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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评说|

　　※ 愿为川剧奋斗到最后一息

　　——记李致为振兴川剧所做的工作

　　◎ 朱丹枫

　　李致从小喜欢文艺，50年代初迷上川剧。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干得火红的时候，于1982年底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省委、省政府在1982年7月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成立振兴川剧领导小组；1983年初李致任副组长，主管日常工作。十年来，他与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做了不少工作，得到了川剧界广泛真诚的信任。人们连同以前的李亚群、李宗林，称他为关心支持川剧的“三李”之一，戏称为川剧的“三个‘李老板’”。

　　反复宣传振兴川剧的意义

　　川剧艺术是我国戏曲艺术的奇葩，是最能体现巴蜀文化的一种艺术形态。明末清初以来，它逐渐形成了南北一体、五腔兼备、文野交融、雅俗共赏的文化特征。其剧目丰富，传统深厚，剧本文学性强，音乐形态独特，表演生动细腻，特技使人入迷，幽默风趣，贴近民众和贴近生活，深受四川民众的喜爱，并为戏剧界所公认。川剧的发展和繁荣，对我省精神文明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振兴川剧就是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创新，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做出贡献。十多年来，为了弄清川剧艺术的特色，李致不断请教，认真思考，积极宣传，从不间歇。

　　党和政府对川剧的重视，是李致经常宣传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西南局的领导，特别是邓小平、贺龙同志，经常举行川剧晚会，规定有关领导同志必须观看。外来的同志开始不习惯，就锁着门不许溜走；有人听了帮腔发笑，贺龙同志就站起来问笑什么。小平和贺龙同志都强调，川剧为四川人民所喜闻乐见，要尊重老百姓的喜爱，才能取得共同语言，也才能运用这个形式去启发教育群众，便于做好工作。1983年9月振兴川剧晋京演出，在全国剧协举行的座谈会上，李致介绍了这些情况，引起了震动。全国剧协主席曹禺颂扬小平和贺龙同志说：“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最大的群众观点！”周扬同志在北京看了川剧，对李致说：“川剧在国内外，远远超过一个地方剧种的影响。”李致回川后广为宣传了曹禺和周扬的评价。

　　李致兼任省政协秘书长时，在主席团的领导下成立了川剧室，积极依靠老同志宣传振兴川剧。这不仅增多了宣传阵地，也增强了振兴川剧的凝聚力。

　　随着干部的年轻化，有些市、县委的宣传部部长自己就不喜欢川剧。根据李致的汇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川在一次会上讲：“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如果不看川剧，能不能算为合格的宣传部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李致大力宣传许川的讲话，鼓励各级宣传部长看川剧、抓川剧，促进了振兴川剧工作的发展。

　　正确贯彻“八字方针”，鼓励大胆探索

　　省委、省政府为振兴川剧制定了一个正确的方针：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川剧界简称为“八字方针”。它得到了川剧界一致的拥护，指导和推进了振兴川剧的工作。曾经演出过《算命》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称赞川剧界遇到了“好八字”。

　　对“八字方针”的正确理解有一个过程。有的强调抢救、继承，有的强调改革、发展，把两者对立起来。李致则始终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他多次指出：振兴川剧当然要改革发展，但必须在抢救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有人说川剧艺术丰富得很，似乎要抢救继承完了再来改革发展。“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生旦净末丑，五种声腔，上千种曲牌，表演技术和特技，何时才能继承完？只能在抢救继承的基础上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抢救继承。

　　在四川省川剧音乐改革研讨会上，李致说：“振兴川剧要遵循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前四个字讲的是保持川剧的特色，后四个字讲的是体现时代精神。前四个字和后四个字是对立的统一，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强调前者和后者，最后达到两者的统一，绝不可以把两者完全对立，甚至割裂开来。”

