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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参加全国书展总结会上的讲话 注释标题 本文原载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宣传工作》增刊第55期。

　　这次川版书参加全国书展，取得成功。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许多作家和学者、首都新闻界，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和鼓励。

　　这次书展，我们的宣传工作是做得好的，这对我们参加书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拿出以二十二套丛书为主的一千五百多种书参加展出。所以新闻界说川版书具有“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的特色。《人民日报》（海外版）说“天府之国成为出版大家”。

　　这一千五百多种书，绝不仅是这一两年的成绩，而是粉碎“四人帮”后近十年来所出的书的大检阅。我们历来不赞成把成绩单算在出版社头上，这是出版系统（编、印、发、物）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忘记老同志的功劳。刚才袁明阮同志特别提到已去世的崔之富、田伯萍、任善才同志，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情。我还要说，以明阮同志为首的老出版局党组的成员、老人民社党委的成员，以及出版、印刷、发行部门许多已离、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同志，都为川版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新闻界重点介绍了一些出版社，其中包括四川。全国出版界是有竞争的，你追我赶，相当激烈。这是好事，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努力工作，要争取使川版书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图书。但不要随意说哪一个出版社的书居第一或第二，也不要为人家一两句评论就高兴得不得了，或者情绪又“一落千丈”。因为全国的出版界并没有评比条件，也没有评选委员会，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全国所有出版社的情况。我一直主张，对兄弟出版社的优点，要好好学习，对我们的长处，决不要自满。有关这方面的言谈，要鼓劲，不要泄气。

　　川版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贯彻了党的出版方针。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贯彻出版方针的一个关键问题。小平同志去年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有关两个效益的准确提法。早在1979年，著名诗人冯至曾称赞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我们也表示“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有时也说“要当社会主义出版家，不当资本主义出版商”。我认为，这两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出版工作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过去、现在对这个提法，有不同意见，我看可以讨论。我只是不赞成把它当作所谓极左的东西来批判。我们可以不放弃这个形象的说法，但准确的说法还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过去我们说“要讲经济核算，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也是符合这个精神的。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我们的薄弱环节和缺点。刚才同志们说了，例如，有些好选题没有抓住。有些书质量不高，作者工作时紧时松，出书周期长，书籍装帧有所下降，纸张质量差，等等。我们参加书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差距，迎头赶上。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参加书展的同志，联系工作实际进行讨论，还可以写成短文，刊在社内办的《交流》上。对外界的赞扬，也要冷静分析，也有不合实际的。有家报纸称赞四川、湖南，其中说到“他们的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出书快，二十万字一本书平均仅用一百天即可出版，居全国之首”。我看，说湖南可以，四川受之有愧。

　　全国第一次图书展览，对川版书画了一个句号。这是检阅近十年来出的图书。如何面对第二次全国书展呢？这要靠我们从现在做起，不断拿出高质量的图书来。不仅要保持“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的优势，而且还要发展。崔之富同志过去主张每年都要有“新套套”（这当然不是把已有成效的系列书丢掉），这是对的，不要把它当成错误主张来批判。迎接第二次全国图书检阅，使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起点。这一个新形势，如果认识不到，靠过去的成绩吃饭，一定会落后。袁明阮同志提议从总结二十二套丛书入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以便拟定新的规划。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

　　四川人民出版社安庆国刚才讲，过去我们有两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第二个突破是实现专业化，分社。他问，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大家期待着有新的奋斗目标。我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的确要有新的奋斗目标。过去，明阮同志和老出版局党组提出，要把四川建设成全国的重要出版基地之一。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奋斗目标。我们可以讨论，要达到这个目标，要具备哪些条件，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条件。这能否成为第三个“突破”，大家都可以议论，这不是今天要决定的问题。荣贵同志提出，今年要把编、印、发及分社后出现的矛盾理顺，改革要配套。分社固然是必要的，但分了以后，还要强调联合。只有联合起来，许多工作才能更好开展，川版书才会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我们要按荣贵同志的意见办，同时考虑“七五”规划总的目标。

