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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来光和热的人

　　我的三爸叫李尧林。我从没有见过他，但他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爸和四爸，都是我父亲的弟弟。1923年，他们抱着追求新生活的热望，毅然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四爸以后成了作家，笔名叫巴金，抗日战争时期，曾两次回成都住过一些时候。但三爸离家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我心目中三爸的形象，是从照片上得来的。他穿一身中式长衫，头发梳得很整齐，戴一副圆形的近视眼镜，显得善良温和，文质彬彬。这张照片原由我母亲保存，我长大以后便理所当然地“接管”过来。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

　　我很小就知道全家的生活费用主要靠三爸供给。当时，我们家庭成员在成都的一共九人：祖母，一个姑姑和一个叔父，我母亲，四个姐姐和我。三爸的汇款，每月按时从天津寄来。当时，我们家已从童子街搬到金丝街。我爱在院子外面玩，邮差（现在叫邮递员）送汇款单来，总是我最早发现。汇款偶尔也会有迟到的时候。这首先使祖母着急，坐卧不安，以致全家笼罩着一种担忧的气氛，连我都不敢过分调皮。

　　1925年，三爸李尧林（左）和四爸巴金摄于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爱在大门口玩。这可以少惹大人心烦，又能担负起一种“侦察”任务：留心邮差是否到我们家来。如果匆匆从我们家走过，我自然感到失望。要是向我们家走来，不是送一般的信，而是汇款单——

　　我便接过来就往上屋跑，同时大声喊：“三爸寄钱回来了！”

　　这时，我可以不怕大人，也不必拘束了。祖母仔细地看着汇款单，我已经帮她打开抽屉，把图章和印泥找出来。祖母把图章蘸了印泥，总要用口对着图章哈几口气，然后才盖在回帖上。于是，我又挥舞着回帖，飞快地跑出去把它交给邮差。我做这件事十分得意，好像自己也给家里做了一点贡献似的。

　　这样，家里至少又有一个月的安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天津和四川的联系中断。我们家再也接不到三爸的汇款了。无论我在门外等多少次也无济于事。接不到三爸的汇款，全家的生活无着。经过“家庭最高会议”讨论（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决定一分为二，祖母和母亲各自带着子女回娘家居住。我们搬到北门蓥华寺街跟外祖母住在一起，除靠母亲为别人绘画、刺绣以外，还靠变卖一些旧的衣物维持生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

　　1941年和1942年，四爸两次回成都，发现家里生活困难，便由他负担一家的生活。四爸是作家，没有固定收入。好在这时我的小幺爸和大姐先后当了小职员，多少也分担一些。经“家庭最高会议”再次研究，为了节省开支，把已分在两处的家庭又合在一起，搬到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居住。

　　三爸在1939年9月从天津到了上海，身体不好。在休养的同时，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几个月以后，四爸从重庆回到上海，但年底接到四爸来信，说三爸患病逝世。我们全家都为三爸逝世感到难过。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一岁多，毫无印象。三爸去世，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没有和三爸接触过，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后来读四爸写的文章才知道三爸的情况。三爸先后在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还得担任家庭教师来为自己缴纳学费。他“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大学毕业后，三爸找到职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文教员，并给自己的未来订了一些计划，但不幸我父亲去世了，留下一个破碎的家。三爸过去没有向家里要求什么，现在却毅然挑起这副重担，每月按时把自己的大部分薪水寄回家。不用说，他自己的计划完全消失了。正如四爸所说，他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就这样过了九年。三爸教书很认真，得到学生真诚的爱戴。以后，我认识了他的学生邢方群、黄裳、黄宗江，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家庭的重担使三爸逐渐消瘦，身体也渐渐坏了。他到上海以后，翻译了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和其他几本书。因为没有钱，长期不能住进医院。三爸逝世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三爸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也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四爸说的——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

　　了解三爸的情况以后，我对他十分尊重和热爱。我是身受三爸带来光与热的人之一，不能不对他充满感激，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三爸具有为别人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精神。

　　1964年7月，我第一次到上海。四爸问我有什么要求——他曾答应过我到上海时陪我玩。我提出到三爸墓地去一次。在一个星期天（26日）下午，四爸雇了一辆三轮车，我们两人坐在一起，冒着烈日，到了虹桥公墓。三爸的墓碑很别致，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图书形状的墓碑，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上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永久的家。”四爸不断地弯着腰去拾墓地上的枯草。我默默地站在墓前对三爸——我从没有见面的叔父——表示敬意。当时，我和四个姐姐早参加工作，都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但三爸却一个人长眠在这里。我想起四爸说过的一句话：“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眼泪从我眼眶里流出来，一直滴下去。……亲爱的三爸，就让这几滴纯真的泪水，来浇灌您坟上的一两棵小草吧！

