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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难忘的经历 注释标题 本文系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书面发言。原载《四川版协通讯》总第67期。

　　把握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是四川出版事业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经验。现将李致同志1998年12月在新闻出版署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召开的“中国出版改革发展二十年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全文刊载，供我省出版工作者参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二十年，从1978年到今天，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国家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得益于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我作为出版战线的一员老兵，曾经历了四川出版突破“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的束缚，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从而带来了四川出版繁荣局面那段难忘的历程。至今回想，仍倍感亲切。

　　长沙会议前，四川人民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的实践

　　粉碎“四人帮”后，四川同全国一样，百废待兴。出版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摧残，一片荒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中央纠正“文革”中的极左行为，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1977年，我省广大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迫切要求解决“文革”造成的严重书荒，急切地要求出版部门提供科学文化知识图书和优秀的中外名著；一大批富有学识的老教授、老作家、老专家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迫切地希望出版他们的著作。但是，按照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地方出版社只能执行“三化”的规定，出书强调八个字：字大、图多、本薄、价廉。内容一般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其结果，二十多年，本版书出得不多，有保留价值的更少。好的文艺书、科技书源源外流，连一本中长篇小说都没有出，根本谈不上团结本省作者。本版书在书店的比例很小，书店搞本版图书的同志感到很窝囊，不想干。读者意见更大，说我们“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远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而四川有十四个民族，一亿多人口（包括重庆人口数，当时重庆属四川。），读者多层次的阅读需求，全国哪一个出版社也包不了。当时，全国分给四川的书也有限，很多书拿不到门市部就卖完了，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有群众通宵排队买书。有个读者为了买一本《一千零一夜》，在店外排了一天零一夜。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心里感到难过和内疚。

　　认识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要突破“三化”这个束缚的，而是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的。1977年我们得到《周总理诗十七首》的书稿，但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地方能不能出？我们反复研究，认为群众对总理非常热爱，总理青年时代的诗很珍贵，决定出版。为了慎重，特将书稿送请赵朴初同志校订，并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才正式出版。《周总理诗十七首》向全国发行，受到读者欢迎。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作家需要恢复名誉；同时他们焕发革命青春，写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文章。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严文井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全国科技大会以后，不少专家把自己的著作拿出来，如著名老中医李斯炽的医案、陈达夫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等，我们都积极为之出版。这些图书都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欢迎，四川因此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作家和学者。曹禺非常满意四川出版他的新作《王昭君》，决心和四川出版讲“生死恋”，把他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作品全部交四川出版；诗人艾青把他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部作品《归来的歌》也交给了四川。

　　在突破“三化”方针的实践中，《在彭总身边》的出版过程，反映了四川出版界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感召下所表现出的敏感和胆识。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丁隆炎同志编写了《在彭总身边》。书稿由彭总的警卫员景希珍的口述材料整理而成，记叙了彭总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特别是书中有一段写毛主席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这边……”当时，“两个凡是”的阴影还没有完全驱散，这样一本书能不能出？这段话保不保留？出版社党委认真研究，决定出书，毛主席那段话也不删。三中全会后，中央为彭德怀平了反，四川人民出版社立即出版了《在彭总身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全国许多报纸转载、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此外，在作家陈翔鹤未正式平反前，我们就约请了中科院社科部文学所有关同志编选了《陈翔鹤选集》，也反映了出版社的敏感和勇气。

　　1979年12月8日，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对地方社出书是否应该突破“三化”，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争论很大。10日晚，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同志约见四川出席会议的代表，我们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出版情况，他对四川解放思想，突破“三化”方针表示理解和支持。11日，陈翰伯同志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的两个积极性，目前要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可不受‘三化’限制”。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四川代表推我在会上作了《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的发言，介绍了四川出版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思考和实践，用事实回答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会不会忽视地方特点、会不会忽视农村读者和青少年读者、会不会忽视本省作家和培养新生力量、会不会造成出版社之间关系紧张、会不会不量力而行、粗制滥造等问题。我还说：“出书不局限在‘三化’以后，不是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但并不是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关键是指导思想要明确，工作要认真。”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许多代表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2月15日，陈翰伯同志在给四川人民出版社邓星盈同志的信上说：“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四川代表详谈了一次。我对于你社出版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就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的地方出版社去了。”陈翰伯同志的信和许力以、边春光等同志的支持，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20世纪80年代，李致与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左）

