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出好书——一个非出版人读《我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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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书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出好书——一个非出版人读《我与出版》 注释标题 该文系何大光2014年6月14日写给李致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 何大光 注释标题 何大光: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1950年与李致同事。
对出版工作,我很少接触,收到您寄来的这厚厚的书,真不知该怎么办?开始只想选读一部分,但在读的时候,觉得每篇都值得认真看,于是便鼓起劲,从头到尾把“它”读完了。全书内容太丰富了,文笔既朴实又富有情感,许多资料和照片都很珍贵。“它”不仅是出版方面的重要史料,也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宝贵教材。现在我就凭不完整的记忆向老领导作读书心得汇报吧!
首先,在“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文化市场,严重书荒,这时您冒着风险,从实际出发,突破“三化”老框框的束缚,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使图书市场,从一片荒凉到欣欣向荣。您这种心系群众,敢于承担责任的气魄,使我十分敬佩。
其次,为了满足群众如饥似渴的阅读需求,您用敏锐的目光,高瞻远瞩,提出了出版系列丛书,如“现代作家选集”“古今图书集成”“诗丛”“走向未来”,等等,还为最缺乏图书的农村提供农民实用的科技读物,并为农村小学提供“小图书馆”丛书,这使川版图书形成“品牌多、成系列、有重点”。这是四川出版史上非常宝贵的一页。我还记得,在“文革”后的一次心理学学术会上,有同志送来几本刚印出还不成套的科技词典,当时大家都争着购买,我也抢购了一本,当时那高兴劲啊,至今难忘!
再有,您特别善于争取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并团结同志共同努力去排除障碍,突破工作中的难点。《在彭总身边》和《最后的年月》是写得很感人、很真实的好书,工作人员是流着泪进行审稿、排字、赶印的,但《最后的年月》刚开始发行,有人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叫停。是您通过迂回曲折的办法,找到了耀邦同志,才得以内部发行。我想这事除了您其他人是很难办到的。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事的真相,一定会感谢您,彭老在天之灵,也会得到一点安慰。此外对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作品,如徐志摩的诗歌,于右任的书法等,能在较早时期出版与读者见面,也多靠您的努力和勇于拍板定案。
第四,您坚持“出书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出好书”。有人戏称您是“出书狂人”。您领导下的四川出版社出了那么多的好书,您当然是一个难得的大好人。为了出好书,从组稿、编审、印刷到发行,环环都需要相互支持配合,而您常常是不辞辛苦,一竿子插到底。对一些著名作家,您是亲自登门拜访,带去的见面礼是四川出版社印刷装帧的书籍和高质量的出版承诺,您的真诚服务,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赞誉,从而主动将稿件送交四川出版社出版。您对一些青年作家,认真关心、帮助。您还爱惜、保护了作者。总之,您在工作中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和许多作家、同志都是能互相交心的好朋友。您是一个好的领导,您用自身的行动带出了一个团结奋斗的好队伍。四川出版社立志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和出版官,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是一群富有理想、具有高尚品德的同志,而众多学者、作家、读者对他们肯定、赞誉也就理所当然了。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