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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闽南方言文化在东南亚各国的流播和影响

　　闽南方言文化在海内外广泛流播，因而它还有沟通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亲情乡情的重要作用。闽南方言文化的流播和演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地域的扩展，即走出闽南地区的范围，甚至走出国门。二是方言自身的发展，主要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内容的不断丰富、充实。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材料，自宋元特别是明清后，闽南地区就开始有成群成批的移民因逃荒、避难等多种原因，迁徙到外地甚至步出国门走向世界。

　　走出国门的主要是明清时期闽南地区不断有移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重洋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国，当然也有一些是早期从闽南地区迁徙到潮州、海南、台湾以后，再由这些地区漂洋过海到南洋诸国的。闽南地区向域外迁徙的移民，自然把闽南方言文化也一同带走，闽南方言继续在新的生活区域使用并在与当地各民族交流融合过程中而不断丰富发展。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华人中通行的福建话，实际上指的就是闽南话。

　　印尼-马来语、菲律宾语中的汉语借词主要是来自闽南方言，因为其中许多食品、用具的名称乃至商贸、文化、风俗的词语最先是闽南人带到南洋去的，从中也可证明闽南人民曾经为促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专家考证，印尼-马来语中的闽南话借词就有400多条。例如：teh(茶)、tahu(豆腐)、bakcang(肉粽)、lumpiah(春卷)、pangsit(扁食)、kucai(韭菜)、touge(豆芽)、tangkue(冬瓜)、laici(荔枝)、hebi(虾米)、kue(粿)、sincia(新年)、cengbeng(清明节)、angpau(红包)、kionghee(恭喜)、toke(老板)、kongsi(公司)、suipoa(算盘)、sohui(费用)、lamsam(随便)、huakio(华侨)、tiongkok(中国)、hokien(福建)、tongsan(唐山)、potehi(布袋戏)、congki(象棋)、sampan(舢板)、pakao(卜卦)、posat(菩萨)、hio(香、烧香)、bio(庙)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借词是双向互借的。例如表示“吃”义，印尼-马来语借用闽南话的“食”音ciak，闽南话借印尼-马来语的makan(马干)；“钱”义，印尼-马来语借用闽南话的ci，闽南话借用印尼-马来语的duit。这也是闽南人和印尼、马来人之间长期友好相处、平等往来的历史见证。闽南话中的印尼-马来语借词大多是热带的物产和器具，也有些日常生活用语，有的至今在沿海闽南话中使用，如：五骹忌(不露天的走道)、沙茶、洞葛(拐杖)、雪文(肥皂)等等。

　　在菲律宾语中，闽南方言的影响也很大。在菲律宾他加禄语中，有许多词汇来源于中国的汉语，其中不少是来自闽南语。如tokwa(豆干)、caipo(萝卜干)等，就是源于闽南话。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同样也可以找到闽南方言文化对当地语言文化影响的踪迹。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闽南方言文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留下了中华民族和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永恒记忆，而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明的交汇，也不断锻造和丰富了闽南方言文化。闽南方言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交流与发展过程，对当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人文交流仍具有其历史借鉴意义和当代现实价值。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闽南文化的发展的趋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并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特色。闽南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海纳百川的胸襟，使得它能不断吸纳不同文明，并在域外大放光彩。闽南方言文化独具的特色与内涵，必将在如今海上新丝路的人文交流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聚居着大批祖籍为闽南的华侨华人，他们不仅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主要载体，更是中华文化现身说法的传播者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桥梁。随着自身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改善，闽籍华侨华人已日益融入其住在国的主流社会，不少人还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他们既传承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闽南文化，又与当地多元文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住在国华人文化,成为所在国多元文明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闽南文化曾经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随相伴了数百年，那么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为闽南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注释：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3月5日。

　　［2］ 《世界闽南文化节开幕 马英九评点最精彩之处》，中新网2012年4月28日。

　　参考文献：

　　林华东：《闽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6日。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丁邦新：《台湾语言源流》，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陈荣岚、李熙泰：《厦门方言》，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新闻网：《专家谈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相遇让经济文化共繁荣 》，中新网2014年2月22日。

　　作者简介：刘 强，男,博士，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

　　Email：[email protected]

　　高丽汉诗文学研究综论

　　刘 强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361102)

　　摘 要：在韩国汉文学史上，高丽时期是其汉诗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域外汉文学研究的拓展，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兴学科。本文在全面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就高丽汉诗文学的历史定位、中韩学者对其已有研究的分类和评述，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未来设想等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高丽；汉诗；综述

　　1444年朝鲜李朝世宗大王颁布韩国文字之前，汉字一直是韩国历史上通用的主流文字。尽管之前有三国时代强首等学者试图创建的“吏读”，以及后来应用更为广泛一些的“谚解”等试图借助汉字标注韩国语音的过渡性形式，但是，它们始终都没有取得统治性文字地位。汉字究竟是何时传入韩国，目前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勿论箕子封于朝鲜，仅从有文字流传下来的三国时代开始算起，到韩国文字颁布为止，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韩国的先人们用汉字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为例，已出大16开本280辑，预计总出500辑，共收录1268位作者文集，其中只有极少数为韩文作品。如此浩瀚的汉文典籍，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成就，虽然总体上与作为汉文学宗主的中国难以相颉颃，但其优秀者如李奎报、李齐贤、李穑、申纬诸人，与中国大部分一流诗人相比，也毫不逊色。独具风格、自成一家者亦不在少数。若进而论及“诗学”，韩国学者赵钟业先生编撰的《韩国诗话丛编》十七卷，及正在编撰中的《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续编》，亦是皇皇巨著，真知灼见，俯拾皆是，无论是对研究韩国古典汉文学还是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于韩国文学，特别是对韩国古典汉诗文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各高校中，说到“外国文学”，则指欧美文学，讲到“东方文学”，则多指阿拉伯及印度文学。即使更进一步专论汉文化圈的东方文学，也是重于日本而轻于韩国。或论到韩国文学，也是多谈其《春香传》等等富于民族性的小说作品。

　　如何给韩国古典汉文学定位？站在中国学者角度来看，韩国古典汉文学是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因为韩国古典汉文学是“外国人”学习模仿中国文学而成，因而想当然地把它定格在中国文学“附庸”的地位，忽视其自身的价值；而外国文学研究者又因为其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也把它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只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到大量的韩国古典文献资料，并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域外汉文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在韩国国内，自6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也一直存在着“国语文学”与“汉文学”之争。相当多的学者抱着民粹主义的思想，极力把汉文学排除在国文学范围之外。韩国学者金学主教授在谈到国语文学与汉文学的关系时，总结当时理论界的观点，把争论各方的意见主要分为三类：第一，认为只有用朝鲜文字写作的文学才能被称为国文学。第二，认为纯朝文文学是狭义的国文学，汉字文学是广义的朝鲜文学领域的边缘对象。第三，认为十九世纪以前的汉文文学是当之无愧的国文学的一部分。持第一种观念的学者在六七十年代成为韩国学界的主流，并与当时的“去汉字化运动”相呼应。反映在文学研究上，一些学者在撰写韩国文学史时，以带有强烈韩国本土特色的文学形式为对象，强调韩国民族精神的发生与发展，对汉文学或避而不谈，或轻略带过，如赵润济先生的《韩国文学史》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其实，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韩国的古典汉文学相较于韩国国语文学，都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韩国古典汉文学是韩国先人所写，反映韩国先人思想、情感与生活的作品，对它的排斥，只是一种民族情绪的驱使，剔除汉文学的韩国文学，无疑会大大降低自身文化遗产的成就。事实证明，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消融，古典汉文学研究在韩国又蓬勃发展起来，正是大批以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及学术成果的出现，才使韩国文学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韩国汉文学之中，古典汉诗是其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主流文学。相对来说，散文的数量也较多，但多为实用文字，纯文学者较少。小说成就较高，但总体数量不如汉诗丰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几篇优秀作品上。对于词文学，则除李齐贤外，能为之者几乎没有。诚如李朝初期学者徐居正(1420—1488)所言：“乐府句句皆协音律，古之能诗者尚难之。……吾东方语音，与中国不同，李相国、李大谏、猊山、牧隐，皆以雄文大手，未尝措手，唯益斋备述众体，法度森严。先生北学中原，师友渊源，必有所得者。”其他如曲、赋作品，间有佳篇，但总体上都难以与古典汉诗相媲美。这一文学现象与中国古典文学中五言、七言诗的正统地位是相一致的。

