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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至的呼唤

　　我很早就知道冯至同志，因为鲁迅先生称誉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不过当时年轻，时值抗日战争，不太理解抒情诗，兴趣在艾青的《火把》和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一类诗上。

　　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有四位学生惨遭杀害。“一二·一”惨案，唤醒了无数的青年学生，纷纷奋起声援昆明同学，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我当时在成都华西协中读书，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

　　1986年4月，诗人冯至在北京举行的川版书座谈会上

　　正在这个时候，读到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至写的《招魂——谨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忘却我们？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

　　你们，我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回来！自由，快快地回来！

　　光明，快快地回来！

　　这首诗它既在招魂，又在呼唤。它激励了无数的青年人。我的心加快跳动，我的眼睛含满泪水，我的热血沸腾。当时，我们一批志趣相同的青年，组织了一个名叫“破晓社”的团体。“破晓社”社歌里面有四句话，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

　　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

　　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

　　战斗一刻不停息

　　这是冯至同志对我们的第一次呼唤！

　　三十年后，冯至同志又向我们发出第二次呼唤。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为积累文化和解决书荒，大量重印和编选名家名作。我从唐弢同志那儿得知冯至同志的住处——他们都住在北京市永安南里——便立即去拜访冯至同志。冯至同志身材魁伟，态度慈祥，穿一身布中山服。我自报家门，拿一批新出的书籍请他参观，向他约稿。

　　1979年初，收到冯至同志来信：

　　李致同志：

　　来信及《找红军》一册（还有上次寄来的《夜归》）已收到，谢谢。

　　《陈翔鹤选集》已选定。我因为太忙，《序》还没有写。约在下月（3月）可以将选稿及序一并寄上。

　　《杜甫传及其他》，我想先征求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再寄给你们。因为过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总要通知他们一下取得他们同意才好。

　　至于我的“近作”，我先不收集出版。因为形势发展很快，我写的那些东西还要经受一些时间的考验，晚一点出版才好，不知你以为如何？此致

　　敬礼！

　　冯至

　　2月8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冯至同志对出版他的作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们尊重他的意见，没有出版《杜甫传及其他》，也缓出了《冯至近作》。至于《陈翔鹤选集》，是出版社请文学研究所白鸿同志编的。冯至和陈翔鹤是老朋友，过去同是“沉钟社”的成员。陈翔鹤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作为陈翔鹤家乡的出版社，作为他的学生（40年代他在成都华西协合中学教语文，参加过“破晓社”的活动），理所应该出版他的选集。白鸿同志不仅在编选上请教冯至同志，还请冯至同志写了《序》。

　　《冯至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四川的出版工作逐渐取得冯至同志的信任。1980年秋，外国文学会年会在成都举行。会后，我们把冯至、黄源、戈宝权、朱雯、方敬、石璞等一批著名翻译家请到出版社参观，听取他们的指教。参观后，又一起合影，在附近一家饭馆吃了一次真正的便饭。

　　我坐在冯至同志身边，他对我说：

　　“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

　　我当然理解冯至同志说的“你”，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四川人民出版社这个整体。出版社包括各个部门（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印刷、发行等），离开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行。这不仅是鼓励，更重要的是呼唤。它表达了老一辈作家对出版社的要求。事后，我向出版社全体同志转达：“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经过研究，出版社把“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世。

　　“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的实质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唯利是图。出版社同时加强经营管理，并总结了我们的一贯做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方。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正是这样，四川不仅出版了大量好书，在国内外赢得声誉，同时还自筹资金盖了出版大楼和职工宿舍。

　　世界上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事。有人不赞成“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这个提法，指责它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书籍当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但它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决不能把它当成一般商品，更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有的说“先做出版商，后做出版家”。又有人主张“既做出版家，又做出版商”。我不愿意作无谓的争论和玩文字游戏，提出不参与争论，只要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就行了。但我内心仍激荡着冯至同志的“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呼唤。

　　1986年4月，出版社在北京举行书展。冯至同志应邀出席。他兴致勃勃地为出版社题词：

　　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人民感谢你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感谢你们。

　　冯至

　　1986年4月22日

　　当时，来参观的人很多。我来不及和冯至同志多谈，又去接待别的同志。座谈会上我汇报了川版书的情况。杨尚昆、张爱萍、李一氓同志和许多作家、艺术家，都对“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志向加以肯定。我望着冯至同志，心里充满对他的感激之情。

　　冯至同志已经逝世四年多。可以告慰冯至同志的是，从粉碎“四人帮”到1987年，由于全系统职工的努力，四川出版总社直属的九家出版社没有卖过书号，没有出版一本坏书。

　　1997年国庆节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