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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段知识+权力+党票，等于什么？

　　正当蒋新松埋头苦思中国的机器人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时，有人传出一种说法：“蒋新松想当所长了！”

　　当这一说法到蒋新松的耳朵时，他简直被吓了一大跳。要知道，他毕竟是曾被“蛇”咬过的人，虽说不至于一见，“草绳”，就害怕，但真的一旦见了“草绳”，也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因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20年的“右派”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他，人心莫测，世事多变，类似这种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绝对开不得半点玩笑；倘若一不小心，说不定又会落得个“想篡党夺权”的罪名。他刚从日本回来时，有人就曾经专门跑去问过刘海波：“蒋新松在日本表现怎么样？在那儿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好像他去日本不是为了考察机器人，而是随时准备投敌叛国似的。所以他想，为了国家的事业，同时也为了实现自己多年来要干国家大事的梦想，他现在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绝不能因这些乱七八糟的传言而影响了工作，影响了事业。不错，近两年来有关所里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以及研究课题等，他是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在考虑，有时还真是不知不觉地站在了所长的角度在考虑。但对当官的问题，他从来就没想过，也不敢去想。再说，他对官职，压根儿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或者说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他很快找到科学院沈阳分院党组书记丁岩，以一个科学家特有的严谨，用如同数学公式一般的话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当所长，我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

　　2.我干事情从来不是为了当官；

　　3.这个所长我不能当，我也不愿当；

　　4.任何时候，只要让我为国家做事情，只要不

　　让我离开科研工作岗位，我就心满意足、谢天谢地

　　了！此外，别无他求。

　　丁岩听后，笑了，说，想不想当所长，是你的事，让不让你当所长，是组织的事。你现在不要考虑这件事，也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更不要为这事而有什么忧虑，你眼下最要紧的，是用心搞好自动化，搞好机器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

　　蒋新松从分院回来后，很快就把当不当所长的事给忘在了一边，依然整天忙于他的机器人。研究所每次开会，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或者看些有关的资料，或者歪着脑袋睡觉，或者闭着眼睛想机器人的事情，至于会上的人们讲些什么，他一艘不怎么听。因为20多年来的“右派”日子，使他单就习惯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了。

　　198年1月10日这天，研究所召开全所大会，他还是坐在最后一排，还是所着眼睛睡他的觉。可正当他的呼噜声此起彼伏、高潮迭起时，所里—位秘书来到他面前，轻轻把他从呼嘈声午唤醒：“老蒋，别睡了，请你到前面就坐。”

　　他慢慢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秘书，却不以为然：“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前面是当官的宝座，我哪儿有那份资格！你快走吧，别耽误我睡觉。”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秘书急忙解释说：“不是开玩笑，是分院的领导要你一定得上前面去！”

　　他见秘书的脸上写着一脸的认真，只好跟着秘书去了前面。

　　到了前面，他刚一落座，有人便将一份文件夹递到他的手上。他打开一看，坏了，也晚了，白纸黑字，中国科学院已将他直接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了。

　　接着，他这位还睡意朦胧、不知所云的“副所长”，便在全所大会上给公开宣布了。他还愣在那儿发呆，台下的掌声已经很热烈地响起来了。

　　然后，就该轮到他登台亮相，发表就职演说了。

　　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举动，真让蒋新松感到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但有什么办法呢？生米既然已经煮成熟饭，那就不管这“熟饭”是否叫座，是否可口，都只有硬着头皮？“端”出去了。问题是，这毫无准备的“就职演说”说什么呢？面对全所的科技工作者，面对那些长年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他该说什么和能说什么呢？须直，他蒋新松过去毕竟是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小人物啊，毕竟是一个20年来很少被人正眼瞧上一眼的老“右派”啊！

　　好在他在鞍钢时就有“蒋铁嘴”之称，好在他最擅长的就是讲话，好在他最不怕的也是讲话。

　　他稳住情绪，终于站了起来，终于走了上去，终于以一个强者的姿态面对面地站在了全所兄弟姐妹的面前，终于第一次面对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颗心灵，敞开了胸怀张开了嘴巴，发出了自己一直很想发出却又迟迟不敢发出的声音！

　　他首先讲了关于自动化所的研究方向问题。讲完后，他强调说：“一个研究所，研究方向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反对在理论上讨论方向。方向是干出来的，不是讨论出来的。关键是要干，不干，什么狗屁都没有！”

