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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致先生的出版人生涯

　　◎ 卢泽明 注释标题 卢泽明：时为《成都晚报》副刊部副主任。

　　李致先生头衔很多，但他在意的是出版人这一称谓，其实他称得上是著名出版家。他曾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在其任上，他亲自组织策划了一批高质量的、极具影响力的书籍，使上世纪80年代的四川出版业异军突起，成为新启蒙时期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出版界之重镇。李致贡献甚巨。

　　李致从事出版工作时间不算很长，但与出版的缘分很深。1957年在青年团重庆市委当大学部部长的他，不久调任团省委，成了《红领巾》杂志的总编辑。虽说办刊物还不能算是十足的出版人，但至少是编辑人，距出版业也就是半步之遥。期刊是出版物之一种，办刊能使人对读者的需求更敏感，办刊能使人的知识变得更广博。哪怕就是《红领巾》杂志这样相对读者面较窄的刊物，要办好，也要求总编辑要有大视野和综合知识。这无疑都在为他后来成为优秀的出版人做准备。只是，年轻的李致尚不知道这一点而已。《红领巾》杂志曾经有一期发行了一百二十万份，放在今天，绝对是期刊界的天文数字！尽管那是阶级斗争的年月，有着特殊的价值观，但一百二十万份，仍然是一个奇迹！那一期，刊有李致和他人合写的《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李致既是作者，也是编者，两方面的眼光和能力，决定了一个刊物的成败。李致先生年轻时就能写能编，是一颗好出版人种子！

　　因为办《红领巾》杂志在全国有影响，1958年，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少年报刊选中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红领巾》杂志总编辑李致，时年二十九岁。

　　1964年，李致调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使他有了面向全国的视野；可惜不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先靠边站，后被夺权。

　　假若当年李致这个少年儿童的有缘人，不是从事编辑出版期刊，而是从事别的工作，或许他和四川出版，就没有关联，也不会有80年代赫赫有名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李致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纵观一个人的一生，还是能够看到类似命运那样的线索和轨迹。李致先生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他的事业，他的命运，都和文化有关。“文革”时期，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挨整，关“牛棚”，但从小受良好的家教，即使恶劣的环境中，也不会让他彻底断绝文化的缘，在“牛棚”中李致又重读了《鲁迅全集》。所以，那段艰苦的岁月一结束，他就迎来新的广阔天地。70年代后期，李致出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出版业对于李致来说，仿佛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其实，他了然于心，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热爱的行业中，他深受鲁迅、巴金的影响，喜欢书，喜欢写作。“文革”的结束，人民更渴望文化的滋养。70年代末，全中国呈现出“书荒”状态，根本满足不了全国市场的需求；像四川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地方出版社，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地方出版社有一个“三化”的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地方出版社只能出配合运动的“字大、图多、本薄、价廉”的一类书。李致与他的同事出手了，他要干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打破出版界的所谓“三化”方针。

　　四川出版社开始在全国组稿了。先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发行量上百万册。继又出版了《在彭总身边》，既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又受到胡耀邦同志的表扬。针对读者对老作家的关怀，四川及时出版了老作家的近作丛书。根据巴金的建议，四川又出版了“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把当代著名的中国作家中大多数囊括进来。人们戏称“孔雀西南飞”。这套“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先从川内的作家做起，逐步放开，最后面向全国。其意义远不止是出一套作家丛书那么简单。后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说：这套书出版为作家的平反胜过于发红头文件。这套书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全国和国际书展中，都展出了这套书。当法国总统在上海给巴金授予骑士勋章的时候，巴金回赠的就是“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中的《巴金选集》（十卷本）。

