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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段着眼未来，创建机器人示范工程

　　“海人一号”的成功，为蒋新松带来了荣誉，同时也带来了希望与自信。

　　蒋新松在研制“海人一号”的同时，还与宋克威、徐风安、马纪虎等几位专家一道，成功地研制了“金鱼一号”、“金鱼二号”等一批轻型、中型水下机器人。而继“海人一号”之后，为了把中国的水下机器人技术向前推进一步，他又带领着一帮人马，并亲自担任总设计师，成功研制出了1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

　　然而，蒋新松是个胸怀大志、目光高远的人，在对事业的追求上，他从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尽管他知道，“海洋一号”的成功对中国的过去而言，是一次超越，是一次突破，但从不封闭自我、始终放眼全球的他心里更清楚，中国的机器人目前这点水平若与外国相比，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到了1984年，机器人的年产量便高达7500余台，总产量高居世界首位，堪称世界头号机器人大国。如果将单顶用途的低级机器人也包括在内，日本在80年代末便将拥有50余万台机器人！而且，日本从1983年起，便开始投资1.5亿美元发展智能机器人！日本这一带有某种革命性的举措，引起了世界科技界和产业界的热情关注，自然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当日本一辆辆新型的小汽车像潮水般不断涌进美国的大街小巷，并像潮水一样冲击着美国的汽车市场时，美国社会各界更是大为震惊，一片哗然！有关部门立即组织科技界和经济学界有关专家，进行紧急调研和会商。结果发现，日本汽车工业的骤然崛起，与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大有关系。据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日本目前所拥有的机器人，已超过了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20个国家所拥有的机器人的总数；仅在汽车生产线上，日本就投放了4000余台机器人！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很快做出反应：将机器人的投资额一下增加了20倍！另一个科技大国苏联，自然也当仁不让，经过短时期的调整变革，计划在80年代末将生产出12万台机器人。而西欧诸国同样不甘示弱，也纷纷行动起来，把发展机器人立为基本国策之一。据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全世界机器人的占有量估计可达200—450万台！

　　面对世界如此发展形势，蒋新松岂有松懈之理！更何况，他是一个从不肯放过任何机会（包括使用权力的机会）的人——一有机会出现，他总能及时抓住；一旦权力在手，他也会抓紧使用，绝不“过期作废”！而日本一家大公司的一个技术部长说过的一句话，更是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心——这个日本技术部长在一次中日。交流会上曾傲慢地说：“15年内，我们不准备与中国进行任何有关机器人方面的合作。原因很简单，即使我们把机器人卖给中国，他们也不会使用！”

　　这是对中国的轻蔑，更是对一个民族的挑衅和侮辱！

　　作为一个中国的机器人专家，蒋新松当然不能接受，并为此感到愤慨！而关于这一点，他在同日方的几次交往中，早就有了更直接的、深刻的体会：中国人只有先站稳脚跟，挺起腰杆，坚持走自己的路，使本民族的工业自动化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后，才能最终摆脱别人的制约，走向世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海洋一号”成功之后，为使中国的机器人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天地里继续发展下去，他决定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把下一个宏大的目标尽快变为现实，这就是：创建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

　　蒋新松的这一宏伟计划，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和严格的科学论证。

　　80年代初，随着高科技的浪潮席卷全球，国务院邀请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和学者汇聚北京，就“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的挑战及对策研究”一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蒋新松作为自动化专家的代表，有幸出席了这次意义深远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对世界的高科技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苏联以及西欧几个主要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科技发展现状做了仔细的研究，并对我国自动化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通过分析研究，比较鉴别，使他的眼界大开，心胸豁然，头脑也更加清醒。同时，他还与科学院的邓裕民先生就中国的自动化问题做过多次的交谈，二人在如何发展中国机器人的问题上，许多观点极为一致，尤其是在如何创建国家机器人示范基地这个问题上，二人的思考更是“英雄所见略同”。也就在这次会上，他根据世界自动化的发展趋势和着眼于21世纪的考虑，向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份有关我国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科学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在中国建立一个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的开放型的机器人研究开发基地。