　　他话音刚落，全场就是一片掌声。

　　接着，他又讲了一个生活方面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研究所在生活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房子！我的观点是，知识分子就是要房子！知识分子要学习，要办公，要干国家大事，没有房子，怎么学习怎么办公怎么干事情？知识分子要房子，就像农民种地要土地，工人做工要车间，女人生孩子要产房一样，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改善住房条件，解决房子问题，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

　　掌声，又是一片发自内心的掌声。而且，这次的掌声比先前的掌声更为热烈，更为响亮，也更为真诚，一直持续了好久好久。

　　掌声中，蒋新松的泪水滥满了眼眶。望着台下部一双双对他充满了信任和期望的眼睛，他被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事后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丁岩、李熏等领导顶着压力，一直坚持为他努力的结果。为此，他常常会从内心发出感叹：“共产党真有好官呀！”

　　5个月后，即1980年7月10日，又是在丁岩、李熏等人的努力下，蒋新松再次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昔日的老“右派”，一夜间却成了研究所的所长，人们一片哗然。有人说这，有人说那；有人说好，有人说坏；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还有“老革命”和“领导同志”，气得咬牙切齿，痛哭流涕，认为这是“臭老九”翻天，“牛鬼蛇神”出洞，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谁也不敢否认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由于蒋新松的上任，使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自1958年建所以来第一次有了专家型的所长，从而结束了建所22年来一直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荒诞历史。

　　就这样，蒋新松做了官。

　　但做了官的蒋新松心里并不轻松，也无法轻松。诞生于大跃进畸形年代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本来就先天不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10年“狂风暴雨”的轮番“洗礼”，致使该所多年来成了中国科学院系统一个很典型的“老大难”。研究所不仅没有科研方向，缺少学术带头人，而且连一些最基本的、甚至是最起码的科学实验条件也不具备。至于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过去，研究所虽然也多次讨论过学科方向问题，但这个所到底该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甚至作为一个搞科学研究的研究所，居然20多年来连一个学术委员会都没有——用蒋新松自己的话说，简直不成体统！而且，粉碎“四人帮”已经好几年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都在大搞改革，大搞开放，可研究所科技人员的思想，大部分都还处于保守僵化的状态。再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这么多年来，当世界许多先进发达的国家都在争分夺秒、日新月异地发展自己的自动化技术时，中国却在大搞特搞政治运动，把许多宝贵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全都浪费在了许多无谓的内耗和残酷的“搏杀”之中。现在相比之下，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因此，当历史把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交到蒋新松的手上时，他不得不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他知道，要想把这个研究所带上去，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所，最终追赶上世界先进的步伐，如果仅靠他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他首先必须完成个人角色的转换。也就是说，他必须从个人的书斋和实验室里跳出来，由过去的探索者、研究者转变为一个组织者、指挥者，由过去的“孤军奋斗”转为“大兵团作战”，从而集合起一支强有力的干实事的科研队伍，共同并肩奋斗。而要把这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组织起来，指挥起来，运作起来，他手中就必须要牢牢地掌握一样东西：权力！否则，一切将是纸上谈兵。

　　当然，蒋新松并非是一个看重权力、追逐权力的人，或者说，生来便有些清高的他从来就没把权力当回事情。也许是他命运多舛的缘故，过去的他对掌握权力的人不仅没有好感，反而怀有一种轻蔑，甚至几分怨恨。当年还是“右派”的他，唯一的愿望是只要让他干工作就行，只要让他有继续生存的权利就行，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当官，要去掌权——当然，也不敢想。然而，20多年来一直生活工作在底层的他，的确尝够了干事没有权力的苦头，受够了没有权力的窝囊气，因为他所从事的科研项目与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同（就是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也照样要靠权力来获得研究经费），许多项目不能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完成，而必须面对社会、依靠群体，倘若没有一定的权力作支撑，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比如在鞍钢时，他有许多科研项目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更完美一些，但由于手中没有握着权柄，他的某些设想、计划和主张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使不少科研项目在质量和速度上均受影响——实际上是国家的建设速度和建设质量受到影响。尤其是当了几个月的副所长后，他更是对权力的作用与意义、魅力与妙处，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体会。他深深感到，要想干成任何一件事情，特别是要想干成大事情，若是离了权力这根宝杖，是万万不行的！手中有权和没权，结果是大不一样的（他当时对权力的感悟，就像今天的知识分子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对金钱的醒悟一样）。他认为，为了国家的事业，为了追求和捍卫科学真理，同时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走一条知识与权力联姻、为官与做事相结合的道路。过去，一些知识分子只看重知识，而忽视或轻蔑权力，是一种偏见。今天，知识分子除了占有知识以外，还应该拥有权力，只有知识加上权力，才可能等于成功！即是说，一部分知识分子要是有机会，也不妨去做做官，这样，便可造就出一批更适应这个时代的新型的知识分子。