　　在韩国的古典汉诗史中，高丽时代是其汉诗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如唐诗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对于海东汉诗的历史，朝鲜李朝后期的洪万宗(1643—1725)在其《小华诗评》中有一个笼统的概括：“盖东方诗学，始于三国，盛于高丽，而极于我朝”。以三国时代为韩国汉诗的起始，从韩人作汉诗这一现象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仔细考查这些创作汉诗的诗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的留学人员及僧人，其创作的地点也多在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在三国时代，汉文教育并不普及，有记录创作过汉诗的诗人数量微乎其微。真正大规模提倡并创作汉诗，有意识以汉诗表现日常生活情感，则无疑是从高丽时代开始的。对于高丽与李朝两个时代汉诗文学成就的高下，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对此问题，洪万宗在《小华诗评》中记录了一些前人评述：

　　金颐叟尝语徐四佳曰：“高丽诸子，词丽气富，而体格生踈；我朝著述，辞纤气弱，而义理精到，孰优？”四佳曰：“豪将悍卒，抽戈拥盾，谈说仁义；腐儒俗士，冠冕章甫，从容礼法，君将何取？”申玄翁云：“我朝文章，非不蔚然辈出，而比之丽朝，则少逊。李文顺(齐贤)之宏肆，李文靖(穑)之浩汗，我朝未见。”以四佳之论见之，我朝似优，而以玄翁之言论之，丽朝似优。

　　在这一段关于高丽与李朝汉诗的比较之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一些信息：其一，高丽时期的汉诗，因为初学创作，更注重形式上辞藻的华丽，对于各种诗歌体式及格律的体会还不圆熟。但是，由于他们的诗歌没有受到更多的束缚，因而更接近于真实情感的表露，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气”更为强烈。其二，到李朝时，“诗学”相对于高丽更为发达。高丽中后期出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部诗话类著作，李仁老(1152—1220)的《破闲集》，其后，到高丽时代结束，也只有后人从《东国李相国集》中辑出的李奎报(1168—1241)《白云小说》、崔滋(1186—1260)《补闲集》及李齐贤(1287—1367)《栎翁稗说》三部专著。这四部著作与李朝时期繁多的诗话作品相比，无论是从广度还深度来说，对是前者所无法相比的。这说明，在李朝时期，诗人们对汉诗的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其三，从诗人的数量上来说，李朝为后出之时代，距现代更近，因而得以保存记载的诗人数量总体上较高丽为多，但是，如果从最优秀的汉诗作家来看，则高丽时期更占优势。东国历史上公认的四大汉诗人，除崔致远为三国时代之外，高丽占据其二，即李奎报与李齐贤，而李朝则仅有申纬(1769—1845)一人。此外，高丽时期的李穑(1328—1396)，亦是雄文大手，其成就不在李奎报与李齐贤之下。以上三点，是我们从洪万宗的引文中可以解读出来的，此外还有点可以补充的是，韩国汉诗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唐宋诗风一直是其诗歌发展的两大主流，而这两大诗风对韩国的影响则在高丽时期已经完成。李朝的汉诗，虽然后来也受到过元代及清代诗歌的一些影响，但总体上不出尊唐与尊宋的嬗变。韩国学者金台俊先生对高丽与李朝汉朝汉诗文学的关系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对比，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高丽汉诗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地位：

　　对比之下，丽朝人结成耆老七贤，交契亲密，令人想起李、杜、元、白之关系；而李朝人分东西南北各派，呼朋结党，大似洛川伪学。丽朝文学以益齐、白云为代表，温润含蓄；李朝文学以月象溪泽和四佳紫霞诗文称杰，生硬干燥。前者如春水惠泽四方，后者如夏云奇峰诡谲。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认为，研究韩国汉文学，对于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化，开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作为与中国无论是在典籍或人员交流还是在思想上都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之一，韩国汉文学的研究也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亟待加强的一个领域。研究韩国汉文学，首先是要研究其作为主流的汉诗文学，而研究韩国的汉诗文学，则首先是要研究其作为源头和黄金时期的高丽汉诗文学。

　　中国学者对高丽时期汉诗文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对高丽汉诗文学史作专门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一篇专文或一部专著是对这一时期汉诗文学所作整体性专门讨论。绝大多数的现有研究成果都分散于他们对中韩文学交流及韩国文学的总体论述之中。就我所收集整理的材料来看，中国学者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研究主涵盖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家作品研究。对于一个外国文学的认识，往往是从其最优秀的作家了解开始，中国学者在研究高丽汉诗时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目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于对高丽时期最伟大的两位汉诗人——李奎报和李齐贤的介绍和评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诗人的生平与创作风格，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相对较多的工作，主要论文有：许文燮《朝鲜十三世纪杰出的民族诗人李奎报及其创作评述》(载1981年《延边大学学报》第1、2期)，苏晨《朝鲜的李太白——李奎报》(载《读书》1983年第6期总第51卷)，李岩《论李奎报诗歌创作历程及其艺术风格》(载《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席永杰《13世纪朝鲜杰出的现实主义汉文诗人——李奎报》(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李海山《试谈李齐贤诗歌作品的思想倾向》(载《朝鲜问题研究丛书》1984年第4辑)，胡树淼《朝鲜李齐贤和他的诗》(载《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2期)，李民佑《高丽朝鲜诗人李齐贤》(载《朝鲜史研究》1985年6期)，包文安、席永杰《元代朝鲜族诗人李齐贤》(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温兆海《李齐贤诗美理论探微》(载《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由于中韩两国在古典文学上的特殊关系，中国学者在选题时还特别关注其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如林贞玉论李奎报与李白审美意识比较的两篇论文《李白与李奎报对月亮的审美意识之比较》(载《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李白诗与李奎报诗审美意识之比较》(载《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李岩的《“海东谪仙”李奎报诗中的李白》(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邹志远论李奎报对中国文学评论的系列论文《李奎报对中国唐代诗歌创作的文学成就论》(载《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载《东疆学刊》1997年第4期)，《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载《东疆学刊》1998年第4期)，《简论李奎报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文学成就的论述》(载1999年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2辑)，《浅析李奎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审美风格论》(载《东疆学刊》2001年第2期)；王骧的《朝鲜古代诗人李齐贤在杭州》(载《西湖》1982年1月号)；杨永骝的《朝鲜高丽时期的诗人李齐贤与中国》(载《亚非研究》1983年第3期)。此外，还有两篇论文是对两位诗人某一类作品所做的探讨，它们是王弩《论朝鲜诗人李奎报的〈开元天宝咏史诗〉》(载《东疆学刊》1993年第4期)、王骧《朝鲜古诗人李齐贤咏叹江苏风光》(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4期)。