　　蒋新松的这一建议首先得到中国科学院邓裕民先生的鼎力支持。邓裕民先生将“机器人研究开发基地”定名为“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而后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向国家计委作了正式报告。国家计委肯定了这一建议，但要求呈报一份关于机器人示范工程建设的计划报告。

　　1982年10月，蒋新松在北京得到这一喜讯后，匆匆赶回沈阳，找到机器人专家周国斌，让他赶紧起草一份关于机器人示范工程建设计划的报告。周国斌经过一个月的昼夜苦战，终于写出了报告的初稿，并对兴建项目的经费做了估算，其投资总额应为3700万元左右。蒋新松看了后，对周国斌说，投资数额太大，得把3700万改成1700万！周国斌一听，莫名其妙，说，“这投资数额是我经过严格核算的，该多少就是多少，哪有随便改动之理？”蒋新松听后，笑了，“你真是个书呆子！现在我们打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先把项目先计划进去，如果上面一看投资数额如此之大，就有被吓回去的可能。”周国斌说，“那也得实事求是呀！”蒋新松说，“这不是不实事求是，而是原则下的灵活性。在中国办事，就得根据中国的国情，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我们先把投资数额写小一点，等项目列入计划后，再做进一步的论证，反正都是为了办成国家的事情。再说，关于到底投资多少的问题，到写工程论证报告时，还要做专题论证，不以我们这个预算为准。”周国斌一听，觉得蒋新松做事比他灵活，活得也比他精明，便将3700。万改成了1700万！

　　1983年，机器人示范工程作为“七五”重大工程项目，正式列入国家计划。

　　工程项目列入计划了，但该工程到底建在哪个地方为好，又由哪个单位来负责创建更为合适呢？

　　一时间里，科学院上上下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时，比较适合建立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合肥，另一个是沈阳。是建在合肥，还是建在沈阳？有两种不同意见。“合肥派”有“合肥派”的理由，“沈阳派”有“沈阳派”的道理；南方人喜欢到合肥，北方人愿意去沈阳。但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到底应该建在哪里方为上策呢？

　　蒋新松是当然的“沈阳派”。这并非因为他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也不是因为他的家在沈陌（他考虑问题向来不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他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通过对两地客观情况进行科学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其理由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是全国较旱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单位，从80年代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研究便被确定为所里的主攻方向，并且这里凝聚了一批国内较优秀的机器人专家。此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全国也是鹤立鸡群，屈指可数，堪称佼佼者和“带头羊”。因此，若把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建在沈阳，自有很好的社会氛围和可靠的技术基础。

　　蒋新松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在对事业的追求上，他不光只产生愿望，而是一旦有了愿望之后；还懂得如何才能把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为了把机器人示范工程争取到手，他主动请缨，主动“进攻”，主动积极参与竞争。他多次前往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以及相关的部门，主动要求承担这项工程，并摆出许多理由和列举众多事例，证明自己能够承担这项工程。与此同时，他还勇于自我宣传，自我广告，大胆推销自己。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大讲特讲，主动介绍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情况，介绍他自己的一些设想、方案和计划。特别是面对一些非专业的钡导，他除了大讲特讲工程的价值、作用、意义之外，还不厌其烦地向人家讲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直到人家听懂为止。

　　蒋新松从小就读过苏秦说和六国的故事，所以他深知“游说”的重要，尤其是到了今天这个信息交流的时代，他认为更需要不断地推销自己，大胆地宣传自己。另一个原因，是他被压了20年，20年来他有太多的话要讲，却不能讲，不敢讲，没有资格讲，没有权利讲。现在，他既然有资格有权利也有话要讲了，为什么不讲？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讲，讲工作，讲学习，讲知识；讲信息，讲经验，讲教训，特别是为了从上面争取到某个项目，他更是不辞千辛万苦，今天向这个部门谈，明天找那个领导讲，直到把项目拿到手为止。于是，他后来便有了“老蒋老蒋，老讲老讲”的美传。

