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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二百五十四（仓央穆嘉的往事（四））
玄奘大法师似乎心有预感，他只道：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
太宗退让一步，想要玄奘和他一起参与东征。
玄奘大法师以军旅不便，虚负路费为理由，加以推谢。
玄奘请求到嵩岳少林寺去译经，太宗不允，建议他在长安弘福寺翻译，玄奘接受。
其实太宗早年曾对傅奕说道：“佛法报应显然，屡有征验。”
后来在他神笔自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也有“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托”等言辞。
其实太宗对佛家因果报应的理论，是很清楚而且相信的。
在帝国的大事上，太宗推崇儒家，敢於任事。但是在南征北剿的过程中，生命死伤无数，对一个相信因果报应的人来说，杀了敌人自然会产生恐惧不安的感觉。他的这种心情，在他贞观三年闰十一月，《为殒身戎阵者立寺刹诏》文中，早就有所表示。
诏文写：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总元戎，致兹明罚，各殉所奉，咸有可嘉，纪信捐生，丹书著於图像。
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
思所以树立福田，济其营魄，可於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各建寺刹。
在另一份诏文中，太宗表示：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所向平殄：然黄钺之下，金镞之端，凡所伤殪，难用胜纪…追以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怀，无忘兴寝。
太宗对阵亡的军人，一方面觉得是刑期无期，以战止战，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自知杀业太重，感觉非常后悔所以愀然疚怀。
这种忏悔的心情，弄得他坐卧不宁，无忘兴寝。
这种压力和恐惧感，使他不得不以建筑寺院，设斋忏礼来在佛教中寻求禳解。
这种犯罪的恐惧感，诏文中也有记载：且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趋菩提之道。
可以看出唐太宗在朝政上，是三教并容，儒治为本；但是在他的内心中，对被他杀死的近一千人，深深抱有犯罪感。
佛家的戒杀和因果报应之说，更是使他弥增悔惧，所以才用建斋行道的办法，以灭怨障之心。
除了这些亡魂以外，玄武门事变中，太宗的兄长和弟弟，李建成、李元吉被杀身亡一事，一定也会在太宗的心中，留下更深的暗影。
三教里面只有佛家有因果之说，和树立福田的办法，才能解开太宗心中这件说不出口的大疙瘩。
尽管因果报应之说，在佛经中比比皆是。例如佛教典籍说阿育王即位之前曾经杀兄害弟；阿闍世王未生怨，弑父篡位，都和李世民在夺权争位时期的作为，可作对照。
但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这些故事，都避开不谈。可见三藏法师真是小心谨慎。
其实，这也难怪，李世民的晚年是很护短的。他和玄奘的关系，并不是没有裂痕的。玄奘译经的助手之一，《大唐西域记》的执笔者辩机，正是在玄奘地位声誉最隆的时候贞观二十二至二十三年间，因通高阳公主，太宗怒，腰斩辩机。
这一案件虽然是辩机自取其祸，但却不能不使玄奘小心。
玄奘和唐高宗的关系，一直很好。
早在玄奘返国的两年以前，储君之争，相当紧张。原来的皇太子承乾，和魏王泰争宠，各树朋党，遂成亹隙，争夺的结果，使渔人得利。
晋王李治成为王位的继承人，他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晋王的被立为太子，颇富於戏剧性。
两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
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绩，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
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
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
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
太宗盖世英雄，果於决断，而至皇位继承问题乃作如此可笑之状，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
高宗李渊远不如太宗李世民英明，缺乏主张。
他的皇位继承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因此在他继位大统之前，一定是小心谨慎，投太宗之所好。
太宗的犯罪感和对因果报应的恐惧，和他对玄奘的亲近，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多中，可以说是与岁而增。
不利於佛教的行动，几乎再没有出现过。这一背景是决定晋王对玄奘友善的主要因素。所以他和法师的关系，是紧跟太宗的脚步。
自然，太宗的内心苦，和寻求宗教解脱的紧迫感，绝非那位年青的太子所可以理解的。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宗在玉华宫召见玄奘，相谈甚欢，应玄奘之请，亲染翰墨，写成《大唐三藏圣教序》。
作为太子的李治见到圣教序以后，马上凑热闹写了一篇《述圣记》。
在这篇文章中，太子先歌颂太宗的武功文德，说 ：“皇帝陛下，上玄资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敛衽而朝万国，百川异流，同会於海；万区分义，总乎成实，岂於汤、武校其优劣，尧、舜比其圣德者哉！”
然后才称赞玄奘的资质和求法的壮举，言及此举： “自非久植胜缘，何以显扬斯旨？所谓法性常住，齐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仪之固。”
又如太宗曾在贞观八年为穆太后建弘福寺，十五年又驾幸该寺，为穆太后追福。
太子也在贞观二十二年，为文德皇后立寺，故以慈恩为名。
寺成之后，玄奘奉命在这所新建的的大寺中令充上座，移就翻译。
这一类资料者都足以说明，高宗在作皇太子时，对玄奘的态度主要在迎合太宗的兴趣。
当年唐太宗第一次和玄奘召对时，就曾劝玄奘还俗，襄辅政务。
玄奘推辞不从，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作为妥协。
太宗当时虽然没有再作要求，但也没有放弃那一计划。直到三年以后，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在玉华宫会见时，又再度提出这项意见。
三藏法师传称：帝以法师学业该赡，仪韵淹深，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
至是又言曰：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於意如何？
因为皇帝的事务太多，个人无法独察一切，所以明王圣主，犹仗群贤。
玄奘素志未改，还是坚决不干。他用下面几种理由，说动了太宗。
其一：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况抚运以来，天地休平，中外宁宴，经纬八宏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於人。其义一也。
其二：敦本弃末，尚仁尚礼，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至化，无假於人，其义二也。
其三：至道旁通，深仁远洽，雕蹄鼻敛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风，稽颡屈膝，此又天威所感，无假於人。其义三也。
其四：猃狁为患，其来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不能制，及陛下御图一征斯殄，倾巢倒穴，无复子遗，若言由臣，则虞，夏以来，贤辅多矣，何因不获？故知有道斯得，无假於人，其义四也。
其五：高丽小蕃，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罚，虚丧六军，狼狈而返。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旅凯旋，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於人。
其六： 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昭彰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应德而生，无假於人。
其七：纵复须人，今亦伊、吕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预之？至於守戒缁门，阐扬遗法，此其愿也！
这七个原因，一方面足以表现玄奘的文采和谈锋，及其对太宗的推崇；一方面也可以推想。
再则就是帝王之过。
帝王之过，略有九种。
王若成就如是过失，虽有大府库，有大辅佐，有大军众，不可归仰，何等为九？
一不得自在，二立性暴恶，三猛利愤发，四恩惠奢薄，五受邪佞言，六所作不思不顺仪则，七不顾善法，八不知差别忘所作恩，九一向纵任专行放逸。
王之过失在佛家典籍《瑜伽师地论》中记载，列有十种。
其中第一条就是“种姓不高”。
谓有国王随一下类王家而生，非宿尊贵；或虽於此王家而生，贱女之子，不相似子；或是大臣辅相，国师群官等子，如是名王种姓不高。
天竺是一个非常注重种姓的国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对这种风俗曾经写道：“夫种姓殊者，有四流焉：……二曰刹帝利，王种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
他又说：“凡兹四姓，清浊殊流。婚娶通亲，飞伏异路。内外宗枝，姻媾不杂。” 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