　　二是诗话研究。高丽中后期中国的诗话类著作传入韩国，在高丽时期产生了四部诗话著作——《破闲集》、《白云小说》、《补闲集》与《栎翁稗说》，但是从整体上看，高丽时期有霅学并不发达，还有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体系，直到李朝时期才有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徐居正《东人诗话》。目前最早一篇介绍韩国诗话的文章是苏晨发表于《读书》1980年第18期的《同岑异苔——读朝鲜诗话札记》。苏先生在该文列举了韩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诗话著作、作者及写作年代，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高丽诗话的论述，如《白云小说》系从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诗话部分抄辑而成等等。但是，由于当时资料不全，苏先生的介绍还有大量的遗漏。此后，蔡镇楚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上刊登了《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一文。此时，大陆学者已经掌握了韩国学者赵钟业先生所编的《韩国诗话丛编》及《韩国历代诗话类编》等大型诗话丛书，因而有条件对韩国诗话的特点作总体特点的概括。同样作为两国的诗话创始之作，中国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对比《破集集》与中国《六一诗话》，以证明韩国诗话与中国诗话的渊源关系。如马金科《〈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载《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徐志嘨《韩国诗话〈破闲集〉与中国诗话的渊源》(载《当代韩国》1998年第三期)、《韩国诗话〈破闲集〉之中国影响论》(载东诗话学会编《诗话学》1998年创刊号)。更有学者进一步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日本，比较中日韩三国首部诗话的关系，如张寅彭发表于《中国诗学》1995年第四辑的《中韩日三国首家诗话纵横谈》，全面比较了《六一诗话》、《破闲集》及《济北诗话》三者间的异同和各自特点。以上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对韩国诗话形式本身的讨论，对于其中所含的诗学理论几乎很少涉及。目前对高丽诗论的研究，唯一成果是任范松、金东勋主编的《朝鲜古典诗话研究》一书中“高丽时期诗话研究”一篇。这部著作由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韩国古典诗话的专著，其中高丽部分由金东勋完成，其中除了对高丽时期的四部诗话的作者生平及创作背景有所交代之外，最主要的是对各书的诗学理论和诗学主张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探讨，这对高丽时期文学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是文学史研究。目前，中国学者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高丽时期文学史，更勿论高丽汉诗文学史。但是，中国学者所作的朝鲜文学史则出现了好几部，即有1957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应洙《朝鲜文学史：1—14世纪》、1983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文燮《朝鲜文学史》、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旭昇《朝鲜文学史》、1987年延边教育出版社朴忠禄《朝鲜文学简史》。另外，据尹充镇、金顺女在《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一文介绍，还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许辉勋、蔡美花的《朝鲜古典文学史》、金柄珉的《朝鲜文学史》四部著作。此四部文学史是何时在何出版社出版，原文中没有说明，现在我也没有看到。在以上的几部文学史中，以韦旭昇先生的《朝鲜文学史》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韦先生精通韩文，长期致力于韩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韩国各体文学都有涉猎。在这部文学史中，对于高丽时期的文学史，作者关注更多的是其韩国国语文学的部分，对其乡歌、歌谣、传说等体式文学的发生发展，作者都有一个清晰的论述，而对于其汉诗史，则更多的是流于作家作品的介绍，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并没有给予解释。除这几部文学史之外，张伯伟先生发表于《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的《朝鲜古代汉诗总说》，是研究韩国汉诗文学史的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分别讨论了三国、高丽和李朝三个时期汉诗的总貌，其中对于高丽时期的汉诗，作者以丰富的材料简要说明了唐宋诗风在高丽时期有演变大概。但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也不可能对高丽汉诗史做更为全面的观照和详尽的阐述。其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学史论述，如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相关章节中的相关部分，也或有涉及，但多是平常之论，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相比而言，韩国学者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研究远较中国学者全面而深入。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现有成果都极为丰富。由于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且搜求不易，以下仅就我所购买收集的一些资料，举其大要，简略分类介绍如下：

　　一是韩国文学通史中所含高丽汉诗文学的研究。这类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赵润济《韩国文学史》(此书1948年初版，1998年由张琏瑰先生译为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和赵东一《韩国文学通史》(韩国知识产业社1978年版)。在这类著作所涉及的文学史时间长，文学体式多，而当时的韩国研究在面对韩国文学这一概念时大多倾向于注重其国语文学的部分，一如赵润济先生在其《韩国文学史》的1963年再版序言中说，他是把“国文学史当作民族独立运动之一环进行研究的”，因而对于其中的汉文学史，作者着力甚少。但是，在这类著作中，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汉诗在整个韩国历史上的发展大概，特别是它们与国语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在这类著作中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二是韩国汉文学通史中的高丽汉诗研究。韩国学者很早就有研究其汉文学的传统，只是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有过短暂的波折。早在1931年，韩国的朝鲜语文学会就出版了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1996年张琏瑰先生把它翻译成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又有1961年民众书馆出版的李家源《韩国汉文学史》、1967青丘大学出版的崔海钟《槿域汉文学史》、1981年二友出版社出版的李钟燦《汉文学概论》、1982年二友出版社出版的文璇奎《韩国汉文学》、1991年韩国四文社出版的李丙畴等人合著《汉文学史》、1996年景仁文化出版的车溶柱《韩国汉文学史》。此外还有专论汉诗史的闵丙秀《韩国汉诗史》(太学社1996年11月第1版)和金甲起《韩国汉诗文学史论》(梨花文化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以上这些著者，都是韩国近、现代的著名学人，他们都具有很好的汉文功底和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因而，在充分阅读韩国古典文献的基础上，能对韩国汉文学的面貌和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总体把握。反映在高丽汉诗的研究上，他们对于各个时期汉诗风的特点、作家思想与生平以及作品认读等方面，都为后人奠定了一个基调，他们的著作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韩国汉文学的最重要参考资料。 三是断代的高丽汉文学及汉诗专门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学者古典汉文学研究朝着更细致、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断代的、分体的乃至特定作家的研究之上。高丽汉诗文学的研究因此也得到了更进一步地深入和开拓。其主要成果有：徐首生《高丽朝汉文学研究》(萤雪出版社1971年)、李炳赫《高丽末性理学受容期的汉诗研究》(太学社1989年)、尹荣玉《高丽诗歌研究》(岭南大学校出版部1991年)、

　　《高丽后期士大夫文学研究》(祥明女子大学校出版社1991年)、卞钟铉《高丽朝汉诗研究》(太学社1994年)、高敬植《高丽时代汉文学研究》(集文堂1995年)、林钟旭《高丽时代文学研究》(太学社1998年)、李九义《高丽汉诗研究》(亚细亚文化社2001年)、孙政仁《高丽中期汉诗研究》(文昌社1998年)、刘永奉《高丽文学的探索》(

　　文化社2001年)。在高丽汉诗研究中，还有一类是专门对这一时期的佛教诗所做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李演载《高丽诗与神仙思想的理解》(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印权焕《高丽时代佛教诗研究》(高丽大民族文化研究所1983年)、李钟燦《韩国的禅诗》(高丽篇)(二友出版社1981年)。这些专门的研究，大多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后起学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书名尽管都是“高丽汉诗研究”之类，但因为关注的重点不同，因而实际内容上所有侧重，如卞钟铉《高丽朝汉诗研究》讨论更多的是唐宋诗风在高丽时期的影响，而李九义《高丽汉诗研究》则更多关注高丽时期一些著名作家的个体研究。这一批学者由于受过更为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因而都是在充分吸收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分析上也较前代学者更加理性，因而，这一批高丽汉诗文学研究成果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部分。

　　四是诗论、诗话研究。与朝鲜李朝相比，高丽时期的诗学理论并不发达，诗学著作也不多。因而，现有高丽时期诗论诗话研究多包含于对整个韩国汉诗的诗论诗话研究之中，另外还有一些成果存在于下面将要介绍的作家专门研究之中。从现有专著来看，主要成果有：

