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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巴金近作》到《讲真话的书》

　　◎ 周立民 注释标题 周立民：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一

　　四川是巴金的家乡，巴金的侄子（大哥之子）李致上世纪80年代又在出版界工作，这让四川出版巴金的书便享有了“外省”不具备的“特权”。如一印再印的十卷本《巴金选集》《讲真话的书》，所收内容都是在有了其他版本的情况下，另有一个别具特色的“四川版”。巴金不是一个让自己的书漫天飞的作家，对于授权他是很谨慎的，但天下人都可以理解：家乡，对于每一个人的人生规则而言永远都是一个例外。据说有位领袖，革命成功后再未回过家乡，主要是顾忌家乡人提出要求，他办不到。领袖人物尚且如此，何况向来重情谊的文人？

　　不过，巴金还是非常认真地提醒侄子，注意照顾其他出版者的权益。如：“我在京的发言稿收到没有？那篇发言将在《文艺报》第一期上发表，因此你们的书，不能在8月前出版。”（巴金1978年6月9日致李致，《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第10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关于《近作》我的看法和你的不同。《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已写成编好，将在人文和香港三联出版，我不好意思让你们明年就以《近作》的名义重印。这样做人文会有意见。”（巴金1980年11月1日致李致，同前第195页）在这之外，巴金还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原则，在四川出版的多种著译都不要稿酬。后来，因为这不符合财务制度，巴金就让出版社将稿费直接捐出去，最初捐给出版社，后来捐给草创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对此，在与李致的通信中也多有涉及：1980年12月19日给李致的信：“以后出书，不用寄稿费给我。我不要。”（同前书，第201页）12月21日李致答复：“从前年起，我就向编辑部的同志说明您不要稿费，但他们一直觉得这样不符合政策。有同志建议，把您的稿费存起来，将来设一项‘巴金文学奖’。我估计您不会同意，没赞成这样做。这样，他们就把稿费寄给您了。收到您上封信后，我把信给有关同志看了。本已签发《近作》（二）的稿费，按您的意见不再寄出。”（同前书，第201页）对于稿费及其使用，在随后的1981年1月22日致李致的信中巴金再次明确：“我所有的旧作（除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都不取稿费，王尔德童话集也不要。我反对搞‘巴金奖金’。我看有两个用途，一、作为你社职工福利；二、不然就捐赠四川作协创作基金（不用我的名义）。我最近建议在北京创办一个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倘使办起来，我今后全部稿费都赠给这个资料馆。”（同前书，第207页）这位一辈子没有拿过国家工资的老作家，从踏入文坛的那一天起，就认为写作不是为了钱。他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82年7月21日巴金致信李致：“下午就收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委会来信，说《探索与回忆》稿费一千五百九十元零五角汇到北京了。所以再发一信告知你，并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谢意。《选集》的稿费以后仍请寄北京。《黑桃皇后及其他》就不要稿费了。”（同前书，第291页）

　　从《巴金近作》到《讲真话的书》，随着巴金写作的步伐，这套书涵盖了巴金新时期恢复写作后的所有作品，这是一部越出越厚的大书。从出版行为而言，从1978年到2006 年，三十年来，如此持续、不中断的出版行为，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中国出版界不是很重视孵化和养育自己的招牌书、看家书，一本书出版后，便如弃儿，不闻不问。其实一本好书，版本可以多样化，在出版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重版、增补和修订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一本书真正成为你的独家书，也是踏踏实实的文化积累和贡献。而中国很多出版者似乎不屑于此，忙着开发“新品种”，让书成为流浪儿，换了一家出版社又一家出版社。这对于原初的出版者本身，岂不也是资源流失？我也听到过有出版者抱怨，作者见异思迁，自己总是换出版社。他没有反思一下，作者调换出版社，是不是原来的合作基础不牢固，甚至有不愉快的地方？特别是，一本书出版后，出版社便与作者劳燕分飞，如果这样，有新的出版者暗送秋波，作者自不必扭扭捏捏……当然，中国的出版社是看人的，一任领导一个思路一种做法，这也常常是他们摇摆不定、方向不明确的重要原因，如此看来，我们更应该为四川出版界持久、持续出版巴金的作品点赞。

