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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生李致

　　◎ 崔桦 注释标题 崔桦：作家，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李致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几乎没有人称呼他“李主席”，很少人称呼他“李部长”。多数人称呼“李致同志”，文艺圈内多直呼“李致”。我知道“李致”是由“理智”而来，就喊“理智”，音同字不同，别人听起来就是“李致”。他的年龄比我大几岁，反而对我戏称“老兄”。其实，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文友，聊天聊到他的时候，往往会随意说上一句，“他是个书生。”作家王诚德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李致在学生时代参加地下党活动，就发表过一百多篇“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章。不仅爱读书，尤其爱读鲁迅和巴老的书，坚持一生。近二十多年，还出版了多本独具特色的“往事随笔”，秉承了鲁迅和巴金“有骨气说真话”的品性，好评如潮。也许这就是人们尊重他、亲近他、说他是个书生的原因。

　　书生，在中国人眼里泛指读书人，或者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历来复杂，有些从政以后，“身入荣华境，得意便忘形”，渐渐异化成了学阀和政客。有些从政以后，依然保持着杜甫说的“甲卒身虽贵，书生固道殊”的气节。这类书生不多，我想李致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还是叙述一些亲身感受过的故事吧。

　　1981年前后，我曾经同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洁同志共事两年。我作为她的助手，参与了大型藏族舞剧《卓瓦桑姆》的修改、排练和到广州、香港的演出。这期间，我陪严永洁同志到各单位办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就是一定会受到格外的热情接待，按照我们社会的潜规则，谁都知道这是对省委领导感情投资的好机会，因而表现出种种媚态。只有一次，我感受到另一种“格外”。

　　1982年7月一天上午，严永洁同志对我说，“下午我们到出版社去一趟，找李致说一下出书宣传《卓瓦桑姆》的事情。省委宣传部已经告诉他了，他始终没有给我来电话……”

　　下午我们如约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还没有建造现在的出版大厦，是在一个很旧的院落里。意外的是没有人接待，听说李致在开会，我们自己坐在一个编辑室的两把旧椅子上等待。一会儿李致来了，同我们握握手也坐了下来。他坐下来第一个动作是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让人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连忙介绍，“这是省委宣传部严部长。”

　　李致点一下头说：“知道。”

　　接着严永洁同志说明来意，介绍舞剧《卓瓦桑姆》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将代表四川到香港演出。正说到兴头上，李致又看一看手表，打断严永洁的话说，“你们什么时候要书？”

　　严永洁回答，“10月下旬。”

　　李致思考一下说，“可以。你们把资料留给责任编辑就行了。”说完，李致就站起来了。

　　这时一位女同志给我们端来两杯茶，我们没有喝就告辞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致的印象。有点“反常”，他身上竟然没有一点献媚的影子。很干练，很洒脱！（其实不到10月下旬，《花仙——卓瓦桑姆》就印出来了。）而当着客人的面看表，却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格外”地不习惯。

　　后来同李致接触多了，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每次开会，他从不迟到。有时他主持开会，只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对迟到的人，先看看手表，再瞟对方一眼，表示批评。有一次他去开会，站在家门口等车子，过了五分钟，车子还没有来，他急急忙忙打的走了。有一次我到省委宣传部开会，他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从提包中取出一个小闹钟摆在面前对大家说，“我们开个四十分钟的会。”会议结束时，我看看手表，正好是四十分钟。

　　李致对下面是如此，对上面也是如此。他向省委领导汇报工作，进门坐下就把手表取下来，放在面前说，“我只耽搁您十分钟。”到了十分钟，起身就走。

　　后来我才知道李致这样做，是把鲁迅说过的，浪费时间是最大的“谋财害命”，作为自己生活的信条。

　　这是一个书生的习惯，也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意识。

　　1983年春天，有天早晨我去上班，刚刚走到市委宣传部门口桂花树前，忽然看见李致从市委大门口进来，我连忙迎上前去，想问一问他来市委办什么事情。出人意料的是他从提包中取出一本新书给我，说：“崔桦同志，你的小说集《紫红的蔷薇》印出来了，我给你送来一本样书。”

　　我感到十分惊喜，不敢相信出版社的老总给一个业余作者送书来了。我连忙看看著名美术家戴卫设计的封面和插画，闻着书页中散发出来的芳香……当我从梦似的惊喜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李致已经匆匆地走了，我只好望着他的背影说了声谢谢！