　　《韩国文学思想史试论》(知识产业祔1978年)、

　　等共著《韩国古典诗学史》(弘成社1979年)、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中文版)、赵钟业《韩国古代诗论史》(太学社1984年)、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李丙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通文馆1985年)、李圭虎《韩国古典诗学论》(

　　1985)、

　　《韩国古典批评研究》(

　　1987年)、黄浿江、尹元植《韩国古代诗歌论》(

　　1987年)、张鸿在《高丽时代诗话批评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7年)、李丙畴《韩国汉诗的理解》(民音社1989年)、赵钟业《韩国诗话研究》(太学社1991年)、

　　《韩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理解》(太学社1991年)、沈浩泽《高丽中期文学论研究》(启明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1991年)、金周汉《韩国文学批评史论》(学士院1993年)。

　　五是作家研究。韩国学者对高丽汉诗作家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高丽时期的汉诗作家数量众多，有影响的大家也为数不少，但以专著形式所做的专人研究很少，且集中在一两人身上。就我所了解，现在只有关于李奎报研究的：

　　《李奎报的生涯与文学》(弘成社1983年)、金镇英《李奎报研究》、金庆洙《李奎报诗文学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金烈圭、申东旭共编《李奎报研究》、李东喆《李奎报诗的主题研究》(国学资料院1990年)五部著作和关于李穑研究的：李霛馥《牧隐李穑先生的生涯与思想研究》(牧隐思想研究会1990年)、申千湜《牧隐李穑的学问与学派》(一潮阁1998年)、吕运弼《李穑的诗文学研究》(汉城大学国文学博士论文丛书1997年)三部著作。其他如金富轼、郑知常、李仁老、李齐贤、李崇仁等等大家的研究专著我没有看到。另一方面，以单篇论文形式所做的高丽作家研究则是数量众多，其中结集出版者，以韩国汉诗学会编《韩国汉诗作家研究》(1)、(2)(太学社1995、1996年)两大本为代表。在这两部书中，精选了自三国至李朝四十位汉诗作家的专论文章，其中三国时期录4人，高丽时期录16人，李朝时期录10人，详细考查了他们的生平、诗学风格及思想倾向等问题。另外，黄浿江等人合编的《韩国文学作家论》(现代文化社1991年)，也收录了大量有关高丽汉诗作家的专论文章。车溶柱先生的《韩国汉文学作家研究》(景仁文化社1996年)则是由他一人所做的汉诗作家专论研究，只是其中高丽时期仅录金富轼(1075—1151)、李奎报、李齐贤、李穑四人。其他大量作家论研究是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上，其代表作品将在介绍单篇论文时述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汉文学研究蓬勃发展的表现之一，是各种以汉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协会和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韩国汉诗学会、牧隐研究会、国际退溪学会、韩国古典文学研究会、韩国汉文学研究会、檀国汉文学会、韩国语文学会、岭南语文学会、启明汉文学会、东方汉文学会、釜山汉文学会、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学会基本上都是以各大学和科研单位为依托，出版自己的刊物和学术杂志，成为韩国当代汉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在这些众多学会主办的刊物上，近二十年来发表了大量汉文学研究论文。仅就与高丽时期汉诗文学相关内容来看，粗略算来，不下数百篇。这些论文，无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相较于以往的专著都显得灵活而富有有创新性，在研究深度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鉴于其数量众多，以下仅就其中与高丽时期汉诗文学史研究最为密切的主要论文成果做一简略介绍。

　　关于高丽汉诗文学史的总论，池浚模1979、1980年分别发表于韩国语文学会《语文学》第38、39期的《高丽汉文学史》(1)、(2)，是较有影响的两篇论文。之前的研究，在给高丽汉诗分期时，大多是根据时代变化而笼统地做出一个大致的划分，如前期、中期、后期等。这两篇文章则第一次把高丽汉诗史的分期明确用具体的年份区分开来，标以自己总结的各期名称，并在此基础上对高丽汉诗的发展做了轮廓性的描述。李钟燦《高丽文学的形成过程》(载《赵演铉回甲纪念论文集》1980年)着力描述的，是高丽时期汉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朴天圭《高丽朝汉诗风研究》(载《汉文学研究》1990年第八辑)则总论高丽朝的唐宋诗风变化。同年，他又在《民族文化》第3辑上发表了《从新罗、高丽汉诗来看汉诗在韩国的变容》，是对前一篇论文的补充，前者强调汉诗风的接受，后者强调汉诗风在高丽的变化。李炳赫《高丽时代汉文学研究的问题》(载《韩国汉文学研究》1985年第8辑)及朴性奎《高丽朝汉文学研究的现状和课题》(载集文堂1992年编《国语国文学40年》)是对高丽汉诗文学研究的两篇总结性文章。

　　除以上总论性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论文是对高丽汉诗史上某一阶段、某一群体或某一风格的汉诗研究，这些论文对于细致分析理解高丽汉诗文学史有很大的帮助，其主要成果有：

　　《罗末丽初汉诗再考》(载《东洋古典研究》1994年第3辑)、崔光範《罗末汉诗风格的一个方面——以平淡为中心》(载《汉文学研究》2001年第15辑)、李慧淳《高丽前期贵族文化与汉诗》(载《韩国汉文学研究》1992年第15辑)、沈浩泽《高丽前期文学史的展开与金黄元》(载《汉文学研究》1997年第12辑)、李钟文《高丽前期文学观的一面——对海州崔氏家族学问及文学性格的考察》(载《韩国学论集》1986年第13辑)、李钟文《高丽前期汉文学研究》(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李慧淳《高丽文宗时的文学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载《千峰李能雨七旬纪念论丛》1990年)、

　　《武臣执权期文学的转换》(载《韩国文学研究入门》，知识产业社1982年版)、徐首生《双明斋文学与竹林七贤》(载《庆北大学论文集》1970年第14辑)、李慧淳《高丽后期士大夫文学与元代文学的关联》(载《韩国汉学研究》1985年第8辑)、尹荣玉《蒙古影响时代的高丽诗歌》(载《东洋文化》1979年第19辑)、李炳赫《高丽末期汉文学研究》(载《大学院论文集》1977年第1辑)、李炳赫《丽末鲜初官人文学与处士文学》(载《韩国文学研究入门》，知识产业社1982年版)、郑载喆《高丽末新兴士大夫的登场与汉诗》(载《韩国汉文学研究》1992年第15辑)、朴天圭《三隐与丽末汉文学》(载《东洋学》1979年第9辑)、

　　《高丽后期士大夫文学的性格》(载《大东文化研究》1982年第5辑)、李成镐《十三世纪后半期的文人与汉诗文学的倾向》(载《韩国汉文学研究》1997年第20辑)。

　　高丽时期的诗论、诗话虽然并不发达，但是对于研究高丽汉诗文学史研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与专著中的情况一样，韩国学者对高丽诗论的研究大多包含在他们对一些作家论的研究之中，单独讨论高丽诗论、诗话的论文并不多，主要有：赵钟业《中世后期诗论研究》(载《语文研究》1967年第5号)、崔信浩《关于高丽诗话中的修辞》(载《汉城大学教养学部论文集》1970年第2辑)、崔信浩《初期诗话中的“用事”理论》(载《古典文学研究》1971年第1辑)、尹亨德《丽代诗话成立的背景研究》(载《忠州工业专门大学校论文集》1973年)、朴性奎《〈补闲集〉考》(载《语文论集》1977年第19、20辑)、金相洪《韩国的集句诗研究》(载《汉文学研究》1981年第5辑)、尹锡山《崔滋的诗评研究》(载《人文论丛》1981年第2辑)、李英娥《〈破闲集〉中体现的眉叟文学观》(载《伏贤汉文学》1982年第1辑)、洪瑀钦《“今年又三十东坡出”解释考》(载《岭南学》1983年第10辑)、申用浩《关于〈补闲集〉编纂的动机》(载《圆光汉文学》1985年第2辑)、南润秀《潜谷金堉集句诗考》(载《中语中文学》1986年第4辑)、郑大林《新意与用事》(载《韩国文学史的争点》集文堂1986年版)、张德哲《〈栎翁稗说〉研究》(载《伏贤汉文学》1988年第3辑)、金世汉《关于高丽朝诗文学修辞意识研究——以李仁老的用事论为中心》(载《安东大学论文集》1986年第8辑)、李钟文《崔氏政权的〈补闲集〉编刊意图》(载《韩国学论集》1988年第15辑)、金塘择《崔滋〈补闲集〉的著述动机》(载《震檀学报》1988年第65号)、申汉澈《初期诗话书中的诗论与诗批评论研究》(载《东方诗话论丛——鹤山赵钟业先生停年退任纪念》太学社1996年版)。

