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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人的记忆

　　◎ 字心 注释标题 字心：杨字心。作家，编审，曾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我的记忆里，李致调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大抵是“文革”中后期的一个暑天，他穿一件洗旧了的短袖衫，发白的经纬间还留有他在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干活时未曾洗尽的泥迹。其时正值“批林批孔”，身为分管文艺读物的社领导，李致显得忧心忡忡，不堪重负的样子。不久患上眼疾，三天两头跑医院，遇上棘手的诸如“写走资派还在走”一类选题，便聚众讨论，讨来论去，好像推磨，转过了三百六十度又转三百六十度，反正原地兜圈子。

　　这位新来的领导真会走群众路线，我当时实在赞赏他的领导艺术！

　　打倒“四人帮”之后，他的眼疾大为好转，会上会下大谈十年书荒，一反过去的疑虑不决，看好的选题还挺牛，而运作的策略却依旧集思广益，也免不了兜圈子，以致有人戏言他善于“曲线救国”，也有说他很会“弯弯绕”的。

　　记得《在彭总身边》的编辑前后，李致的“曲线”也有所展示。这本书组稿于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稿于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彭德怀警卫参谋景希珍讲述，军队作者丁隆炎记录整理。这是1978年岁末，“两个凡是”还有市场，李致十分慎重。去眉山三苏祠审读书稿时，我与李致住一间屋，他有打呼噜的习惯，而且确实是“呼不惊人誓不休”。有次去玉门油田，半道在一个荒郊野店歇晌，乍然传来屋瓦震动之声，原来他酣然入梦了。夜深人静，他特别自律，让我先行入眠，他声称有个习惯，“睡前要看看书”。我心里也惦记着书稿，略一迷怔便醒来，见他不是看书，在斟酌稿子。他坐起身，取下自做的灯罩对我说：“丁隆炎写得好，我读来心里淌血，彭总冤了这么久，不能让这个书稿迟迟出不来。”他说明天就回去，“我签字，先发稿。”以后的事情由他来对付。

　　清样很快出来了。先请省出版局的几位领导过目。有位领导提出，彭老总住在北京西郊，朱老总去看他，两个老帅下棋，朱老总居然耍赖偷棋子，“咋会有这样的事？”有位领导又提出，叶帅请彭总吃狗肉，“真有这回事吗？”李致一转话我就笑了，困难年间，下边部队给成都军区首长送狗肉就确有其事，“将军可以吃狗肉，难道元帅吃了就损军威？”李致说吃什么是个人的口味，下棋偷子属于生活情趣，可以不管，“只是有个硬伤却不能不注意。”他说的硬伤是1965年中央决定彭德怀到成都任三线建委副主任，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说，“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景希珍跟丁隆炎讲述这一段，我在一旁，景希珍说他当年“亲眼得见主席跟首长握手”“亲耳听见主席说了这样的话”，后来在牵肠挂肚的日子里他还和彭总“经常回味这话”。李致说景希珍的讲述不假，问题在于没有见诸文字，口口相传算不了数的。不过他又宽慰我，“不要因小失大”，实在不行，删去这句话就罢了（出版后这句话并未删去）。隔天他告诉我，新华书店的征订数字已经回来，他见了在省文化局主持工作的陈杰，陈杰希望出版社尽快出书，说她读了两遍清样，感动得不行，想起很多政治风云，揩湿了几张手绢。

　　陈杰的丈夫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一本书稿她读了两遍，并且揩湿了几张手绢，朝夕相处的丈夫不可能不知情。那么，李致的“弯弯绕”在四川“就算通了天了”——非正式地让四川分管这方面工作的最高职能部门的领导知道并很有可能看过这本书稿了。陈杰没有意见，也就是说在正儿八经送审时不便正式表态的最高职能部门实际上已经表态了。

　　当时胡耀邦主管中宣部，李致在团中央是他的下属，“文革”中一起住过几个月“牛棚”。书出版后，李致寄去一本。“耀邦同志连夜看了。”接近胡的人告诉李致，耀邦说此书“写得非常感人”。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过了几年清除“精神污染”，成都军区党委在听取创作人员的汇报时，有人介绍丁隆炎写了《在彭总身边》，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拍案而起，与会者骇然一惊，傅全有却笑逐颜开地说，他在进川前读过这本书，“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作者在我们军区！”他提议给丁隆炎记功，记一等功。全军搞创作的未有先例，军区上报总政，为了平衡，给丁隆炎一个二等功。

