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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段离经叛道，为了另一个梦想

　　1987年2月8日，是蒋新松一生中最高兴、最自豪的一天。

　　这天，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大厅济济一堂，热闹非凡。由宋健主持的中国“863计划”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此隆重举行。就在这个会上，国家科委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任命蒋新松为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

　　“863计划”是中国的一项高科技发展计划。此计划的诞生，事出有因：1983年3月，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横空出世后，苏联制定了“加速发展”战略计划，西欧制定了“尤里卡计划”，日本制定了“十年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一时间里，高科技的浪潮滔滔滚滚，席卷全球。面对世界如此发展局势，1986年3月3日，中国的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老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急切呼唤尽快发展中国的高科技。邓小平接信后，第三天便作了专门指示。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一份包括生物、信息、自动化、航天、激光、材料、能源七大领域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应运而生。由于此计划提出的时间是1986年3月，故被称之为“863计划”。

　　出任中国“863计划”的专家们。皆为国内科学家中百里挑一的佼佼者；统领各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更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蒋新松年仅55岁便当上了“首席科学家”，终于圆了他从小就想当大科学家的美梦，这当然是一件令他感到十分荣幸而又特别高兴的事情！可高兴之余，依然让他深感忧虑的是，那早被无数中国的科学家们苦苦追寻过的、也是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埋藏在心里的另一个梦想——工业强国的梦想，至今却依然还是一个梦想！

　　不过，令蒋新松感到欣慰的是，自动化技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之后，在80年代的中国，终于受到了如此高度的重视，因而使工业强国的梦想不再仅是纸上谈兵，也不再显得虚无缥缈。

　　长期从事自动化技术研究的蒋新松，对自动化技术有着特殊的感情。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世界自动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他对自动化技术更是倍加关注，并千方百计地想通过大力发展自动化技术来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从而尽早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1984年，他去美国考察时，偶尔看见一本关于程序自动化的书，于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被他迅速抓到了手上——他从此开始了对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研究，并很快得出了“新产品的竞争正在成为经济竞争的焦点”的结论。1986年4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召集各路专家云集北京研讨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问题时，他是自动化领域的小组长。在那个会上，他根据对国际国内自动化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提出了应在中国重点开展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智能机器人研究的建议。因为他知道，自动化技术对人类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1788年前英国工程师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速度调节系统以来，自动化技术便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越来越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1947年现代。自动化技术的核心——控制论诞生后，自动化技术更是成为科学技术领域中“年富力强”的“领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动化技术曾大显神威，在解决诸如火炮控制、鱼雷导航。飞机导航等一系列军事技术问题中，战绩卓著，功盖于世，在世界大战的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具有现代高科技战争特色的活剧；在工业生产上，自动化技术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电力、钢铁和交通运输等行业中也得到了推广和运用。到了19世纪，随着车床、铣床、磨床、钻床以及金属刨、蒸汽锤等机械加工设备的发明与完善，使工业生产跨入了机械化大生产阶段。机械化大生产彻底改变了过去人类主要依靠体力与自然作斗争求生存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变成了产业工人，让人类用自己创造的机器和技术把自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从此，人类和机器，技术与实践，相互促进，交替发展，不断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在这场对人类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技术革命中，自动化技术发展最神速，应用最广泛，因而也最引人注目。若从快速、高效的角度来看，自动化可以说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若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看，自动化实质上就是人类智慧的物化。所以今天的我们当一提起自动化三个字时，自然会想起自动取款机、自动验钞机、自动包饺机，以及无人潜水器、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列车和太空机器人等。总之世界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已像大潮般冲撞着中国古老的大门，已像阳光、空气一样渗透于人类的生活，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的到来，也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她的存在，更没有任何理由不与她和谐共处，携手同舞。