　　韩国学者的单篇论文，选题最多的是以作家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在论文拟目时，以“××研究”，或“××论”为题者比比皆是。如朴性奎《郑知常论》(载《韩国文学论》日月书阁1981年版)、朴性奎《陈澕论》(载《语文论集》1985年第24、25合集)、尹荣玉《吴工才小论》(载《岭南语文学》1981年第8辑)、李东欢《林椿论》(载《语文论集》1979年第20辑)、金镇英《林椿研究》(载《汉城大学论文集》1980年第9辑)、金甲起《金克已研究》(载《韩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6、7合辑)、吕运弼《金克已论》(载《釜山汉文学研究》1987年第2辑)、宋龙恩《李奎报研究》(载《国语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6辑)、沈浩泽《李仁老的文学观》(载《韩国学论集》1986年第13辑)、李相翊《崔滋的文学理论》(载《韩国学研究》正音社1981年版)、孙洛範《牧隐研究》(载《国际大论文集》1975年第3辑)等等。这一类的论文，就其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所涉及的问题涵盖很广，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作家的生平、思想、诗学风格及作品解读之上。其他大量尽管不是对这种“论”和“研究”为题的论文，实际也都是定位于这种作家论的生平、文学思想及文学风格研究。如：

　　《金富轼的现实认识与诗世界》(载《梨花语文论集》1981的第4辑)、柳晟俊《陈澕的盛唐诗风》(载《韩国汉文学研究》1982年第6辑)、沈浩泽《林椿的文学思想》(载《韩国文学思想史——宋敏镐博士古稀纪念论丛》启明文化社1991年)、朴性奎《李奎报的文学观》(载《韩国学论集》1981年第8辑)、李炳赫《稼亭的思想与文学》(载釜山工业专科大学《论文集》1979年第20辑)、金景淑《雪谷郑誧的诗文学世界》(载《东洋石英研究》1994年3辑)、卞钟铉《圃隐郑梦周汉诗的风格与题材》(载《韩国汉文学研究》1992年第15辑)、李炳赫《陶隐文学考》(载《韩国文学论丛》1978年第1辑)、赵载亿《陶隐诗与隐逸性》(载《汉文学论集》1988年第6辑)。以上所列，仅是同类、同题论文中的代表者，其他尚有大量讨论某一作家的生平与文学思想。对于某一个作家的某一特点，或某一类诗的专门研究，现在目前的成果不多，仅有少数如：赵麒永《林祭酒百家衣诗集考》(载《渊明学志》1995年第3辑)、朴菖熙《李奎报的〈东明王〉篇诗》(载《历史教育》1969年第11、12合辑)、申用浩《李奎报的东明王篇研究》(载《语文论集》1980年第21辑)、姜在喆《牧隐的四君子诗研究》(载《汉文学论集》1987年第5辑)。

　　日本学者对韩国古典文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在其国内有《朝鲜学报》、《青丘学丛》等专门刊登韩国研究的刊物。然而，由于语言不通及收集困难的原因，我没有获得日本学者有关高丽汉诗研究的原始信息和第一手资料，所以，在这里只能暂付阙如。

　　最后，还有必要介绍一下高丽汉诗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文献材料。张伯伟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韩国历代诗学文献综述》。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把韩国历代诗学文献分诗话、文集、笔记、选本、类书、行纪、史书七个方面，一一详细进行了介绍和辨正，内容翔实而周到。这里，截取与高丽汉诗文学研究相关者，得以下几部基本文献材料。以文集而言，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大致按时间顺序出版韩国历代文集，已经出版到第280辑，高丽时期已经基本出齐。这套丛书，是在《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来，是目前收罗韩国古代诗文集较为全面的一大型丛书。又韩国民昌文化社刊行的《高丽时代汉诗文学集成》，录高丽时人文集四十种，又有释家文集十种，是研究高丽汉诗比较方便的一种丛书。以诗话论，韩国学者赵钟业先生编辑的《韩国诗话丛编》十七卷，是研究韩国汉诗文学的必备文献。尽管高丽时期的诗话仅只四种，但后来李朝时期的诗话，同样记载了大量有关高丽汉诗学的论述，因而韩国历代诗话都是高丽汉诗研究的重要资料。为了便于查阅，李钟殷、郑珉两位学者条分缕析韩国历代诗话书中各段文字的内容，统合编纂了《韩国历代诗话类编》一书，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就某一方面内容对韩国诗话的阅读和检索。高丽时期的相当多诗人，由于时代久远及屡遭兵火，文集没有流传下来。这些人的部分作品现在得以保存，得益于一些选本的收录。这些选本是研究高丽汉诗文学的又一重要资料。现存的主要选本有赵云仡《三韩诗龟鉴》、金宗直《青丘风雅》、徐居正《东文选》、南龙翼《箕雅》四种。文学与史学向来是密不可分的，有关高丽时期的史学著作同样也对其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郑麟趾《高丽史》是目前高丽时期的唯一正史，是高丽历史与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此外，金富轼《三国史记》对于罗末丽初，《朝鲜王朝实录》对于丽末鲜初的文学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统观中韩学者关于高丽汉诗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明显的。中国学者因为研究刚刚起步，整体上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论述还不多。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一、面对中国学界对高丽汉诗文学尚不熟悉的现状，重点介绍了高丽时期一些主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总貌。二、发挥对中国古典文学熟悉的优势，侧重于中韩文学关系的研究。具体到高丽时期，则表现为对李奎报、李齐贤等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以及诗话研究上中、韩乃至日本首家诗话的比较研究，都做了相当多的探讨。三、为推动中国学界对包括韩国在内的海外汉文学研究，一些学者大量搜集、介绍、整理了丰富的各类海外汉文学研究文献资料，为以后学者的全面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韩国学者目前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显示更为全面而深入。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个案作家的研究，还是诗论诗话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韩国学者的研究特色，在我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作家生平及作品认读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在现有的研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这种作家论的研究。无论是单篇论文，还是以“高丽汉诗研究”等等为题的专著，就其内容来看，大部分都是以作家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这种个案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每一位作家的生平、思想及诗歌特色都有极大的帮助。二是紧扣“中国文学影响”这一中心。韩国的古典汉文学研究者大都具有较好的汉文功底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背景。在研究中，论述高丽汉诗文学史，则注重讨论唐宋诗风的接受与流变；个案的作家研究，则注重与中国诗人的联系与比较；作品认读，则注重以中国诗歌理论为指导来分析。这种自觉的以中国文学为依托，对于我们认清高丽汉诗的本末源流亦有很好的帮助。

　　中韩学者虽然在高丽汉诗文学史研究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在我看来，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中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发轫阶段，研究课题的开拓自然是首要之务。同时，对韩国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引进也是一项亟待加强的工作。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我认为也有不足之处：