　　功归功，过归过，在此之前，他却因写彭德怀差点被开除党籍。

　　彭德怀平反后，军委成立了“彭德怀传记编写小组”，丁隆炎调入这个小组。丁隆炎接触了更多的材料，还随浦安修（彭总遗孀）到过湖南，去过太行，感触极深，于是写了彭德怀悲绝人寰的《最后的年月》。这本书稿到出版社后，流水作业，打乱了过去的“三审制”，由总编李致审读初稿，责编则当了“二传手”，读罢送社长崔之富，连夜看完，没意见，就签了。这在当时可能是四川出版史上出得最快的一本本版书。李致和几个编辑去新华印刷厂，边校边改，一个星期见书。发行前一天，位于成都人民南路的市新华书店出了通知，次日书店未开门便排了长队。李致遗憾地说太保守了，首印四十万册，他预测再加三十万也不够。

　　出人意料，三日后突如其来地来了通知：此书停发。请示为什么，说“×××有意见”；经出版社力争，又说“丁隆炎写此稿，未经彭总写作组同意。”接下来的，不是这本书放行与否的问题，而是丁隆炎能否保住党籍的问题，当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发话了：“这样的党员不能要。”

　　丁隆炎赠李致《在彭总身边·最后的年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扉页题签：“赠李致老哥 斜风苦雨过去了，经年的雨水积聚下一泓清亮幽深的湖，这是多年来你一直张开双臂为我挡风刀雨剑的友情的深海。”

　　李致去丁隆炎所在部队说明情况，部队领导说他们是保护丁隆炎的，“问题的严重在于上面未松口”。上面指的就是那个权威，于是出版社一个报告一个报告地往上递。负责起草的人已经记不得当时写了多少检查和报告了，但李致最近称他记得，因为每次都存了底，加起来的数字“至少是个小长篇”。

　　报告从政治形势，出版方针，乃至具体的描写和细节，条分缕析地作出解释，可谓有理有据，实况实情。但偏偏忽略了一点：法治抵不过人治！道理千篇抵不过权威一言！何况出版法那时还没有，时至今日我也不悉是否出来。但“那个小长篇”也没有白写，不然丁隆炎就没有立功的“后福”，开除党籍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作者的负责和宽厚，李致的行事还出现在另一部作品和另一个作者身上。后来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周克芹，当时在简阳农村劳动。他“文革”前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文革”中也在练笔，写作的潜力是有的。文艺编室对本省年轻作者摸底时，一个编辑提出：“不妨去看看周克芹。”李致很支持。这位编辑到了周克芹家，快过旧历年了，“过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她问周克芹夫妇，两人都没有应声。她走进厨房，抬头一看，快活地拍拍手，“你们还保密，腊肉都挂了几大块！”周克芹凄然一笑，“是腊肉么？仔细看看。”这是一个四川盆地在严冬岁尾难得的好晴天，从瓦隙里筛下来的白花花的太阳光照着梁上从地里收割回家的向日葵。再看，猪圈里没有猪，羊圈里没有羊，倾斜的院坝里，只有两只还咻咻叫着的小鸡以及倚着门栏嗷嗷待哺的几个儿女……这位女编辑揪着心回到出版社，她忧虑农家的生计，更同情一个农村作者的境遇。她提出“给周克芹一个机会”，商议的结果，将周克芹从农村借出来。当时简阳还没有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社员靠工分吃饭，便由出版社付给工分款，让周克芹“安安心心写两个月小说”，给他出个短篇集子。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李致过问很细，“周克芹吃饭怎么办？”住在出版社的客房，按干部出差每日报销六角，一日三餐差强够了。“吸烟怎么办？”李致知道周克芹吸烟，烟瘾还大。“这就要从饭里边抠了。”我看出李致不放心的样子就又说：“吃饭问题你不用管了，反正饿不着。”后来，每当晚饭，周克芹不是在那位编辑家，就在我家，酷暑难当，喝粥，多一把米少一把米的事，饿不着周克芹，也穷不着请吃饭的人。

　　短篇集的作品很快凑齐了。我们寄希望于周克芹的，是盯上了他农村生活的积累，他不是挤出而是可望喷出一部有含金量的大部头。周克芹也有这样的创作欲望，他写了一个《岭上人家》的长篇小说提纲，离开出版社之前讨论过几次。