　　当然，有人对他的这一做法也表示异议，认为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服从组织，听从分配，一生交给党安排，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老实实干好交给自己的工作就行了，用不着去主动争取什么，更不必去推销自己。他却难以苟同，不以为然。他刚当所长时，有一次所里有一个人到办公室找他谈心，最后向他表态说，“组织安排我千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把一生交给党安排！”那位干部以为他会对如此“革命”的表态感到满意，谁知他听后勃然大怒，桌子一拍，痛斥道，“你说这话不感到难受、不感到脸红、不感到羞耻吗？你为什么不主动积极争取工作，非要等着组织安排了你才工作呢？假如你的一生组织不作安排，你是不是就要等上一辈子呢？你回去好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几天后，那人找到他，第一句话便说，“我活了几十年，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总是等着别人来安排，还得自个儿安排安排自个儿。”他对那人说，听从安排是一种素质，主动争取又是一种素质；一个对国家对人民真正负责的知识分子，有安排要工作，没安排也要工作，甚至不让工作偷偷变着法子还得工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和境界。

　　因此，在对待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这个问题上，他主张要变被动为主动，变“服从分配”为积极参与竞争，彻底改变知识分子以往那种传统的工作姿态。他说，只有这样，才可能把重大项目争取到手，如果你连主动参与竞争的胆量都没有，怎么可能把工作干好？又怎么可能傲到对国家对人民真正意义上的负责？同时，他还主张要敢于宣传自己，善于推销自己，尤其是对一些非专业的领导，更要抓住一切机会多宣传，多推销（这是他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条经验）。他说，在一些技术问题上，科学家们是内行，有的领导可能是“外行”，你不讲，人家怎么知道你那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你只有给他讲了，反反复复地讲了，他才会有印象，才知道你那个东西有意义，很重要。他一旦了解了，明白了，就有可能支持你。否则，你想干的事情一辈子也甭想干成！

　　功夫不负苦心人。蒋新松经过积极竞争，努力争取，中国科学院最后终于同意将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建在沈阳，并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来承担此项工程的建设任务。这对长期“一贫如洗”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来说，当然是一块来之不易的最大的“肥肉”！

　　但是，机器人示范工程同意建在沈阳，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计划，一页纸上的决定，创建该工程到底是否必要？是否科学？是否可行？是否成功？还必须徽进一步详细的论证，还必须有工程论证报告。因此，中国科学院让蒋新松组织一个工程可行性调研组，并由他负责，写出机器人示范工程论证报告，而后再组织全国的专家进行论证。行，上马；不行，中止。

　　于是，从1983年4月起，蒋新松带着一个调研组，上到国家10多个部委，下到全国20多个省市，开始了大规模的调研、宣传和说服工作。别看机器人示范工程的计划在理论上是定了，但在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尚未开始的情况下，他要拿出创建的理由，举出科学的证据，而后再用这些理由和证据去说动、说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几十个部门和无数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却是一件相当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蒋新松首先从沈阳赶到北京，他每天背着一大捆资料，求见这个领导，拜访那个都门，既要认真听取机械部的意见，又要争取国家计委的认可，还要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他既要和行政官员们打交道，还要同专家们进行恳谈；而那些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不年轻的、懂行的还是不懂行的科长副科长、处长副处长以及大干事小秘书们，他同样还得想法——“过关斩将”。否则，有一个小小的关口或者某个看起来不起跟的环节出了问题，或者对某个小小的办事官员一不留神有所得罪，那事情就有可能陷入尴尬和麻烦之中，甚至整个计划都有可能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其实，那个时候的蒋新松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谁，他的知名度还仅限于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一定的范围，而在全国科技界，还没有他的地位。因此出门办事之艰难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别人往往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不仅敢想、敢做，而且还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在处世方面，有一种一般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基本功”，这就是，不管你是谁，他见面就熟！他只要和你一接触，你不知不觉便会被他身上一种人格的魅力所吸引；他若是再与你做深一步的交谈，你就会心甘情愿地被他所征服。一般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是比较讲究面子什么的，可他不。他说，我打成右派后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了20年，被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哪还有什么面子可言！面子是什么东西？不就是挂在脸上的那张皮吗！我看这张皮没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为国家办成事情！如果事情办不了，面子留着还有何用？古代的苏秦能说和六国，我就不相信我说服不了今天的共产党官员！因此，为了使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的论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可以说他是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全部看家本领！北京10多个部委和全国20多个省市，凡是能进的门他都进了，只要能求的人他都求了。他一旦看准了谁，就死死地盯住谁，跑一次不行，就跑第二次，跑第二次不行，就再跑第三次甚至第四次！他被人蔑视过，被人冷落过，甚至还被人轰走过。但他不急躁，不气馁，不放弃，今天不行，明天再来，这个办法不行，再想别的招。总之，他只讲目的，不讲“面子”，直到把一些大人物和小处长们说得无可奈何，说得心服口服，说得答应条件，说得同意掏钱，说得完全支持创建机器人示范工程，他才乐呵呵地走出你的办公室，然后第二天再闯进另一个部门的另一闻办公室……