　　因此，这时的蒋新松尽管身兼多职，很忙、很累，但干国家大事，是他从小的愿望和追求；现在，既然国家委以他“首席科学家”的重任，既然把干国家大事的机会和权力同时交到他的手上，他也就以破釜沉舟的气概暗自下定决心：为了尽快振兴民族工业，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一定要为自动化技术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当然，他心里也明白，这“首席科学家”可不是好当的，振兴民族工业，决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时髦语；工业强国的梦想，更不是躺在太阳底下闭着眼睛打瞌睡！现在的他，既区别于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更不同于儿时的“孩子王”，国家要他做的和他所要干的，也决非一般层次、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他必须站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思考中国自动，化技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来为中国自动化技术制定出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于是，一上任他便把定方向、定目标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深知，一个决策者的失误，比10个甚至100个贪官犯下的罪过还要严重！只有发展方向、战略目标对头了，才可能把中国的自动化技术搞上去；只有突出重点，扬长避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才不会重蹈覆辙，乱了方寸。否则，到头来照样是劳民伤财，空耗精力，无功而返！为了给自动化领域制定出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他带领一批专家走访了全国34个单位，而后与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起，经过反复认真的研讨，最后，为自动化领域确定了两大研究主题：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智能机器人！然后又决定：在清华大学建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研究工程中心，为中国的工业自动化走向世界开拓一条新的路子。

　　然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对国门封闭了多年的中国来说，如同当年刚从俄国传播过来的马列主义，既是一个尚未被多数人接受的科学真理，也是一个摆在蒋新松们面前的新课题！

　　那么，何谓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呢？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在国外被称作CIMS，中国有些专家把它戏称为“席梦思”。简单说来，它是现代化企业中一种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它在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集成的基础上，通过这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使企业达到高度的自动化，使产品达到周期短、上市早、成本少、质量好、价格低、服务好的目的，从而赢得竞争。一句话，它是一个企业适应全球竞争的技术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走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策略和步骤。它的出现，为制造业带来了一次新的革命；不但是当前中小批量生产的组织模式，还将是21世纪组织工厂的一种哲理。

　　比如，你想制作一个机器零件，只需将零件制作草图输入辅助设计的计算机里，计算机系统随即自动生成加工工艺流程和数控程序，这些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生产车间，车间的计算机接到信息后，指挥运货小车自动从仓库运来用于制作零件的毛胚，然后安装到柔性线上，不同类型的设备就可以根据设计好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工作。这样，只需相当于原来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时间便可将毛胚制作成合乎要求的零件。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这个概念是美国的约瑟夫·哈林顿博士于1974年首次提出的。此概念一经提出，在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很快便流行起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受到西方各个工业国的普遍推崇与重视。美国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列为影响国家经济命运和地位的22项关键技术之一，同时也列为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6项关键技术之一；欧共体在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发展战略计划中专门制定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推广计划，并投资了7.44亿欧洲货币单位，专门用于研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德国为了强调企业的经济效益，专门给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企业资助了1.5亿美元；日本则采取政府、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联合的方式，形成多方结合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开发力量体系；而瑞士、韩国、新加坡、巴西等国，也制定了专门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计划。为了切实支持本国企业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各国政府还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通过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企业的形式，逐渐形成本国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产业。由此一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已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竞相发展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同时也逐渐成为现代企业自动化的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和发展方向。换言之，它是全球市场形成之后，各国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必然产物。

　　据美国科学院对美国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5个公司的调查，采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后，可使产品质量提高200%—500%，生产率提高40%—70%，设备利用率提高200%—500%，生产周期缩短30%—60%，工程设计费减少15%—30%，人力费用减少5%—20%。为此，1987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强调指出，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让美国在下个世纪全球经济中继续保持霸主的领先地位，必须大力重振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之后，美国以100多家公司组成一个联合研究组，在13个大公司和美国国防部制造技术干事办公室以及海军助理办公室的联合资助下，耗资50亿美元，历时6个月，完成了一份事关21世纪国家经济与国民生计的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迎接21世纪挑战的制造业——“灵活”制造业。

