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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段妻子、日子与“海人一号”

　　毫无疑问，妻子不幸身患绝症，对蒋新松的打击是沉重的，也是致命的。

　　然而，蒋新松毕竟是蒋新松，毕竟是从人生最冷酷的风雨中走过来的蒋新松，干国家大事，也毕竟是他终生为之追求的伟大目标。因此，他暗自下定决心，家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水下机器人的空白，一定要从他的手上填补起来！

　　为了争取早日定下水下机器人这个课题，同时也为了排遣自己精神的孤独，他开始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几乎到了物我两忘、废寝忘食的地步。但万事开头难，尤其是钱的问题，成了挡在他面前的一只拦路虎。

　　他知道，要想把水下机器人的课题立起来，就必须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有了科学院的支持，经费问题就有迎刃而解的可能。于是，他连夜坐上火车（为了省钱，他坚持坐硬座），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技术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熏先生，向他详细汇报了研究水下机器人的打算。李熏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听了蒋新松的汇报后，很受震动，也很受感动。凭着一个老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李熏先生认为搞水下机器人很有意义，大有前途，因此当即表示支持。他对蒋新松说：“我完全支持你的设想！21世纪是进军海洋的世纪，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我们既要上九天揽月，也要下五洋捉鳖！”李熏先生还对他说，为了慎重起见，可先组织全国的机器人专家，在沈阳召开一次课题评审论证会。

　　之后不久，在李熏先生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在沈阳组织召开对水下机器人这一课题的评审论证会。会议除了国内38名机器人专家外，著名科学家陶亨咸、杨嘉墀、常迥、张钟俊、张作梅等几位学部委员也亲临会场。而会议主持者，则由蒋新松担任。

　　很不凑巧的是，会议期间，蒋新松的妻子做完手术后仍住在医院里。按理说，他应该去医院好好侍候妻子，但事实上他根本做不到。尽管负责水下机器人的专家还有丰锡盛和王家堂，但他是主管，是这个会上的主角，若是他不在场，这台“戏”怎么“唱”？何况，他比谁都明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论证会事关重大，搞好了，水下机器人就能列入国家研究计划；弄不好，很可能就会前功尽弃，一切告吹。所以他只好白天、夜晚，医院、会场，两边交叉着跑。

　　这段时间的蒋新松，可以说过的是最苦、最累、最难、最愁的日子。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自己的思考，写会议材料，写水下机器人的各种论证报告，7点到医院把妻子的事情安排妥当，8点准时参加水下机器人的论证会。会议期间，他常常是刚在会上发完言，马上又跑步到医院照顾妻子。妻子的依赖性原本就强，手术后随着心情变坏，更是一刻也不愿意离开他，所以他每次一到病房，妻子抱着他便哭，就是不撒手。他只好耐心说服，反复动员，直到妻子停止了哭声，松开了双手，他才又急急忙忙地赶回会场，或阐述自己的意见，或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妻子手术后，都说吃牛肉比较好，但他没时间去买，使只有利用开会中途休息10分钟的时间跑步去买。等买上了牛肉，他再捧着牛肉气喘吁吁地跑回会场，然后继续开会，继续论证。

　　晚上下班后，蒋新松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很远的大西菜行去买点小排骨。因为妻子是南方人，最喜欢吃他烧的糖醋排骨，而多年来掰着指头过日子的他很清楚，只有这个菜行的排骨既好又便宜，尽管远一点，累一点，却能省钱。排骨买回家后，他又亲自下厨，为妻子精心做上一份色香味俱佳的红烧糖醋排骨，然后再送到医院，一块一块地喂到妻子的嘴里。可妻子只是“想吃”而已，每次都吃得不多，却每次都想吃，所以他儿子蒋宇晨后来说：“我爸每次为我母亲烧的排骨，多数都是给我吃了，而我爸自己却从来舍不得吃上一块。”