　　总社和各出版单位都要真正做到以多出好书（包括印制、发行）为工作重心，要把大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出好书上。年初，开了选题工作座谈会，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再一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提高图书质量。最近，总社几个社长研究，为加强抓好出书，决定每一季末召开一次会。各直属出版社把自己这一季度出的书展出来，让大家来看出了些什么书，质量如何，有没有重点，装帧设计，印制质量，出版周期，发行数量，图书宣传等等问题。出版、印刷、发行、物资几方面都参加，能解决的问题就当场解决，还可以起到互相观摩、促进的作用。此外，装帧设计、校对工作，也要专门开会，以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要发展我们的事业，必须要加强团结。过去，老出版局党组和老人民社党委的同志不仅有事业心，而且很团结。这是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现在，新老交替，人员变动大，分社和其他改革，必然有新的矛盾和某些失误，同志们关心这些事，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工作中有缺点，应该欢迎批评，关键是要从发展出版事业的大局出发。都要有团结的愿望，要造成一个宽松、和谐、互相谅解、支持的气氛。即使意见不一致也不要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错了就改。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说些伤感情的话，影响团结。

　　振奋精神是十分重要的。要有事业心，要有干劲。要加强信息工作。信息不灵，当然做不好工作。有了信息，还要有一股劲。不要互相埋怨，不要灰心失望，不要总嫌“时间迟了”，加紧干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干，没有晚的时候。这次书展的宣传工作，干得比较好，就是一个证明。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各处室领导，要起表率作用。领导当然要抓大事，但有不少具体事都关系到全局，领导要过问。例如，图书的陈列，刊登广告，是大事还是小事？有的出版社，无论图书陈列或刊登广告，都看不出（或看不清）编辑意图，甚至得罪作者。人民社老党委有个好传统，关键时刻领导要在第一线，该管的要管，不要怕挨骂。

　　1986年5月22日

　　附 川版图书出川记 注释标题 本文原载1986年4月《四川日报》，为全国书展的系列报道。

　　◎ 牛泊

　　出版工作改革奏鸣曲

　　在首都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厅内，全国图书展览刚刚举行了开幕式，在陈列川版书的书架或出售川版书的柜台前，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或争购“走向未来”丛书、“小图书馆”丛书，或对《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画册爱不释手。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抚摸着“中医医学”丛书，称赞四川科技出版社为振兴中医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另一中年史学家望着浩瀚的《古今图书集成》惊呼：川版图书确实气派！在川版书的座谈会上，杨尚昆、邓力群、张爱萍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之题词或发表谈话，称赞四川出版工作做得好，有特色。

　　川版图书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

　　1976年前，地方出版社的方针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是出书的指导思想。1949年以来的十七年中，川版图书出书面越来越窄，四川作者的一些文艺、科技著作源源外流。197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得到了《周总理诗十七首》书稿，但地方出版社能不能出这本书，却引起大家的疑惑。当时，出版社领导当场拍板，决定出这本书。《周总理诗十七首》发行后，社会效果很好；接着他们又出版了《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突破“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方面迈开了步伐。这在全国出版界掀起了波澜。湖南和东北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同时把眼光投向全国范围，力争出版一些有思想、有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书籍。

　　1986年4月，全国书展期间新闻界评川版书集报

　　四川人民出版社图书广告

　　1979年底，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形势的发展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出版系统要不要打破条块分割进行改革，要不要在竞争中提高出版质量，等等，一个又一个问题，提上了这次会议的议程。

　　在小组讨论会上，许多同志支持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但争论很大，意见不统一。当会议进行到大会发言，最后一个发言代表是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当他念出发言题目《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时，会场活跃起来。他说，形势的发展已经对出版工作提出挑战，我们要面对现实下力气解决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书荒”问题。他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和口腔医学书，以及出版“现代作家选集”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为例，说明地方特点和面向全国二者的统一性，说明一切有价值的书籍都包含着地方性与全国性意义；不应该把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带来的出版部门之间新的关系看作反常现象。他的发言赢得会场热烈的掌声。