　　不过，蒋新松有时候也确实太委屈自己了！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总设计师周国斌说，“在那段时间里，由于科研部门多，工作量大，难度高，蒋新松每天起旱贪黑，走街穿巷，尽管有时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资料，由于兜里没钱，每次也只有去挤公共汽车，从不‘打的’，也没钱‘打的’。他患有甲亢，一次由于太累，竟在北京地铁口蹲了一个多小时，等稍稍好一点后，又站起来背着资料继续赶路。而且，每到一处，他都要写详细的调研报告，所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凌晨一二点。更让人心酸的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有时还要遭到别人的白眼；像蒋新松这样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有时面对一个从学校刚刚毕业不久却端坐在大机关里的小青年，他也得点头躬腰，毕恭毕敬，老老实实，只要对方能给他机会，他就认认真真、细声细气地向人家讲情况，作汇报，说自己打算怎么怎么搞机器人，如何如何建示范工程，从来不觉得自己掉了身价，丢了面子。不过，蒋新松这人也的确贼有本事，你不服不行，只要他认准要办的事，就非办成不可；只要他一开口，死人都能给说活了！这么大的工程，离了蒋新松不行！”

　　1984年4月，蒋新松们：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机器人示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蒋新松们把工程的任务明确定为：发挥科学院有关科技领域的优势，以研究高级机器人的基础技术、开发特殊环境和使用第二代机器人产品为起点，使其成果能够提供给产业部门试用和生产。同时，创立新型的开放型的研究体制，广泛吸收国内外机器人研究人员，大力发展与大学、研究所以及工厂企业之间的广泛合作，以各种课题的形式，把全国相关的研究力量集中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机器人研究开发基地和工程试验基地。

　　1984年4月17日，中国科学院受国家计蚕的委托，组织召开《机器人示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评议会，全国有51个单位、87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经过三天的认真评议，对蒋新松们起草的（机器人示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国家对机器人示范工程进行重点投资是完全必要的，在《报告》中提出的研究方向是对头的，方案是可行的，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制。尤其是对《报告》中提出的要把机器人示范工程建成一个对国内外开放的研究开发基地和实验基地这一带有创造性的提法，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接着，他又和机器人示范工程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周国斌一道，组织编写了工程计划任务书，完成了工程初步设计方案。1984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了机器人示范工程计划任务书。1985年9月，中国科学院批准了工程初步设计方案。至此，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具备了开工条件。

　　因此，当“海人一号”研制成功后，为中国建立起一个亚洲最大的机器人示范中心，便成了蒋新松又一个重点追逐的目标。

　　1986年7月9日，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亲临沈阳主持了开工典礼亭国家科委、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领导也在典礼会上对工程的建设作了重要讲话。

　　蒋新松被正式任命为国家机器人师范工程总经理。此外，还专门设立了机器人示范工程指挥部，蒋新松为工程总指挥，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景川为副总指挥。整个工程实行总经理（蒋新松）领导下的“三师”（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经济师）负责制。

　　毫无疑问，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大工程，这对从事这个工程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说，肯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对蒋新松来说，更是一次带有极大风险的挑战！他既要当科学家，又要当企业家、大老板，还要当工程的组织者和总指挥，本是一介书生，却要“扮演”如此多的角色，且每一个角色都必须获得成功，其复杂、艰巨之程度，可想而知。

