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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怀念李健吾

　　不知什么原因，我经常想起作家李健吾。

　　单说李健吾是作家，并不准确，应该说是作家、戏剧家、评论家、翻译家。我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他的评论《咀华集》、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剧本《秋》，还有他翻译的一些法国小说。可是我认识他却相当晚，是在1981年。

　　1982年10月，李健吾与夫人尤淑芬在成都盐道街3号四川人民出版社院内

　　当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书荒十分严重。我和出版社（特别是文艺编辑室）的同志，把再版现代作家的名著，当作自己的任务。这必然会想起李健吾。1981年10月我去北京组稿，马小弥听说四川打算出李健吾的书，便主动陪我到李健吾家里。小弥是作家马宗融和罗淑的女儿，巴老在她父母去世后曾抚养过她和她的弟弟。我是在出版《罗淑选集》时和她熟悉的，情同兄妹。她是一个热情侠义的人，认识许多老作家，经常帮我们出版社的忙，我戏称她为文艺编辑室“驻京办事处主任”。沿途她一个劲儿地给我讲李健吾的情况：说他很想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有冠心病，上下楼都费劲；坚持锻炼，最近已有起色。

　　这以前李健吾已和我通过信，原因是巴老有一次给我写信，把信装进了给李健吾的信封里。李健吾主动把巴老错寄的信转给我，并在他给我的信上，按北方的习惯称我为“老侄”。到了李健吾家，小弥一见面就叫他“李伯伯”，我也跟着叫他“李伯伯”。顺便说明一下，我在工作中认识许多巴老的朋友，虽是长辈，一般都称同志。除了当年的习惯之外，还因为我不愿打着巴老的旗号去招摇。只有对两个人的称呼例外，一个是李健吾，一个是曹禺。

　　李伯伯当时已年过七十。额头上有北方人常见的皱纹，身瘦高，背略弯，讲话心平气和，十分慈祥。尽管我们第一次见面，却像多年的叔侄，毫无拘束。他对四川人民出版社早有了解。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他已给予称赞。加上小弥在旁边“帮腔”，组稿“谈判”十分顺利。他除了肯定四川出书思想解放，有气魄之外，还比较满意川版书注意装帧印刷质量。他要送我书，但从书柜里找出的一本书，封面和正文是倒装的。他苦笑了一下，说：“没办法，你就拿这本书作纪念吧。”拿起笔就题了签。这本书虽不是四川出版的，对我仍是一个“冲击”：出版社如不把好质量关，作者会多难受呵！

　　接着聊天，谈到四川，谈到川戏。李伯伯说他跑过许多地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过西南。他十分喜爱川剧，我也是川剧迷，话题很多。他一再表示要来四川，我也表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乐意安排他的四川之行。他留我和小弥吃饭，我们不愿打扰，便匆忙告辞。

　　李伯伯又为出书的事和我通了几次信。他老人家的字“龙飞凤舞”，每一封信我都得认真研究和考证，才“八九不离十”大体看懂。同时，小弥多次来信告诉我，李伯伯坚持练气功，体质大有增强。我也为之高兴。

　　1982年10月，我意外收到李伯伯12日的来信：

　　我将于月之十八九日去西安市开外国文学理事会，开到月底，我即将赴成都，可能小弥陪胡絜青同志先到。到时，我将发出电报给你，请给我们夫妻准备住处。

　　健吾

　　这一下热闹了。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马小弥应邀先到成都，接着李伯伯和李伯母也赶到了。李伯伯在西安除开会外，还专门看望了一个老朋友。这位朋友是他早年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因脑出血瘫痪。李伯伯为他拍照，与他合影。他这样重视友情，更加受到我的尊重。

　　出版社为接待这几位贵宾感到兴奋，特意请他们到出版社参观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出的书籍，由我担任解说。参观书籍是我们接待客人常用的一种办法（按时髦的语言应称为“举措”），受到不少国内外作家的欢迎。我们既作了宣传，又得到教益。出版社领导很少请人吃饭，然而却得到他们的信任，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们还为李健吾和胡絜青同志摄影，以作纪念。

　　李伯伯、胡絜青和马小弥结伴游览乐山，住在乌尤寺。“天下山水在于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李伯伯饱览了令人陶醉的风光，心旷神怡，兴致勃勃地登大佛寺，到乌尤寺，还过了索桥。他到处搜集介绍这些名胜的材料，准备回北京写文章。从乐山回成都，本来还打算参观一些地方，但小弥却对我说：“李伯伯要赶回西安。”

　　我立即问：“是不是身体不适？”