　　推出一大批名作

　　“十年浩劫”使一批文学巨匠备受屈辱，他们的作品也毁于一旦。要不要让年轻人知道“五四”以来，曾使一代青年猛醒，砸碎封建牢笼迎接新时代的文学作品？要不要恢复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等著名作家的形象？四川出版社回答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百人”选集丛书与读者见面。

　　1982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专程到上海，敲开了巴金的大门，与其商议出版《巴金选集》事宜。随之以很快速度——仅九个月时间，出齐了拥有三百多万字的《巴金选集》十卷本（包括平装、精装），收入了《家》《春》《秋》《雾、雨、电》《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三十二个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二百一十八篇。创造了全国出版史上少有的出版速度。巴老不仅修改和校订了选集，并在其《后记》中说：“我严肃地进行了这次编辑工作，我把它当做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1980年，我省出版社的同志到北京听说曹禺的《王昭君》一剧发表后还没出书，便主动登门拜访，并约定在三个月内出版《王昭君》单行本。由于曹禺对《王昭君》一书出版周期特别是装帧设计感到非常满意，决定与四川出版社讲“生死恋”，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四川出版社出版。这样，四川又先后出版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蜕变》《家》《明朗的天》《胆剑篇》以及新成集子的《论戏剧》。

　　四川出版社对老作家的诚意和其对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一大批老作家都愿意让他们出自己的书。这样他们又先后出版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丁玲、沈从文、萧乾、沙汀、艾芜等几十位老作家的选集。一大批老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使广大读者有机会目睹“五四”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画卷，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同时，他们还出版了“当代作家自选集”丛书、《报告文学》丛书、《收获》丛书和小说选，使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与此同时，一大批著名画家的画集也相继问世。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张大千临橅敦煌壁画》《于右任书法》《中国版画家选集》《中国漫画家选集》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981年，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到成都访问，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与她建立了通信联系。1984年她从国外来到上海时带来了新作《千山外，水长流》，将这一书稿交给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钱穆是当今客居台湾的一位著名中国儒学学者。巴蜀书社曾屡经周折征得钱穆同意，出版他在港、台期间所撰写的一批学术著作《论语新解》。该书的出版，给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带来了新机。

　　规模宏大的系列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蜚声海内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五四”科学精神的延续，是十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丛书提供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这一发展趋势中的新理论、新思想、新知识，它提出的全方位思维方式将在社会性格与观念现代化上培养一代新人。

　　20世纪80年代初，李致陪同作家高缨（左一）、沙汀（左二）、艾芜（左三）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参观

　　20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当代作家自选集”丛书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有关人员在京聚会，确定了及时介绍世界新思潮和新兴边缘交叉科学，及时反映国内涌现出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富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并着手编辑出版一百本的“走向未来”丛书。这部丛书的作者、编委、编辑横跨十几个省市，其队伍和规模相当宏大。

　　“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5年北京大学召开了“走向未来”丛书讨论会；在浙江、上海相继成立了“走向未来”丛书读书俱乐部。国外留学生、老山战士以及山区里的小学教员纷纷写信求购。武汉一农民自办小报专题宣传此书。一些年轻人把这套丛书当作新婚礼品奉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二十六种，印数二百六十六万册。在读者中，出现了争购这套系列丛书的热潮。

　　当今中国之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四川科技出版社在传播科技知识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79年，他们预见到农村改革的势头，开始计划编辑出版一百种的《农村多种经营》丛书。这套丛书，仅《社员专业户栽桑养蚕》发行七十九万册，《笼养鸡与鸡病防治》发行五十万册。该丛书还介绍了水果、蔬菜、银耳等种植业栽培防治技术，和长毛兔、鸡鸭、奶牛、奶山羊、肉用牛、鱼苗鱼种运输、鸡的人工孵化等养殖业技术。六年时间里这套丛书出版八十多种，发行逾六百万册。造就了省内外成千上万的专业户、重点户。在乐山、内江，致富后的农民把丰收的柑橘成筐成筐地挑进当地新华书店，感谢书店为他们发行有关多种经营的丛书。