　　80年代，一个新时代刚刚开始，刚从“文革”噩梦醒来的人们，往往心有余悸，文化出版领域更是敏感之地。要发展、要突破，非有大气魄、大眼光的人不行。李致先生居于四川出版界的领导位置，他所承受的压力亦非一般人可以想见。一般见诸报刊图书的文字在介绍李致先生的出版“功业”时，往往痛快淋漓，给人感觉李致先生做事大刀阔斧，几乎毫无阻碍。其实不然，有从《李致与出版》一书中抽调的故事，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李致的超前眼光和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1978年12月底，中共中央给彭德怀元帅平反。作家丁隆炎撰写了彭德怀的《最后的年月》。四川出版社加班加点，排字工用了九天，四十万册的图书就出来。这本书名为《最后的年月》，发行那天，新华书店排起了长队。但第二天该书被叫停售了。因为尽管彭德怀已经平反，但关于他的种种说法，还没有公开化，还有许多的禁区，有统一口径的要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他。丁隆炎是部队作家，也是彭德怀传记写作组的成员，但他却被写作组控告违反组织纪律，“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名誉，沽名钓誉”，等等，上纲上线，问题很严重。眼见数十万册图书要被化成纸浆，李致的牛劲上来了。首先他到有关方面说明，稿子是出版社邀约的，不是丁隆炎自作主张，“稿子是我们审核的，我是总编辑，要承担责任我来承担责任”，主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不久，国家出版局召开会议，李致到北京，通过中宣部的有关同志，上书中宣部部长王任重说明情况，恳求准予发行。王任重重视他的来信，表示同意发行。李致非常高兴，又写信给王任重，表示谢意。但新情况发生了，又说不能发行了。丁隆炎的问题被升级，写作组上告中宣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批示要开除丁隆炎的党籍。问题一下子就复杂化了。

　　李致心绪不宁，也不服气，心想凭什么开除丁隆炎的党籍？开除党籍这样重要的决定应该通过支部大会讨论，本人参加，并报上级党委批准才能决定，哪能一个人说了算？于是他想到老上级胡耀邦。胡耀邦是一个喜欢听真话的人。李致说：耀邦同志，你号召我们出好书，我们出了好书又不准发行，又没得正当理由。胡耀邦没有正面回答他，但默许了这本书的发行。同时，出版社党委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份报告。出版社是一个处级单位，就这样为一本书，越级给中央书记处写信了，现在看来是相当大胆的举动。报告里面逐条逐条地把他们告状的理由（违反纪律、沽名钓誉，等等）列出来，给予反驳。表示不让该书停售，组织上服从，但是思想上不同意。一年以后，《最后的年月》终于被批准内部发行了，也算是一个不太完美的收尾。

　　一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也引起争议。由于“文革”的错误，中国闭关锁国，对世界完全不了解。8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必然要到来。李致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介绍国外新思想、新思维、新观念、新潮流的丛书出版计划在他脑海中酝酿。80年代初，四川出版界因其果敢，已经树立了思想解放的形象。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直接建议李致推出“走向未来”丛书。他认定四川思想解放，有胆识，给李致写信，获得的答复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就这样，这套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启蒙读物从四川走向了全国。这就是后来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人的“走向未来”丛书！在这个过程中，有关领导几次给李致打“招呼”，李致不改初衷。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人们回望过去，评价这三十年最重要的、具有影响力的东西，几十位学者向《南方周末》推荐“走向未来”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丛书，并排名第一。

　　80年代，四川出版成为了中国出版业的重镇，这是因为四川出版有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有开放意识，作为总编辑的李致先生功不可没。李致原本熟悉的是文艺方面，而其他方面并不是他的所长，但四川在那个时代却出了许多思想锐利的书籍，这和李致这个胆大的总编辑是分不开的。比如陈独秀这样至今在党内都有争议的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政治编室就有眼光和胆识，能够编辑出版陈独秀后期文选。老舍的《四世同堂》，1949年以前出版的，新中国成立一直没有出版，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样拿来再版。当时还属于“负面”人物的张大千的画册，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律出版。

