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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在心|

　　※ 胡耀邦对四川出版的关怀 注释标题 本文摘自李致《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详见《李致文存》之《我的人生》卷。

　　我这一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时间最长，共二十三年，从大学、区、市、省团委到团中央，可算是科班出身。我与耀邦同志当然有所接触，并从他那儿获得很多教益。

　　20世纪60年代共青团中央主办的《辅导员》杂志

　　抓住重点，办好报刊和出版社

　　1964年春我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在《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有一次耀邦同志邀团中央所属报刊和出版社的总编辑座谈，他在会上即席讲了很多话，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在谈到少年儿童工作时，耀邦同志鼓励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研究理论问题。他说，马、恩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顾不上研究少年儿童工作；列宁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即逝世；毛主席一生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时间去研究少年儿童工作的理论。耀邦同志指着大家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整天搞少年儿童工作，实践出真知，关键是你们不要只顾实际工作，要通过实际工作把它上升为理论。

　　耀邦同志十分强调报纸、刊物和出版工作要抓重点。他说，每期报纸和刊物都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青少年最关心的问题，写得又好，群众才有兴趣。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不抓重点，不要怕花大力气。一个季度，总要丢几个“石头”引起波澜。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丢几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才会有影响。四平八稳，平均使用力量，隔靴搔痒，谁会注意你这张报纸、这个刊物、这家出版社？

　　无论报刊和书籍，都不要离开青少年的实际，这也是耀邦同志强调的。他笑眯眯地对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说：“你们有一篇短文章，叫少年儿童不要喝生水。心是好的，注意卫生嘛！但办得到吗？绝大多数儿童在农村，有多少家庭烧开水给他们喝？农村的小孩，劳动累了，回家就用瓢从水缸盛满水，‘咕、咕、咕’几下就喝了。”耀邦同志望着在座的同志说，对青少年提要求，一定要符合实际才办得到。

　　耀邦同志这一次讲话（特别是讲工作方法部分），对我的影响很大。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我在哪儿工作都注意到这一点。

　　对川版书的关怀

　　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他组织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些好书。我知道耀邦同志喜欢读书，不时选寄几本给他。不久得到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给我写的回信：

　　你两次给耀邦同志寄的书都收到了。耀邦同志让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

　　既然欢迎“来家说话”，以后我到北京总想去看望耀邦同志。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宣部工作。闭幕式结束那天晚上，耀邦同志在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们纷纷去向他敬酒，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发现我的时候，对我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搞‘宫廷文学’。”

　　我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所说的意思，但当时人多，不便交谈。茶话会结束后，立即赶到耀邦同志家里。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说没有理解他刚才说的话。

　　“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耀邦同志说，“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

　　原来是我们出版了《诗词若干首》，内容系1958年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所选出的咏四川的诗词，印发给参加会议同志阅读的。我向耀邦同志说明：“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许出版古诗词。我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

　　“总理的诗是他年轻时写的，用得着出那么多吗？”耀邦同志又问。

　　我回答说：“群众太尊敬和热爱总理了。有关总理的书都畅销，这是人心所向。”

　　耀邦同志没有坚持他的意见。经过交谈，互相理解。我免去了思想负担，但也得到提醒，更感激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关怀。

　　四川出版了《在彭总身边》。这是彭总的警卫员景希珍口述，作家丁隆炎执笔的。这本书记叙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9月，北京的几位朋友写信告诉我，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可能与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关，许多报纸转载、许多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

　　丁隆炎接着写了《最后的年月》。这本书忠实地记叙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以及彭总的高贵品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编辑流着眼泪审稿，工人流着眼泪排字，九天印出了四十万册。刚一发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轰动。可是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作者，以致暂停发行。出版社一再向上申诉均无效果，没有办法，我只得去找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陈述，显得有些犹豫。这是因为有不同意见，他感到有难处。但我知道耀邦同志的为人，便据理力争。我说：“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动，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自己发嘛！”他说。

　　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说不出任何感谢的话，尽管眼睛已经湿润。带着耀邦同志的意见回到成都，经过一年多的奋斗，主管部门最终准予内部发行。

　　不久，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从此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