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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爱劳动人民的作家——怀念艾芜

　　艾芜于1987年

　　艾芜同志逝世一周年了。

　　去年12月5日艾老逝世的时候，我在美国，不知道这个噩耗。艾老逝世前几天，我正第三次开始读《艾芜文集》第二卷。艾老的著作中，我最喜欢《南行记》和他的自传。我儿子初到美国时，遇到很多困难，一度情绪不好。为了鼓励他，我托人千里迢迢把《艾芜文集》第二卷（包括《我的幼年时代》《童年的故事》和《我的青年时代》）给他带到美国，希望他从中吸取精神力量。我儿子带着这几本书，从美国的东部到西部。尽管我在美国期间借来不少中文书籍，而那几天我却偏偏在读已经读过两遍的《艾芜文集》，每天都有几小时和艾老生活在一起。12日上午，我才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惊见艾老逝世的消息。艾老生病住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出国前我多次去看望过他。1991年6月2日，和马识途等同志去为他祝贺八十七岁寿辰。艾芜、沙汀、巴金三老同庚，生于1904年。在我的印象中，艾老的身体最健康，怎么会突然逝世呢？与省文联通电话，没有接通。一连几天，我的心上好像结了一层冰，深感失去一位良师和益友的痛苦。

　　我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继续读《艾芜文集》。每拿起书，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为什么刚好在艾老逝世前我又重读这卷书呢？是“上帝”的安排？是“第六感觉”？艾老，您能回答我么？

　　4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读艾老的《南行记》。在现代作家中，艾芜是我最敬佩和最喜欢的作家之一。1948年，艾老在重庆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我看见过他。他穿一身粗布长衫，像一个职员。有人说：“这是艾芜。”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段路，但不敢去结识他。我听说他在《大公晚报》主编副刊《半月文艺》，便鼓起勇气寄了两首散文诗（《燕》与《蛾》）去，不久即被刊登。“十年浩劫”时，这两首散文诗受到“革命群众”严厉的批判。我没有“服罪”，而在内心深处看不起这几个“有理讲不清”的“兵”。

　　“十年浩劫”后期，我从共青团中央调回四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我经常去新巷子十九号看望沙汀同志。为了避免被人注意，我一般在星期天去。星期天，大门常关得紧紧的。我用力敲门，沙老听不见，往往是艾老来开门。他知道我是来看沙汀的，彼此点点头，我便进去了。以后，我知道艾老为《高高的山上》这一篇小说受批判，很为艾老不平，但艾老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能对他讲什么呢？

　　我和艾老交往，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为恢复作家的名誉，四川人民出版社首先出版了《四川十人小说集》，其中收了艾老的《夜归》《夏天》《野牛寨》三个短篇。接着，我们又为他编印了短篇小说集《夜归》和中篇《丰饶的原野》。艾老在《夜归》的《前言》里说：“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文艺工作者又有写作的自由了。……墨在欢呼，笔在跳舞，雪白的纸张笑脸迎人，新的时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编辑，和艾老打交道，是最愉快不过的事了。艾老极为平易近人。到了交稿前几天，他往往从新巷子步行到盐道街，亲自把书稿送交到编辑部。我们要用美军吉普（当时出版社仅有的一辆车）送他回去，他坚持不肯，说：“走路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了解社会。”我拉不住艾老，只好站在大门口目送他离去，直到他转弯再看不见他的身影。艾老的书稿，一般用毛笔书写，字体娟秀，一格一字，整齐清洁，编辑人员和排字工人都十分欢迎。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问题没有拨乱反正。为避免麻烦，书稿中有些字句或提法，我们常建议艾老稍作改动。艾老顾全大局，体谅编辑，无不同意。《夜归》出版后，艾老送了我一本。扉页上写着：“《夜归》这次印得很好，我很高兴。这和李致同志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我还要李致同志对内容方面有所指正，使下次可能再印时，再行修改。艾芜，1979年3月2日。”我捧着《夜归》，像捧着艾老善良的心，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隔了一阵，我只找出一句话：“艾老，您太谦虚了。”他却说：“应该感谢出版社。”艾老很支持我们为四川出版社确定的方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1981年，出版社为艾老编印《艾芜文集》，第一卷出版后，艾老又在赠我的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由于李致同志的大力帮助和督促，编辑出版了我的文集，心里非常高兴，今后要努力写作，使文集更加充实，尽量做到好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艾芜，1982年1月23日于成都。”我真没想到艾老谦逊到这种程度！由于得到艾老的支持，1990年终于把近四百万字的十卷文集出齐。艾老为文集写的《前言》第一句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打算今年出版我的文集，说要作为我从事写作五十周年的纪念，这是不敢当的。”1990年3月5日，省上举行了“庆祝《艾芜文集》出版和艾老创作六十六周年座谈会”，艾老拄着手杖缓步走来，见我第一句话，又是：“不敢当。”几十年来，艾老对人民付出了很多，却从不计较物质享受和名誉地位。无论受到什么荣誉，他总是说“不敢当”。

