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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语的语义特征与外来词认知
汉语是意合型的语言,词义主要通过语素或语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如联合、修饰、陈述、支配、补充关系来表达。外来词的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意译成分,即加入了汉语语素。半音半译词、音译兼意词、音译后加注汉语义类的词、意译词都有意识地加入了汉语表意的成分,特别是意译词,它完全采用汉语的语素来构词,虽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汉化”,但其意义还是借自外语,所以我们仍将其视为外来词。这类“半汉化”、“汉化”的外来词充分体现出汉民族的认知特点与思维习惯,客观上也符合记忆简省原则,例如“芭蕾舞、卡车、酒吧、冰激凌、浪漫主义、幽默、俱乐部、杧果、维生素、电脑、大数据”等词。这些词如果没有特别指出它们的外来身份,我们将难以辨认,因为它们当中有些构词语素是汉语所固有的,仅从它们的字面意义我们就能够推断出这些词语的基本含义。这也是我们在吸收外来概念时,尽量采用意译方式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它也解释了部分音译外来词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汉语作为语素性质的语言特点,逐步变成了意译方式的这种现象,例如“德律风(Telephone)”换译为“电话”,“麦克风(Microphone)”换译为“话筒”,“马杀鸡(Massage)”换译为“按摩”、“蝌蚪啃蜡(Co-cola)”换译为“可口可乐”等等。尽管音译外来词体现出不同语言语音的相似性,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汉语的同音词多,易造成表意不明,而意译成分的加入弥补了汉语外来词音译的不足,加强了外来词的语义透明度。此外,从人的记忆角度而言,语义编码有助于大脑保持长时记忆(徐子亮,2008),从而使得意译词具有了更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意译成分的加入不仅使得外来词的语义具有猜测性与可推导性,语义透明度增强,而且还使它融入了独特的汉民族认知习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汉语外来词渗透了汉民族的情感色彩、心理期待与文化习俗。意译词例如“BMW”译为“宝马”,“Pepsi cola”译为“百事可乐”,“TOEFL”译为“托福”,“Goldlion”译为“金利来”,“Bora”译为“宝来”等,从中可以体现出汉民族祈福、喜财、求乐的情感与心态。再如“Blue film”译为“黄色电影”,“Hacker”译为“黑客”等,在汉语中黄色带有色情的文化附属义,黑色含有非法、不正当的意义,而这两种不同的颜色在英语中并没有这种特定的文化内涵。这反映了不同民族对颜色的不同文化感知。
外来词从“半汉化”到“汉化”的过程,也是词义随之变化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外来词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以及外来词语素化后衍生出新的词义。词义的扩大,例如“马拉松”原义为一种考验持久耐力的长跑运动项目,现在也常于谈论一场战争、一轮谈判、一场恋爱、一部作品,从而引申出“持续时间漫长”的含义(《现汉》)。再如“宠儿”本义为“受宠的孩子”,引入之后便成为“受宠的人或事物”(《现汉》);词义的缩小,例如“的士”本义为“出租汽车”,引入后语义压缩为“小型的载客出租汽车”(《现汉》);词义的转移,如“贴士”原义为“小账、小费”,引入后其义转为“简短的提醒或提示的信息”《现汉》。另外,词义转移还发生在外来词引入后,原来的语义衍生出新义,例如“迪斯科”原义为迪斯科舞厅或舞会,引入汉语后用来指代迪斯科舞或是一种节奏强烈的舞曲。(李艳、施春宏,2010)
词义主要通过引申、借代的方式发生变异,从而使外来词在使用中得以类推、泛化并取得了汉语语素或语缀的地位。这跟认知语言学中的“转喻”机制是相吻合的,“转喻”是通过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关联性而建立联系,由此及彼来感知、体验周围的新事物。
外来词词义的形成还离不开人们五官的感知体验,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几种感觉与语言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意义。词义由一套语义网络构成,而词与词通过语义特征得以区别。外来词在引入中常通过激活五官中的某一感觉形成一种语义特征。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的知觉具有选择性,在面对复杂的客观事物的多样刺激下,同一时间内只能够感受到少数能够引起注意的刺激。(徐子亮,2008)因此,外来词在引入时也积极地融入与五官的互动当中,从而在汉语中得以生存下来,例如与味觉有关的“可口可乐、甜点、蜜月”等,与视觉有关的“黑马、黑匣子、白领、黄色电影、奔驰”等;与嗅觉有关的“香波、香槟”等;与触觉有关的“硬币、硬件、软件、冰激凌、热狗”等。词义不仅具有概念意义,同时也具有色彩意义,在色彩意义中,汉语的形象色彩对于稳固引入的外来词的具有重要作用。形象色彩包括形态、动态、色彩、声音等,它们能够唤起人们五官的注意。从记忆角度而言,配合了五官,带上形象色彩的外来词的记忆是一种形象记忆与感觉记忆,它们按照感觉信息使得原有的语义特征得以储存。人们一旦听到或者想到这些词语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这些词语带给我们的独特体验。 海外教育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