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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二百三十九（佛国）

　　另外，自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动荡和王朝更迭频繁，中原各个家族贵族矛盾尖锐，为寻求精神寄托，士族贵族和普通百姓也将田产大量施舍给佛家寺院，使寺院田地大增，寺院除靠施舍获得土地外，还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

　　不仅如此，佛家寺院农商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税役，寺院农商的突出特点即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

　　而百姓之所以愿意投身佛家寺院，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僧尼不但“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而且“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返自在”。

　　除上述危害之外，寺院农商的发展还使寺院内部各个宗门矛盾尖锐，甚至诱发起义，威胁朝廷统治，这是朝廷政权灭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佛家中，表面上佛法平等，但实际上，佛寺中等级十分森严。

　　在僧侣中，寺主和各种神职人员构成的统治罗网，而下层僧侣及依附于寺院的人口则构成了被统治的罗网，这两个极不同的层次，体现了寺院钱财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层次对抗关系。

　　从佛家传到中土一直都是提倡普渡众生，所以寺院一直都是百姓以及乞丐等穷苦人救济场所，然而，后来寺院的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借钱要债的地方。

　　寺院依附百姓所受的剥削压榨，比起世俗的百姓所受的并不轻。

　　寺院剥削的主要方式是租佃制，例如北朝时，朝廷党羽将罪犯和官奴给予寺院的仆役佛图户，除“供诸寺扫洒”外，还要“岁兼营田输粟”。

　　又如北魏的僧祗户，他们每年需向僧曹输谷六十斛，其被剥削率最低也该是见税十五，身受沉重经济剥削的同时，他们又被套上了一条神权枷锁，这样双重的重负使他们的处境比世俗的百姓与商人更凄惨。

　　因此，残酷的压迫剥削，也就激起了僧众的反抗。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的依附百姓也不向帝国纳租税出调役，这已播下朝廷和佛家寺院间矛盾的种子。

　　当僧众人数少，依附百姓的数量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多，严重影响朝廷的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百姓反抗，甚至当有领袖等人暴动时，朝廷和佛家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

　　所以朝廷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僧尼还俗，严厉取缔佛教寺院的“灭佛”也就出现了。

　　如上所述，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有一些睿智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大员、官员，总是在内心深处感到佛家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

　　对朝廷的威胁不仅在于服役的男丁，还有一种威胁，即是佛家从思想上俘虏中原汉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被天竺佛徒同化。

　　当然，寺院也寺院的僧律，不仅如此还有其僧兵，不受帝国朝廷的律令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

　　他佛国愈多，对当时朝廷的统一威胁就愈大。

　　所以说，朝廷废佛的理由多之不尽，而且条条当诛。

　　朝廷灭佛实际上是中原世俗家族与寺院一些罗网领袖之间矛盾激化的反映，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儒佛道三家之间的激烈斗争。

　　三家的冲突以儒道联合反佛为主流，儒道之间的冲突较为缓和。

　　因为儒道同为中土本土修道之人，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汉人土壤，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相互间没有大的隔膜。

　　而佛家则截然不同，佛家是天竺宗教的入侵，属一种异域风情，异域人种。

　　儒道两派从异域人种上来说，都难以容纳佛家。

　　另外，佛家通过魏晋南北朝和隋时的广泛传播与发展，给儒道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儒道若要抬高自身的地位，必须首先以压倒佛教、打击佛家势力为前提。

　　不过儒道佛三家势力关系复杂，要想了解清楚，首先要从儒佛冲突的切入。

　　从思想和提倡方面看，佛家是外来宗派，同中原汉人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

　　从总的说来，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家是出世离俗的修行佛法之教，二者是对立的。

　　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当时帝国党羽官员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积极入世的思想。

　　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是苦海，要求百姓出家，脱离俗世，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

　　而佛教主张的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

　　所以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纲常伦理的关系上有极大的距离。

　　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 佛家却别有说法，认为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今世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这样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中原汉人的各个方面，帝国朝廷的道德规范和百姓的行为准则，均受儒家思想影响。

　　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君王统治者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故佛家在中土的生根发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

　　由于儒家礼教向来是君王以及朝廷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帝王治国的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朝廷官吏也多半算是儒家与法家中人，因此正是有了这样两种强大的力量支持，才使得儒家反佛的力量十分庞大。

　　北魏的统治者致力于启用儒士，在安邦治国思想上，以儒学为根据。太武帝提倡儒学，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北周武帝时，曾招集群臣亲讲《礼记》。

　　丁巳年（蛇年）、南朝梁大同三年、东魏天平四年、西魏大统三年、高昌章和七年、新罗建元二年，周武帝“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唐初以李渊时期的名义颁定五经正本，有利于朝廷权力的巩固，使儒学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唐高祖时把儒学当作经世治国之道，广置国子、太学生员，以培育“儒臣”。

　　当时一些臣子也认为：“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 所谓“以文理华夏”，也就是以儒家思想治国。

　　除“二武”反佛外，帝国上许多儒学之士也加入到反佛的队伍中来。他们从治国安民，维护纲常名教出发，主张整顿佛教，限制佛教。

　　比如说唐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站在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唐政府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

　　佛家在中土汉人所在地生根发展遇到的第二种阻力就是道家，例如江湖上的道家门派游仙门逍遥谷、蜀山等。

　　道家是中土土生土长的门派，虽然佛道二教有相近的一面，如佛教的息欲出俗与道教的清心寡欲相近，但二者也有矛盾的一面，如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与道教的长生成仙说相对立。

　　为了争夺宗教的传播阵地，佛道二教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而道教之所以能迅猛发展可以说与统治者为了抑制佛教的发展而扶植道教不无关系。由于佛教的兴盛对封建统治不利，所以必须借助道教来削弱佛教的势力，于是道教迅速发展。

　　而道教反佛正是通过皇帝崇道抑佛和道士排佛来进行的。

　　而皇帝为何以崇道，也是有皇帝的想法的。

　　希冀长生和祈福禳祸可能是重要原因，因为道教具有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并辅以祈福禳祸的功能，而正是这一点，既适应了统治者麻醉百姓的需要，又迎合了统治者奢求长命富贵的欲望，所以许多帝王才大力扶植道教。

　　就比如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晚年时都请了大批道士进宫炼制丹药，玄琼宫的映月峰首座刘合道真人，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在今年初由于李显党羽被武媚娘拔除，从而不知所踪。

　　魏太武帝时，有道士寇谦之明确提出道教应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统治中原人民。魏初宠臣司徒崔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太武帝“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

　　而崔浩常在太武帝面前非毁佛教，谓其“虚诞，为世费害”， 故太武帝对佛教已有不满。而盖吴反魏时佛教私藏兵器，使太武帝感觉到佛教势力对自己政权的威胁，遂下决心灭佛。

　　北周武帝的灭佛之举，与受到身边道士张宾和卫元嵩两人的影响有关。卫元嵩原籍成都，幼年出家为僧，后入关中，在长安结识一些北周的达官贵人。

　　早在天和二年就向周武帝建议“省寺减僧”。周武帝在屡辨三教后，最终确定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在建德三年的僧道廷辩中，道士张宾被沙门释智炫辩败后，周武帝甚至亲自出马，与沙门斗嘴。虽然接着便是并废佛道，但不久即恢复了道观，道教依然受宠。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关系，唐代皇帝为了提高其门第出身，便宣称自己是道教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借以把他们的统治说成是“奉天承运”。

　　唐高祖对道教倍加推崇，并正式宣布：道一，儒二，佛三，从而确立了道家在中土大唐的特殊地位。 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