　　单说一个钱字，就让蒋新松感到压力重重。

　　在筹建机器人示范工程的过程中，蒋新松最大的忧虑就是钱的问题。因为如此巨大一个工程，没钱是万万不行的，钱少了同样也是办不成的。专家们第一次在北京论证，就论证出了5000万人民币——还不够！后来再论证，又论证出了500多万人民币。国家能否批下来如此大的一笔数额，不仅让蒋新松发愁，连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也很发愁。因此，想方设法从上面搞来钱，成了蒋新松最大的一个任务，同时也成了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后来的结果却让蒋新松感到惊喜。由于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是国家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所以尽管国家计委为拨款问题踌躇再三，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一下批了5000万人民币！此外，还有配套外汇590万美元！

　　5000多万！这对穷惯了穷怕了的蒋新松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啊，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喜事啊！可就在钱批下来的当晚，他却怎么也睡不着觉了。他搞了大半辈子科研，什么时候见过——不！什么时候听说过这么多的钱哟！在80年代中期，别说在沈阳，就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拥有。这么大的财权。但他蒋新松却拥有了！过去一贫如洗的他，一夜间便成了腰缠万贯的总指挥、大经理、“阔老板”，几千万的人民币将由他来统管，将由他来计划，将由他来调配，将由他来安排——这是他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呀！过去，没钱时他发愁，现在，好不容易有钱了，怎么也发愁甚至更发愁呢？几年来，为了这个工程能创建起来，他绞尽脑汁，拼命向上面要钱，而今钱批下来了，他却又因为这一大笔钱而感到于心不忍，惶恐不安，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这压力压得他睡不着觉，压得他喘不过气。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是一笔来之不易的钱，这是一笔从并不富裕的国库中精打细算后抠出来的钱，其中的每一分每一厘，都凝聚着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智慧、汗水乃至鲜血！这钱里有希望、有鼓励、有寄托、有期盼，更有鞭策、有审视、有要求、有监督！再说，中国的科学家过去除了一辈子手上握着一支二两重的钢笔以外，什么时候手中掌握过如此大的财权哟！现在，由于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仅拥有了人事权，而且还掌握了财政权，若是有一分一厘在他手上出了问题，他都将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也愧对自己的良心！

　　因此，为了把这笔钱管好、用好，蒋新松专门建立了严格的财务制度。每一项费用，他都必须算计；每一笔开销，他都必须过问；每一个收据，他都必须审核；每一张发票，他都必须签字。尤其是购买进口设备，由于每一台的价格动辄就是上百万美元，所以每要购买一台设备之前，他都要和同事们反复研究，反复比较，反复挑选，一当购买对象确定后，他再与对方去谈、去磨、去“斤斤计较”。总之，能为国家省一分是一分，能付对方100元，绝不让对方拿走100元零1分！

　　这当然就很累。

　　机器人示范工程的总工程师周国斌的一段话，或许最能说明问题：

　　机器人示范工程开工后，我和老蒋以及其他几位专家，几乎每晚都很难睡个安稳觉。我虽然是总工程师，可我是第一次干那事，许多知识懂个屁呀！有很多的材料都要写，可有的我写不出来，就急呀，就只有找老蒋，只有重新学。我还害怕和外国人谈问题，因为我英语不行。怎么办呢？和外国人谈话你嘴里至少得蹦出几个单词呀！我就下决心学。我三年时闻和三个研究生住在一起，每天晚上都比三个学生睡得晚，还每天早上都比三个学生起得早。有时大年三十晚上写材料，大年初一早上就得爬起来修改、打印、校对。特别是钱的问题，当时批了5000多万呀！我们这些搞技术的穷知识分子，这一辈子哪儿见过那么多的钱，哪儿有过那么多的钱呀！我是农民出身，从来没有管过钱，对一分一厘都不敢马虎，就是花错了一分，也不行，得对画家负责。所以每次要花钱了，就睡不着觉，总担心哪儿没计划好，哪儿算错了账。每次为了要好一台机器，就全国跑，到处考察，看哪儿物美价廉。尤其是进口外国设备时，总是小心翼翼，精打细算，连一分钱也不想让外国人从我们手上赚走。说来可笑，我和老蒋第一次批钱设备时，手都在发抖！我的高血压，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太紧张才落下的。