　　没隔两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一个极愿做我“顶头上司”的同志，抢先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根本不顾我家庭的实际情况，赠予我一顶大帽子——“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以后，再加上其他“罪名”，我被关进“牛棚”。在“牛棚”里面，凡属我自己支配的时间，我一用来学习，二用来回忆。我越讨厌那些一天到晚讲假话、乱整人的人，就更加怀念三爸这种平凡的、有益于人的好人。1973年，我在回干校途中悄悄绕道上海去看四爸，又提到三爸的墓地，但四爸回答说：“已经在破‘四旧’时被铲平了。”我听了心像刀割似的绞痛，但怕引起四爸难受，便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只是想：你们能铲掉三爸在虹桥的墓地，但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三爸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

　　“十年浩劫”早已过去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不相信什么“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这类鬼话，我期望下一代能具有好的思想。每当晚上，我有机会和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爱讲三爸的故事给他们听。四爸说三爸不愿意惊动别人，但却“播下了爱的种子”。我发现，孩子们已开始了解和尊敬三爷爷了。有一次，刚学步的小外孙在旁边玩，我女儿就对他说：“等你长大了，给你讲我三爷爷的故事！”

　　1981年10月22日

　　| 附 |

　　挽三哥

　　李健吾

　　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三哥”去了，静悄悄的，没有留下一句话，带着生的希望，就在小鸟迎着太阳唱起欢喜的歌曲的时候，辞别了我们这个永远在纷呶之中旋转的地球。去了也好，对于这样清贞自守的君子人，尘世真是太重了些，太浊了些，太窒息了些。

　　他并非不是斗士，我们一直把他看作《家》里面的觉民，随着三弟觉慧打出腐朽的世纪，独自，孤单单一个人，在燕京大学读书，在南开中学教书，以李林的笔名翻译外国的杰著，然后，神圣的抗战未了，流落在上海这个闹市，除去六七个朋友之外，没有朋友，为良心，为民族，守着贫，读着书，做了一名隐士。他没有“琴”，永远没有那么一位鼓舞他向前的表妹。我们时常和他开玩笑：“你的琴表妹呢？”他笑笑。那是他四弟的制造。巴金在故事里面安排了一点点理想，一点点美满的幻觉，然而我们的“三哥”一直在寂寞之中过活。

　　他是巴金的三哥，我们这些热情的喽啰，便也喊他“三哥”。

　　他兄弟的几个朋友变成他的朋友。四五年来，不想多交朋友，有了钱便只是在旧书铺为自己买书，为兄弟买书，更喜为心性喜爱音乐，买旧乐片（古典的，著名的大曲），听工部局乐队演奏。没有人看见他在任何社交场合抛头露面，生活越来越高，他没有力量维持下去了，然而不开口，他只是剥削他可怜的最低的享受。书不买了，音乐会不听了，门也索性不出了，他开唱机，坐在他的（实际是他四弟的）破旧的沙发里面，四处堆满各式各样的西洋书，陶醉于灵魂的独来独往的天地。人是一天一天瘦了。朋友也一个一个全瘦了。聚在一起，大家握着一份报纸，从兴奋或者颓丧的消息推论战争的胜败。期限恐怕更要长了，压迫恐怕全要更长了，朋友恐怕更走投无路了，最后一关最难过。做生意不会，煎熬的本领倒是有的。物质的享受减到零，一个原本瘦弱的身体越发瘦弱了，最后有一天，倒下来，躺在床上，发了好几个月的烧。他拒绝寻来的同情，以为肺痨不至于把他带往死亡。然而，精神敌不过物质，书生斗不过市侩，我们的三哥，由于营养不良终于去了。胜利让他兴奋，他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能够利用长期的隐居好好工作，分分四弟的担负，减减四弟的心思。

　　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个书生是我们几年以来看到的仅有的一位君子人，他不高傲，但是孤洁两个字送给他当之无愧，恐怕也就是只有他最最相宜。这真不易，太不易了。

　　听不到人籁，

　　自有你的天籁，

　　天那样蓝，

　　天那样高，

　　你干净的灵魂。

　　1945年11月29日《文汇报·世纪风》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