　　到了晚上，蒋新松就更忙了，既要护理病重的妻子，又要照顾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儿子准备考高中，女儿则正准备考大学，都是最忙最关键的时候。而他自己，除了要总结当天的会议情况，写出当天的会议简报，还要考虑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此外，由于妻子出院后每天都要喝中药，所以他常常要到中药店里去为妻子买回一包又一包的中药，然后当他把一天所有该忙的事情忙完之后，等到夜幕降临，这位满脑子时刻装着国家大事的科学家还得强打起精神，守在蜂窝煤炉前，细心地为妻子熬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令蒋新松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这次会议的评审，大家肯定了水下机器人这一课题的必要性、现实性和可能性，一致认为水下机器人是个好课题，并建议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把工作尽快开展起来，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领域。而且，更让蒋新松感到惊喜的是，中国科学院为表示对这一课题的支持，还拨款115万元人民币，用于该课题的研究与试验。

　　然而，当这一喜讯传到沈阳时，妻子的一纸病危通知书。却摆在了他的面前！当蒋新松从试验室匆匆赶到辽宁省肿瘤医院时，妻子已从死亡线暂时退了回来。

　　这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时间已进入了1981年春节前夕。

　　此刻，经过一天慌乱的病房，已渐渐归于平静。蒋新松静静地守候在妻子的床前，默默无语。经过了几个月辛苦与折磨的他，比当初妻子刚住院时显得平静多了。他的身边，是大女儿蒋宇研，小儿子蒋宇晨。病房依然很静，谁都没有说话，彼此只是默默地对视着，好像都在共同等待着什么。而此时此刻的他，心里一片茫然，空空荡荡，仿佛除了内疚，还是内疚。

　　妻子手术后，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便回到了家里。由于妻子是研究所的大夫，平常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工作中又能尽心尽职，热心为大家服务，所以人缘特好，住院期间和出院后有不少人都来看望她，安慰她。可人们越是这样，蒋新松心里便越感到难受。当然，这期间也有让他感到高兴的事，这就是随着研究所住房条件的改善，他和妻子总算分到了一间新房——虽说这间新房只有28平方米，但与过去那间仅有16平方米的小厘相比，简直就是天堂了。跟着他受了一辈子苦的妻子在生前终于享受到了一间28平方米小屋的待遇，这是对他精神最大的安慰。而且，随着所里住房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和他职称的上升，他马上就将为妻子分得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那天，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妻子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然而，作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他无法回避现实，更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他非常清楚，属于妻子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且越来越少，妻子随时都有离开他的可能。所以，近几个月来，为了让妻子能享受到她人生仅有的一点点快乐，尽可能愉快地度过她剩下不多的时光，他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尽管还有水下机器人的事也同样让他跑断了双腿，操碎了心肝，伤透了脑筋，但不管在外面有多么苦，多么累，多么愁，多么烦，他回到家里，只要一见到妻子，便总是装出一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轻轻松松的样子。即使当时心里在流着泪，流着血，他也只能如此，必须如此！

　　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受了多么重的打击，多么大的委屈，也不管脚下的路途多么艰难，多么遥远，他们总是一个肩膀扛着国家的重任，一个肩膀挑着家庭的担子，始终默默地往前走着，走着，直到耗尽他们一腔心血，直至走完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大约9点左右，妻子突然有了精神。她拉过蒋新松的手，说：“新松，我想给你说一件事情。”。

　　蒋新松一听，心里一下便紧张起来。他后来回忆说，他不知道妻子想说什么，很想听她说，但又怕她说，心里矛盾极了。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妻子说。

　　蒋新松点了点头。

　　“我知道，事业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要当科学家，当一个大科学家！”妻子说，“现在，你还不到50周岁，你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国家也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你身边还得有个人照顾你。但我只有一点要求，你若再我一个，一定要找一个对孩子好的！”

　　“别说这些，我知道了。”。蒋新松一下转过身去，眼睛开始潮湿了。

　　妻子又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说：“你爸爸这一辈子根不容易，他的身体不太好，以后，你们要多照顾他！”

　　“妈妈，别说了，我们知道。”两个孩子也流泪了。

　　大约到了10点钟，妻子的精神愈加见好，蒋新松和孩子也就渐渐放心了。

　　“你带着儿子回去休息吧，这段时间你太累了。我也感到累了，想休息一下，你明天再来吧。”妻子知道蒋新松这几天正在忙着搞水下机器人的设计方案，再晚回去也得加班，便催他先回去。

