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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二百四十六（方术士（二））
所以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
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中土医道的奠基医术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记载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远古的方术士与医士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士，也是方士，亦或是“道士”。
净名道弟子孙行，字元一，他的父亲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而这些典籍皆都是养生长生之道。
方术文献中以医书籍、炼丹书籍、卜卦书记等为自身老家本领，
从两汉以来，中土百姓对方士或是巫师就有一种歧视，因为在世人眼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官职”之外，其他的皆是廉价，所以便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话语。
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注：《史记日者列传》）
但同时百姓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方士分类，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巫师”的身分不同于江湖人士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那些装模作样，装神弄鬼的巫师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
江湖道士有的是全身心得去修行道行，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有的则是卖技敛财，扩大势力的“江湖派”。
而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世出身背景也就千差万别了，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穷困家世。
比如说玄琼宫，齐聿则就是出自名门望族，而引龙峰的弟子张念生等一些人就是在俗世时的穷苦人家。
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修行”、“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的种类。
钻心修行的道士，往往都是在门派中钻心修道。
比如说玄琼宫的掌门李虚玄以及各峰首座，都是以修行为己任，希望能够成就无上大道，以至于长生不死。
再则就是佛家的一些得道高僧，比如说玄奘大法师，还有一些佛家高僧，都是留在寺庙没专研修行佛法，不去过问红尘滚滚之事。
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
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
当然，他们也并不是整日就留在门派中修行道行或是佛法，若是有邪魔妖道在俗世祸害一方百姓，他们也会出山，将其降伏，济世救民。
第二就是“隐士”，“隐士”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的个人看法，所以他们往往都会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躲在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追寻长生之道。
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个人的思想观念自己想法，那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道法、佛法，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
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
卑疵而前，纤趋而行，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
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再则是僧道，“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
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比如说近百年不遇的玄奘大法师，其不仅佛法无边，其著名的《大唐西域记》更是闻名于天下，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
当然道士则是不同，有的道士则是喜欢游历五湖四海，而且喜欢扮猪吃虎，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道士常年游历五湖四海，才以至于百姓如此的爱戴，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世上行走，济世救民，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希望在贼难时刻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度过难关。
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才有了今日佛道两家如此相通的情况。
还有就是食客方士，“食客”方士，也是中土汉人中一类非常厉害的方士，“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
“食客”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
自隋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
有的“食客”道士，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此风就于盛隋朝，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君王的特殊谋臣。
直到目今的大唐帝国，一些官员家中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就比如刘合道真人就是属于这一类道士。
还有那三国时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卧龙，也是这类的道士谋士。
其次就是从事 “生意”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
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街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
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
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有一古籍记载，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
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就比如那日齐聿等人在泾河龙王与黄牛道士夜谈时，提到的袁守诚，就是此类道士。
最后就是江湖道士，“江湖”派的一些散修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 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