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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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
1967年4月12日,我收到四爸巴金的信。信中说:“……下月内还要寄出几本书,里面有一部雨果的《九十三年》,是我四二年回成都带走的,书上还有你父亲的图章,让你保存更好些。”
不几天,我果然收到这部书了。
这是两本薄薄的书,上、下册,书名叫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作者为嚣俄(即雨果),译者为东亚病夫。竖排,仅有圈点。版权页上印有: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发行,印刷所和发行所均为有正书局。定价为大洋六角。正文第一页右中有一圆形蓝色的印章:上面有一排英文LIPUSHIEN,中有一条线,下面有“李卜贤”三字。
李卜贤是我父亲。他名为李尧枚,号卜贤。这本书印证了当年我父亲和三爸李尧林(笔名李林)、四爸(笔名巴金)阅读新书报的事实。四爸的文章中早有描述: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当年,三爸、四爸是学生的时候,我父亲已在工作。四爸的文章还说:
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大哥工作的地点离那个书铺极近)。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
我分析,这部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是当年我父亲所购买的新书之一。三爸和四爸在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求学。四爸以后去法国留学,并在法国写出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四爸归国后,我父亲曾在1929年去上海看望他,相聚一个多月。当时,三爸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由于没有解决路费,他们失去了三兄弟团聚的机会。1931年,我父亲逝世,给三爸、四爸带来极大的痛苦。四爸在离开家乡十八年后,于1941年和1942年两次回成都,都住在我们的小家。1942年那次住得较长,雨果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是他“四二年回成都带走的”。这显然是四爸珍惜他和父亲的感情,以此留做纪念的。
在书的首页左下有一个大一些的椭圆形蓝色印章:上面有三排字,第一排是“上海”,第二排是“尧林图书馆”,第三排是“藏书”。在第一页前的译者《评语》上,有四爸用毛笔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
我三爸李尧林,用作家李健吾的话来说,是一位“君子人”。我父亲逝世后,他毅然担负起全家十一人的生活费用。为此,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愿在天津教书,应四爸之邀到上海,靠翻译书的稿费生活。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却因病离开人世,年仅四十二岁。四爸先后写过两篇怀念他的文章,称赞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为纪念三爸,四爸准备成立一个“尧林图书馆”,并在许多书上盖了“尧林图书馆”的章。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便是其中之一。以后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有建成。
《九十三年》书影
《九十三年》内页上巴金写有“李卜贤赠”和尧林图书馆章
《九十三年》内页上加盖有李尧枚、巴金和李致的章
这部书,不仅印证了当年他们读新书追求新思想,同时反映了他们三兄弟的友情。当我看见它上面盖的章和所写的字时,心里流淌着一种激情。
我在书上加盖了“李致”二字的印章,体现四爸说的“让你保存更好些”的用心。
这部书在我这里保存了二十八年。因多次搬家,曾一度找不到下册。2003年夏天,我女儿找到下册,令我十分高兴。我今年七十有五,难免丢三落四。为保护好这件“文物”,我已把它交给儿子,请他代我复制和保管。
为此,我写了这些文字,以作纪念。
2004年10月11日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