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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传承文化出好书——写在《曹禺致李致书信》出版之际

　　◎ 梅红

　　李老又出新书了。

　　这次是《曹禺致李致书信》，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李老的一个夙愿终于达成了。他一直珍藏着与曹禺交往的三十八封书信，包括曹禺留给他的便条。这些珍贵的书信，在《曹禺全集》中没有收入。它们真实地记录了曹禺晚年的思想状况，是研究曹禺的重要史料，其意义自不待言。李老一直想出这本书，他知道现在的出版不景气，打算自费出版。

　　没想到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安庆国看中了这个选题，派出了牟薇和邹小工等一支精干的团队来编辑这本书。作为出版研究者，我也对此非常感兴趣。当我和李老谈到此事时，他说：“是安社长有眼光。他听说我这里有这样一些材料，第二天就派责任编辑小牟来，并聘请邹小工设计封面。”

　　安庆国是这本书的总策划。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书？安社长自有他的看法，一个出版人可以与曹禺这样的大家就出版图书结成“生死恋”，这是基本价值观有契合，是两颗真诚的心的融合，是崇高文化理想的共同追求。在当下这是值得学习的！今年适逢曹禺诞辰一百周年，出版李老收藏的这些信件，既是四川出版对曹禺诞辰献上的厚礼，也记载了四川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与作者深切的关系。出版社不仅要出有市场价值的书，还要为发展文化、传承文明作出贡献。三十年前，著名诗人、学者冯至与曹禺一样，曾称赞李致是“出版家”，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三十年后，在出版已深度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四川教育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和勇气来出这样一本书，实在是一件出版的幸事。

　　李老说的小牟是责任编辑牟薇。安社长通知她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时她正在外地。当她回来看到李老珍藏的书信时，不由得惊叫起来，连说：“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这是今年8月的事情，正是成都气温近三十八度的桑拿天，此时距曹禺先生诞辰仅仅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和时间赛跑。邹小工的封面设计几易其稿，力求完美。开头几天牟薇几乎以李老的家为办公室，一封封的信件和相关材料拍照，编号，核对。……这个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围绕着日程表在高速运转，安社长几次到排制设计工作室指导工作。他们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对资料的梳理，仅用了二十几天，就完成了三审三校、装帧设计、排版印刷。终于，在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前赶印出版了。这个编辑团队为曹禺先生百年诞辰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时间的紧张并不意味着做书的仓促与粗漏。恰恰相反，这本书在设计上处处扣着书信和曹禺先生的创作，处处弥漫着曹禺先生与四川出版珍贵的友谊。封面设计简朴大方，有书卷味。为了再现曹禺先生这些珍贵的书信和手迹，书中一一呈现了三十八封书信原件，甚至还有部分信封的正面反面。对于E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种纸质的信封文化，已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和象征。那扉页设计中选用的实寄封上的邮票邮戳，不仅指向“书信”二字，更从视觉上给人一种美感。在书眉上那精美的篆刻设计，不仅增加了本书雅趣，也用一抹红色点亮了书中的色彩。书中选用了很多四川人民出版社当年出版曹禺先生著作的图片。《王昭君》《胆剑篇》《曹禺戏剧集》（全八册），曹禺与巴金、李致等人的合影……书中所用的插图是戴卫、徐恒瑜等为曹禺的剧本所创作的作品。关于插图，曹禺先生曾致信李致：“可否由你社请人做些插图。最好请画家仔细读了剧本再画，如画得不满意，便不做插图也可。”当时年轻的戴卫和徐恒瑜、李延声创作的插图令曹禺先生非常满意。

　　《王昭君》插图，徐恒瑜作

　　1979年，曹禺给李致的信中写道：“李致同志：《王昭君》新本收到，此书印的十分精致，见到的都说‘好’。这要感谢组织工作者，印刷工人师傅、校对、设计、插图艺术家，以及所有的工作者们。这样迅速刊印出来，足见你社工作效率高，团结、合作好。”在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四川出版再次高效的表现，当足以告慰曹公。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