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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致：毕竟是书生——《中华儿女》杂志访谈

　　◎ 李肖含 注释标题 李肖含：时为《中华儿女》杂志记者。

　　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

　　1973年，李致奉调回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但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这常常让李致感到难过和内疚。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迅速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

　　接下来，他们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刘杲称赞他们“为作家的平反胜过红头文件”。

　　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不久，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张黎群的建议。

　　这套丛书共出了74本，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构成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

　　“为人作嫁心甘愿，种字砚田气象舒”，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的展现。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解放后一直没有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

　　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而省外一家书店拿来《慈禧太后演义》等五本书要求出版，并许诺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却被四川人民出版社断然拒绝。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部队作家丁隆炎写了彭德怀《最后的年月》一书，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当时彭德怀同志已经平反，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丁隆炎还是被控违反组织纪律，某高级领导甚至提出开除丁隆炎的党籍。

　　李致当即向有关领导提出：“稿子是我们审核的，我是总编辑，要承担责任就由我来担。”随后，出版社党委又直接致信中央书记处，陈明事由，据理力争，最终使丁隆炎躲过一劫。

　　事后，朋友们都为李致捏了一把汗。他却说，关键时刻领导要在第一线，该管的要管，不怕挨骂，出版社必须有这种担当的勇气。

　　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1982年底，李致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出版界的朋友仍以书生目之。作家王诚德曾为他写过一首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如今，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早已离休在家。2012年，他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这是一个时代向另外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做过官员也做过多年的出版工作。”李致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藏书人、出书人和写书人。”

　　对话李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这句话？

　　李致：这是著名诗人冯至1980年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说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很形象地说出了出版工作要把社会效益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效益放在首位。后来，有些同志不赞成这种提法，认为它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我始终认为，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记者：当年的川版书一纸风行，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其原因何在？

　　李致：上世纪80年代，我们出版的图书受到了全国读者的欢迎，这是令人自豪的。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地方出版社长期奉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束缚了生产力。“文革”期间，又造成了严重的“书荒”。到了80年代，国门洞开，改革开放快速推进，读者们压抑已久的热情被释放了出来。而我们则抓住时机，率先突破了“三化”的限制，“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批精品图书，事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记者：作为巴金先生的侄子，这种身份对您当年约稿、组稿的工作是否有帮助？

　　李致：我是巴老的侄子，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从没有打他的旗号去活动。过去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得火就是因为我跑过去跟别人行个礼，叫声叔叔伯伯就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巴老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当年教育我，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些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记者：您早年参加革命，当过官员也做过出版，“文革”期间也曾饱受摧残，却为什么能一直保持书生本色？

　　李致：这可能与我的性格和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爱读书、藏书、学习作文，后来从事宣传出版工作，与很多文化界人士意气相投，成了终生的好朋友。我早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钟爱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怀着纯真的理想与信念走上革命道路。后来虽然遭受过一些挫折与磨难，但这些信念并不曾改变。

　　2005年，破晓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际，马识途老人为我们写下了一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的对联和一个“只有度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的条幅，就是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始终砥砺品格，保持“两头真”。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