　　从课题的分布来看，韩国学者注重作家论的个案研究，注重作品的细致认读，这是他们的特色，但同时也是一个不足。这种大量的个案分析使得他们的研究缺少一种整体性的“史论”意识。特别是对一些高丽汉诗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如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高丽汉诗兴盛的原因，高丽汉诗与后世文学的关系等等缺少细致的分析。在现有的研究中，这些问题或有旁及，但除“唐宋诗风在高丽的授受与流变”这一课题论述较多之外，其他专门分析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韩国学者的高丽汉诗文学研究选题相对狭窄，还体现在缺少横向的和纵向面的研究。如高丽时期文人集团的研究、家族文学的研究、文人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等等，都显得相对薄弱。从总体来看，高丽时期汉诗文学研究的课题领域，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从研究方法来看，文史结合的研究虽然也被大量运用，但这种文史结合往往只限于对作家生平的考证以及特定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影响。对于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背景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则缺少深入的讨论，如高丽时代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崇尚文辞的时期，但是对于这种风气的形成与高丽社会主导阶层的变化、高丽君臣的活动、儒学在高丽时期的发展等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论及者甚少。在具体论述某一诗人或分析某一诗作时，与中国文学的比较是韩国学者常用的方法之一。然而，这种比较文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影响式”的比较，而缺少的是那种“平行式”的比较研究。也就是，研究者常常关注于高丽时期某一诗人的诗作在借鉴和模拟中国诗人时的表征，而缺少对两者间文学相通与相异的实质分析。对于这个问题，韩国当代的一些学者也有所认识。卞钟铉先生在《高丽朝汉诗研究》一书的绪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现有研究中，关于高丽时代对唐宋诗的接受状况，大多集中在以模拟对象的次韵诗及从诗话集中的举例来说明当时诗学的倾向，从具体作品中以事实角度来验证的工作往往被疏忽掉。也就是，现有关于韩国汉诗研究大体上都是注目于诗人们在中国某些特定诗人，如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黄山谷等人影响下的创作，把他们作品中的依韵、次韵、用韵诗找出来，与原诗相互比较，找出其中的类似处，然后就说他们之间的影响。

　　尽管大多数的韩国学者都有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背景，但是，由于其国文学毕竟不同于中文学，研究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所以，表现在这种比较方法的运用上，就显得不够深入。

　　从研究的创新性来看，近二十年来，韩国学者在文献的收集整理、新材料的运用，选题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等等诸多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然而，纵观韩国学者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的研究，其中一些基本观点，陈陈相因，大体雷同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举其一例，高丽初期一段的文学，一直被认为是笼罩在晚唐诗风之下，这一观点自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中提出，直到现在仍然是韩国学界一致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与韩国学者对“高丽初期”这一文学史概念不明息息相关。实际上，高丽起始的三十年间，晚唐诗风并不是当时诗坛的主流，只是这一历史时期一直被文学史所忽略，所以才导致后人把这一时期笼统地并到“高丽初期”之中。又如，唐宋诗风在高丽的流变，大致来说，是前期尊唐，中后尚宋。这种模糊的观点也被大量韩国学者延用而缺少辨正。实际上，自唐诗传入之后，无论前、中、后期，尊尚之风一以贯之，只是中期宋诗进入之后，苏黄诗风一度在高丽诗坛引起广泛的兴趣。但这并不是说有人就明确的主张尊宋抑唐，从创作上看也一直是唐宋并行。当时一些诗人所反对的，只是晚唐浮靡诗风，而其所用的武器，一方面是宋诗风骨，另一方面也是高举盛唐气象的大旗。关于这种细致的辨析工作，在韩国学者的研究之中，或偶有旁及，但是全面分析论述，则极为少见。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囿于成见，缺少创新。

　　高丽汉诗文学的研究还有很多可以开拓之处，作为中国学者则更是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当代学人肖瑞峰在《海外汉诗：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有一段话，我认为是对包括韩国在内的海外汉诗研究意义的很好总结，兹引录如下，以作为绪论的结束。

　　海外汉诗从数量到质量，皆足以号为“大国”，巍然独立于中国文学之林，视其为“附庸”，分明步入了价值观的误区，而说到底，是因为对它缺乏认识。在我看来，忽略或轻视对海外汉诗的研究，对于不无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自弃疆土，自固畛域。反之，如果我们一同奋力拓展这一新的领域，则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文学进行总体关照和全面把握，终而写出一部能涵盖整个汉字文化圈的洋洋大观的“汉文学史”。当然，在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前，我们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如编纂海外汉诗的别集、总集、选集，探究海外汉诗形成与发展的原因，考察海个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创作倾向、创作风格方面的异同，等等。而这些，无疑都是极具研究价值，且富于诱惑力的全新课题。

　　注释：

　　［1］ 现代学者在统指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时，使用“朝鲜”还是“韩国”一直没有统一，考虑到“朝鲜”有时也指称“李氏朝鲜”这一历史时期，而且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资料及研究成果来自于韩国，所以，在本论文中，但以“韩国”为代称。

　　［2］ 以上数据，为电话咨询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所得。

　　［3］ 琳：《金兴主谈朝鲜文学和汉文学的关系》，《国外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第143页。

　　［4］ 徐居正：《东人诗话》上卷，《高丽汉诗文学集成本》，民昌文化社1994年版，第466～467页。

　　［5］ 洪万宗：《小华诗评》上卷，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第三卷，太学社1996年版，第493页。

　　［6］ 洪万宗：《小华诗评》上卷，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第三卷，太学社1996年版，第493页。

　　［7］ 关于李朝诗歌的总体发展，参阅张伯伟《韩国古代诗学总说》，《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大要言之，可将朝鲜朝的诗分作三期。第一期学习宋诗，主要是学习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第二期转而学唐，宗明人之说；第三期为兼采唐宋，又受到清人的影响。”

　　［8］ 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张琏瑰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

　　［9］ 尹充镇、金顺女：《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第3期，第76页。

　　［10］ 赵润济：《韩国文学史》，张琏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1页。

　　［11］ 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64～89页。

　　［12］ 卞钟铉：《高丽朝汉诗研究》，太学社1994年版，第7页。原文为韩文。

　　［13］ 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总论第一章：“自新罗末至高丽初，诗渐染晚唐之风，时当晚唐、五代以逮宋初，以后世诗话证之，颇相符合。”台湾黎明文件公司1979年版，第8页。

　　［14］ 肖瑞峰：《海外汉诗：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中国诗学》1995年第3辑，第9页。

　　作者简介：潘超青，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及戏剧戏曲研究。

　　戏曲与小说关系谈

　　——喜剧性人物关系的置换和演进

　　潘超青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361102)

　　摘 要：中国小说和戏曲关系密切，彼此之间存在互相借鉴与渗透的可能。本文着重探讨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喜剧性人物关系的构成，探讨形成这种结构的戏曲化因素，以及这一固定的喜剧模式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喜剧；人物关系；戏曲；小说

　　中国小说和戏曲关系密切，在早期发展中处于同一文化生态，受到相似的文化氛围和欣赏群体的影响，彼此之间存在互相借鉴与渗透的可能。中国小说与戏曲从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到作品所体现的文化精神都是一致的。古典小说的人物肖像和战争描写，显然有戏曲脸谱和表演的影子。戏曲叙事讲究矛盾冲突、情节戏剧化、语言动作性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被移植到小说的叙事体系中，体现了小说家对戏曲艺术的文化认同和主动借鉴。本文着重探讨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喜剧性人物关系的构成，探讨形成这种结构的戏曲化因素，以及这一固定的喜剧模式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一