　　二

　　《巴金近作》是一本只有薄薄一百五十八页的绿封面的小册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是巴金新时期恢复写作权利一年后所出的新书，内容很杂，散文、发言稿、序跋、小说，还有巴金翻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片段（当时书名译作《往事与深思》）……从这本书，还看不出出版者有什么统一的规划，就是一本老作家的近作集，它对于很多期望读到老作家新作的人，倒是一场及时雨。当时，《随想录》尚未写作，没有收入这一集，从1980年9月出版的第二集起才开始收入《随想录》。这时，书的封底已经打出“近作丛书”的字样，前勒口上也开列了一长串书目名单，有丁玲、王西彦、艾芜、叶君健、严文井、萧军、茅盾、罗荪、夏衍、康濯等多人加盟。久别文坛，读者关注老作家的劫后新作，这套书应时而生，得佩服出版者的敏锐。巴金这本，完整的书名是《巴金近作》第二集，封面上，还有一个“1980年”的字样。出版说明中宣称：“1978年8月我社出版了深受群众喜爱的《巴金近作》。在迎接80年代到来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又编辑了《巴金近作》第二集。收在本集中的作品，是作者1978年8月以后写的。这里有对亡友、亡妻的深切怀念；有对自己创作生活的追忆；有记述他重访法国的感受；有他对当前关于文艺问题的争论的独特见解。作品有感而发，应兴而写，思想既深刻而又平易，感情既浓烈而朴实，读来感人至深。”这一集除了巴金正在写作的创作回忆录等文章外，《随想录》收入的是第一篇《谈〈望乡〉》到第三十五篇《大镜子》，还包括《总序》、第一集后记等，共计有三十七篇文章。

　　《巴金近作》第二集因为包含有《随想录》第一集、《创作回忆录》等内容，而这两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单行本出版，担心内容上重复，巴金给李致信上说：“《近作》到（二）为止，再编下去就没有人买了……”（巴金1980年9月19日致李致，同前书，第189页）李致不断在争取这套书的生存权，他说：“《近作》（二）出版后，很受欢迎。……《近作》第三集，我建议以《探索集》为主，加上今年所发表和所写的，明年上半年出书。”（李致1980年10月27日致巴金，同前书，第193页）“您表示愿意支持我们出版社的工作，同志们都很高兴。我们对您的要求：一、把《近作》出下去。您老说继续出下去没人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明年初不行，下半年再编。”（李致1980年12月19日致巴金，同前书，第201页）此情难却，巴金同意了要求，并谈了自己的计划：“近作三可以给你，但必须在下半年出版，早了不行。内容有《随想录》二十五篇，回忆录五篇，讲稿两篇，其他序文、后记、短文几篇，今年的文章全在这里了。回忆录刚写完，估计最快也要明年四五月出书，所以我说‘早了不行’。”（巴金1980年12月28日致李致，同前书，第203页）次年7月24日给李致的信，巴金与李致交流了这本书的书名：“《近作》（三），不印也行。如一定要印，也可以另起书名，像你说的那样，但由你们起名。这不是我自己编的，你们起名吧。”（同前书，第231页）8月2日给李致的信确定了书名：“近作（三）改称《探索与回忆》可以，但要注明‘巴金近作（三）’。”（同前书，第235页）1981年7月25日巴金给李致的信说：“寄上四篇序文，近作（三）稿子齐了，只等五篇回忆录和一篇《文学生活五十年》（附印在回忆后面）。我想不会久等的。”（同前书，第233页）1982年1月20日，巴金校正全书的目录，又增补《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探索与回忆》的编辑工作算是告一段落。该书1982年4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探索与回忆》是巴金近作的第三集。书中收入作者近年写的随想录、创作回忆录和序跋等散文共五十九篇。虽然题材不一，内容各异，但作家都是以真诚坦率的态度，剖析着自己，讲述着自己的真心话。……从这本书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一片真诚，而且可以从他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中吸取智慧，增强信念，为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部书从《随想录》三十六篇《小狗包弟》起，到七十二篇《怀念鲁迅先生》，另收《探索集》后记、《我和文学》两篇，共收三十九篇《随想录》文章，包含了《随想录》的《探索集》《真话集》两集的部分内容。

　　近作之四的出版，则是四年以后的事情，这一集书名为《心里话》，1986年2月版，因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成立了，文艺书归属该社出版，所以出版者改为该社。这一集收《随想录》七十三篇《“鹰的歌”》到一二三篇《幸福》，《随想录》五十一篇，序跋五篇，回忆、信件和讲话六篇。这部书的编辑工作始于1985年年初，当年2月11日巴金致李致的信上说：“《近作四》大部分原稿寄上，由你编辑。”并告知目录上打红圈的七篇过两天补寄（同前书，第329页）到2月25日，“寄上《愿化泥土·前记》一页，‘近作四’的稿子齐了。”（同前书，第333页）第四集出版之后，李致便着手近作之五的编辑，1986年8月30日给巴金的信上说：“请尽快把《无题集》寄给我们，以便出《近作（五）》。您放心，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出在香港‘三联’以前，但也不能拖得过久。四川文艺社拟再版《近作（二）》《探索与回忆》《心里话》。”（同前书，第341页）巴金在当年10月21日的回信中，谈到了这一集的编辑设想：