　　然而，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蒋新松和清华大学教授、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主题专家组组长吴澄等人提出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时，国际还是一片空白，不仅一般的科学家们对其原理知之甚少，就连真正了解这一名称和概念的人也为数不多，于是各种非议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其主要观点认为：中国人口本来就很多，用不着搞自动化；加之中国的制造业无论是在工艺装备、管理水平还是质量意识三个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所以“席梦恩”离我们还很遥远！当然，也有人认为，全世界都在搞自动化，中国为什么不搞？为什么就不能搞？

　　蒋新松和吴澄的观点是，中国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要不要搞自动化，而关键在于怎么搞和到底搞成什么样子的自动化？中国播自动化不是像西方那样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强度，甚至降低人的劳动成本，而主要是为了提高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益，提高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劳动竞争力。如果中国不搞自动化，中国的产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推出新产品的速度以及产品质量、经营渠道、销售服务水平等，就永远无法与国外抗衡。因此，中国不搞自动化不行。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自动化的重点是什么？这些重点又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上？蒋新松和吴澄等专家们从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中认识到，应该放在企业的经营和生产的节约上，放在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上。从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律来看，要让产品在市场具有竞争力；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是生产时间越快越好；二是产品质量越高越好；三是成本越低越好；四是销售服务越优越好。而要想做到这四点，就非自动化不可。因为20世纪人类认识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就是认识到信息、能源和材料是组成当今世界的三大要素。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知识，就是技术。一个新产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技术（知识）的含量。事实已经证明，自动化是提高生产率的强大手段，其应用范围几乎扩展到了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动化已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放眼全球，世界制造业已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为中心的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已经到来。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原动力，就是科学与技术；而推动这场革命的直接动力，就是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批教授通过对日本汽车工业多年的研究后，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一个国家的人民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这里说的“生产得好”，指的就是制造业好。而要制造业好，自动化技术就必须好。

　　的确，今天的世界有70%的物质财富都是被制造出来的，大到飞机、坦克、火车、汽车，小到桌椅、板凳、碗筷、茶壶。当年中国的科学家们搞“两弹一星”，解决了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问题，而今天要想解决中国的经济实力问题，就得靠先进的制造业。纵观世界，不难发现，已经工业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都是走过了制造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的路程后，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我们说美国强大，强大在什么地方？不就是它的汽车、软件等制造业强大吗？说德国强大，不就是它的工业强大吗？说日本、韩国强大，不也就是它的汽车、家电等制造业强大吗？台湾也是如此，它尽管没有什么资源，制造业却很强大，其计算机已占世界第三位，微机的占有量达世界的30%，甚至连机床之类的小玩艺儿也抢占了大陆不小的市场。蒋新松和吴澄曾到意大利参观过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厂日产小汽车6000多辆，年产200万辆。这家厂的每一辆小汽车都是按照客户的定单生产的，每一辆小汽车都各不相同。而且每一辆小汽车当天制造完毕，当天就从厂里拉走。从小汽车订货、制造到出厂，全是一鼓作气的自动化流水线。所以这家厂给他们的最深感受就是：一边看着小汽车像小河一样流出去，一边就看见美元像大江一般流进来。

　　什么是强大？蒋新松和吴澄说，这就是强大！凡是国家强的，老百姓富的，都是制造业发达。一个民族要强大起来，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个实实在在的内容就是要制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来，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强大就是一句空话，现代化就是骗人的鬼话！而要想让制造业发达起来，就得靠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世界，已经由一战、二战发展到了冷战，现在又由冷战发展到了商战。在这个商战的时代，拼的不再是坦克、枪炮和导弹，而是科学、技术、智慧和财力。那么面对这个商战的时代，中国怎么办？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这个大市场，我们为什么不去占呢？中国。人难道就永远只能给外国人打工吗？难道光靠打工就能把一个国家打富吗？这打工的日子要打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观？睁眼看看今天的世界，哪个国家的制造业不发达，哪个国家就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大大增加，也表现在制造业的进步上。但这种进步与世界发达的制造业国家相比，还差距甚远。因此，蒋新松和吴澄认为，中国只有选择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作为突破口，才能缩小这种差距，才能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好产品，才能圆了工业强国的梦想，因而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

