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朝的经济发展

　　休养生息政策

　　明朝初年，全国流民充斥，农业生产劳动力极端缺乏，为此，明太祖便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下令严禁贩良为奴，禁止人身买卖，以解放劳力，投入生产；并大力促进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商屯、戍罪屯、赎罪屯等。为发展农业还大力加强水利建设，整治堤岸塘堰，疏浚河道，并设置专掌水利的营田司。编造黄册与鱼鳞册以核查全国田亩。耕民按亩交赋，其赋役比前代大为减轻，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行了农业立法，使全国垦田面积和人口大增，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垦田面积达到8507623顷，人口增至60544812人，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明朝统一后，加强农业生产，全面调整经济，对明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居正改革赋役

　　明世宗千方百计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不但没有得到，反而误服了有毒的“金丹”，命丧九泉。明世宗死后，他的儿子朱载即位，这就是明穆宗。

　　明穆宗在位期间，大学士张居正才华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仅仅执掌朝政6年的明穆宗病危，他诏令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令他们辅佐幼帝。二十六日，穆宗于乾清宫病逝，享年36岁，葬于昭陵。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遵遗诏继承帝位，改次年为万历元年（1573年），是为明神宗。

　　张居正像

　　大学士张居正（1525年～1582年），湖广江陵县（今湖北江陵）人，字叔大，号太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历任编修、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等职，是明代著名政治家。

　　他与宦官冯保的私交很好，且两人共同辅助幼年明神宗执掌朝政。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神宗即位只过了一个月，大学士张居正即利用宦官冯保将高拱排挤掉，代之为首辅，并推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至此，张居正、冯保两人执掌明王朝政权。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辅导年仅10岁的明神宗。他自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历史故事书，叫作《帝鉴图说》，每天讲给神宗听。

　　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李太后和宦官冯保支持张居正，朝中大事几乎全部由他裁决。为扭转嘉靖、隆庆以来军政腐败、财政空虚、民不聊生的局面，以除旧布新、振纲除弊和富国强兵为宗旨，张居正在整顿吏治、整饬边防、整顿经济、兴修水利等众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已经肃清了，但北方的鞑靼族还不时入侵内地，对明王朝构成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去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3000多座堡垒，以防鞑靼的进攻。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打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见使用武力不行，便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以后的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下来。

　　当时，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巧取豪夺，地主豪绅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清查土地，结果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丈量土地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成银两来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一些官吏就不能营私舞弊了。

　　经过10年的努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起到明显的效果，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也足够支用10年的。但是这些改革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却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明神宗长大后，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

　　后来，由张居正做主，把那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出宫去，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发生后，使明神宗对张居正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加之张居正的权力太集中，使其与神宗皇帝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那些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执政时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遭到极大的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昏暗下去。

　　丝织业

　　明代丝织业迅速发展，苏、杭二府成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这时用的织机有腰机和提花机，能够织出各种繁杂而又鲜艳美观的花纹。丝织业有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丝织作坊设于京师的有针工局、织染厂等，归工部管辖。除京师之外，还分别设于浙江、南直隶、四川成都以及山东济南等处。东南地区是官府丝织业的中心，以南京、苏州、杭州3处为主，自永乐时期开始差遣宦官督管织造。明代官营丝织作坊的年生产量每年造解15000匹，南京内织染局和神帛堂造解3369匹，各地方织染局造解28684匹。

　　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开始，朝廷不断下令额外增造，尤以嘉靖、万历时期更甚，已远远超出官营丝织作坊的生产能力，各地方织染局为了完成任务，便纷纷实行“机户领织”制度，这是一种通过中间包揽人，利用民间机户进行的“加工定货”的生产形式。机户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并促使一批丝织业市镇的形成。

　　明代造船业

　　频繁的航运往来、战争等带动了航运业。明前期，官府造船业极为兴盛。技术高超的工匠生产上分工明确，加之不需计较成本，因而所造船只质量较高。郑和出使西洋前两年，明廷开始大造海船，专造下西洋所用宝船。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宝船规制远远超过前代。空前鼎盛的造船业为郑和下西洋这一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打下了基础，也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从1405年起，郑和统率船队，曾7次出使西洋，最大的海船长44丈4尺，宽18丈，立9桅，挂12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郑和七下西洋，识别方向主要靠的是航海罗盘、航海图和牵星图等。

　　农作物的引进

　　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多种原产美洲的农作物如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西红柿等开始被引进推广。

　　番薯即红薯、番芾或红山药，产量高，极易栽种。15、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人将它传到非洲、印度和印尼、菲律宾等地，再由陆、海路传进中国。据《金薯传习录》记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薯蔓由福建长乐县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带回。而徐光启则是最早把番薯从岭南引种至长江流域的人。玉米即御麦、玉蜀黍或玉高粱，于15世纪传入我国，种植并不广泛。土豆即马铃薯或洋芋，于明末传入我国，17世纪后期才开始栽培。花生即地豆、白果、长生果、万寿果、人参果等，由福建、广东的商人从南洋一带引进。西红柿即番茄，约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的万历年间引入，传播十分缓慢。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中。工场手工业是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形式。杭州丝织业发达，许多机户开始雇用纺织能手，并付以一定的工资，丝织业中雇佣关系就此出现。到明朝后期，苏州的机户发展到3万家以上，受雇织匠的数量相当可观。机户一般出机，而机工出人力，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明代中叶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局限于少数地区和行业，但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没落。

　　明朝茶马

　　茶马是指明朝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洪武四年（1371年），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至成化时，民间茶马贸易日趋频繁，巡茶御史屡出，茶多私运出境，而马至日少。茶马贸易，既促进了内地与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