　　剧作家徐棻出版《探索集》，李致为书作序。他又强调：“大胆探索符合振兴川剧的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抢救的工作要抓紧做。继承是戏曲改革的基础，也是各种戏曲剧种的艺术特质和艺术生命之所在，必须十分强调。但是，继承不仅仅是保存。只有在改革中继承，才会发展传统，才会使戏曲艺术不致因为停滞不前、凝固僵化而脱离时代，脱离群众。改革的任务既艰巨又重大，而改革没有现成的良方（如果有了，也就无所谓改革了）。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探索，就必须有所探索。改革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经验积累与实践的检验过程。徐棻的探索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的创造与革新。当然，这只是她个人所选择的一种改革试验。探索的方式和方法应多种多样，改革试验也应不拘一格。我们支持徐棻、魏明伦和别的剧作家大胆探索，绝不把某一种探索说成是改革的方向或样板，更不会强行推广。”

　　李致的这些讲话和文字，无疑对人们理解“八字”方针有所帮助。

　　因为探索，曾多次引起争论。李致强调对争论的态度必须客观冷静，他主张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后改为不违反《宪法》），不搞格调低下的东西，都允许存在。至于是否姓“川”，可以不断讨论，反复加工，逐渐完善，千万不要互扣大帽子。他说，这一不死人，二不扰乱治安，不要把它看得过于严重。1986年春，女高音歌唱家李存琏配乐演唱川戏，李致表示支持，并在讲话中对那一段期间争论较大的三出戏，谈了自己的看法：

　　《红梅赠君家》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大胆的试验，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问题是争论中有同志动了一点气。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注意一下就行了。我刚到宣传部不久，电视台请示是否可以播放，我回答说：“从没有人禁止。”不要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要向前看。今年4月我去上海时，到沙梅同志家去看望他，请他继续关心和帮助川剧改革。他也很高兴。

　　新都的《芙蓉花仙》，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大，有些地方合适，有的地方过了一些，当然会有不同看法。新都县川剧团认真听取意见，不断加工，现已演出一千二百场（创最高纪录），还拍了电影。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对《芙蓉花仙》是支持的，1983年第一次会演时，由严福昌同志执笔的《简报》即予以肯定，并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议。有人说省上不让副总理张爱萍去看，张老只好悄悄到郊区一个厂去看演出。哪有这回事？是我请张老去工厂看的，因为金牛坝的舞台太小。陪张老去看的，还有启龙和许川同志。

　　对《潘金莲》的争论较大。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文化厅把它调到成都演出。其目的，一是支持自贡市川剧团的探索和试验精神，二是活跃川剧舞台——当时川剧舞台相当不景气。有人说调它来演出本身就是“荒诞”的。有那么严重么？有意见可以充分开展讨论，但要允许探索和试验，这才能繁荣川剧舞台演出，有利于“百花齐放”方针的贯彻执行。

　　李致这些态度，有助于消除在剧改上的顾虑。

　　出人、出戏、赢得观众

　　振兴川剧，要求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

　　有一段时间，曾经对振兴川剧的要求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振兴川剧要把所有的县川剧团保留和振兴起来，所有剧团都要经常演出，观众人次要恢复到50年代的上座水平，否则，就大失所望，责备川剧没有振兴。有些人甚至说不是振兴，而是“振朽儿”了。

　　李致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和席明真、张仲炎、魏明伦、徐棻等许多同志交换意见。针对振兴川剧的要求，他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上讲了他和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思考。他说，50年代初期，偌大一个成都市，电影院不到十家，没有电视，自娱性的活动场所也很少，川剧的观众当然很多。现在，电影院增加很多，电视基本普及，舞会、音乐茶座、电子游戏等各种场所到处可见，通俗歌曲和现代舞盛行。文化生活中这样大的选择余地，川剧能天天上演座无虚席么？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用这种要求来衡量振兴川剧的成果，不合乎客观实际，必然会大失所望，甚至灰心丧气。

　　正确的要求是什么？

　　李致说，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出人、出戏、赢得观众”，这是符合实际的。但出戏并不是所有剧团天天演出，赢得观众并不是必须恢复到50年代的观众人次。能否这样理解：川剧，这个优秀的地方剧种，是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尽管目前遇到很多困难，处境不佳，决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枯萎、消亡，而要上下一致群策群力，下大力气浇灌它，让它在百花园中占有应有的位置，演出质量必须超过50年代。不仅在省内、国内有它的观众，还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