　　文友们都知道，在当时要出版一本书是很难的，业余作者就更难了。出版社的编辑是爷爷，总编辑是爷爷的爷爷，作家是孙子，业余作者是孙子的孙子。这本小说集怎么了？孙子还没有给爷爷作揖，没有给爷爷的爷爷磕头，样书就飞到自己手里来了。

　　后来同作家朋友聊起这件事，才知道他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受，都在李致手里出版过自己的著作，从李致手里接到样书……李致一直坚持，两本样书一本出版社保留，一本应及时送到作家手中，这是出版社对作家的尊重。

　　著名诗人冯至非常推崇这种做法，说“李致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是出版家”。李致主持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颠覆了过去“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坚持出版社要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作家服务。从培养作家、繁荣创作的角度来说，四川有个李致，真是一种幸运！

　　李致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以后，分管文化艺术，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更多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市文联有同志联名向上级写了一封信，说我写的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小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封信转到了李致和文艺处长邢秀田手里。

　　这里我不得不多交代几句。尊敬的沙汀同志调北京工作前夕，我参加省作家协会一个会议。会后沙汀同志拉我坐在他的身边，对我说：“今后要写几篇像样的小说。一个宣传部长好找，一个作家不好找啊！在机关生活，就要把机关的肠肠肚肚摸清楚，写出来。写的时候要注意细节，小说的架子好搭，写好细节不容易……”

　　沙汀同志的教诲让我感动，一直铭记在心里。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北京、上海和本省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和评论。这个时期，我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可能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坚持原则，或者是思考不周，或者是存在缺点，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再加上文联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矛盾，一些同志就向上级写了一封很尖锐的信。其实，这封信的酝酿、起草、发出的过程，我大体上都知道，没有太在意。在极左思潮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类事情是常有的，所谓“一封检举信，让你永远洗不干净裤裆里的黄泥巴！”

　　让我感动的是，李致看了这封信，立即找邢秀田大姐商量，他们采取了保护作家的态度。邢秀田大姐还把我写的一系列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小说，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对李致说“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在非常繁忙的日程中，约请写信的同志到省委宣传部来交谈、沟通，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他们交谈的情况。可是，李致和邢秀田大姐至今没有给我提起过这件事。我一直把对他们的感激，珍藏在心底。

　　1991年我写的反映党政机关生活的小说集《生活拒绝叹息》正式出版。尊敬的马识途同志写了一篇近五千字的序言，主要内容是为现实主义正名。在序言中，马老鼓励说，“崔桦的独具特色的‘机关文学’，的确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园地。”“清醒的现实主义比迷糊梦呓好得多，不管别人说什么，走你自己的路……”记得我第一次读马老序言的时候，眼睛湿润了。

　　李致保护作家的事情是很多的。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我和周克芹住一个房间。会后我俩躺在床上交谈，从晚上十一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主要是他向我倾诉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他的“桃色新闻”，妻子告状，妇联干预，新华社还出了“内参”，社会上议论纷纷，说他是“当代陈世美”。当时，周克芹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不停地叹息，甚至抽泣，反复说“人言可畏”啊！

　　后来，我的朋友杨字心两次对我讲，李致“很仗义”，一再说周克芹的问题“事出有因”，又的确“查无实据”，不要再追究了。李致对杨字心说“总不能让他就此趴下去吧！”

　　李致爱说一句话：“成就一个作家是很难的，毁掉一个作家是很容易的。”他听说妇联一个刊物，要发表批判周克芹的文章，亲自跑到妇联，劝说不要发表。妇联有同志说，省委宣传部包庇周克芹。李致也不生气，坚持耐心说服，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几年以后，刊物的主编在会上公开说，“幸好没有发表，发表了就把周克芹的家拆散了……”

　　李致发现周克芹依然萎靡不振，促成“给周克芹出一本书”，给他打一针“强心剂”，让他站起来！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周克芹短篇小说集》。

　　还有众所周知的，部队作家丁隆炎写彭总的《最后的年月》，印出四十万册，被上级部门封杀，有位领导甚至说要开除丁隆炎的党籍。李致却坚持应当发行，把“官司”打到中央书记处，终于争取到了一个“内部发行”。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身上遍体都是“阶级斗争”的伤痕，极左思潮的迷雾还没有散去的年月，李致能义无反顾地保护作家，真是难得！真是“万事莫贵于义”啊！

　　我继续叙述这位书生的故事。

　　1987年各个报刊上的杂文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时杂文作家希望顺应时势成立一个杂文学会，进一步推动杂文创作。但是这个学会却是一个难产儿，只有怀孕的苦楚，没有分娩的喜悦。只听雷声响，不见春雨来。