　　因此，他走马上任后，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他这个所长到底有没有人事权——他找到有关的领导，直言不讳：“让我当所长，可以，但我得先问上一句：我有没有人事决定权？”

　　领导对他说，你当然有一定的权力，但是，现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你也不能什么事情一个人就说了算啊！

　　他毫不客气，说，这种领导体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既然党委是领导：就应该党委负责，怎么让我所长负责？既然要我所长负责，那我就应该是当然的领导，否则，凭什么要我负责？

　　一听这话便知，蒋新松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科学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家。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蒋新松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很坦诚的人，更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真正负责的人！他总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心里想到了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而绝无半点的虚假和“含蓄”。按照他的思维，既然让我当所长，我就得说了算，我就得按自己的思路办，这样有了问题，我才好负责，才敢负责和能负责，也才叫真正的负责。如果领导是党委，责任归所长，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又不能领导，把领导与责任分离开来，那才叫对国家真正的不负责！

　　遗憾的是，当时全中国的研究所都是在一条并不完善的领导体制轨道上运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实行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制，及至1978年5月15日，“革命委员会”才被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取而代之；后来到了1985年1月15日，所长负责制又才取代了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尽管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较之“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委员会”领导制，要进步得多，但蒋新松依然感到还不科学，难以适应，干起工作来总是别别扭扭，不很痛快。

　　好在蒋新松从来就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动脑子的人，在他身上，你见不到那种所谓的“书呆子”气，只要他认为应该干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无论有多大的风险，他总是一定要想法把它干成。他和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20年的“右派”经历，而这20年的“右派”经历，恰恰成了他人生的一大笔财富。由于20年来他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直匍匐在工业的第一线，一直与各种最实际的、最棘手的问题和矛盾打交道，所以他最了解中国的国情，最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也最明白在中国做事的“秘密武器”和“弯弯绕”。他不光知道科技工作者们最需要什么和最希望什么，同时也知道他们最反感什么和最讨厌什么；他不光知道现在的研究所应该干什么，同时还懂得应该怎样去干和如何才能把它干成。而且，长期在第一线的摸爬滚打，使他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干什么事情，必须讲究两个字——实效！若光靠喊空洞的政治口号，是永远也喊不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因此，上任后，他不管这些那些，也不管这个“制”那个“制”，而是在坚决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在认真听取党委意见的基础上，大刀阔斧、义无反顾地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思路去做，去干。

　　首先，他把学科方向、科研主题、学术体制以及转变人的思想观念等问题作为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来抓。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跟上世界先进的行列，从而让中国的老百姓世世代代都能过上好日子，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强大作用，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上任仅40天，他便组织成立了由22名学术委员组成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并经委员们选举，由他自己担任了学术委员会主任，从而结束了建所以来一直没有学术委员会的历史。然后，他又组织人马，探讨所里的研究方向，亲自主持制定了研究所1981年—1990年的10年发展规划，提出了“一面大旗，三面小旗”的发展战略思路。所谓“一面大旗”，就是机器人；“三面小旗”，就是军工靶场设备、管理信息系统以及自动测量与控制。同时，还制定了试验室建设规划、人才培养规划以及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等。为了探索一条新形势下的科研发展道路，他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技术科学领域中应该克服过去那种科学家自由选题、分散研究的现状，从而有组织地围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行“主题式”研究的新见解。在所长任期目标报告中，他还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以产品、型号、系统为核心，开展有关前沿、基础方法及部件的研制，不断推出新产品、新系统，逐步走向经济独立；要彻底改革旧的“手工作坊式”的研究体制，代之以“现代工业化”式的开发体制；要加强全所总体队伍的建设，彻底打破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旧的课题组，在原有研究那的基础上建立起配套的、内容不重复的专业组，进而组织起全国的协作网，开创出一条适应于“全国办科学院”的开放式的研究所新体制。