　　20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艾芜作品

　　每次去艾老家，总是见他伏在书桌上写作。这情景不仅使我十分感动，并使我生怕打扰他。然而艾老总是一见我就立即站起来，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艾老的夫人蕾加同志，除了为我沏茶，还要端一盘巧克力出来。艾老经常主动告诉我国内外对他的研究和评论。新出版了他什么著作，如果我没有，他就签字送我。艾老在新巷子的住宅，一间大屋子，既是书房，又是客室、饭厅，用布帘隔开的是他和蕾加的卧室。触景生情，我不能不想起艾老第一次南行时，无论是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或是在树荫覆盖的山坡上，他总是把墨水瓶挂在颈项上，把小纸本放在膝盖上，随时写下自己的感受。抗日战争时期，艾老在桂林，生活条件非常差，艾老为赶写文章，经常一手抱着小孩，一手从事写作。仅就这一点，充分说明艾老顽强进取的精神。我想起鲁迅的名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这同样是对艾老最好的写照。

　　和艾老接触越多，我越尊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他淳朴的人品。1981年，《四川画报》要刊登对艾老的专访，我主动承担撰写文字的任务。我在报道中引用了艾老的一段话：“由于思想上尊重劳动人民，又在生活中同下层的人一道同甘共苦，因此，对于劳动人民有着真挚的热爱，所写的短篇、中篇以及长篇小说，大都以劳动人民为主要人物，他们虽有不少缺点，但其本质则是崇高的、美好的。”艾老的创作手法和作品风格受到很多赞誉，我就此和艾老交谈过。艾老告诉我，他的作品，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是为他所喜欢的，才写得下去；当然，喜欢并非掩盖他的缺点。同时，总是有很好的自然风景。自然风景是很吸引人的。没有好的自然风景，就像画一幅图画，画不下去。再有，写作要进入环境。好像演员要进入角色一样，要发生感情，与这个角色共喜怒哀乐。艾老说：“我有不少作品是流着眼泪写的。如写《野牛寨》结尾的时候，我知道要流泪了，就用手把眼睛蒙住，但泪水还是从手指缝里流出来。……”当我把刊登题为《对劳动人民真挚的爱——记作家艾芜》的画报送给他时，他立即拿着看了，依旧只说了三个字：“不敢当。”

　　1982年底，我调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文艺工作很“烫手”，谁都怕沾边。过去马识途同志分管文艺工作时，李亚群同志向马老作揖，说：“真是找到替死鬼了。”后来马老又开玩笑，说我当了他的“替死鬼”。无论哪个方面，我都不能和亚公、马老相比。我只有一靠与文艺界广交朋友，二靠向老前辈请教。我说的老前辈，主要指任白戈、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我到艾老家，一般以聊天的方式向他汇报情况和提出问题，艾老先是认真听，然后简单地说几句。在谈到党管文艺时，艾老讲过去“左联”的经验，主要把大的方向管住，并不具体去干预作家如何写作。当涉及反对一些带有倾向性问题的时候，艾老十分强调要划清界限，不要把一般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更不能把某个提法或口号当成棍子去吓唬作家。一段时间黄色小报泛滥，艾老提醒我们，说这种现象“超过三十年代的上海滩”。艾老发表意见时，极为安详平和，像和朋友谈心似的。我从艾老那儿受到启发，增加了力量，避免了某些可能出现的错误。