　　“出人、出戏、赢得观众”，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做许多工作。

　　会演，是出人、出戏的一项重要措施。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多次组织会演，既出了人（剧作家、导演、演员、音乐和舞美设计等），又出了许多好戏。为保证演出质量，李致和文化厅主管厅长、专家一起到市、地、县看戏，对拟参加会演的戏开展讨论，提出修改的建议。重点戏还请领导小组的艺术指导席明真给予帮助提高。会演时，组织演职员观摩，对每一个戏都要组织评论。尽管会演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整个会演花费大，有的地方花了钱，戏的质量不高，会演后束之高阁，变成为会演而演出。李致和文化厅领导总结经验以后，改会演为调演。一字之差不是文字游戏。调演，是调质量高的戏来，先要在当地演出一定数量的场次，经过观众初步认可。调演时再听取观众意见，组织专家讨论，广为宣传，扩大影响。

　　赢得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关键当然在剧本和演出的质量。除此之外，还有工作要做。传统戏曲节奏太慢。张爱萍副总理多次指出，节奏慢，帮了又唱，唱了又帮，跑龙套的出来一走就是半天，很不适合青年人的审美情趣。李致非常拥护张老的意见，一再强调改革先抓加快节奏。青年观众不熟悉剧目，除要求演员吐词清楚外，一定要打字幕。字也要看得清楚，要懂戏的人打字幕，字幕与唱词同步进行。为此会演还设了字幕奖。

　　李致积极支持组织大学生看川剧的倡议。1983年第一届振兴川剧会演时，组织了三百多个成都市的大学生看《巴山秀才》，接受他们的检验。这些学生绝大多数不愿看或没有看过川剧，但戏一开始便把他们抓住了，使他们兴致勃勃地看到底。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他们纷纷表示喜欢川剧，希望把川剧送到学校演出，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前文化部副部长吴雪称赞李致，说这种做法是“有远见、有深远意义的”。北京一大报也专为此发了短评。

　　许多地方举行川剧唱腔音乐欣赏会、川剧折子戏片段演出。成都市和其他一些地方成立了川剧玩友协会，围鼓坐唱在城乡较普遍开展。四川大学中文系师生成立了戏曲爱好者协会，重庆市和成都市在一些小学校里进行教唱川剧试点。这些活动有利于普及川剧和赢得观众，李致都大力支持。

　　有质量才有生命力，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1983年，省顾委主任谭启龙为振兴川剧题词：“振兴川剧，务求实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李致对此理解较深，他说，务求实效是期望我们不搞形式主义，不满足于表面的轰轰烈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是要求我们抓质量（即现在说的精品意识），这十分重要和确切。李致始终把谭老的题词当成振兴川剧的座右铭。

　　川剧的观众减少，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老戏多，新戏少，特别是演出的质量不高。有些同志怕电视普及，恨经费不足，怨观众水平不高，就是不从自身找原因，不检查戏的质量。李瑞环同志曾说，戏曲的问题不是曲高和寡，而是“曲低和寡”。李致经常用这个判断来提醒大家，不要走“曲低和寡”这条路，这是死胡同，进去了就出不来。若干年后，合江县川剧团刘俊明在川剧理论研究会上，提出“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李致十分欣赏这句话，认为它深刻而又通俗地说明了戏曲与观众的关系，到处宣传。他比喻说，好像讲恋爱，你人品不好，长得又难看，却非要对方爱你。这办得到么？

　　川剧是综合艺术，提高质量涉及各方面。

　　剧本是一剧之本，在提高质量上占有重要位置。魏明伦、徐棻等剧作家，创作态度认真，所写剧本质量高。尽管如此，魏明伦的《巴山秀才》曾十易其稿。李致经常宣传这种创作态度，他说魏明伦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但无论什么意见他都得消化，择其善者而从之；改出来的地方，常比提意见人的期望还好。李致主张凡有一定基础的戏，一要听取观众意见，二要组织专家讨论，尽可能先写好剧本，不要匆匆投入排练。