　　从今天的图书市场角度看，那时候，四川人民出版社就有抢书稿的动作，带头这样干的就是总编辑李致、社长崔之富和众多同事。前面讲到他要突破出版界的“三化”，他的眼光是全国，而不是一个四川省。他又盯上了曹禺的剧本《王昭君》。李致亲自跑到北京，找到曹禺，表示要出版《王昭君》。李致说自己背书背不好，但背剧本还可以，于是面对曹禺背诵了剧本《雷雨》《日出》，曹禺感到十分惊讶，被他的诚意打动，答应了李致出书的要求。但当时有人表示怀疑，说一个地方出版社能做好这种书吗？李致将随身携带的川版图书给他看，其装帧和选题都没得说。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李致承诺只要三个月，该书就面世。结果，装帧漂亮的《王昭君》在三个月后真的出版了。不说曹禺很高兴，当初有疑心的人也大感开心。但《王昭君》还是惹了麻烦，核心问题是这本书该不该四川出，当时计划经济思维在出版界还很盛行。后来在长沙开全国的出版会议，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以及被人的提醒，李致决定低调与会，并且尽可能少发言，估计还免不了要挨骂。当时，买不到书是客观现实，流行一个说法：“为了买《一千零一夜》，排了一天一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北京的出版社出版后，分给四川三万册，但四川是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大省，这些书进入四川，无异于杯水车薪。其他地方的出版社也面临相似的问题。故而川版图书一出，数量都很大，当时还是担心其他地方出版社对此有意见，不满意四川，以为他们要批评四川，但是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大会进行到最后，李致忍不住要求发言。他在发言中描述的全国“书荒”的客观现实，是北京、上海两地不能解决的，解决办法是地方出版社也要面向全国出版，至于大家担心会不会忽视地方特点、忽视青少年的需要、会不会忽视农村读物、会不会把好质量的关、会不会搞乱出版市场，李致都用四川实际出书的情况，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予以仔细的回答。后来出版局的代局长陈翰伯，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邓星盈写信谈道，他是根据四川的实践，提出要逐步推广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时候，出版界认为这是出版界的一个重大改革。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开会，邀请四川的李致和湖南的胡真参加。李致没有亲自到场，作了书面发言，大会上宣读了这个书面发言，北京的四家有关出版的报刊也摘登了发言，大家认为四川最大的一个贡献，是突破了“三化”。

　　李致和出版结缘，看起来始于70年代末期，实际是在少年时代，巴金就给他树立了榜样。巴金在三四十年代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在民国期间很有名。鲁迅、茅盾、老舍、曹禺、艾青、何其芳、沙汀、艾芜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出版。应该说，巴金不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杰出的出版家，很多作家有影响的作品都经过他的手而出版。成都也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少年李致在成都的时候就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里看书。巴金本身是作家，面很宽。跟作家的关系也很密切，他在报纸上看到哪个作家的文章好就收集起来，出书的面就很宽。这些对日后李致成为一个出版人，都有很深的潜在的影响。

　　当然，在和作家的合作过程中，也有失误。但这种失误仅仅属于工作层面。再跳开一点来看，其中蕴涵的温情与怜惜，更让人对李致先生心生感动。这里要说一说周克芹的故事。周克芹原本是内江地区简阳县的一位农民作者，在大队当会计。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其作品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名为《石家兄妹》出版。想到他家住农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不利于写作，爱才的李致就支持文艺编辑室的同志出面，把他请到出版社住，管一日三餐，给各种补贴。当时周克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预约，出版社还提供稿笺纸让他拿回家写。但周克芹写出来之后，想多挣点稿费，先拿给了内江一个期刊发表。对此，李致表示理解。后来这部稿子传来传去，让沙汀关注了，一下子就把稿子的身价抬高了。周克芹就拿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当然让李致很失望，省委分管书记也要他解释该书让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前因后果。后来李致到上海去，巴金老人说不管怎样说，这本书放掉了是你们的失误。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后有了个规定：凡是有质量的书跑到外省去了，自己必须总结教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为四川文学挣得了荣誉，却成了四川出版的遗憾。有意思的是，后来李致担任省委分管文艺工作的宣传部长，非但没有给周克芹难堪，还在周克芹绯闻缠身时，出手相助，为之解围，尽显仁者之风。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后来又把周克芹的短、中篇小说出版；周克芹去世之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热情劲儿过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周克芹的三本选集，其中一本就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社把稿费给了他的夫人，因为他家庭困难。李致和文艺出版社能这样做，有巴老的影响，因为巴老看到作家困难，书没有出版就会提前把稿费给作家。

　　对李致在出版界工作期间的评介，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来自著名翻译家冯至的一句话：“你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你是出版家。”但是，身为出版业的领军人物，做出版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效益越来越成为衡量业绩的标准，你不得不考虑商业利益，这样，就很难不去成为一个纯粹的出版商。

　　出版家是一种理想，李致先生曾为之努力，而且在出版商和出版官的夹击中，他却真实地呈现出出版家的风貌，这拜一个时代所赐，也是李致本性使然。

　　2014年2月15日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