　　“近作（五）明年发稿也行，因为这两年半我就只写了一本《无题集》，不便用两个书名同时在两地印行。而且大半年来我身体差、精力不够，不可能一时找齐全部三十篇的剪报寄给你。目前我的打算是这样：

　　“一、年底或明年1月寄给你《无题集》全稿。

　　“二、如果健康，有时间，病情又好转，我要写封信谈谈有关《随想录》的一些事情。”（同前书，第345页）

　　第二年，他又具体谈到编目的问题：“徐靖来，我对她讲过《近作》（五）可以编辑了。除收《无题集》二十八篇和后记一篇外，还有《致青年作家给李济生的信》（《六十年文选》代跋）、《答采臣》（《怀念集》增订本代跋）、《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共四篇。可能还有一篇《复苏叔阳同志（谈‘老舍之死’）》，很短，听说要收入舒乙编的《老舍之死》中，要是发表了，便可以编入近作。”（巴金1987年8月5日致李致，同前书，第363页）看后来的书信，巴金已经动手做了准备工作，当年12月13日给李致信说：“《近作》中需要的文章还未找齐：共七篇……”（同前书，第367页）他开列了七篇具体的题目。1988年1月19日信上说：“近作十篇齐了。”（同前书，第373页）看来，书稿的编辑基本告竣。然而，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却多有反复，原因出在出版社方面。1987年4月14日巴金给李致的信上说：“《近作》暂时不出也好。对所谓《巴金传》我也是这样看法。”（同前书，第357页） 1989年1月24日给李致的信说：“《近作》不必出下去，十篇文章的篇目可退给我（包括几篇复印件）。”（同前书，第385页）看来，此事准备了两三年，最后还是没有出版。我推测，《近作》前三集出版时，人文社《随想录》印数少，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而《近作》是很好的替代品。但是，1986年人文社和次年三联书店都在大量印刷《随想录》，《近作》受关注程度必然受到影响。再加上，那几年书价上涨，发行不好，前四集的印数和定价的变化可以看出端倪，《巴金近作》，三角三，版权页未印印数；《巴金近作》第二集，九角四，印刷六万二千册；《探索与回忆》，九角八，五万零四百册；《心里话》，一元六角七，七千四百八十册。第四集印数陡然下降，我想这对第五集的出版不能没有影响，所以才拖了这么久。

　　不过，四川人的魄力在于，《巴金近作》之五虽然没有出版，但它涅槃为《讲真话的书》，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大书，又开始了新的出版旅程。

　　三

　　四集《巴金近作》，我最先读到的是第三集《探索与回忆》。人与某部书的相遇，有时候有着很偶然的因素，就像在茫茫人海中遇到某个人并成为朋友一样，它并不一定有什么规律。能够读到《探索与回忆》，那是因为1988年的春天，我读完《春》《秋》之后，开始更加关注巴金的作品，而我们镇上文化站小小的图书室中恰好有这本《探索与回忆》。我不知道，这本书是谁买回来的，它被我借来，让我读到了《随想录》之外，《创作回忆录》中的内容，还有巴金对自己文学生涯回顾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等。它进一步打开了我对巴金的世界的认识，《火》《砂丁》《还魂草》等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知道了《家》《春》《秋》之外，巴金还写过很多很多东西。我翻来覆去地读着书中的内容，尽管是借来的，这本内文纸软软的书，却成为我当时珍爱之物，包括它的设计。书的封面是洁白色的，占了三分之二是设计者戴卫所画的巴金正在读书的一幅速写，以银灰色印的。右上方是巴金手写体签名，下端横着的才是烫金的书名。据李致1982年6月25日给巴金的信，萧乾曾对这个封面赞赏有加：“昨天接萧乾同志来信，他非常称赞这本书的封面，说：‘太好了，实应得奖。’”（同前书，第285页）而我连卷首的那幅“作者近照”都很喜欢，那是巴老站在书架前拿了一本厚厚的大书，低头在看的照片，书架上有中文书，也有高大的外文书。我当年总想看清楚照片上都是些什么书，同时也羡慕：巴金的书可真多。

