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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二百三十八（佛与政权）

　　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派，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邪道信相对立。

　　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注：《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

　　诏令中的“方伎”，乃神仙道家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家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家中兴风作浪。

　　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魏太武帝的灭佛有相似之处。

　　从历史典籍上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

　　但在建德三年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

　　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帝国动荡。

　　乙未年（羊年）、北魏延昌四年、南朝梁天监十四年、柔然建昌八年，高昌义熙六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五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南朝梁普通四年、高昌义熙十四年、破六韩拔陵真王元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

　　根据典籍《魏书》记载，正光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中土的佛寺竟有三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二百多万之巨，这在当时中土北部的僧尼人口已经达到了很大，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中土总人口数的十之一，正是因为僧尼的人数恐怖增多，使得朝廷感到了危机重重，所以促使朝廷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帝国兵马力量。

　　几次灭佛的主要原因都是钱财，在其次道、佛之争但与儒家无关。

　　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钱财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土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

　　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

　　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钱财，而不是其他。

　　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佛家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仓央穆嘉道：“北周武帝灭佛行动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权的原则，断绝了佛教寺院与平民权力分权抗议，发展成为朝廷与教合一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土皇朝政教分离的传统，使中土在此后近几百年的时间里，直到目今的大唐帝国，得以在帝国朝廷制度上保持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家的交流。”

　　当时的几次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在中土因失去繁荣的条件之下，从此也由极盛而走向衰微了。

　　但是大量僧尼还俗，寺庙土地与财富受过朝廷所有，客观上也减轻了百姓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

　　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

　　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

　　但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土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宗、西传佛宗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

　　中土佛教的大量佛家遗产、以及一些典籍佛法也在这些灭佛中毁灭。

　　禅宗佛宗因其特殊的宗规自耕自食的缘故，在这些灭佛的行动中损失最小。

　　此后迅速成为中土佛宗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少数独唯部落入主中原而来的突厥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二武一宗的江湖宗派之难，虽然使得佛家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家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思想已深植帝国民心，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

　　佛道争端，首先是佛家外来宗教造成的种族冲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派，自然就会引起华夷之辨十分严格的传统中土汉人的反感。

　　南朝萧齐的顾欢就曾经撰文《夷夏论》谴责佛教说：“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

　　顾欢是南齐时期有名的道家小圣人，他将佛道的争端上升到了夷夏之辨，华夷之防并不是偶然的，佛家在传入中土汉人那一刻起就一直受到这样的责难，道家更是站在捍卫中土传统信仰宗派的地位上去攻击佛教。

　　其次是佛道孰为上的争执，两晋南北朝时，佛道并盛，统治者往往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两教或有取舍，或调和并倡，这就使两派开始争夺宗教势力的主动权。

　　这个时期，佛家被朝廷认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自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多都非常崇信佛家，梁武帝更是对佛家推崇有加，甚至舍身入寺，事实上他入寺后大臣们都要凑钱把他“赎”出来，所以说为了钱更加恰当，佛家在南朝有了蓬勃的发展。

　　北朝从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开始支持佛家，中间虽然经过魏太武帝灭佛，但此后佛家再度兴旺，更有甚者如魏孝明帝崇佛抑道，大大推进了北朝佛家的发展。

　　因此，佛家在南北朝由于自身的日趋成熟和统治者的扶持，大大地扩展了势力，而此时道家刚刚从民间走向朝廷势力之中，刚刚向正统化转变，力量相对薄弱，但道家毕竟是本土的，传统的宗教，因此道教在这一方面就拥有相对的优势，两家就产生了“孰为上”的争执。

　　由此可见，佛道争端，其实并不是两宗派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文化在融合中的冲突，是两种宗派间的利益的冲突。

　　共性起因基本相同，佛家初入中土，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主要用于维持僧人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后来随着寺院财产的不断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寺院地主钱财才最终形成。寺院地主是君王统治的势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寺院权力、钱财是添加了佛家的风韵的权力，但它的发展却给世俗朝廷的贵族增加了现实中的竞争机制，也给帝国朝廷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而君王统治的朝廷又是由世俗贵族们建立和把持的，钱财利益关乎根本，所以当佛家势力严重威胁其根本利益时，作为世俗贵族权力之首的帝王，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对佛教痛下杀手锏。

　　首先，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帝国财富。

　　君王皇帝者信奉佛家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佛家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百姓，佛家不但可以“敷居导俗”，而且其“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踨遗轨，信可依凭”。

　　可以说，朝廷等贵族对寺院的布施，实际上是付给佛家宗教僧人为其统治麻痹百姓的酬劳。

　　参与布施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构成了寺院经济急剧膨胀的罗网队伍。

　　其次，寺院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帝国土地政策的实施，寺院经济主要以田产为主，而寺院一般靠施舍和兼并与掠夺两种手段来获得土地。

　　无论帝国朝廷还是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比如唐高祖李渊时期，少林寺因助唐平王世充而被赐田四十顷。

　　除皇帝外，大量的王公贵戚也争营佛寺。 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