　　小弥回答：“不是，他精神好着呢！主要是他在西安为老朋友拍的照片拿去冲洗，全曝光了。他要赶回去重拍。”

　　“难得来一次，多待几天不行吗？”

　　“他说他朋友身体非常虚弱，怕去晚了不行。”

　　我认为问题不会这样严重，去宾馆看望李伯伯，企图劝他不要太急，但看见他那真挚的表情，那样珍惜友情的态度，我深受感动。当时买车票不那么方便，我想办法很快为他买到票。他拿到车票时，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这样，李伯伯和李伯母匆忙地离开了成都。

　　几天后，我收到李伯伯从西安寄来的信。他说“已平安到西安，将于明日返回北京”，“感谢出版社”对他们“夫妻的招待”。他还寄回了两张车票，说“估计到会计报销有用处”。车票是出版社坚持给买的，李伯伯原准备自费。

　　李伯伯回北京不久，巴老不慎摔断股骨，住进华东医院。我的工作又突然发生变动，将调到省委宣传部。趁此空隙，我赶到上海看望巴老。我知道巴老和李伯伯的友谊，特别带上李伯伯的照片。在医院，我把照片给巴老看，并描述了李伯伯在四川的情况。巴老十分高兴，拿着照片一再深情地看他的老朋友，并说：“小弥来信宣传健吾练气功很有成效。”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早上，家里接到北京电话，说李伯伯在昨天（11月24日）下午逝世。原在写文章，后靠在沙发上，李伯母以为他睡着了，怕他受凉，去给他盖毛毯，突然发现已经不行了。我一个月前才和李伯伯相聚，许多事历历在目。这难道在做梦？记不清是谁提出的，暂时不告诉巴老，以免他老人家悲痛影响治疗。我在上海的时间本来不长，既然已经向巴老滔滔不绝地讲了李伯伯的情况，现在只得闭口不谈，但心里极不平静。

　　回到成都，收到讣告和《沉痛悼念李健吾同志》。其中有这样一段：“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更是精神焕发，孜孜不倦地从事著述，热心无私地培养后学，伏案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以后我才知道，他“伏案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是在写有关四川的游记……

　　李健吾女儿李维永在李致家的留影。《挽三哥》是李健吾为纪念巴金的三哥李林题写的

　　年底我去北京，约小弥一起去看望李伯母。这是我第二次到他们家。第一次去我和李伯伯一见如故，而这次却再看不见他了。我默默地把李伯伯在成都拍的照片送给李伯母。我和小弥都没有多提到李伯伯。

　　只是李伯母多次说：“他走得太急了！”

　　我也后悔当时不该听李伯伯的话，急着为他弄车票，如果晚走几天他可以更好得到休息。若干年后听小弥讲，有一次清明节李伯母去扫墓，对着李伯伯的骨灰盒说：“健吾，过去叫你注意身体，你不听话，现在你待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啦！……”

　　1983年秋，我接连读到巴老的两篇“随想录”（后收入《病中集》），其中都谈到李伯伯。巴老在文章中提到“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以致他对李健吾逝世“一无所知”。以后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忽然讲起健吾的没有痛苦的死亡，他“才恍然大悟”。还说：“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个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其实，我也是参与“封锁消息”的人之一，只是巴老不知道。我理解巴老的心情，也理解小林的心情。这些年来，小林照顾巴老是十分尽心的。去年我去杭州，亲耳听人称赞她是“孝子”。有这样一个女儿是巴老的福气。

　　巴老在文章中回顾了李健吾的为人和他们的友情。“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空气十分紧张。翻译家汝龙的亲友和他“断了来往”，李健吾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但李健吾“不怕风险”去看望汝龙，拿出二百元给他，说：“你留着过日子吧！”当巴老还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时候，李健吾的大女儿维音出差上海，给巴老带来汝龙的赠款五百元。汝龙后来告诉巴老说是李健吾的主意。不久李健吾的二女儿维惠也出差上海，带给巴老李健吾的赠款三百元。我不禁想起那疯狂年代，一旦谁被列入“重点”，众多的人立即划清界限。某些熟悉的人，为表白自己，不惜落井下石。李健吾这种“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么动人、多么可贵呵！我从这里进一步理解了李伯伯为什么在四川时那么急于赶回西安为老友补拍照片，可惜他竟先于那位老友离开人世。

　　巴老说：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为了“掏一把出来”。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巴老说李健吾“掏一把出来”当然是指他的一生，指他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指他的为人。巴老还引用了汝龙赞颂李健吾的话：“黄金般的心啊！”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这是巴老的结论。

　　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经常想起李伯伯。

　　1996年6月22日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