　　有了新的科研方向，有了新的发展战咯目标，接下来蒋新松便着手抓人才队伍的建设。蒋新松最为看重的，是人才。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走到了今天，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从而“让科学成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无论干什么事情和要干成什么事情，人才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关键的。当然，这“人”，还得看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任何一项工作本身是不存在水平问题的，可干工作的人却有水平高低之分；同样一项工作，有水平的人能把它做得相当漂亮，没水平的人也能把它搞得一塌糊涂！为此他郑重提出，必须重视人才，重用人才，爱护人才。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尽快提高科研人员的总体素质，他首先要求全所人员必须更换脑筋，转变观念，用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最佳的竞技状态投人工作。然后，他抓全所人员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和外语水平的提高。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为全所近400名科研人员办了8期计算机和英语学习班，参加人员达300多人次，并将77人次送往国外进修学习。与此同时，他除了自己带头学习英语、亲自讲授自动化课外，还邀请美国、西德、罗马尼亚等一些外国专家来华，与研究所人员一起在学术上进行探讨与交流。为了培养新秀，储蓄人才，使事业后继有人，从1981年起，研究所每年都招收十几个研究生，他自己每年还要亲自带上两名研究生，并坚持为研究生讲课，一起讨论问题。

　　在用人问题上，蒋新松也坚持他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真才实学，看你对国家是否有用；只要你有能力有本事，只要工作需要，不管是谁，哪怕是他的反对者，他也大胆提拔，放手使用！他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他说，连封建社会的一些皇帝都能做到任人唯贤，今天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所以在他提拔的干部中，不但找不出一个他的亲戚，见不到一个他的“亲信”，甚至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整过他的人，他也该提就提，照用不误。他不讲学历，不搞论资排辈，而注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尤其对年轻人的提拔使用，他更是胆大过人，常有惊人之举。例如，研究所有一位叫陈大海的青年工人，虽无大学文凭，却勤奋好学，极有才干，他便破格将他提拔为副研究员，并委以开发部主任的重任。（此人后来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王安电脑应用成果一等奖）。据统计，在他提拔的室一级干部中，有一半都是年轻人。他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用人标准，既然我当所长，就得按我的用人标准办事，你要当所长，也可以按你的用人标准办事。甚至，他还公然宣称：“我就主张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否则，许多事情没法干。”

　　为了确保研究所既出人才又出成果，他重新组建了两支队伍，一支搞科研，一支搞工程。即一支在实验室苦斗，另一支则到市场搏杀，两支队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侧重，又有交叉，彼此促进，互为双翼，且年轻人居多。两支队伍的重建，不仅改变了研究所原有的结构，而且使基础研究与工程项目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科学技术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

　　为了确保工作的有序与有效，他还放手搞整顿，抓管理，重新确立管理体制。他认为，科研单位，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否则，“科学”二字就无从谈起，科学技术也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每天上班前，他站在研究所的门口，卡着手表，看是否有人没有按时上班，若是一旦发现有人遇到，不管是谁，他当场便会提出批评。在上班时间里，他若是发现有人在办公室吹牛、聊天、看报纸或者打毛衣，他同样也会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有时还会勃然大怒。一次，正是下班时间，他刚从办公室出来，见有人没走正道，而是从草坪上横穿而过。“站住！”他大吼一声，走过去一看，是位资深的老同志。面对这位老同志，他的确有些犹豫，但一想到这一草一木来之不易，一想到他自己立下的规矩，他还是当众对这位老同志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事后，有人劝导他说，别人是位老同志，从草坪上走了一下，你何必发那么大的火，还得罪人？他说，正因为是老同志，更应该严格要求。研究所是大家的，一草一木都是大家用心血建筑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地从爱护一草一木做起，那这个研究所早晚都会毁在我们的手上。还有一位厂长，自己多占了一间房子，按研究所的规定，他应该退出这间房来，可几次通告后，这位厂长就是我行我素，岿然不动。蒋新松知道后，找来这位厂长，问他为什么不退房？那位厂长理直气壮，说，因为我是厂长，所以就该占这间房。蒋新松急了，说，那我就先撤了你这个厂长，看你还有什么理由不退房！第二天，蒋新松果真宣布撤了这个厂长的职，这个厂长只好乖乖地退了房。