　　1991年，李致陪同李济生（巴金胞弟）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看望艾芜

　　艾老毕竟高龄，健康逐渐出现问题。1987年，艾老心脏出现窦房结病变，行动困难。我赶去看望他。艾老的病其实早就有了，但他总以为是写作累了，休息一会儿就会过去，以致没有治疗。医院决定给艾老安心脏起搏器，艾老本人同意，但还得征求蕾加同志的意见。当时马老不在成都，省作协有关领导，把这个“重任”交给我。4月11日一早，我去省作协宿舍看望蕾加同志，转达了医生的建议，蕾加同志表示只要艾老同意，她没有意见。艾老安了起搏器以后，情况良好。1987年10月，巴老回到他阔别了二十六年的故乡成都，促成了张秀熟、沙汀、艾芜、巴金、马识途五老聚会的盛事。艾老兴致勃勃地参与有关活动，虽然说话不多，但身体没出现问题。临别前，五老又相约1993年再聚会，届时张老满百岁，沙老、艾老、巴老满九十岁，马老满八十岁。1988年初，艾老右腿股骨摔折，在川医治疗。我去看望艾老，向他介绍了前几年巴老治疗骨折的情况。11月，艾老转到省医院治疗。我每次去看望他，他多在书桌前写作。1991年9月9日，我的叔父李济生和堂妹李国煣来成都，我陪他们去医院看望艾老。我告诉艾老，我准备明春到美国探亲，艾老说：“多看看好！”国煣为我们拍了一些照片，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我和艾老最后的合影；更没有想到，这是我和艾老的诀别。

　　1987年中秋节，巴金回四川在宝光寺与老朋友聚会。左起：宝光寺住持、艾芜、沙汀、巴金、张秀熟

　　1987年中秋节，“四川文坛五老”聚会。图为“五老”之一马识途（左一）即兴挥毫书写。前排右起：艾芜、沙汀、巴金、张秀熟

　　我无法向艾老的遗体告别，只有发一份传真给艾老家属，表示哀悼。事隔五天，另一噩耗传来。我又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得知沙汀同志于15日逝世。艾老和沙老相继逝世，使我陷于难以自拔的哀痛之中。后得巴老18日从上海寄给我的信，信一开始巴老就说“这个月我心情不好，艾芜、沙汀相继逝世”使他“十分难过”。巴老还说：“你不在成都，他们的最后时刻，我也无法知道。”

　　今年1月中旬我回到成都。因为临近春节，我暂时没有到艾老家去。诗人吉狄马加（省作协秘书长）给我讲述了艾老的最后时刻，其中提到了艾老病逝的原因之一是“营养不足”。原来艾老自幼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南行中受尽折磨，抗日战争时期又吃了很多苦头，在生活上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住院期间，艾老家里对他照顾很好，但送去鸡汤、鱼汤等营养食品，艾老都送给照看他的人吃，自己只吃一些极普通的食品。我真后悔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不然可以在这方面劝劝艾老。我知道艾老长期养成的习惯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但我又感到艾老的心怀宽广，极易采纳不同的意见。不过，后悔无济于事，艾老已经走了。

　　我和马加在2月4日去看望了蕾加同志。我不愿意引起蕾加同志伤心，没有多提艾老的事。蕾加同志主动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她说：“艾芜去世，我觉得什么都变了。我从医院回来，觉得楼梯窄了，屋子小了。过去很多事，我都记不起来……”我不禁想起过去我一到艾老家，艾老站起来欢迎我，送我书，指点我的工作。我没有吃完的巧克力，蕾加同志还要用塑料袋装好，“强迫”我带回去给小外孙。可惜，这种愉快、温馨的相聚，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出国前，因为搬家，书柜还来不及整理。看望了蕾加同志回来，我把《艾芜文集》十卷精装本，放在书柜最显眼的地方。

　　1993年11月17日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