　　这时，研究所科技处的曹慧珍来到了病房，妻子就更是坚持要蒋新松带着儿子回去休息。蒋新松叮嘱了女儿几句，便带着儿子回了家。

　　蒋新松回家后，先把儿子安顿睡了，这才坐到缝纫机——他的“多功能书桌”前，开始修改水下机器人的设计方案。因为中国科学院和几个部委即将在杭州举行此方案的审定会，他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大约凌晨2点左右，他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因为当时蒋新松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有什么事情只能靠人来通知），他刚打开门，来人便气喘吁吁地对他说，快去医院，刘稀珍不行了！他一把拉起睡梦中的儿子，就急匆匆地往医院跑。天黑，他是近视眼，看不清路，有几次差点摔倒，可他仍坚持往前跑。遗憾的是，等他跑到医院后，妻子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年丧妻，乃人生一大不幸，但更让蒋新松感到悲哀的是，他身为一个科学家，搞了大半辈子的科学，家里却连一部普通的电话都没有！他想，如果他家里有一部电话，那他肯定能赶在妻子上路前见上最后一面，说上最后一句话。然而……他还是接受了那个原本不该接受的现实！

　　妻子去世后，蒋新松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他悲痛难忍，欲哭无泪。但谁能相信，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就在妻子去世的第二天晚上，为排解心中的苦闷，居然独自坐在家里的一条小板凳上，一边守着妻子的亡灵，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背着英语！而且，在此后孤独的日子里，他每晚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埋头修改水下机器人的方案设计，或撰写有关机器人的学术论文，或捧着英语书使劲背单词。

　　一个周末的晚上，曹慧珍去看他，一进门，见他独自坐在一个小凳上，正专心致志地背着英语。曹慧珍便说，“你看你，人都瘦戚啥样了，还背什么英语！”他说，“没办法，我心里实在太苦闷了！背背英语单词，转移转移注意力，心里要好受一些。不然，这一个个的夜晚，叫我怎么过呢？再说，水下机器人很快就要上马了，以后和国外打交道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我这点英语底子，不抓紧提高提高，怎么行！”面对一个如此坚强的男人，曹慧珍除了在心里表示钦佩和感叹外，还能说什么呢？她深信，一个男人只要具备了如此持之以恒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韧性，就没有干不成功的事情！

　　果然，3年后蒋新松到美国考察机器人，竞成了考察团里最好的一名“翻译”。

　　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经委、机械工业部、石油化工部等部门在杭州召开关于水下机器人的方案设计审定会。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随着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近几年来我国的海上石油开发、海洋调查、海洋工程，以及海上营救等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研制的无人有缆深潜水器（即水下机器人），是发展我国海洋事业的迫切工具，对四化和国防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有远见地预见到了这种世界发展趋势，并及时地提出了这个研究课题，主动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合作，是一次很有意义而又十分明智的选择。

　　1983年，历经4年风风雨雨、重重阻力的水下机器人终于被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并正式命名为“海人一号”。从此，水下机器人的研制工作名正言顺，并有了可靠的研究经费。

　　然而，这对蒋新松来说，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水下机器人的研制，是一项综合性的高技术，它包括了深潜技术、密封技术、自动控制以及声纳、电视、电话、信息传输、液体控制等复杂技术。不仅国内尚无先例，国外也是在70年代中期随着海上石油开采和电子技术的普及应用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何况，海军方面，对水下机器人的要求很高：必须要深潜到水下200米以上，并能将看得见的东西拿上来！而国家经委也提出了过硬的指标：不能光搞出样机就完事了，而必须搞出真正的产品来；要打破过去科研项目只搞原型样机的惯例，拿出既符合英国船级标准又能在工程项目中应用的无人遥控探潜器！

　　蒋新松心头的压力，可想而知。

　　好在蒋新松不属于那种书果子气十足的科学家，他作任何一项决策，都是既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又着眼于国外的发展趋势，而且总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了让水下机器人能尽快形成产品，尽快投人到进军海洋的行列中去，他和另几位专家以及课题组的同事们一道，在国内广泛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合作活动。首先，他们与上海交通大学签订了合作研制水下机器人本体的协议，而后，又与国内许多部门和单位签订了相关部件的研制协议书。此期间，他经过深思熟虑，又大胆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水下机器人的研制，走一条自力更生与引进外来技术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他非常清楚，国外发展机器人技术时，几乎也都是从引进技术开始的，就连机器人技术最先进的美国和日本，至今仍对机器人的引进技术持重视态度，始终与国外许多公司保持着友好的技术协作关系。那么中国的机器人要想提高发展的起点，使之在短时期内有快速而大幅度的发展，当然更应该首先依靠引进，并通过引进来争取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从而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机器人技术。