　　蒋新松和吴澄之所以提出要在中国搞自动化，正是从这个角度、这个层次来思考的。但并非所有的中国科学家都是这样来思考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的，有一部分科学家更多的是去考虑自己怎样才能得到一笔研究资金，或者一个什么研究课题，然后就可以关起门来，两耳不问窗外事，一门心思搞“科研”；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爬格子，写一篇又一篇的研究论文，带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证书；就可以从助教爬到讲师，从讲师爬到副教授，从副教授爬到正教授，从正教授爬到博士生导师，最后再从博士生导师爬到中国科学院院士，直至院长……

　　这条路子固然也没什么错，但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蒋新松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条传统的老路子，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它未必是最好的路子，更不是唯一可行、不能修正的路子。中国的科学家们——至少是一部分科学家们——尤其是搞应用工程的科学家，还可以、也应该走另一条路子，这就是：投身于当前社会改革的激流中，把科学技术、科研成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竞争紧密结合起来，完成技到生产力的真正转换，从而用科技这“第一生产力”去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强国的梦想！因为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的科研技术，而科研技术如果只停留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只停留在院校的课堂里，只停留在书本上或者几篇论文里，而不能融进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中，不能用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那么是不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蒋新松清醒地看到，二战结束后，由于世界长期处于冷战阶段，各国的许多科技活动——包括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上天，苏联的登月活动等，都是在一种极强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尤其是在中国，科学家们长期以来身上都背着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他们不是完全为着国家的建设、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思考，在设计，而还要为着某种政治的需要去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所以一部分科学家到头来为政治所累，直至为政治而死。此外，中国过去的科学家探讨的是如何用科学来救国的问题，但今天，中国的科学家不但要探讨如何用科学来救国，而且还要探讨怎样靠科学来建国、兴国、治国和强国的问题！尤其是科技如何产业化以及中国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是摆在今天的科学家们面前的一项比当年“两弹一星”更为艰巨的任务！

　　因此，蒋新松不光只提出要在中国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想，而且，还提出了创造关于“两个环境”—一研究环境和工程环境的构想。并同吴澄、李伯虎等专家一起，制定了总的战略发展方向和具体的实施路子，这就是，首先在清华大学创建一所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再在全国创立7个相应的工程试验室，而后让科学家们迈动双腿，走向工厂，走向企业，使专家与工厂结合，让科技同企业联姻，从而达到从应用研究到技术攻关，从技术攻关到工程应用，从工程应用再到科技产业化之目的。

　　蒋新松与中国企业的感情，可谓久矣，可谓深矣！还在童年时期，他与工厂就有了最直接的接触；打成右派后，使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企业；鞍钢10年，他的命运和情感更是与企业紧紧连在了一起；特别是近几年，他通过大量的实际考察与调研后清楚地看到，大中型企业最要害的问题是多年来拿不出自己过硬的产品。由于自己没有像样的产品，缺乏应有的竞争力，致使大量的外国产品趁虚而入，抢占了中国的市场，让本来就难以生存发展的中国大中型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如何让中国的企业擂上自动化的翅膀，使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从而让民族工业尽快兴旺发达起来，是他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他追逐的一个目标。他曾在《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清醒地认识到：

　　今天，不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也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离开世界市场而独立地求得发展。前苏联的崩溃固然原因很多，但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市场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竞争推动着整个社会飞速前进，同时给企业造成严酷的生存环境。如何去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市场的需求，不断以高质量、低成本、快速开发新产品等手段，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已成为企业共同追求的目标。对我国来说也不例外，随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已经变成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当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企业就不得不面临市场竞争。如何才能赢得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也成为我国企业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因此，走向工厂，走向企业，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推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运用与发展，便成为蒋新松们一种自觉的选择。

