铺，躺下去，只觉得胃里一阵疼痛，我知道，自己的胃溃疡又犯了。多年来，我这病时常复发。我以为彻底好了，其实病灶仍在自己身上，实是自欺欺人。也对别人矢口否认，怕被看成个病夫。吃过不少种药，但往往是在疼痛难忍时吃，没有持续。当然，也吃过不少偏方，还吃过标着“特效良药”商标的假药。别人曾劝我动手术，又舍不得失掉半个甚至可能三分之二个胃…… 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套装共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