　　杂文作家非常着急，四川民族学院教授、杂文作家邵建华，骑辆自行车八方奔跑，没有结果。大家认为，现在政治环境这么好，为什么成立一个民间性质的学会这么困难？

　　按理说，一点也不难。只要领导表个态，说一句话，或者点一下头就行了。俗话说，说得轻巧，吃根灯草。谁当领导谁知道，杂文这根“灯草”是铁丝做的，是很难吃下去的。

　　邵建华是个教授，对官场政治生态比较陌生。他找到了省委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同志态度很好，规劝邵建华说，“不要急躁。全国杂文学会尚未成立，西南地区也没有一个杂文学会，我们又何必赶在前头呢？杂文啦！惹是生非，容易闯祸。我看还是等全国有了杂文学会，我们再赶个末班车……”听了这番高论，气得邵建华教授脑子里一阵眩晕。

　　真是痴人只知玫瑰红，不识“乖剌”会伤人。

　　似乎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文友们劝邵建华不要乱串门了，去找马识途和李致吧！邵建华找到马老，马老开口就说“这是件好事情”，自己年龄大了，当个名誉会长，推荐李致担任会长。

　　邵建华兴致冲冲地跑到省委宣传部李致办公室。李致听了邵建华的来意，笑了笑说，“马老担任名誉会长，众望所归。我知道你们的难处，写杂文嘛！要针砭时弊，有人难免要对号入座，麻烦和是非在所难免。好嘛！我答应你们……”

　　同样是领导官员，面对同样的问题，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回答！

　　邵建华那个高兴劲，有点像“老夫聊发少年狂”，离开省委宣传部骑上自行车疯跑。

　　后来李致推荐我担任学会副会长，话说得更直截了当：“老兄，我们一起来干。出了麻烦，我来担着。”

　　马老和李致敢冲破官场政治生态的樊篱，“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正直和勇气！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和李致经常在杂文学会开会时见面、听他讲话。渐渐地我发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李致论述学会工作时必谈鲁迅，鲁迅对杂文的见解，鲁迅杂文的特色，发扬鲁迅精神，批判对鲁迅的诋毁，沿着鲁迅的足迹往前走。

　　去年我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才恍然醒悟，李致一生追寻鲁迅，敬爱鲁迅。他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里，借“检查思想”为名，他重读《鲁迅全集》。他女儿十四岁生日，李致送的礼物，依然是一套《鲁迅全集》……李致担任杂文学会会长，实际上是要把鲁迅的遗风延续下去。

　　1959年李致母亲送给李致三十岁的生日礼物——《鲁迅全集》

　　杂文作家都知道，李致的爱人丁秀涓大姐长期在家养病，需要李致照料。我们每次见面，我都要问候丁大姐。因为我也曾经长期照料过病中的爱人，有一次我对李致说，“照料病人是非常辛苦的，我知道……”我以为他会笑一笑回答“是呀”。出乎意料的是他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正在考验在谈恋爱时发过的誓言。”

　　在这种情况下，李致还时时牵挂着杂文学会，特别牵挂学会的《当代杂文》报。尤其是每次开始“整顿报刊”的时候，有些人的眼睛老是盯着这张小报，“欲先除之……”这时候李致就“紧张”起来了，不得不为《当代杂文》报说话。

　　有许多次，李致到杂文学会开会，讲完话以后，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要早退了。家里有病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都是望着他离开会场的背影，直到消失。心里涌起一种感动，一种钦敬。

　　我再叙述另一个故事。

　　去年6月，我收到李致一本新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封面是黛绿色的天空，下方是两抹乱云，上方是悠游的白云，白云中间泛起一片淡淡的红晕，红晕中隐隐可见一轮丽日喷薄欲出。这本著作的内容全是李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反映那个年代的混乱、荒诞和残酷……我有点吃惊，众所周知，这是文学创作和出版中的一个“禁区”。

　　记得1986年，巴老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他说“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防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个建议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张爱萍将军曾多次表示支持。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我们不能忘掉这段历史。我始终相信，一个对历史无知的人，必然被历史淘汰。一个对历史朦胧的人，对未来的认识必然是模糊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段历史正在被淡忘。有些人不相信“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反对对“文革”的反省，甚至留恋、肯定那段历史。李致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是他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文革博物馆”。李致的新作表现出了反省历史的勇气，表现出了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表现出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书生的率真和执着。

　　过去，我一直认为这是李致的性格。

　　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主要是信仰。是他对信仰的坚定和虔诚……

　　2008年3月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