　　“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初步确认，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是我国出版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结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的胜利。“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为四川和全国出版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进道路。

　　用实践来不断丰富和完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内涵

　　思想解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肯定了这个方针，指出：“出版工作要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部门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要把出版具有本地特点的图书，满足本地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需要，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尽管如此，一些同志仍持不同的看法。我们认识到，“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向地方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唯有交出满意的答卷，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我省在实践中，总结出地方出版社要贯彻好“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本省”与“全国”的关系。地方出版社要有地方特点。有特点，有个性，不一般化，才会受到读者欢迎。“面向全国”，首先要在“本省”立得住。具有四川特色的出版资源，理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充分挖掘。无论选题、图书内容和装帧设计都要具有应有水平，绝不仅仅是把图书发行到全国就了事。同时只要具备编辑力量，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稿。早在1975年我们与湖北承担了共同编写出版《汉语大字典》的任务。除前面已提到的两套大型文艺丛书外，我们还出版了介绍世界先进学科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由华君武主编的“中国漫画”丛书，以及“小图书馆”丛书等。有人以为我们“眼睛只看到省外和名作家”，这完全是误解。1980年6月，我在四川省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曾说：“四川人民出版社认为自己有这个义务，凡是我省有成就的作家，只要对文学事业作贡献，有益于人民，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包括在座的同志在内，到时候我们都会采取适当方式，把诸位在文学上的业绩保留下来，传之后代。”以后我们也是努力这么做的。

　　第二，解放思想与走正路的关系。林彪、“四人帮”以及过去“左”的影响，在出版工作上设置了许多禁区。我们在党的三中全会指引下，逐步冲破了这些禁区，出版了一些在全国受欢迎的书。绝不能把思想解放误为可以不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对“读者需要”要作具体分析，应该满足读者各种正当的要求，但绝不迎合某些低级趣味。要积极出版好的读物，以此来表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我们工作比较活跃，又没有捅大娄子，正是保证了党的领导的结果。在坚持党的出版方针的前提下，仍强调继续解放思想，研究新形式，解决新问题。80年代初，我们反复强调这点，每年都有“新套套”。那时，四川出版虽然品种数量增长快，但书的内容都没出现原则错误。读者说：“川版书，我们信得过。”

　　第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要讲经济核算，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出版社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当然要讲经济核算，加强经营管理。但首先要执行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不能“一切向钱看”，不讲社会效果。1981年，我们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是薄利多销，而不是越多越好；赔，能不赔则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出版社和编室之间，实行统一核算，以盈补亏。不用赚钱多少作为考核干部和编辑的标准。后来，我们又降低再版书书价，把书籍装帧搞得更好些，花点钱资助培养本省作者，以繁荣我省的出版事业。正因为如此，那几年四川没有为单纯追求利益出一本坏书。1980年，社会公案、侦探、言情、打斗小说泛滥，省外一家古旧书店拿来《慈禧太后演义》等5本书，要求四川出版，并允诺出版社可得到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党委审稿和考虑后，认为出这样的书社会效果不好，谢绝出版。而对好书，赔钱也出。1979年，出版诗集赔钱，四川两年中出了23种各个流派诗人的集子。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我们赓即把“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作为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是一个形象比喻，它的实质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丝毫不是忽视经济效益。后来有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指责它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我认为，书籍当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但它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决不能把它当成一般商品，更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

　　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四川省新华书店的部分同志游乐山乌尤寺。前排左起：吉正先、徐惠祥、吴正贤、王兰智；第二排：张正修（左一）、李致（中）、钱铃（右一）等；后排：周继尧（左二）、王敬业（右二）、金平（右一）等