　　当然，迈出这一步，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纷纷被弄到工厂去劳动改造，使得很多科学家荒废了自己的业务，变成了普通的劳动者，多年来大家对此一直深恶痛绝。现在，当大家都在纠正“左”的思路时，蒋新松却又倡导科学家们走进企业。这样做应该不应该？能不能搞出科研成果？大家议论纷纷，颇有微词。

　　但蒋新松对此却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作为一门生产科学，必须同企业相结合，从事工业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们也应该到生产第一线去。就像要考察大熊猫的习性，就应该到大熊猫的生活基地去一样，否则是不可能考察出大熊猫的习性的。再说，他们到工厂去，是作为一种新生产力的代表出现在企业面前的；他们和工人、管理人员、工程师们相结合，是为了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探索、创造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一个以高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模式，而并非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去“向工人阶级学习”，搞一种虚假的政治化的东西。

　　所以，为了让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能很好地在中国推广运用起来，他和吴澄、李伯虎等专家一起，南下北上，东奔西跑，先后深入到全国30多所大学、研究所和企业进行调研，与企业家和企业的技术人员一起商量，一起“会诊”，一起分析“病情”，一起查找“病根”，该泄就泄，该补就补，该动手术就动手术，该开什么药方就开什么“药方”。也就是说，企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给解决什么问题；企业提出了什么要求，就满足什么要求，完全从企业的角度和需要出发，来确定其技术的设计思想。

　　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走出实验室，着手于应用工厂的选点工作。如何选择应用工厂，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当时，有关的中央文件已有明确规定：就选择一个现成的、经济实力好的、能起示范作用的工厂来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搞一个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点就行。本来，若按建国后历来的工作惯例和思维习惯，上面说怎么办，下面老老实实地照办就行了，用不着再想新招，另搞一套。但在讨论这个方案时，蒋新松却认为只搞一个点不行，大胆提出了要选几个工厂作为试用点的方案。

　　他的这一方案得到上级批准后，经过对有条件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单位的实地计分考核，他们很快确定了第一批应用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4家工厂。接着，他们又组织召开了全国应用工厂会议，在会上明确提出：要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为目标，以信息技术、现代化管理技术改造国有企业为切人点，用高技术来解决我国企业的难点问题；同时还提出了“效益驱动”的原则。之后，他们派出专家组亲赴重点工厂选择“突破口”，每到一个地方，都与总经理、厂长直接对话，并当场一起确定“突破口”的目标。最后，他们选定了北京第一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成都飞机公司3家作为“突破口”……

　　由于方向正确，路子对头，蒋新松和专家组的全体专家们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让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在所选的几个企业里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

　　——北京第一机床厂是一个有5000多名职工的大厂，是全国机床行业的排头兵，每年可生产40—60个品种、3000多台机床，占了国内铣床市场的50%。但由于该厂过去没有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缺乏与国际先进企业抗衡的能力，因而在愈演愈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老是吃亏。比如，在80年代后期，我国铁道部曾招标购买4台特殊的铣床，这对北京第一机床厂来说，当然是一笔再好不过的生意，于是加入了投标的行列。而与此同时，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厂商得知这一信息后，也加入了这一投标的行列。可投标揭晓后，尽管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价格比别人低，但由于产品交货期需要22个月，而日本这家企业因采用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却只需17个月，结果最终让日本的厂商抢走了这笔买卖。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后，北京第一机床厂的生产机制和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变，产品的竞争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主生产计对的编排速度比手工提高了40至60倍。1993年的第三季度，仅仅由于一次快速反应的决策，便增产了389台新机床，为厂里增加了4000万元的销售收入。1994年的第二季度以后，国产的机床市场大滑坡，20多亿美元的外国机床一下涌进了我国市场，致使我国机床行业的亏损企业高达40%0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厂实施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在半年内就改变了10多次生产计划（这在过去简直是天方夜谭），在短短10个月里，便获得了3.5亿元的产值，上缴利税近1亿元。该厂的知名度提高后，澳大利亚、印度、德国、日本1、白俄罗斯等国的厂商纷纷来访，订单源源不断。1995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机床展览会上，德国一厂商参观了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展台后，兴奋地说：“我来中国就是想寻求这种技术，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高水平的企业！”并当场签订了一份价值1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之后不久，哈尔滨电机厂为生产三峡工程所用的水轮发电机叶片，对所需价值几千万元的铣床进行世界范围的公开招标。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七八家大公司纷纷踊跃投标，北京第一机床厂是中国唯一参加招标的厂家。结果，最后中标的竟是北京第一机床厂！过去，中国中标靠的都是价格低，而这次靠的却是先进的加工技术、良好的产品性能以及稳定的产品质量等指标。