　　《巴金近作》各集，我都不是出版当时买的，而是后来陆续补购的，大多只是作为版本存留，并没有认真看过。《巴金近作》第一集，应当是在大连的旧物市场最先买到的，后来在别处看到也买回了些复本。第二集，是到上海以后，在复旦旧书店买的，三块钱。《探索与回忆》，记不得在哪里买的，我手里这本很新的，或许是在孔夫子网上买的？第四集《心里话》，我倒记得是在孔夫子网上买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还有个第四集，那是偶然发现的。

　　买《讲真话的书》，则又是一次略带惊喜的记忆。彼时，我已经读高中，县里有图书馆，我除了去借书，还非常关注《文汇读书周报》，那上面有巴金的新作发表，有关于他的消息，还有很多新书讯，我经常拿一个用信纸订成的本子去抄录巴老的新作和各种消息。也就是在这份报纸上，我第一时间得到《讲真话的书》出版的消息，不用说，我的野心萌动，做梦也想买一部。有句话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正当我盘算有谁可以到四川帮我买书时，这部书不费功夫飞到我眼前。1991年寒冷的冬天，我的高三第一学期。整个高中时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至今回忆起来，饭不好吃，觉不够睡，我满脑子都是坐满了人的拥挤的教室，漫长的自习课，做不完的课卷，还有每次考试后内心的茫然感。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住校，过着个人的独立生活，尽管只是离家六十里，现在看来不过出门逛逛街，但是雏燕孤飞，做什么都找不到方向。本来，读书是我很好的心灵慰藉，可是繁重的学习压力使我不得不减少课外书的阅读量，每逢我考试考得很差的时候，再多读课外书就有一种犯罪感。可是，当一个人内心被某一样东西吸引时，就是泰山也别想压平他心中的念头。那年冬天，临近期末考试，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头晕眼花，两脚无力。你想象不到，那样情况下，我是兴高采烈地去跟老师请假，说我病了，不行了，必须回家休息，不能考试了。居然获得恩准！简直是胜利大逃亡，我是发着高烧哼着歌收拾东西的……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心酸，我非常庆幸自己在应试教育下侥幸做了一个逃亡者，然而，它浪费了我们多少一生中真正最美好的时光啊。

　　那时候回家，要在庄河的向阳桥坐车，坐被当地人称作“小面包”的那种小公汽。向阳桥旁边，是县的新华书店，全县最大的一个书店，也不过上下两层楼而已。因为有了轻松的心情，在重感冒的情形下，我还有劲头逛书店。那天，踏进书店大门我一眼就看到书架上新来的银灰色封面的《讲真话的书》，“巴金”的手写签字巨大，《讲真话的书》竖排书名也鲜亮，十九元五角的定价，在当时可能也不低吧，但恰好我口袋里有这个钱，立即拿下！书的封底上面有一行字：“本书收集作者从1977年至1991年初所有著作——包括《随想录》五卷。”这正是我当时最为贪心的地方，我想读到更多巴金的书，始终读不到，经常是找到这本书找不到那本，“所有著作”，大对我的胃口。

　　《讲真话的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版权页上标注的是1990年9月第一版、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中国图书的版权页，我始终弄不清楚里面藏着多少奥秘，第一版与第一次印刷，时间差了八个月（书中收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1年写的，居然超过了第一版的时间）！姑且这是可以理解的，印数上居然标注着“2000～10000册”，什么意思？前2000册是什么？第一次印刷之前还有第零次印数？幸亏我不是研究出版史的，否则脑筋都要累断了。后来弄明白，这书1990年9月，还真的印刷过一次，定价十六元六角，当时是一千一百四十八页，收文到1989年所写的《〈回忆〉后记》。而1991年印本实际上为二刷增补本，页码为一千一百九十二页。难怪巴老1991年1月28日给李致的信上写道：“还有我寄了一篇《〈写给彦兄〉附记》给安常同志，这短文《讲真话》中收入了的，不过注释不清楚，这是为《鲁彦选集》写的。不单是《写给彦兄》的附记，出版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前书，第393页）1991年4月8日，巴金给李致的信：“关于讲真话的书，遗漏文章除了十七卷代跋（二）外，都已补齐。代跋共写了两篇，表示两种意见，可能王仰晨已把代跋（二）寄给你了。增订本什么时候出书？”（同前书，第395页）这个“增订本”其实就是第二次印刷本。1993年12月，这书又出版了第三次印刷本，也是补订本，收文至1993年的《没有神》一文，页码为一千二百四十二页。这一次版权页标准的版本才算是可以理解的：1990年第一版；1991年5月第二次印刷；1993年12月第三次印刷。印数是“10001～20000册”，定价为二十八元五角。