　　也许正因为蒋新松承受的各方面的压力太大，加之他拼得太狠，就在机器人示范工程开工不久，他不得不第二次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一住进医院，他最大的感觉就是累。这种累，倒不是累在体力上，而是累在心上！早在1985年1月3日，他在给国家科委自动化处处长李武强和机器人专家李耀通的一封信中就曾经这样写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办几件事情太难，10年了，我深深感到这一点，也感到疲乏不堪。但想想中国革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一片咒骂声中，由于采取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最终不也成功了吗？作为我们这一代，只能努力前行，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国家多做工作。

　　是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事情，他已深深感到了做事的艰难与沉重。但即便身处病中的他，依然忘不了机器人示范工程。由于白血球大量减少，他被关进了一间无菌室里，一个偌大的玻璃罩罩住了他的整个身体。为了不影响机器人示范工程的进度，他竟悄悄把有关人员召集到玻璃罩跟前，隔着玻璃罩听他们汇报情况，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布置工作……

　　亲属和同事们都劝他注意休息，可他还是很难做到，每天照样我行我素。有人很不理解，问他：你都已经功成名就了，干吗还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还要这样拼命？躺在病床上的他想了想，很动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当然知道生命的宝贵，我又何尝不愿注意休息，但我的时间和生命曾经被耽误了20年，现在留给我的已经不多了，已经很有限了，而中国又还有那么多的大事亟待我们去认识、去解决、去处理、击甩开膀子大干一番！我除了拼命，还有别的办法吗？所以，活着干，死了算，不得不成为我的基本准则。是的，身体是很重要，这个道理恐怕连傻瓜都知道。但科学工作是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一个人如果不为国家俄贡献，每天只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即使养得虹光满面，又有何用？我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志愿的，并不是为了图什么名呀利的。无论名还走利，对我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想在我有生之年，为我的国家，为我的人民，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国家是谁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不爱，谁爱？我们自己不想，谁想？我们自己不管，谁管？想国家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每天想

　　我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中国已经失去了20世纪。

　　不能再丢掉21世纪了；要想在世人面前重塑中国的形象，就必须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拼搏去赢得21世纪！

　　出院后，蒋新松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他每次从国外或者外地出差回来几乎都要住院，所以他的司机说：“蒋所长就像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先到医院‘修理’一下，然后才能‘骑’上一阵子，接着再‘修’，再‘骑’。”

　　1990年8月，蒋新松倡导并领导创建的机器人示范工程，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努力，终于竣工，并通过了国家权威部门的正式验收。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来此参观后，对工程的建设表示满意，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新建成的机器人示范工程，共分4个研究室和2个工程部，下设11个机器人实验室，1个例行实验室，1个计算中心和机器人样机工厂，可容纳250名左右机器人研究人员。研究室主要从事机器人基础技术研究，工程部主要从事机器人的开发应用和产品设计工作。工程建成后，很快便开始投入运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开始从这里走出沈阳，走向全国，走进工厂、基地、矿山和大海，甚至有两台水下机器人还远销美国！接着，蒋新松又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科学家的智慧和企业家的胆魄，筹措资金2000万元，从日本购买了20台机器人本体，将20台点、弧焊机器人系统推向市场，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创下了年收入4000—5000万元产值的最高历史记录，从而开创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化新的历程。于是，在蒋新松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机器人示范工程不光成为中国机器人的摇篮，而且还成为中国高级机器人基地、工业机器人开发工程转化基地、以及高级机器人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内外机器人学学术交流基地。其规模和内容不但在亚洲当数一流，在世界范围也是屈指可敬；若单就专门从事机器人的研究机构而言，堪与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媲美。许多国外专家来此参观后，纷纷表示惊讶，他们简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先进的机器人示范研究中心。一位美国管理专家看了后，认为这里不仅建筑是一流的，组织管理也是最好的。苏联科技代表团前来参观后，也同样赞叹不已，并希望能派人到这里来学习工作。短短几年中，机器人示范工程共接待了100多名世界各地的机器人专家，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机器人专家，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

　　1992年，经国家计委审批，机器人示范工程被正式批准为国家机器人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然而，蒋新松奋进的标杆并没停留在沈阳，在创建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的同时，他探索的目光便已穿过东北这片茫茫冻土，开始投向了全国，投向了世界。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