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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二百五十五(仓央穆嘉的往事(六))
再则是“王之功德”,王功德者,略有九种。
王若成就如是功德,虽无大府库,无大辅佐,无大军众而可归仰。
何等为九?一得大自在,二性不暴恶,三愤发轻微,四恩惠猛利,五受正直言,六所作谛思善顺仪则,七顾恋善法,八善知差别知所作恩,九不自纵任不行放逸。
这九条和王之过失的九条,刚刚相反。
《瑜伽师地论》所列的“王之功德”,原来也是十条。王法正理论第一条便是种姓尊高。
王衰损门,王衰损门,略有五称。
一不善观察而摄群臣,二虽善观察而摄群臣,无恩妙行纵有非时。三专行放逸不思机务,四专行放逸不守府库,五专行放逸不修法行。如是五种,皆悉名“王衰损门”……
若有国王,成就如是五衰损门,当知此王退失现法后法义利。谓前四门,退现法利;最后一门,退后法利。
衰损门和过失都不是好事,但两者之间,稍有差别。衰损门会使国王的统治,逐渐衰弱;国王的过失,会使他下台。和衰损门相对的是方便门。
王方便门:王方便门,略有五种。一善观察摄受群臣,二能以时行恩妙行,三无放逸专思机务,四无放逸善守府库,五无放逸专修法行。
若有国王,成就如是五方便门,当知此王不退现法、后法义利。略前四门,不退现法所有义利;最后一门,不退后法所有义利。
衰损、方便两门各有五条,内容相对。这两门的内容和《瑜伽师地论》第六十一卷所载的条目、文字完全相同。
王可爱法:略有五种诸王可爱、可乐、可欣、可意之法。何等为五?一世所敬爱,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敌,四善摄养身,五能往善趣。
再接下去的就是何能引王可爱法:略有五种能引诸王可爱之法。何等为五?一恩养世间,二英勇足具,三善权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
如果一个国王能够远离过失,修习功德;远离衰损,学习方便;修习可爱法,奉行能引发可爱之法,就能得到一切利益安乐。
《王法正理论》又用三种圆满的标准,把诸国王分为三类:第一、果报圆满:这指一个国王生於富贵之家,长寿少病,家族茂盛,聪明能干,所为皆有成就。
圆满不是人人马上可以得到,主要的是过去净业所得到的果报。
第二,士用圆满:指的是国王能力高强,善於领导,英勇刚正,一切成功。这一圆满,是现法可爱的果实。
第三,功德圆满:如果一个国王支持正法 — 佛教,和他的内宫后妃;太子,群臣,贵戚全都
共修惠施,树福受斋,坚持禁戒,这就做到功德圆满。功德圆满的净业,就是来生的胜因。
一个国王如果在这三种标准上,都不能得到满分,他就被列为下士。如果能在果报圆满,或是士用完满,或者二个全都得到满分,就可以被列为中士。三个标准全部满分,就是上好的国王。
玄奘大法师以卓绝的精神,违禁出国,委身求法。其主要的精神支柱和求法目标,是在寻求《瑜伽师地论》。
他返回唐帝国的时候,正巧是在太宗李世民的晚年。
玄奘大法师在天竺和西域所得的声誉,亲身所经历的地区,对当地的第一手知识,正是作为“天可汗”。
李世民所要知道的资料,而玄奘本人的仪表、谈吐、学识、才具都足以使唐太宗倾心结纳。玄奘回国正当其时,正逢其人。
纵观古往今来,太宗李世民是一位稀有的明君,文治武功,成就辉煌。作为一位最高统治者,唐代的国策是儒治为主,诸教并容。
但在另一方面,太宗在创业期间,南征北剿,平西罚东,亲手杀死近千条人命,尤其是在争夺帝位时,曾杀死自己的亲生兄、弟。
这些杀业,一定在太宗心中留下痛苦的阴影。他对业报的恐惧,正好泄露出他心中的这种罪恶感。
这种罪恶感越到年老体衰,事不随心时就显得特别紧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李世民对待玄奘的态度,才有显著的转变:前三年(注:贞观十九年到二十二年)间,是政治为先,宗教次之;后一年是宗教为主,不及其余。
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年中,他召玄奘到玉华宫和翠微宫,陪他一块避暑,甚至在内宫特别建造“弘法院”,以便和法师经常接触。直到去世之时,法师还被留在宫中。
这种密切而特殊的关系,恰好说明太宗晚年的佛家需要。
玄奘大法师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是和唐太宗对玄奘的态度,互相关连,及时改变的。前三年当中,玄奘是被动而谨慎的。
他的主要目的是传法译经,不愿作任何改变,后一年比较主动。
在他的请求下,唐太宗作了几件支持佛教的事情,包括官写经本,流通九州,写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在帝国范围内的三千七百多所寺院中,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
作为皇太子的李治,也紧跟著太宗李世民的脚步,作了几件佛事,奠定了玄奘法师和未来皇帝的友谊,保证了玄奘在太宗逝世以后的译经事业。
当然,玄奘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关于玄奘大法师政治理想的记载,主要的是《三藏法师传》第六卷,和他翻译的《瑜伽师地论》第六十一卷。
尤其是后者。可能是这本为玄奘重视的经典,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所以他才於唐太宗去世,高宗继位的那一年中,又把《瑜伽师地论》第六十一卷,重新译出,冠以更明显更富权力性的篇名《王法正理论》。
《三藏法师传》卷六的记载表示,玄奘大法师的政权主张,是君权中心论。
换句话说,皇帝的才智,决定一切,无假於人。
《瑜伽师地论》的政权理想,比较更有系统,它把帝王领导、大府库(财力),大辅佐和大军众列为四项建立帝国的基本条件。
其中君王的领导占决定地位,这种政权理想是一种佛教化的乌托邦。
佛家内容主要的表现於业力因果的菩萨道两个方面。
这种政权理想在天竺里面,当时算得是最平等、坦白的。
如果把这种理想,放在中原汉人文化传统里去,论中所讲的王法正理,和中原汉人在许多方面,都有抵触。
中原汉人的政权观从周公旦以后,都是著重於德治,天命和宇宙力量都不在人事之内,《左传》中的皇天无亲。
然后是惟德是辅,子产曾经说过:“天道远,人道迩”。
瑜伽学把王法正理列入禅法,一圈套一圈的政权之内,实在是不复合中原汉人帝王的想法。
譬如“大府库,大辅佐,大军众”,但是内容如何,原论并无讨论。
和此相反,中原的政权组织,由周到唐已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
再加如梁武帝佞佛亡国之类的指责,都会使任何有头脑的统治者,不可能把国家财力,集中於“共修惠施,树福受斋,坚持禁戒”那样的功德。
以上说明,玄奘的政权理想,和其无法在中土受到重视,都是有其原因的。与此同时,玄奘并不是一位游心域外,对政权一点也不留心的法师。 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