　　于是，1984年秋，他作为中国机器人考察团的团长，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对水下机器人和国际间的技术合作问题进行考察。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更多的“情报”，见识更多更大的世界，蒋新松在考察中从不漏掉一个细小的学习机会。他白天争分夺秒参观，晚上便将考察后的心得体会和相关的思考记录下来，每晚都要搞到深夜两三点。由于过度劳累，加上在生活上过于节省，他的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严重不适。但就在如此情况下，他依然对自己也对全团做了如下三条规定：

　　第一，坚持不住高级宾馆。每到一个地方，蒋新松一概谢绝高级宾馆的邀请，而总是最先打听，哪个旅馆价格最便宜？哪个地方办事最方便？只要符合这两点要求的地方，他就同意住，反之，概以拒之。他的观点是，出门在外，不就是找个地方躺上一宿吗？好地方是睡，差地方也是睡，只要能闭眼就行，住那么好的宾馆干什么？既花钱还费事！因此，他们每次住的地方，可以说几乎都是美国最便宜的每晚只花10多美元便可“闭眼”的汽车旅馆；

　　第二，坚持不进高级餐厅。蒋新松去了一次日本后，在对付“吃外国饭”的问题上，多少积累了一点可以省钱的经验。所以这次去美国后，他每次都带着团员们到华人开的小餐馆去就餐——或吃炒菜米饭，或喝鸡蛋素面，再一个办法就是去超市买方便面回来自己做。总之，在吃饭问题上，每天能省一美分，就省一美分，一次也没进过一家像样的高级餐厅；

　　第三，坚持不租高级卧车。由于蒋新松们这次出国是有求于人，再加上这时的他还没有名气，所以在美国的所有用费都得他们自己掏腰包。尤其是租车，对本来钱就不多的蒋新松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他的原则是，能不租车就不租车，实在需要租车时，就租一辆最便宜的车。其坐车观与睡觉观完全一样：好车差车无所谓，只要能赶趟，放得下一个屁股就行！但为了能多学点东西，他又很想多考察一些部门或研究单位，这就出现了不想多花钱又想多学知识的矛盾。怎么办呢？他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以脚代车，走路！每次出门，只要有时间，只要时间来得及，他就坚持走路，带头走路。于是，1984年的秋天，在美国某个新闻记者的摄像机里，很可能就留下了几个中国科学家如同当年工农红军长征一样艰难行走在美国大街上的奇特镜头。这个镜头若是放在今天一些中国人的眼前，肯定会觉得十分的滑稽可笑，但在蒋新松看来，中国的国门开启之后，他们那一双双属于黄种人的中国人的脚，能走在美国人的大街上，本身就意味深长，很说明问题。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过去在本国的国土上抬不起头、迈不开步的“老右派”、“臭老九”，今天能昂首挺胸、大阔步地行进在世界第一强国的大街上，自然就更是耐人寻味了。再说，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科学家，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了解他，因而谁也不会在意他，理睬他，那么走走路，散散步，又有何妨呢？所以每当他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时，心情显得很平静，平静中还含有某种悠然；他的步伐也迈得很自然，自然中还带着某种潇洒。只是，他患有一种叫甲亢的病，有时走着走着，就感到心里饿得慌，就觉得很累很累，渐渐地，就再也走不动了。每当这时，同事们便将他挟到路边，靠一靠，歇一歇，或者找个不掏钱的地方坐一坐，等缓过劲儿之后，再接着坚持往前走……

　　因此，出国对蒋新松来说，绝不像某些“领导干部”那样是一次幸福的旅游，而是一趟最苦的差事！

　　就这样，在短短三个礼拜的时间里，蒋新松带着考察团从美国到加拿大，跑了十几个城市28个单位，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数据。特别是美国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研制的水下机器人，使他大开眼界，很受启发。离开美国时，他自己什么也不买，只把从自己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了一大堆有关水下机器人的技术资料，然后从美国背到加拿大，从加拿大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回沈阳。等他背着这一大堆资料回到家里时，便一下瘫倒在沙发上，想动也动不了了。