　　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召开“走向未来”丛书编者作者读者座谈会，图为部分与会代表合影。前排：左五冯国元、右四杨忠学、右三张慎修、左三陶河清；后排：左三安庆国、左四唐正宇、左五傅强、右四傅瑜、右三曾莹、右一文宣

　　正当“走向未来”丛书为走向现代化呐喊，《农村多种经营》丛书为农村致富开路时，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在为少年儿童制作一把金钥匙，打开知识的宝库，出版了“小图书馆”丛书。

　　以金钥匙和尖房子为统一封面图案装帧的“小图书馆”丛书从知识结构上把四川少儿读物出版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为了编好这套丛书，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从1982年起就到农村、工厂、机关、学校调查，并约请作家、老教育家、儿童教育专家推荐书目。这套一百二十种的“小图书馆”丛书内容广博，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自然科学知识、思想品德修养、社会科学知识等六大类，编选精当，注意引导，装帧精美。现已出版八十余种。在全国书展上，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中顾委常委伍修权等，一致赞扬这套丛书。沙汀、秦兆阳也专门写文章推荐“小图书馆”丛书。

　　“走向未来”丛书书影

　　在积累文化上下功夫

　　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经历着由封闭社会向开放时代过渡的转变，走向未来需要大量吸收、引进外来科学文化知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要求出版界要把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发扬光大。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巨型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字典》，是我国文化建设上的一项重点工程。

　　《汉语大字典》是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批准编写的。胡耀邦同志也专门作过批示。1975年起，四川、湖北两省数百名专家、教授和专业工作者为编撰这部巨型字典呕心沥血地工作。《汉语大字典》是汉语语言文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目前此书已全部编纂完成并陆续出版发行。

　　四川巴蜀书社是全国古籍出版社的一枝新秀，它成立仅三年时间，但出版了或正在出版《古今图书集成》《道藏辑要》等一大批极有价值的重点书籍，引起了国内及港台学术界的重视。最近该社与川大古籍所正在编纂的《全宋文》（三千万至五千万字），工程之浩大为地方出版社所鲜见。

　　浩如烟海的《古今图书集成》，为我国现存最大一部百科全书式综合性类书，由清代陈梦雷纂修，蒋廷锡等编校而成。全书一万部，共一亿六千多万字，记载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末清初的自然、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生活。巴蜀书社不惜工本，毅然与中华书局合作重印《古今图书集成》，并新编简明索引，对全书进行统一编码，实为发扬中国文化，光大祖国学术之壮举。目前该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预计两年内可全部出齐。四川科技出版社不怕亏本，组织出版的“中医医学”丛书，预计出版二十六种，现在已出十四种。其中《中医学基础》《中医五脏病学》印数达四十六万五千多册，《中医五脏病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五脏病学专著。此外，该社出版的《四川自贡大山铺中侏罗纪恐龙动物群》（一）（二），分别讨论、论证了盐都龙的地层地理分布，和华阳龙的分类系统及剑龙起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卧龙大熊猫》是世界第一部在自然条件下考察大熊猫的专著。由四川科技出版社与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围棋》，全书近一百万字，洋洋大观。

　　《汉语大字典》（八卷本），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在伟大的中国文化史中，藏族的历史占有重要地位。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推出的《青史》（藏文版），记述了1470年以前西藏历史，对藏族起源，吐蕃王朝兴衰，佛教在西藏传播及其各教派的创立和发展等，都有所涉猎。该书为藏文典籍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受到中外学术界高度重视。

　　20世纪80年代，巴蜀书社出版的一批古籍图书：《道藏辑要》（二百一十八册）、《古今图书集成》（八十二册，与中华书局合作出版）

　　《青史》（藏文版，上、下册），郭·循努白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可以说，“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是近年来四川出版界贯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的具体体现。1979年以来，四川共有一百八十七种图书在全国和省内获奖。有一千五百种约六十万册图书向海外发行。1985年，四川出版的新书品种比1980年增长百分之二百二十九，总册数增长百分之八十二点八。四川出版事业迎来了百花竞艳的春天。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