　　明清小说中重视叙述故事的技巧，在情节中常常穿插一些喜剧性的片段，一来可以调整叙事的节奏，在推进故事的同时增加诙谐、逗笑的成分来吸引观众；二来对人物形象塑造也有助益，喜剧性片段往往能强化、放大人物的性格特点，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喜剧的生成有很多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二人戏弄”模式。

　　首先看《水浒传》中戴宗、燕青和李逵的关系。李逵是个出身农村的粗莽汉，因常被同伴耍笑、逗弄，为了防卫，也学会了一些狡猾。而戴宗与燕青，见多识广，沉稳干练，更能随机应变。作者刻意安排燕、戴二人与李逵搭配，让戴宗、燕青去作弄李逵。李逵因耍奸猾，反被戏弄，闹了笑话，出尽洋相。李逵与二人的关系，实际上成为发乔与打诨的关系。且看第五十三回写宋江要戴宗去请公孙胜来破高廉妖法。李逵自愿同往。戴宗答应他：“你若要跟我去，需要一路吃素，都听我的言语。”李逵自是满口应允。可是到了半路，他就嚷嚷要买碗酒吃了。晚上，在客店用饭，李逵主动替戴宗端饭，他给戴宗端的是素饭素菜，自己背着戴宗偷偷买两角酒、一盘牛肉。戴宗见了，只不吭声。第二天上路，戴宗给他缚上甲马，口中念念有词，吹口气在李逵脚上，李逵迈开脚步，腾云驾雾一般，飞也似的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饿。”让李逵脚不点地不停地跑，看见酒肉饭店业也不能停下去买，又饥又饿。戴宗自己却一边跑一边掏出烧饼吃。李逵向他讨几个充饥，隔着一丈多远，伸着手，却接不着。戴宗告诉他，神行法是吃不得牛肉的，李逵大叫起来：“却是苦也！我昨晚不合瞒着哥哥，真个偷买几斤牛肉吃了。”为了一盘牛肉，受了一天的苦。偷吃牛肉这等事与李逵这样铮铮莽汉相联系本身就十分好笑，又被戴宗逮个正着，惩罚的方式倒是奇巧有趣。为了使蓄势待发的笑声爆发出来，作者借助夸张技巧，将李逵被作弄时的难看与尴尬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红楼梦》中王熙凤与刘姥姥的关系。刘姥姥是小说中重要的小人物形象，借由她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贾府贵胄之家的奢华雍容，也见证了旦夕间的兴衰变幻。但姥姥的定位却是一个十足的喜剧形象，小说第三十九回到四十一回详细描写了姥姥二进贾府的所见所闻，在繁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脉络中穿插了一个村妇的神奇漫游。赴宴是关键的场景，刘姥姥初次会面贾家上下，却是被王熙凤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地插了一头，刘姥姥一味出乖卖丑并非不自知，相反她主动迎合众人的调笑，说是“今儿老风流才好！”看到众人如此“中意”姥姥的“表演”，凤姐和鸳鸯再出一计，让姥姥在喝酒的时候大声说了句，“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然后鼓腮不语，引得贾母、宝玉、黛玉等人狂笑不止。不仅如此，凤姐故意撺掇姥姥夹鸡蛋吃，姥姥果然认真，“伸箸子要夹，哪里夹得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上，忙放下箸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她只能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如此滑稽搞笑的表演和由衷的“遗憾”将姥姥粗俗、勤俭、淳朴的村妇形象地烘托出来。姥姥“丑态毕现”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处处给她“下套”的凤姐，姥姥的表演基本是在凤姐的诱导安排下一步步进行的，二人之间充满了发乔和打诨的默契。

　　李逵与戴宗、燕青的喜剧性关系，王熙凤戏弄刘姥姥在各自的小说中只属局部，而在被推崇为我国古代“第一流的全书皆以诙谐滑稽为旨”的《西游记》中，已不是片段地运用科诨，而是通篇浸渍着诙谐意味，而诙谐的主源来自于贯穿全书始终的八戒与悟空的“游戏”。

　　《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算得上是取经伟业的第二位英雄，但他却自作聪明，笨拙过甚。八戒身上四大贪——贪吃、贪色、贪睡、贪财，表现出他对世俗生活的留恋，是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佛教教规所不容许的，也对取经英雄事业不利，常常引起不食人间烟火的、忠于护法取经的悟空的不满，不断地加以嘲笑戏弄，让八戒出尽洋相。再说八戒的笨拙、愚憨的猪性，又是轻松、机智、灵活的猴性十足的悟空所看不起的。于是便常常举起武器对准猪八戒的脑袋扑打，引发众人笑声。且看第三十四回，唐僧和八戒都被妖怪捉去，悟空变成妖怪之母前去搭救。要吃唐僧肉了，悟空却说：“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吃；听说有个猪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将下来整治整治我下酒。”这一句立刻引起八戒的警觉，结果悟空被妖怪发现，也被捉住。这下八戒幸灾乐祸起来，哈哈笑道：“哥哥啊，耳朵吃不成了。”悟空想办法脱身后，八戒依旧不依不饶，大喊：“不好了！不好了！栓的是假货，吊的是正身。”又一次泄了天机。当妖怪指使小妖教训不老实的八戒，悟空提棒便打，八戒却说：“你打轻些儿，若重了些儿，我又喊你，我认得你。”行者问他缘故，他又说：“你虽变了头脸，还不曾变得屁股，那屁股上两块红不是？”行者只好“锅底上摸了一把，将两臀擦黑。”八戒又笑道：“那个猴子去那里混了这一会，弄做个黑屁股来了。”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八戒卯足了劲要“揭穿”悟空的假扮，都未能如愿，反倒被悟空一一识破、戏弄。悟空作为取经队伍中当然的强势力量，在同一等级(徒弟)当中，偏偏只对八戒“情有独钟”，二者关系在作弄与被作弄中显得异常稳固和突出。二

　　明清小说作为一种成熟的小说样式，一再地运用“二人戏弄”的人物关系来营造喜剧效果，这样一种喜剧角色的安排和刻画，显然不会是凭空而来，或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它与小说故事在宋元之际所经历的戏曲化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回到戏曲发轫期的宋金时代，我们会发现，宋杂剧的表演形式对后世叙事艺术中的喜剧表现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宋杂剧演出形式多样，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是滑稽诙谐的故事表演。其主要特征是由副末、副净以滑稽的姿势、滑稽的口才，表演一段短小的故事，以取乐观众。滑稽的口才，表演一段短小的故事，以取乐观众。《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云：“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都城纪胜》亦云：“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其中的所谓分付、主张，是演出时的指挥调度，表演的演员实际只有副末和副净。杂剧演出的滑稽、诙谐的幽默效果由这两角色共同完成。副末、副净互相配合，副净的职能是发乔，装呆弄痴，副末的职能是嘲弄、戏耍。所以两角色的装束打扮也有所不同。故宫博物院藏宋苏汉臣的《五瑞图》中就有副净的形象。副净色多半“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倚仗着粉鼻凹五七并”，面目丑陋，衣冠不整。而副末同样相貌滑稽，在宋金杂剧文物中极容易辨认，因其有一个典型道具——嗑瓜。元人李伯瑜散曲《越调·小桃红·嗑瓜》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副末使用嗑瓜的情景：“木胎毡要柔和，用最软的皮儿裹。手内无他煞难过，得来呵，普天下好净也应难躲。兀的般砌末，守着个粉脸儿色末，诨广笑声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嗑瓜在这里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副末可以用嗑瓜敲打副净，以示惩戒，从而突出强化喜剧效果。故《青楼集志》和《南村辍耕录》中都云：“末可扑净”、“末可打副净”。

