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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 语

　　这些汉学家的作品均由其编者个人独立完成，因此不完全排除汉学家编纂时出现存有遗漏或是疏忽的可能，对过往说法的沿用与增删亦可能系后人对前人想法并不赞同因而另作新论。十一部著作里无论是对副词的次类划分、构成或是对句法功能的探讨，都是从词类而非如语块等其他角度出发的，且若是将后人新提出的看法屏蔽，只关注大家都热衷于讨论的焦点，那么众汉学家的论点与论据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我们认为，两个世纪来欧洲人汉语副词认知的流变主要体现于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细化的内容或补充和辅佐论证其观点，而非否定和推翻前人的理论进而创造新的体系，我们在这些著作里也没有看到指正前人副词认知错误的言论。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汉学家们始终没有脱离对希腊-拉丁语法体系框架的依赖，他们也许注重汉语作为孤立语区别于屈折语的类型方面的差异，却大都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与视角来看待和解释副词的诸多现象，而将差异的根本原因直接归结于语种的不同更是有逃避进一步深究引出更多疑问的嫌疑。对于这样的流变，我们确实看到了其继承的一面，但不能说所有的变化都是进步与发展的，毕竟当今的汉语语法研究与两百年前西方人的研究相比也仍有许多本质的相同之处。在十一位汉学家之中，对副词讨论看似最少的马若瑟也许是西方人认知的顶峰，因为其后的汉学家们撰书的目的与目标逐渐从如何更加充分地认识和掌握汉语、更好地描写与解释各方面的差异，转变为如何更好地利用既有的框架来阐释汉语语法、更好地让欧洲社会理解汉语这门语言，甚至是如何帮助学生实现汉语习得。屈折语语法体系也从不得不借之以用于帮助汉学家本人理解汉语的无奈之举，转变为利于西方人构建自己学说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及填充和放置现成语料的良好载体。

　　参考文献：

　　贝罗贝：《20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学研究状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弗朗西斯科·瓦罗，姚小平、马又清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汉语语法书概况，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西平：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内田庆市：《关于马礼逊的语法论及其翻译観》，《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09年第2期。 海外教育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