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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评说|

　　※ 回望那段不平凡的岁月——访原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李致 注释标题 本文原载《出版商务周报》2008年11月23日。

　　◎ 姚红 注释标题 姚红：时为《出版商务周报》记者。

　　三十年潮起潮落，

　　风云回首，

　　总有一些人，注定要站在潮流的前端，

　　总有常人没走过的路，需要勇者去开拓。

　　2008年11月23日《出版商务周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稿

　　当我们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出版业出现的重要的人和事时，原四川出版总社社长李致进入我们的视野。屈指算来，李致离开出版岗位已经二十年了。之前，他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和四川出版总社社长。这期间，出版界川军崛起，影响和带动了全国出版业的变革，而李致则是四川出版业变革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由四川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张京引见，我们采访了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之前和李致通电话，他说要用香茗一杯迎接我们。于是，在李致的成都寓所，一壶香茗，我们与这位四川出版界的老人摆起了龙门阵……

　　破“三化”坚冰

　　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这个会议被认为是“文革”后中国出版改革的另一个起点。然而谈到那次会议，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回忆，去长沙之前，他和社里几位领导碰头商量参加这次会议要低调，因为“恐怕会上要挨骂”。

　　李致的这种担心来自“文革”结束后四川人民出版社“违例”出的一系列图书。

　　走过十年疯狂而干涸的年代，人们如饥似渴地寻觅图书。然而，历经“十年浩劫”，哪里都是一片书荒，通宵排长队购书的场面屡见不鲜。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困难，使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着手探索地方出版工作发展的新思路。以50万册《周总理诗十七首》为开端，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人民的怀念》《罗瑞卿诗选》《在彭总身边》，以及郭沫若、巴金、茅盾、夏衍等老作家的近作和曹禺的剧本《王昭君》等一系列图书，这些图书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轰动。突破禁锢需要勇气，也要承担压力。李致至今依然记得为了是否出版《周总理诗十七首》与同事反复研究；也依然记得《人民的怀念》刚刚发行，就接到上级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责问这本书是谁主编的，刚刚粉碎“四人帮”，这些作者的政治面貌都没查清楚。……可以说每前行一步都是一波三折、如履薄冰。虽然他们都顶住压力，一步步走了过来，然而，毕竟“三化”的紧箍还套在头上，所以，在去长沙开会之前，他们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然而事态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长沙会议上，各地出版社对突破“三化”的呼声非常高，坐在下面的李致本来要“保持低调”，但此刻也忍不住向会议组织者要求“讲几句话”。就在前面几位同志发言的时候，李致在下面匆匆拟就了简短的讲话稿。他在发言中立场鲜明地阐述了自己所在的出版社为什么要突破“三化”的束缚，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并以事实为依据打消了一些人对这样做的顾虑。发言结束，众多参会人员纷纷上前和李致握手：“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后来这个发言被印在了国家出版局的简报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最后做出了结论：“地方出版社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至此，“三化”的坚冰被打破了。

　　在当时，湖南、吉林等不少地方出版社都意识到“三化”束缚了出版社的发展，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读书的需求，并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则是四川首先提出的。1980年2月15日，陈翰伯同志在给四川人民出版工作的邓星盈的信上说：“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四川代表详谈一次。我对你社出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地方出版社去了。”李致认为，现在总结起来，当时那样做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人在那里号召，而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一本书的风波

　　有人戏言李致是出书狂人，为理想而生。在“左”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退时，想做一个“出书狂人”何其不易。

　　报告文学《在彭总身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来本书的作者又根据掌握的材料写了一本《最后的年月》，这本记述彭德怀在“文革”中蒙冤而死之前最后的岁月的作品感人至深，李致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流着眼泪读完书稿，甚至连捡字工人都是一边对着书稿捡字一边流泪。首印40万册，9天出版。在那个拨乱反正、全面否定“文革”的时代，书刚刚印出来，书店就排起了购买的长队。

　　但天有不测风云，新书刚刚面世一天，上级就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停止发行《最后的年月》。一个原因是作者当时为彭德怀传记组成员，违背了个人不能发表文章的规定，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现在看来不是理由的理由。一部《最后的年月》不仅在出版界，而且在中央有关部门、军队都弄得沸沸扬扬，甚至一度有一位领导提出要开除作者的党籍。李致又一次成为了矛盾的焦点。李致没有躲避，他亲自登门拜访四川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说：“我是总编辑，你们要追究就追究我和出版社的责任。把关的是我和出版社，是我们鼓励和动员作者出书的。”

　　《在彭总身边》，景希珍讲述，丁隆炎记录整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最后的年月——续〈在彭总身边〉》，丁隆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的党籍保住了，李致又给时任中宣部部长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这本书内容很好，不应该叫停。虽然几经周折，但禁止发行的禁令依然没有解除，李致没有放弃，他想到了胡耀邦。