　　这部八十万字的大书，正文采用的是编年法排序，从1977年巴金的《一封信》开始，到1991年2月7日《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二）为止，尽收巴金这段时间公开发表的文章。编年的好处，能够沿着文章的先后理清作者的思路，同时时间标志性又在提醒着横向的比较。然而，这个版本更吸引人恐怕还不在这里，而是该书第1026页，《随想录》第一百四十五篇《“文革”博物馆》一文，竟然以“存目”的方式出现的，那一页除了题目，又是白纸一张。这是活生生地为《随想录》的收藏者制造新版本啊！

　　范用谈及此事气愤地说：“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时期，报刊常有‘开天窗’，报刊因为某篇文章或新闻被审查官‘枪毙’了，编者故意让它空着，让读者知道，以表示对审查者的抗议。现在四川出版社的这本《讲真话的书》出现这种现象，又是为什么？”“众所周知，党中央已经做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难道巴老的意见犯了忌？”他还补充说：“三联版《随想录》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平安无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也。”（《巴金先生的一封信》，《泥土 脚印》续编第191、192、193页）这是《随想录》第二次享受“开天窗”的待遇，第一次是香港三联版的《真话集》单行本。如今坐在精致的书房中喝着热茶的高士们，不会感受到巴金当年所承受的压力，乃至内心的郁闷。写作一辈子，似乎拥有了很多荣誉和吓人的头衔，他的一篇文章要与读者见面居然会是这么困难，换作你，是什么心情？不过，出版者也有他的委屈，李致在十多年后，于2004年撰文，并披露了巴金先生当年的信件，道出此事的来龙去脉：

　　在出版《讲真话的书》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极左思潮再度抬头。……当时，出版社曾被停业整顿，刚恢复出书不久。……在这种形势下，我去上海几次与巴老商量：一、推迟出书时间；二、用“存目”的方法，抽掉三篇文章。巴老认为，不要因为两三篇文章，影响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与读者见面。原则上采用“存目”的办法。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同意用‘存目’的办法，反正你是责任编辑。我不会让你为难。”在编书的过程中，我认为原拟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可能不会让别人抓住辫子，只决定把《“文革”博物馆》一篇“存目”。 注释标题 李致：《从“存目”谈起》，《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文汇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四

　　1995年10月，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再一次出版《讲真话的书》，版权页上标注，这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为五千册，为精装本，定价五十一元，书的页码已经增厚为一千二百八十一页，字数八十四万字，收文止于1994年的《怀念卫惠林》一文。从装帧看，书的变化似乎不大，依旧是银灰色的塑封外护封，不过书的内封，原来只有书脊有书名，现在封面上烫金印着巴金的头像，作者名、书名和出版社。内容上最大的变化，除了增补后续几年的新文章外，第1036-1039页，被开了“天窗”的《“文革”博物馆》一文终得恢复。我佩服四川的出版界和李致先生在于，他们不屈不挠地增补新内容，让这部书一直修订和印刷下去，这是一个接力赛，或者小马拉松，这种劲头应当是做文化的人必不可少的。

　　2003年11月，巴金先生百岁华诞之时，四川人民出版社《讲真话的书》又一次换装出版。封面换了彩色的巴金晚年写作的照片为衬底的图案，书以平装形式分两册出版，字数为八十六万二千字，收文止于1998年的《怀念曹禺》，封底说：“本书收集巴金1977年以来的所有作品——包括《随想录》五卷、《再思录》和封笔之作《怀念曹禺》。”该书只印了三千册，2003年11月第一版，定价八十元。2006年8月，版权页上标着第三版的《讲真话的书》推出，我不知道在这两者之间的第二版是什么样子，这个上下卷本有精装本，难道就是第二版？第三版字数八十七万字，印数三千册，定价九十八元，是十六开精装，一本堂皇漂亮的大书，封底上的文字改为：“本书收集巴金1977年以来的所有作品——包括《随想录》五卷、《再思录》和绝笔《怀念振铎》。”收文延续到1999年，那一年之后巴金先生不能再执笔写作。这本书封面上还以烫金的字印着“谨以此书纪念巴金逝世一周年”的字样。

　　从1977年到1999年，在恢复写作后的二十二年里，巴金先生抱病写下了近九十万字，都收在这厚厚的大书里了。从1978年到2006年，二十八年里，家乡的出版者一直在经营着一部大书。作为读者，从初中时我读《探索与回忆》，高中时买《讲真话的书》，离开家乡工作后又受赠两版《讲真话的书》，似水的年华也快染白了我的头发。一部书与那些岁月，似乎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2015年10月7日傍晚于竹笑居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