　　年底他的第一本书——《石家兄妹》（短篇小说集）出来了。担任责编的这位编辑早已舆论先行，说上一个春节作者家里就没有吃上腊肉，借出来写作又带了账，终于打动了李致，开出了当时的顶级稿酬。周克芹离开出版社时，在给他一摞摞写长篇的稿笺的同时，让他留下在生活上、创作上能给他开绿灯的“关系户”，责任编辑按照户头（简阳有关单位）一一寄去样书，并附上出版社言辞恳切的致谢信，用心良苦地希望他们“今后继续给周克芹以支持”。

　　李致的动作则是跨越式的，他和省作协一个负责人磋商，由这个负责人出面，一竿子插到简阳县，动员其人际资源，给周克芹争得一个二十五级的干部指标，并在跳出“农门”之后，在县川剧团有了一间睡觉和写作两用的小屋子。

　　周克芹的长篇顺利上路了。他写完一章，就给经手这部作品的编辑寄来一章。时过半年，在后来更名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脱稿后，周克芹却没有按约定时间带上完整的书稿来出版社。他被一位延安时代的老文化人“绑架”去了重庆，并将书稿改出后刊发在新近创刊的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上。

　　李致很生气。他有一个准则，据说来自巴金，凡约定的书稿未出版前，作者不得交刊物登载。更为气恼的是经手此稿的责编，连经营短篇算起一年有余，如今小鸡破壳而出了，长上翅膀飞走了。接着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文艺界的两个老头子（周扬和沙汀）又有了《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在《文艺报》发表后，颇具中国特色的评论界，跟风而来，喧嚣不已，于是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便顺风顺水地落到周克芹头上。

　　本来奖就奖吧，拿奖的不一定顶好，未得奖的不一定不好。但说不清楚的某种惯性使然，“捉在自己手上的雀子怎么跑了？”一时闲言碎语很多，社内社外责备之声不绝于耳。李致倒沉得住气，他说书稿跑走了，但培养了一个作者，这也是“得可偿失”。

　　20世纪80年代，简阳县罗淑纪念堂落成仪式。前排：左五艾芜、右三周克芹、右四李致

　　何况一城一池的得失并不重要。1986年全国首届诗歌评选，获奖十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占了4本。四川是“诗歌之国”，李致很重视。长时间以来只有两个诗歌编辑，他们推出了好几套诗丛，涵盖面极广，其影响也很大。难组的诗稿，李致往往亲自前往。在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陈毅诗选》《罗瑞卿诗选》之后，他闯到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家。张爱萍在家乡人面前喜欢开玩笑，“我写的是什么诗哟，豆豉、萝卜丝，这都能出版哟！”但在李致“弯弯绕”的“蘑菇”下，终于把“萝卜丝”拿到了手。

　　曹禺的书稿不易给人，似乎是戏剧出版社的专利。他的《王昭君》在刊物上发表后，李致很想在四川出版这个剧本。李致是巴金的胞侄，巴金和曹禺本是通家之好。他拎了个大包，满头大汗地走进三里屯曹禺的家。包里全是书，有《巴金近作》《丁玲近作》《艾青近作》……还有尚未出全的鲁、郭、茅、老等人的“现代作家选集”，曹禺看了，明白李致的用意，他为朋友们的作品能重见天日而高兴，却没有吐出自己要出版什么的口风，反而在脸上挂着笑说：“你们的出版重点，是不是全盯着我们这些老古董了？”他还是没有出版他的《王昭君》的意思。

　　李致又使出了他惯用的“弯弯绕”。他暂不谈出版的事，却说起了曹禺的几个戏。李致十七岁入党，做地下工作那些艰难岁月里也是曹禺的戏迷。他最喜爱的是《日出》，谈起这个戏，曹禺也有了兴致，从沙发上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在客厅里踱着步子，“露露，你今天晚上真美，真美，我一看到你，我就闻到了你身上的香味。”这是《日出》里乔治张的台词，李致接下来，“露露，我闻到你身上的香味，我就想起了巴黎的夜晚和夜晚的巴黎……”两人大笑起来，《王昭君》的出版就在笑声中徐徐拉开帷幕。

　　但还没有最后敲定，曹禺提出时间问题，“希望在三个月内见书。”李致没有贸然答应，回到住地，他与远在成都的社长崔之富通了话，次日又马不停蹄地去到曹禺家，“三个月见书，只提前不赶后。”曹禺听了李致的回话，见他满头大汗，递过去一张毛巾，“你做事很实在，太像老巴了。”老巴是巴金，曹禺一直这样称呼他，两人的友谊也一直持续到人生的终点。