　　是的，房子是知识分子的生存之本，同时也是生命之本。建所几十年来，所里无钱盖房，几乎所有的科技工作者都被挤压在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极其有限的空间里，长年为房子问题而犯愁，雨苦恼，而严重影响了生活的质量甚至对事业的追求与明天的向往。蒋新松全家四日人，多年来也同样拥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对房子的感受自然尤为深刻。所以他上任后抓的其中一件大事，就是房子的建设。为了尽快改善大家的生存条件，他想方设法，多次找到有关部门领导，反复陈述理由，同时还绞尽脑汁，筹措资金，为新建房子问题而四处奔走呼号，八方“烧香磕头”。

　　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所里的住宅问题逐步得到改善。他当所长一年之后，便为中高级科教人员建造成了一栋4200平方米的宿舍楼，让25户高级科技人员住进了三套间，43户中级科技人员住进了两套间。几年之后，全所的工作环境、实验设备和新建住宅，便超过了建所20多年的总和。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形成一支颇具实力的科技攻坚队伍，他还专门制定了一项特殊政策：凡被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选中的硕士生，一毕业便可享受一套两居室的新居。由于有了这一优惠政策，研究所每年都有一批优秀人才欣然而至。

　　蒋新松的这些举措，在当时应该说是颇具。战略眼光的。从这些举措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他身上既有科学家的认真与执著，又有现代企业家的干练与灵活，那种传统的“书呆子气”，在他身上几乎已荡然无存。而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新一代科学家一些独有的创新思维和勇于开拓的现代作派。

　　然而，当了所长后的蒋新松也并非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在他的感觉中，总有那么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压力和阻力，时时如同空气一般笼罩在他的四周，像一张软绵绵的网把他网住了似的，使他做起事情来依然困难重重，如履薄冰。

　　原因何在？

　　说来也很简单。从1958年到1989年的21年间，蒋新松在人们的眼中一直是个“打入另册”的“小右派”，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生老病死、荣辱沉浮，从来就无足轻重，与人们也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可现在不同了，天翻地覆慨而慷，而今迈步从头越，生活的逻辑突然间来了个大转弯：他摇身一变，从“坏人”成了领导，从“小右派”成了大所长！这一变，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且还改变和将继续改变研究所以及研究所全体人员的命运。即是说，一个本来是由别人来主宰他的命运的人，现在却变成了由他来掌握别人的命运！在如此“荒诞”的现实面前，一些人要想在短时期内改变对他20多年来习惯的看法，当然就很困难；而由此生出的麻烦，自然也就不会太少。

　　蒋新松最初从“右派”晋升为副研究员时，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让他当研究室主任时，也还说得过去；他提为研究所副所长时，尽管有人表示反对，有人很不情愿，但还是默默认可了；当他被正式任命为研究所所长时，某些人就觉得是违反常规、大逆不道了。但由于他的业务水平在全所已被公认是第一，所以反对者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可当蒋新松要想跨进中国共产党的大门时，事情便开始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了。

　　实事求是地说，蒋新松对共产党是很有感情的。他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大学生，无论从他的家庭背景还是从他个人成长的历史看，他对共产党都不可能没有感情，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感情是绝对真实的。当然，他对共产党在某些历史阶段的某些方针政策。以及党内某些人的错误做法，是有自己不同看法的；尤其是对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腐败问题，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深痛恶绝不可饶恕！尽管如此，当他一旦平反后，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还是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当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个想法诞生后，他觉得很美好，很有意思，却搞不清或者说忘了这个想法到底源于何时——也许是在童年，也许是在青年，也许是在刚刚到来的中年，反正在他的记忆里是很有些时日了。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想入党的动机和目的，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捞取政治资本，更不是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而实实在在是为了国家事业的需要！