　　——沈阳鼓风机厂是我国重大机电装备透平压缩机的生产厂家。该厂在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之前，从用户定货到交货需要18个月，而国外企业只需10—12个月；国外厂商两周便可提供精确的报份，而该厂需要6周才可提供一个粗略的报价。这使得它参加国际投标的资格都没有。可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后，该厂的产品从定货到交货的周期也缩短到了10—12个月，报价时间也在两周之内。以1993年同1992年相比，总产值增长了56.6%，突破2亿大关；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57.1%；出口创汇增长3.8倍，达525万美元；利税总额达1880万元，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在世界同行排名中，1995年从原来的十几名一下提升到了第六名。

　　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后，同样一改过去的老样子，使公司一下便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工作效率比原来提高了115倍，MD机头装配周期从原来的12个月，也一下缩短为6个月。在美国波音和麦道公司来华考察转包生产时，成都飞机公司以其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而领先国内同行，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转包生产的订单。而且，由于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的成功，还带动了我国航空工业其他骨干企业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并开始从一个企业发展到了整个行业。我国东（上海飞机公司）、南（成都飞机公司）、西（西安飞机公司），北（沈阳飞机公司）几家大的飞机公司，由于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便可以进行亲密的合作。如生产一架飞机时，成都造机头，沈阳造尾巴，西安造翅膀，上海搞总的组装，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经过多年艰辛的努力，蒋新松和吴澄、李伯虎等科学家们不仅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该中心建成后，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赏，除了国内有两万多人次参观了这个中心外，还接待了包括撒切尔夫人、科威特王储等贵宾在内的2000多人次以及港澳台胞700余人），而且让上百家企业应用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一无所有到初具规模，且呈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星火燎原之势。这些技术中，有20多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为众多的企业所应用，从而覆盖了机械、电子、航空、航天、轻工、纺织、石油、化工、冶金、通信、煤炭、兵器等行业，为摆脱我国企业当前的困境、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开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而且，作为共和国新的一代科学家，他们选择了一条与前人不同的强国之路，这就是，先进的高新技术与中国的工业企业相结合的道路！

　　1993年，蒋新松和吴澄等专家们亲手创建的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评为“全国电子信息类十大科技成果第一名”。

　　1994年，经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派专人组成的评审小组来中国进行实地考评后，蒋新松们创建的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荣获美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大学领先奖”。199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又被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评为美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工业领先奖”。这是自设立这个奖以来，第一个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工厂获得如此殊荣，而能同时获得“大学领先奖”和“工业领先奖”的国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

　　以上两项奖的获得，表明中国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应用水平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此，世界权威杂志美国《制造工程》这样评价道：“从建在清华大学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可以看出，中国将作为新的工业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美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上一届主席在颁奖大会上对吴澄教授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正在唤醒美国人！”美国科学院院士、华人数学家林家翘参观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后说：“这样做对国家将来的发展影响很大。我看比拿一个诺贝尔奖还重要！”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则强调指出：“希望科技界、工业界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工业，改造我们全民族的落后生产方式，大规模地、全面地开发应用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为代表的综合自动化制造技术，这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和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技术措施。”

　　蒋新松自然也深受鼓舞，他说：“到了下个世纪，中国不仅要占领世界汽车市场，而且还要占领世界飞机市场。要知道，如果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外国的天上飞行，就等于我们有一个大企业在空中运行呀！”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