　　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部分出版、印刷方面领导和老同志合影（成都桂花巷21号四川省出版局内）。前排左起：高良富、王国清、梅端、何允夫、吉喆、李玉山、袁明阮、张光英、邓光国、吴家齐、周臻；第二排左起：李正模、王开富、张书楷、黎昌福、王文仲、鄢绍清、严云修、董永康、王久远、徐启贵、崔之富、李致；第三排左起：任广哲、张东升、薛钟英、郝满世、邹德冰、黄光裕、苗得心、吴代伦

　　第四，与兄弟省出版社的关系。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后，全国出版社形成了一种竞争局面，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很有利的。但如何竞争，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我们有一个原则：主要从搞好出版规划，选题得当，把装帧设计搞好，缩短出书周期，为作家服务等方面来努力，而不应该用“挖墙脚”或侵犯兄弟出版社版权等不正当的办法。当然也有与兄弟出版社“撞车”的时候。发生矛盾，坚决按照互相支持、平等协商的态度来解决，绝不为争一本书，丢了社会的原则和风格，损害与兄弟出版社的关系。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某爱国将军的生平、日记两书。他的一个女儿把稿件交给了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参考消息》上刊出征订广告，并陆续收到不少预订书款。与此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却收到这位爱国将军另一女儿交去的同样内容的书稿，决定出版。他们看到四川的征订广告，误认为四川在“挖墙脚”，直接写信批评我们，并向国家出版局反映。四川人民出版社为照顾兄弟出版社的利益，主动在《参考消息》上登出撤销出版该书的启事，并将读者预订书款全额转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误会消除了，四川还得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同志的称赞。

　　第五，编、印、发之间的关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不仅是出版社的方针，而是整个地方出版工作的方针。有一段时间，互相指责埋怨多，坐不到一起。但只争吵并没有用，更重要的是合作。省出版局第一把手袁明阮同志号召编印发要形成“一条龙”。出版社资助四川新华彩印厂买了全川第一台电子分色机，并帮助其改进印刷条件。书店为配合“面向全国”的方针，把图书征订单从只发到省一级新华书店改为发到全国县一级书店，并有选择地发到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等单位。出版社虽自办发行，但目的是弥补不足，扩大宣传，不与书店争利。

　　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1979~1985年间，四川共出书7，333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十九年出书总和的123.82%，总印数324，378万册，是三中全会前二十九年总印数的118.2%。为了保证图书质量，1981年，我们在制订选题计划时，明确地提出了“控制品种数量，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1986年，在首届全国图书书展上，杨尚昆、张爱萍、李一氓等中央领导同志均赞赏四川出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和“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的志向。四川出版的图书以“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受到广泛赞许。首都新闻界称赞“天府之国成为出版大家”。

　　1986年，时任四川省省长蒋民宽（右二）参观川版书汇报书展。左一李致、左二顾亚、右一冯国元

　　1986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左二）、省委宣传部长许川（右一）参观川版书汇报书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四川出版事业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四川出版人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敢于实践而使机遇变成了现实。我在1988年离开出版岗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版工作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着新的形势。当年的出版工作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而今已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当年人工排字拼版，而今已改用电脑；当年是以新华书店为发行主渠道，而今多渠道发行已经形成，等等。但是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没有变，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即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要取得经济效益）的原则不应该变，编辑、印刷、发行工作应当为广大读者、作者服务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发扬。实际上，全国许多出版部门这些方面的工作比过去已有很大发展。

　　这次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版协联合召开中国出版改革发展二十年研讨会，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我因故未能参加，失去学习的机会，实为憾事。我相信，全国出版界一定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认真总结二十年来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我国出版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1998年12月12日

　　附记

　　为了回顾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探讨深化改革的途径，促进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于1998年12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出版改革二十年研讨会”。我和湖南的胡真同志被邀请出席会议，但由于客观原因我们未能到会，我作了书面发言。这篇书面发言，除在会议上印发和念读外，《四川版协通讯》（总第67期）全文刊登，《中国出版》总第97期、《新闻出版报》第2046期、《出版参考》第263期和《四川日报》1999年1月2日均有摘登。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