　　川剧长期不重视导演。振兴川剧以来，许多专家要求恢复或建立导演制。李致赞同这个意见，他尊重夏阳、熊正堃等老一代导演，又重视刘忠义、邱明瑞、任庭芳、谢平安等这一代取得成就的导演。由于各方面重视导演，在提高川剧质量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演员，李致强调基本功。提倡坚持练功，不要偷懒，临时抱佛脚。主张演员要提高文化素质，多读几本书，多接触其他艺术门类，采各家之长。演员要认真研究剧本和自己所扮演的人物，否则演出时很难进入角色。针对某些演员上台前还在说说笑笑的情况，李致多次介绍周企何老先生，他每次上台前化了装，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闭目默戏，一上台就运用自如。群角既不能随意乱动，也不能呆若木鸡，要烘托气氛，起到应有的作用。

　　音乐一定要设计好。李致主张，力争每个戏、每场戏有几句能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最有特色的高腔，要真正把帮、打、唱融为一体。现在有不少剧团，不重视帮腔，或只有领腔没有合腔。李致很不满意这种状况。自贡市的领腔陈世芬，不仅音色好，感情与剧情融和一起，既好听又感人。李致称赞她是川剧第一流帮腔，每去自贡都要看望和鼓励她。关于为高腔配乐，李致认为可以探索，但不宜太满；除西洋乐器外，还可试用民乐。唱和音乐靠音响传播，李致主张，在可能条件下，剧团要有好的音响设备。演出前要试音，演出时要根据情况调整音量，切实改变或听不见、或声音太大、或发怪音等现象。

　　必须重视舞台美术设计。观众早不满足于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道具和舞台美术了，必须根据剧情作恰当的设计。李致强调适应形势，加强舞美设计。但他建议：戏曲毕竟不同于话剧；舞美最好是着重写意，不要太实；道具宜少，不宜多。否则，会影响演员表演，换景和搬运都不方便。

　　字幕一定要打好。

　　李致主张，剧场秩序和服务设施，也应包括在演出质量之内。小孩不能在场内跑闹。摄影、摄像不要影响观众看戏。剧场要清洁卫生，洗手间不能有臭气。锦江剧场的厕所离剧场太近，污染空气，李致多次呼吁，省市文化部门出钱支持，终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为了提高川剧质量，李致重视和关心川剧理论研究工作。他认为川剧评论家是振兴川剧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为振兴川剧做出了贡献。他希望评论家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川剧现状和工作决策的研究。有段时间川剧演出处于低谷，评论家的情绪受到影响，李致与张仲炎邀请部分评论家聚会，既慰问又鼓励，希望评论家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帮助川剧界振奋精神，拿出“迷人”的戏来。由于得到广大川剧评论工作者的信任，不久前李致还被推选为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名誉会长。

　　好戏要广泛上演，发扬“爬地草”精神

　　若干年来，许多剧团都搞出了一些有基础的戏，但没有千锤百炼，不是抓住不放，精益求精，而是半途而废。有的戏虽然较好，演几场就放在那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针对这种现象，李致主张各剧团要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好戏要广泛上演。《芙蓉花仙》在80年代共演出一千五百场以上，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1984年拍成电影，1988年赴香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1990年又应邀赴日本作一个月的演出。李致从《芙蓉花仙》现象得到启示，于1990年春就这个问题表示了意见。

　　李致说，任何剧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保留剧目。有保留剧目，才能形成剧团独特的风格和拥有自己的优势。《芙蓉花仙》是芙蓉花川剧团（即新都县川剧团）的保留剧目，它经受了各种困难和冲击，历久不衰，观众达一百六十万人次，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与某些剧团东拼西凑、得过且过、观众锐减、经济亏损迥然不同。有些好戏为什么不能广泛上演？因为这些剧团是为参加艺术节或会演、为晋京或出国而演出的。如果目的不能达到，或目的已经达到，再好的戏也会被束之高阁。后有人讽刺芙蓉花川剧团是“养花专业户”，省川剧院是“养蛇专业户”，李致说这有什么不好？所幸这个“养花专业户”坚持下来了，以后到了朝鲜、蒙古演出，还拍了电视剧。

　　剧团要赢得观众，需要巡回演出，特别需要深入基层演出。剧团要移动一下，确有很多实际困难，但也是大有学问的。李致根据《芙蓉花仙》演出的经验指出，有些剧团巡回演出，眼睛就盯着几个大中城市。剧目质量不高，队伍却很庞大，千里迢迢地跑来跑去，卖不了几张票，甚至出现拿钱取人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拿出有质量的戏，眼睛向下，由近及远，送戏上门，观众多，负担小，效益好。这是大家赞扬的“爬地草”精神。芙蓉花川剧团就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剧团之一。