　　副末、副净的滑稽表演以及演出的不同功能，承袭的是唐代参军戏的传统。参军戏的主要特征也是由两角色共同表演诙谐、嘲讽的故事。《南村辍耕录》云：“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其间副净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说：“副净既属古之参军，当即专被嘲弄的那个角色。考之宋代杂剧，凡载明所饰为参军的角色，辄遭同场其他角色之扑击。证以“末可打副净”一说，“副净”当为古之参军无疑了。参军戏“苍鹘扑打参军”与宋杂剧“末可打副净”也相一致。扑打，外在的动作即击打，用的道具为嗑瓜，内在意义是嘲弄，达到逗笑的目的。装痴弄怪的参军和嘲讽扑击的苍鹘，“这两个最早的戏剧角色直接影响了中国戏曲角色的构成，可以这样说，古代戏曲的角色系统是以这两个角色为中心发展、完善起来的。”嬉笑逗骂贯穿了戏曲的孩童时代，不能不在日益成长的戏曲艺术中投下难以磨灭的印迹。

　　宋杂剧剧目虽多，剧本却不可见，不过从史籍记载，还能窥见其内容和演出情境。如秦桧二圣环的故事：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丁丑，赐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坠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胜镮。”遽以扑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

　　这一史料细致描述了宋杂剧角色表演的特色：一人逗笑，另外一人扑击他，演员以“二胜鐶”影射“二圣还”，寓政治讽刺与诙谐戏谑之中，基本展现了宋杂剧的表演程式。

　　作为古代戏曲发轫期的艺术形态，宋杂剧的滑稽故事表演，深受老百姓欢迎，二人戏弄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同时期的文艺类型，对中国戏曲的表演和戏曲文学的创作影响极大。南戏、元杂剧中普遍存在的插科打诨的喜剧片段，就直接来自宋杂剧。如《张协状元》中第二出的净末对话，便沿袭了副净发乔、副末打诨的程式：

　　(净)昨夜灯前正读书。(末)奇哉！(净)读书直读到鸡鸣。(末)一夜睡不着。(净)外面啰唣。 (末)莫是报捷来？(净)不是。外面啰唣开门看。(末)见甚底？(净)老鼠拖个驮猫儿。(末)只见猫儿拖老鼠。(净)老鼠拖猫儿。

　　老鼠哪能拖着猫？这分明是脱离生活常态的诨语，偏离习见形式的歪曲表现恰恰吻合了副净出乖卖丑的特性，辅之以副末色的嘲讽匡正，使原先严肃的话题转为轻松，点燃了喜剧气氛。元杂剧《金钱记》第三折中净丑的对话，也是宋杂剧艳段或杂扮的流风余韵。而元曲《望江楼》中潭记儿对杨衙内的嘲弄，《救风尘》中赵盼儿对周舍的嘲弄，是脱胎于宋杂剧而加以发展的，具体说即由“副净-副末”结构，发展为“旦-丑”结构，只是，其喜剧性和耍弄讽刺本质并不曾改变。可以说，我国戏曲的喜剧性和喜剧性人物结构的设置，大体上都是“副净、副末”这一角色结构关系影响的结果。三

　　明清小说都经过世代累积，特别是戏曲化的过程。所谓“戏曲化”，指的不仅是故事内容纷纭递变的演进，同时还有艺术手法潜移默化的影响。吴自牧的《梦粱录》、罗烨的《醉翁谈录》均记载了民间说唱、南戏、杂剧对作家的影响。吴自牧言曰，“于成淳年间, 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罗烨言民间戏曲“遣高士善口赞扬 ”“使才人怡神磋讶”无不说明民间戏曲的表现形式为百姓喜闻乐见，基于民众审美需求的，而文人作家对戏曲叙事手法表现了极大的审美兴趣和文化认同，促使戏曲化的表现手法在舞台和文本中成为一种固定而有效的表现方式。

　　就喜剧性的表现来说，源于宋杂剧的“二人戏弄”模式，即副末、副净喜剧角色及其结构被作者植入人物性格与结构之中。吴承恩将“孙-猪”关系代入“副末-副净”结构中，赋予人物崭新的面貌，使得整部《西游记》即呈现出独特的喜剧面貌。而脱胎于副净色的李逵、刘姥姥，以装呆弄痴为能事，始终处于被嘲弄的地位，戴宗、王熙凤则是副末角的准确翻版，二者配合得天衣无缝，活灵活现。金圣叹在五十三回(金批本为五十二回)中说：“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一样笔墨。”至于“李逵寿张乔坐衙”故事，放在“燕青智扑擎天柱”之后，平心而论，衔接并不严密，唯其如此，更可以看出戏曲对小说《水浒传》的影响，因为《水浒传》中的李逵“乔坐衙”、“乔捉鬼”之类大体上就是从流行民间的宋杂剧、金院本中搬来的，作者舍不得割弃，顾不得针线是否严密，就搬进小说里来，不过这样一来，也就加强了燕青、戴宗与李逵的故事中李逵副净性质和角色功能。

　　在从戏曲到小说的演化中，“二人戏弄模式”从单纯的滑稽片段演化为兼有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构建的作用。宋杂剧中，副净、副末的戏弄关系作为一个小戏片段，自身有着比较完整的结构性，在被纳入较长的戏剧结构时往往会显得游离于整体性之外，是一个随时可以插入的片段，因此对唐宋戏剧中二人戏弄的表演模式是否具有成熟戏剧的因素，学界还有很多争议。但在后世小说中，由宋杂剧演化而来的短剧结构已经内化为表现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式，融入剧情的整体性中，人物之间的戏弄调笑不仅仅为了“博人哄堂”，形成诙谐、热闹的喜剧气氛，其实也兼有刻画人物性格、助推情节发展的功能。李逵身上既有农民式的鲁莽粗野，又有农民式的狡猾精细。他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他想耍奸猾而耍不成，“愚而好自用”，自以为得计，结果常又弄巧成拙，反遭戏弄。刘姥姥作为一个底层村妇进入贾府这个贵胄之家，她完全了解自己的价值和处世之道，就是出怪卖丑博人一笑，她不以为意，并能坦然处之，从与凤姐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小人物费尽心力所争取的空间，从中也能折射出人物豁达淳朴、乐天自信的性格特点。而猪八戒在取经途中畏难怕阻，自私贪利，贪食好色，好逸恶劳，胆小怕事，瞻前顾后，动辄想拆伙。虽然集诸多毛病于一身，奇怪的是我们丝毫不觉得可憎可恶，相反却有种会心的笑意。可见在他丑态毕露的外在缺憾之下有种可以被理解的苦衷。作者满怀同情地将八戒塑造成戏剧性的小农形象，兼备性格弱点和淳良品格，并对陋习加以突露。在二者纠结中，使之处在可笑的境地，恰如其分地契合了副净色发乔的特点；而悟空则被置于相对崇高的地位，居高临下地嘲弄八戒，并时时透露出一丝优越的自得。人物性格特点在喜剧性的暴露下显得尤为明显，神形具现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文化艺术之间的横向影响和纵向传承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还存在并影响着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思维形式。本文所论及的喜剧性人物关系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其在后来的叙事文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也影响了很多周边艺术形式，现今很多曲艺节目所呈现的逗-捧模式，都可以看作这一古老戏曲形式的遗韵。至于这些艺术因子进入其他艺术形式后的发展演进，以及对文体形态的推动作用，则是另一个话题，有待深入探讨。

　　注释：

　　［1］ (宋)吴自牧：《梦粱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2］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 (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5，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06页。

　　［4］ 岳珂：《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 (宋)九山书会编撰，胡雪冈校释：《张协状元校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6］ 董每戡先生在《说剧》中论及“双斗医”这种滑稽小段的表演时，就认为可能在任何戏曲的演出中，只要出现庸医的戏，都可把这段滑稽小戏加进去。详见董每戡：《说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海外教育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