　　在蒋新松看来，共产党中的确不乏杰出之士，甚至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全都集中在了共产党内。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共产党内毕竟大约有90%的人出身于农民，且有一部分人还是文盲，若从一个政党的成份结构来说，是不太科学的（这当然有其自身的和社会的历史原因）。一个先进的优秀的政党，应该最多地拥有一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人才，也最需要一批优秀的知识人才，只有更多的优秀的知识人才进入党内后，才能更好地“参政”、“议政”，有助于克服不良倾向，纠正偏差错误，才能使这个政党变得更加英明、更加伟大、更加可靠、更加自信，从而在总体素质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因此他认为，一方面共产党应该大量吸收优秀的知识人才进入党内，另一方面优秀的知识人才也应主动申请加入共产党。尤其是当中国的历史迈进现代化建设的门槛后，更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除了拥有知识外，还应该拥有权力，拥有党票！如果中国所有优秀的知识人才都云集在了共产党内，那对中国的建设，对中国的改革，甚至对中国的未来，都将起到巨大的难以估量的作用！而这个政党，又该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气派，何等的荣耀！

　　基于这一认识，蒋新松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想，入党这事总不会比搞科研复杂吧？申请书往上一交，党组织一批，然后按照党章严格要求自己，不就完事了吗？可作为科学家的他哪里知道，想入党是一回事，让不让入党和能不能入党则是另一回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以及传统旧观念的束缚，个别“党性”极强、“原则”极强的人得知蒋新松要入党的消息后，很是惊讶，很不理解，甚至恼羞成怒：一个刚刚平了反的右派分子怎么可能跨进共产党这个神圣的大门呢？如果“这类人”都成共产党了，那共产党还像共产党吗？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吗？他们认为，像蒋新松这种在技术上“有两下子”的人，若是让他埋头搞业务，老老实实地千活，是可以的，但若想“混”进共产党的大门，则是万万不行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必须严格把关，不得让“这类人”有机可乘！

　　尽管如此，由于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有关领导的作用，蒋新松还是在1980年7月13日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但作为科学家的蒋新松同样有所不知，预备党员并不等于就是党员，还须经过一年的考验之后，才有可能转为一个正式党员；倘若到时不能转正，“预备”了也等于没“预备”，人了党也等于白入党。

　　问题恰恰出在“转正”上。

　　本来，蒋新松在1981年7月13日就该转正，可他的转正期已经过去了5个月，他这个预备党员还是预备党员，有关方面就是迟迟不给转正。

　　为什么呢？有人认为蒋新松还不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其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是说他有点“傲气”和“霸权主义”；二是说他对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有看法，党组织观念不强；三是说他前妻刚死不久，很快又结了婚，是小资产阶级作风；四是说他出差回来时，新婚不久的妻子竟跑到机场去接他，影响不好；等等。

　　事情弄到这一步，是蒋新松始料不及的，让他感到多少有些尴尬。有人乘机劝他，干脆就别人党了，何必自我苦吃呢？他却表示说，对我要求严一点，是好心，也是好事，我会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的。但是，我问心无愧，工作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我这人就这德行，既然第一次从地上爬起来了，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即使第二次被打倒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再说，我入党，是为了要给国家多做贡献，又不是为了捞取当官的资本！所以为了国家，不管受多大委屈，有多少误解，我一定要争取入党！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理解我的。

　　这事后来被丁岩知道了。丁岩对蒋新松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当初蒋新松之所以要入党和能入党，与她都很有关系。当得知蒋新松入党转正受阻后，她多次打电话询问此事，并亲自跑到研究所，召集会议，认真听取每个党委委员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她又对个别党委委员进行启发开导，并希望大家端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克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一定要把知识分子当成是“自己人”！特别是对蒋新松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看到他的主流、成绩和贡献，要多给他鼓励、支持和帮助，而不能因某些生活细节问题就将他拒之党的大门之外。

　　1981年12月，蒋新松结束了党员预备期，从一个过去的右派分子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这才体会到，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还真不容易！同时，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令他开始了新的思考：过去，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既没有权力，也不是党员；现在，不少知识分子既有了权力，又成了党员。那么，知识+权力+党票，应该等于什么呢？

　　他认为，这是新时期里所有入党掌权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认真反思的一个大问题。知识分子入党掌权后，同样面临一个如何自律的问题，一个能否经受考验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利国利民；处理不好，很可能后患无穷，甚至祸国殃民！至于他个人入党受阻一事，他很快便忘在了脑后，而整天在心里琢磨的，依然还是机器人！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