　　从美国考察回来不久，蒋新松便做出决定：在自己攻克水下机器人一些关键技术的同时，再引进美国沛瑞公司的制造技术。

　　但水下机器人属于高新技术，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一般是不会轻易同意你引进的，即使同意你引进，费用也是相当的昂贵。所以当蒋新松向美方提出希望引进他们的制造技术时，沛瑞公司在原则上虽然表示同意，却大口一张，要价100万美元！

　　这时的蒋新松，就是让他把全部家当卖了，也不可能拿出100万美元来！再说，他手里的钱，一分一厘，都是国家从财政收入中抠出来的钱，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他一个几十年来穷惯了穷怕了的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轻易把好不容易才到手的一点点人民币拱手交给对方呢？因此，当美国沛瑞公司的代表要到沈阳与他洽谈时，他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反复修改、论证谈判底稿，决心与对方“讨价还价”！

　　结果，就在他向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汇报情况那天，刚从一楼走到二楼，便晕倒在了楼梯口上。但为了能使这次谈判成功，他又坚持不住医院，挺着身子，强打精神，坚持与美方进行了首轮谈判。谈判中，他抓住对方很希望中国购买其设备的心理，趁虚而人：“我们买些设备是可以的，但我们必须引进一些必要的制造技术，如果这一点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设备买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关于价格问题，希望你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目前的承受能力。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来日方长嘛！”为了能最终说服对方，他又陪同美方代表前往大连参观。谁知到了大连，刚下火车，他又一次昏倒在了站台上。

　　经过车站医院的临时急救，蒋新松很快被送回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检查，心电图异常，白血球猛升，造血机能出现严重障碍，病情十分严重！尽管经过打针，滴液，输血……但高烧就是持续不退。

　　蒋新松早就患有甲亢，每次一旦疲劳过度，就会发病。由于这次与美方谈判事关重大，他为了让自己能坚持下去，便每天服用过量的治疗甲亢的药物，于是引起严重毒性反应。

　　蒋新松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当时决定：必须马上实施抢救手术！并向亲属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由于手术成功，蒋新松总算从死亡线上逃了回来。他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与美方的谈判情况。为防止病菌感染，他被“关”在一间玻璃房里，可他日夜坐卧不安，心急如焚。他知道，若是不能引进美方的水下机器人技术，中国的水下机器人一时就难以做成。再说，研究所的工作刚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必须就势继续扩展研究领域和加快研究步伐。因此，他伤口拆线后才第三天，便强烈要求出了医院。

　　他带病继续同美国沛瑞公司谈判。几轮“过招”之后，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只好暂时中断。可在对事业的追求上，蒋新松是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线生机的。就在美国沛瑞公司代表即将离开沈阳、飞赴美国这天，蒋新松提议美方代表参观一下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水下机器人试验室。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节，美方代表同意了蒋新松的邀请。然而，当美方代表观看完蒋新松他们正在调试中的水下机器人后，几乎每个人的表情和态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对方出乎意料地发现，蒋新松们所研制的水下机器人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不仅机械手的外形造得很棒，而且航行控制系统的设计比美国的还好！

　　美方代表回到宾馆，便兴奋地给蒋新松打去电话，说愿与蒋新松就某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洽谈，并热情邀请蒋新松共进晚餐。这正中蒋新松的下怀。结果，当双方重新坐在酒席上、同时也是坐在谈判桌上时，美国沛瑞公司不仅同意转让技术，而且还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设备，还答应愿为中方培训技术人员。于是，双方当即痛痛快快地签订了协议书。临别时，美方代表还握着蒋新松的手说：“我们这次算是赔了老本了，但我们感到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合作。因为我们相信，中国有了你这样的专家，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

　　1985年12月12日，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在大连旅顺港下潜60米，终于获得了首次试航的成功！

　　一年后，“海人一号！”又在海南省三亚市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验，刨下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水下机器人深潜水下199米的记录，从而实现了中国水下机器人零的突破，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专家们评议后认为：“海人一号”是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其功能和控制系统已达到同类型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通过蒋新松、丰锡盛、王家堂等专家们对“海人一号”的研制，还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支研制水下机器人的科研队伍。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