　　李致还说，要做到这一点，既有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状态问题。搞艺术需要献身精神。芙蓉花川剧团继承了50年代艺术团体为人民服务，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所以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演出要加强宣传工作。李致认为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他说，40年代放映电影《出水芙蓉》，要吹洋号、打洋鼓，拿着片名游行。现在卖耗子药的，旁边放一个录音机，招徕顾客；最近还编些词（如“耗子药耗子药，耗子吃了跑不脱”），沿街叫卖。我们不作宣传行吗？

　　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扩大川剧影响

　　川剧当然要在舞台演出，但舞台的观众有限，还得依靠现代传媒，扩大川剧的影响。李致多次强调这一点，并对这种努力给予鼓励和支持。

　　在电影还拥有较多观众时，振兴川剧第一次会演后，李致即代表领导小组与峨眉电影制片厂商量，厂长杜天文给了很大的支持，拍摄了《巴山奇冤》。

　　原成都“太空音响制作中心”，录制了几百盒川剧音带，在传播川剧艺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李致曾代表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到“中心”表示感谢。省、市电台经常播放川剧，保留了大量的川剧艺术资料。成都市通过广播电台，把现代戏《火红的云霞》改为广播剧，并获奖。李致也给予肯定。

　　四川电视台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更多。1998年全省中青年演员“金鹰杯”电视大奖赛，采取现场直播。据保守的估计，仅四场直播的观众在千万人次以上。并先后拍摄了《王熙凤》《四川好人》《逼侄赴科》等川剧折子戏和《芙蓉花仙》。《四川好人》曾荣获全国多项大奖。历届台长陈杰、卢子贵、王岳军、曹培俊等，都很支持这项工作。电视剧导演倪绍钟为此做出很大贡献。倪绍钟的工作较多，李致建议电视台把倪绍钟的主要精力放在拍川剧上。

　　但李致总觉得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比黄梅戏做得差。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川剧晋京演出，引起了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注意。1985年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邀请中国派团参加，对外演出公司推荐了川剧。艺术节秘书长西格荣到成都来看川剧，选中了省川剧院的《白蛇传》。《白蛇传》在艺术节以及在荷兰、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的演出，观众反响强烈，各国报纸发表了许多评论，赞扬川剧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许多地方出现“川剧热”。随团出访的对外演出公司副总经理胡树山称赞：川剧饮誉欧洲。

　　《白蛇传》在1987年、《芙蓉花仙》在1990年，相继到日本演出，也获得巨大成功。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这两次演出给了很高的评价，上报文化部和中宣部。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写慰问信、送水果给《芙蓉花仙》所有的演职人员。

　　去欧洲演出是半商业性的，两次去日本是商业性演出，收入可观。

　　李致作为团长参与了这三次演出。团长可虚可实，但李致绝不离团单独游玩，从头到尾认真全面履行团长的职责。他主要抓演出质量：出国前认真抓排练，在外演出每场必看，了解观众反应，找问题，与演员商量提高演出质量，并及时解决临时发生的各种问题，回国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在整个过程中，结合实际，加强外事纪律教育，做好思想工作，动员大家为国争光。日本文化财团董事长山胁龟夫在宴会上公开赞扬：“李致先生是我接待过的演出团体中最好的团长。”

　　此外，李致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挤出时间去做对外友好工作。既包括当地的友协，与四川结为友好城市的省（县），又有文艺界、出版界的名流，许多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

　　每次演出归来，李致还要做许多工作。

　　向省委汇报是必不可少的。有一次省委书记杨汝岱听到了汇报，指出对外演出有三个好处：一是进行了文化交流，二是加强了川剧队伍的建设，三是赚取外汇，获得经济效益。他主张川剧每年争取出国演出一次。李致认为这几条意见很好，立即请文艺处整理出来，刊登在宣传部的《情况反映》上，上报下发，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促进川剧对外文化交流。

　　有些人不相信川剧在国外有这样大的影响。根据李致建议，省文化厅把收集到的欧洲报纸对川剧的介绍和评论，印了两本小册子，广为散送。《四川日报》也选刊了大半版。终于使人相信这不是自己吹的，增强了自信心。