　　李致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是胡耀邦的老部下，“文革”时曾经一起被关过“牛棚”。李致到出版社工作后曾经给胡耀邦送过书，胡耀邦委托秘书写信给李致：“书收到了，耀邦同志要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为了一本书的命运，李致找上了胡耀邦的家门。他知道胡耀邦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面对“文革”后曾经兼任过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李致开门见山：“耀邦同志，您号召我们出好书，现在出了好书又被禁，禁又没有正当的理由。我们该怎么办？”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胡耀邦也很为难，他想了想对李致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他看着李致，左手向外一扬，右手又向外一扬。李致看不明白，问是什么意思，胡耀邦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说道：“你们自己拿去发嘛。”胡耀邦给李致出了这样的主意。不过几十万册书怎么能发得完呢？好在经过一年的奔走，中宣部终于来了通知，同意《最后的年月》可以内部发行，由这本书引发的风波也算尘埃落定了。

　　在那个思想刚刚解放的年代，类似的事件只是李致出版生涯中许许多多磨难中的一个小插曲。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沈从文多年不被主流文化认可。但是李致认识到他的作品蕴含的巨大价值，出版了《沈从文文集》，这在全国出版界是第一例。为此，出版社也受到过批评。

　　出版《李劼人选集》也受到一些阻碍，因为作者的版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但当时人文社出的是单行本，而且出书速度暂时赶不上四川。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副局长许力以在会后对李致说：“我支持你们出版《李劼人选集》。”许力以同志一贯关心和指导四川出版工作，这让李致感到很欣慰。

　　攻书先攻心

　　地方出版社的图书要面向全国发行，就要有丰富的选题和面向全国的内容，因此走出去找选题、找作者就很现实地摆在了出版社的面前。

　　李致过去在北京工作时与剧作家曹禺有过交往。当他在1978年10月看见《王昭君》的剧本时，为剧本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充满诗意的美学追求所感动，决心要把《王昭君》变成书。可是怎样说服曹禺放心地把作品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呢？对于这样的老作家，书自然是最好的敲门砖。于是提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在彭总身边》《巴金近作》《东风第一枝》等一系列图书，踩着缤纷的落叶，李致来到北京，敲开了曹禺的家门。李致对曹禺的作品烂熟于心，他告诉老作家“我是你最忠实的读者和观众”，并且成段成段地背诵曹禺的剧本。老作家翻看着这些品种丰富、有品位、有质量的图书，面对着如此了解自己作品的出版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把书交给李致呢？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速度不要太慢。

　　受“三化”的束缚，对出版《王昭君》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北京的一位领导甚至明确表态：“四川怎么能出《王昭君》呢？”李致要求自己和出版社不论在装帧设计上还是图书质量上都要做到最好，以“感谢支持我们的人和回答指责我们的人”。剧本制作非常用心，封面采用了现在依然很流行的勒口设计，内文请专业画家作了插图。在排版上，或横排，或断句，出版社都和作者充分沟通。为了改剧本中的一个字，还特意拨打长途电话和曹禺商量。1979年2月，定价一元四角九的《王昭君》出版，这是曹禺“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从组稿到成品书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只用了一百二十天的时间，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快的速度了。当带着油墨香的《王昭君》送到曹禺手中后，他写信表扬了李致一句话：“李致同志，你说话是算数的。”这是对李致和出版社工作成绩的肯定。曹禺又表示：“以前的、现在的、今后的书全给你们四川人民（出版社）出”。这更让李致有了意外之喜。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曹禺戏剧集》。至今，李致还保留着曹禺给他的38封信的原件，它们见证了一个老作家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生死恋”。曹禺去世后，曹禺的夫人李玉茹依然和李致保持着联系，几个月前，李玉茹老人不幸去世，离世前她还叮嘱女儿把家里保存的人参寄给李致补养身体。

　　20世纪80年代，相声演员马季、唐杰忠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与部分领导和编辑合影。马季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季相声选》。左起：闵蔚儒、马季、聂运华、李致、唐杰忠、刘令蒙、蒋牧丛

　　李致与张爱萍将军的结识更具戏剧性。

　　20世纪80年代，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傅庚仲（左一）、李郁生（后右一）等陪同

　　听说张爱萍在戎马倥偬中和“文革”被囚禁时写了很多诗，李致就萌生了给这位老将军出诗集的想法。张爱萍将军也是四川人，虽然是四川老乡，但张爱萍却不认识李致。打听到张爱萍将军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的住处，李致拎着书守在了张家门口，正巧赶上张将军外出开会准备上车。李致快步走上前去：“您是爱萍同志吧？我是家乡出版社的，我来找您，想出您的诗集。”张爱萍先是一诧，接着哈哈大笑，用四川方言幽默地说：“我那是啥子诗哟，都是豆豉、萝卜丝。”禁不住李致的硬磨，张将军让他去找夫人商量。张将军的夫人李又兰大姐认为这些诗还需要推敲，没有答应李致的要求，但留下一句话：“以后出书就找你们。”直到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张爱萍的《纪事篇》，李致说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李致还记得张将军的书出版后，李致请他在书上签名以作纪念，张将军没有按一般题赠书的格式和内容，而是谦虚地题写了“承蒙关照”，这四个字给李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由书及人，文人李致和将军张爱萍结下了忘年之交。张爱萍喜爱川剧，回四川大多是李致陪着观看。李致最后一次见到张爱萍将军是到北京开会去将军家探望，临别时，年近九旬的张将军把李致送到门外，拉着李致的手不舍地说：“不要走，你明天再来。”还是夫人李又兰出来解围说：“等你明年过生时再让李致来。”没想到那次离别竟然是李致和张将军的最后一次见面。每每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李致都动情不已。