　　《王昭君》由一个严谨的老编辑精心操作，装帧精美，找不出一点瑕疵，曹禺收到样书后，放心地将《曹禺戏剧集》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出差去北京，这时曹禺已迁居木樨地。他询问了李致的近况，突如其来地叹息起来，我好生不解，他说李致在出版界“声名远播”，这不是一件好事，“我想，我想你们出版社留不住他了，难道这不是损失么？”

　　曹禺可有预见，后来李致调省委宣传部，虽然兼了一段出版总社社长，但时间不长，继后又任省政协秘书长，在宣传部他管的事也多，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还免不了人事的纷杂，于出版他就渐行渐远了。

　　但周克芹后来调到省作协搞专业创作，据我所知，周克芹和他的作品，还是经常挂在李致心上。此前，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溜走了，对四川出版毕竟是个遗憾。一次作协开会，周克芹在座，他招呼我去会议室外，特地让我给出版社捎回三句话：“我是农民。农民最重恩情。我不会忘记出版社对我的帮助。”说得很动情。他当时并不乐意随那位文化人去重庆，可是人家向他打了包票：“李致跟我很熟，一切由我疏通，一切由我负责。”再说他家里很拮据，能在刊物上先行发出，多拿一次稿费，亦可补贴家计。李致听了，宽厚地说：“实在情有可原。”不知李致的“词典”里如何注释“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在当时却出了一个叫责任编辑哭笑不得的“点子”，让她做一顿饭，请周克芹“赏光”，李致和我作陪。李致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讲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但出版社要兴旺，我们就应该广泛地团结各路作家。”

　　记得浩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答应并且出版了他的小说集。李致在出版社，不看门户，广纳百川，这样的景象，今天在出版界似乎难以见到了。

　　周克芹吃了这顿“团结饭”不久，出版社的疙瘩解开了，他却结上了另外的疙瘩。“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时很多眼睛盯着他，于是“作风问题”出来了。越刮越厉害，妻子闹到了作协，又告上了妇联。新华社写了内参。这下惊动了某位高层，要查一查获取茅盾文学奖的“当代陈世美”。

　　李致在宣传部任上，这是他的分内工作。他“认真地查了”，确实“事出有因”，又难免“查无实据”，最后追究不出什么也就不追究了，历经一番风雨还是保住了周克芹。但“内损外伤”太大，周克芹几近一蹶不振，他一个人住进了成都北郊天回镇的一家医院。适逢韦君宜来川，李致约我去看她，在途中他再三叮嘱我——出版社应该去看看周克芹，并让我也带去三句话。一句我已忘记，另一句是毁一个人的只能是自己，别人是打不垮你的；还有一句是一个作家就要写作，只有写出作品才能证明你的存在。

　　一个阴雨的下午，已是冬令，天气奇冷，雨中夹着雪粒子，我和周克芹曾经的责编，还有编室主任吴大姐，三人一起去到天回镇，陆军总医院不见周克芹，在医院附近一个民居找到了他。他不是治病，是在一个堂妹家养病，其实是养心，调整心态和情绪。可他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头发蓬乱，胡子好些天未刮，披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大衣，失魂落魄地坐在一个冷火悄烟的小火炉边上。

　　人言可畏，人言杀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问候了他的身体，问候了他的起居，问候了他的心绪。他指着条桌上一张摊开的稿笺，“我在写……写一封信，三天了，就只写……写了几行……”他平时就寡言少语，此时此刻就像嘴巴不属于自己。

　　我将李致的话转告了他。

　　“谢谢李部长，他还想到了我。”说罢又无声了，他的情绪始终很低落。

　　李致知道这次见面的情况后，沉思地询问我们有什么应对之策，“总不能让他就此趴下去吧？”他期许周克芹能跳出沉疴。曾经的责编有个主意，“给周克芹出一本书。”她说用这本书给周克芹“打一针强心剂”。

　　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周克芹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之后他相继写出的包括《山月不知心里事》等几篇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

　　李致一直称许这件事，也赞赏这位编辑以人为重，以出版为重的宽厚情怀。

　　这大抵也算李致在四川出版界带队征战留下的一束余光了。

　　2006年10月改定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