　　在外学习到的东西，李致把它当作一笔财富，广为介绍。日本文化财团，选节目一般要来看两三次，绝不“隔口袋买猫儿”。选定以后，与《朝日新闻》和NHK电视台联办，大造声势。选最好的剧场，印各种海报，半年前开始售票。发售有图片和中日两种文字剧本的《说明书》，看戏时用耳机同步介绍剧情。每到一个剧场，乐队和演员要试音，主要演员还得在每个表演区试音，尊重艺术家。把《白蛇传》《芙蓉花仙》作为“世界文化优秀课”，组织上万的中学生观看，等等。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正确估计形势，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

　　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振兴川剧经历了不少坎坷。

　　怎样评估振兴川剧？时有不同看法。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时情绪高涨，有时情绪低落。李致在1988年连续召开了七次座谈会，与老中青演员、有关同志、专家商量，认为经过六年的实践，证明省委、省政府关于“振兴川剧”的号召，“八字方针”，“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的宗旨，以及“长期任务的观点与制定近期目标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对振兴川剧形势的估计，李致提出两句话：成绩显著，大有希望；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他认为，实事求是地讲清成绩和问题，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战胜各种困难。针对某些过高要求和急躁情绪，他提出振兴川剧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任重道远，绝非短时间就能完成任务，需要几代人为之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为此，李致写了《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先与袁玉堃、徐棻在省政协全体会上作了联合发言，后经宣传部讨论认可，上报省委、省政府，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张爱萍副总理十分重视川剧界的团结工作。他希望改过去的“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还分别赠予省川剧院的两位著名旦角张巧凤、左清飞单条：双凤齐飞。李致广为转达张老的期望，并提出：“团结存，川剧兴；内耗多，川剧衰。”省、市川剧团体原有此问题，经李致不断做工作，矛盾大为缓解。李致和川剧界广交朋友。他开玩笑说：“谐剧中的王大爷都晓得，天大的事，一摆龙门阵，那气就消了。”他关心老艺人的健康。阳友鹤、周裕祥、竞华、张光茹等生病，他常去看望。笑非有次腿不好，李致和张仲炎担心他脑有问题，帮助他立即转院确诊治疗。笑非到处对人说：“宣传部救了我的命，硬是脑溢血引起的。”陈书舫逝世后，李致为老艺术家的保健问题给省委领导写信，提出建议。对那些在台上顶梁唱戏的（包括领腔的）中年演员，李致公开表示在评职称时要给予照顾，并支持他们夺取梅花奖。他几次给芙蓉花川剧团和川剧学校的少年班送书，鼓励小演员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李致主张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要以抓艺术生产为主，经常深入到剧团，关键时刻要在第一线指挥。他向黄启璪同志（曾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学习，努力这样去做。省上重点抓的剧团，他去过的次数难以统计。前几次会演，他和启璪同志、郝超（文化厅副厅长）等同志一起到下面看戏。为不要观众等候，有时跑了一天，先看戏后吃饭。李致有午睡习惯，碰上中午看戏，他就站着看，以免睡着。看演出时，一发现问题，立即带话给后台，以便改正。他经常鼓励大家学习严永洁同志对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

　　剧团演出，困难的确很多。经费短缺，“不演不赔，少演少赔，多演多赔”是普遍现象。上乘剧本不多，演员青黄不接。“戏未演，心已乱；演完戏，心更散。”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困难：是唉声叹气，埋怨指责？幻想“第二个春天”，期待“神仙皇帝”的灵丹妙药？意志消沉，成天打麻将？李致说，哀莫大于心死，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振奋精神，认清形势，拿出高质量的戏，以质量参与竞争，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和求繁荣。

　　李致于1991年因年逾花甲，不再任宣传部副部长和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仅任领导小组顾问，但他仍关心支持振兴川剧的工作。早在1989年初李致兼任省政协秘书长时，记者问他是否仍关心振兴川剧的工作，李致说，套用电影《夜半歌声》的一句歌词：“我只要一息尚在，愿为振兴川剧奋斗到底！”很多生动的事例证明了他的诺言。

　　1994年3月7日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