　　没有广泛的作者资源，出版业就成了无米之炊。“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在出版社工作十几年，李致和作家认真交朋友，以认真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作家的稿件，更以自己的人品赢得了作家的心。“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就是为作家服务的关系。”这样的认识也许对今天的出版业也有启发吧。

　　分社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在1986年4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四川参加展出的图书达到一千五百多种，其中成套丛书有二十二种之多。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川版书“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中央领导杨尚昆在川版书座谈会上对四川的出版工作作了高度评价。短短几年，四川出版有了飞速的发展。如果说顺应潮流，改变旧的观念，突破“三化”的束缚使四川出版迈开了发展的第一步，那么抓住机遇，逐步分社则使四川出版得到了更快的提升。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庐山会议”制定了1978年至1980年三年重点少儿读物的出版规划。为了繁荣少儿读物的出版，会议决定在每一个大区成立一个少儿出版社。曾担任过《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和《辅导员》杂志总编辑的李致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在他的积极支持下，1980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4家少儿出版社之一。以后，又分别组建了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巴蜀书社等多个出版社。这样的举动当时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事业发展了，规模就要扩大，发展模式就要调整。用李致的话说，正是敏锐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前瞻性的眼光，使四川出版获得了飞跃式的成长。但是，无论怎样发展，李致一直认为：“没有好书，开那么多窗口又有什么用呢？”出版社重要的是要考虑怎样出好书，要给四川留下几百本“保留节目”。

　　做出版家 不做出版商

　　出版面向全国，要出好书，快出书，就少不了竞争。怎样对待竞争，李致也有自己的做法。在出版《冯玉祥诗选》时，冯玉祥的一个女儿将诗稿给了四川，另一个女儿又将诗稿给了北方一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的编辑不了解实情，以为是四川出版社挖墙脚，甚至写信指责李致。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已经刊登了征订通知并收到了一部分书款。李致了解情况后立即和出版社的同志商量决定将这本书的出版权连同已收到的书款全部转给那家兄弟出版社，并登报告知读者不要再向四川人民出版社预订。

　　还有一次，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都准备出版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后来经过协商，划分发行范围，双方互利共赢，矛盾解决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关系更密切了。谈到竞争，李致认为，出版社之间要有一点竞赛，主要应从策划好选题、缩短出书周期、搞好装帧设计、提高出版质量等方面努力，而不能去搞恶性竞争。

　　“出书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出好书”，这是李致一贯的原则。谈起这些往事，陪同记者一起去采访的张京对李致等老领导当年经常给大家讲的“经济观”记忆犹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方。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统一核算，以盈补亏。”由于没有单纯去追逐利润，编辑们能够安下心来编好书，经济上不仅没有亏损，利润还逐年增加，事业不断发展，还盖了办公大楼和职工宿含。

　　说到“用之有方”，李致有些感叹。在担任四川出版总社社长时，他认为再版书因为成本降低了，有条件，也应该降价出售，让读者真正享受到实惠，如果把握好了，对出版社也是很好的商机。这种观点和现在国外的一些做法不谋而合。国外的许多图书都是先出精装本，再出平装本，最后出简装本，价格逐渐降低。后来李致离开了出版岗位，据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使李致心中留下些许遗憾。

　　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冯至曾经评说李致：“你不是出版商，不是出版官，你是出版家。”这种评价放在李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向巴金学习

　　新中国成立前，巴金曾主持过一个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总部设在上海，成都、重庆都有分支机构。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出版社，出版了诸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并扶植了很多青年作家，在三四十年代，几乎国内著名的作家都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有过联系。受新文化影响的李致在上学的空闲常到成都、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看书；他还知道巴金为了能够找到好的作者，经常把报纸上刊登的好文章剪下来，再想方设法联系作者出书。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公私合营，但李致在从事出版工作时勇于创新，敢讲真话、面向全国的主张、真诚服务作者的做法，多多少少都得益于他年轻时所受的耳濡目染的熏陶。而从1955年到1994年巴金写给李致的三百多封信，更让人感受到了叔侄俩心灵的沟通。

　　有一次李致和巴金谈到自己退休以后做什么的话题。巴金说：“我六十六岁才进干校学习，你还早呢。你退下来就写文章吧。”诚如巴金所嘱，李致离开出版岗位后，虽担任了三届省文联的主席，依然笔耕不辍，还在七十岁时学会用电脑写作。读书写作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十几年来，他以“往事随笔”为总题，出版了多种书。上网冲浪则是他的业余爱好。

　　八十岁的李致，除了步履有些蹒跚之外，思维敏捷，声音洪亮。他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电梯门关闭的一刹那，老人面带笑容向我们挥手告别的形象印在了我的脑海。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的事，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三十年的厚重与不平凡。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