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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撞车”

　　几封旧信，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这件事发生在1980年。当时，四川全省（包括重庆市）只有一家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由于我们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事业发展很快。在组稿时难免与别的出版社“撞车”。冯玉祥将军有两本遗作，我们向冯玉祥的亲属组了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向冯玉祥的亲属组了稿。我是总编辑，不清楚组稿的过程，但稍后我知道两家出版社“撞车”了。

　　当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出版冯玉祥这两本遗作，在《参考消息》上登了广告。很快，我得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位叫牛耕同志的来信。信里除了讲了他们组稿的过程外，对我们“抢先”刊登广告表示不满：

　　知道了事情的始末，自然就知道了你们抢先登广告的全部动机。对此，我心里很不安宁。在我们的心目中，四川出版社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开完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回来，我们的领导多次给我们讲四川的情况，让我们向四川人民出版社学习。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会遇到眼前的这件事。

　　我们心里明白，四川是大出版社，印刷设备好，出版周期短，各方面都比我们强，但是……

　　我把这封信送社长崔之富和编辑、出版有关同志传阅，又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责任编辑张健讲了她组稿的过程，主要是我们与黑龙江的同志，各找了冯玉祥不同的亲属，以致造成这次“撞车”。最后，大家同意社长崔之富和我的建议，为维护两家出版社的团结，四川不出版这两本书，先发电报给牛耕同志，同时公开刊登广告说明。

　　《参考消息》再次刊登了我们的广告，表示四川不出版这两本书，凡向我社征订这两本书的单位和寄款买书的读者，我们一律转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我很快接到牛耕同志在10月22号写来的回信：

　　我刚从北京回来，接到电报后又收到您寄来的书和信，讲心里话，我确实感到惶恐而不安。因为您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更是短得可怜，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缺乏经验。给您去信，是我自作主张干的。事后，不少同志担心我会出言不逊，损害两家出版社的关系。对此，我也是不平静的。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对于您，我确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由此，我可以想象得出四川出版社获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见到您，当面聆听您的教诲。

　　在80年代初期，国家出版局召开会议，西南和东北的出版单位常在一个大组，我担任过召集人，与同组的同志比较熟悉和友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叫孟现明，我和他曾一起合影，保持通信。他在9月30号给我的信中说：“关于冯玉祥两本书的事，你们的做法，我个人很受感动。别的我就不说了，我相信：我们的友谊是经受得住任何考验的。”年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还给我们送来1981年的年历。

　　李致与孟现明

　　全国有很多家出版社，必然会有竞争。竞争是好事，但应该有原则，有游戏规则。1982年，我写了《我们的一些体会》一文，载《出版工作》同年第5期。其中谈到竞争，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原则：应该主要从搞好出版规划，选题得当，把装帧设计搞好，缩短出书周期，为作家服务等方面来努力，而不应该用‘挖墙脚’或侵犯兄弟出版社版权等不正当的方法。”我们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好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次“撞车”事件的。

　　2015年7月6日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