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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堂街

　　人民公园大门外的祠堂街原来位于清代满城东南方的受福门之内，门外就是西御街（所以人们也将这个城门称为西御街小东门）。清初，这条街叫喇嘛胡同，或称为蒙古胡同。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八旗官兵在这条胡同中为当时的权臣年羹尧建立一座生祠（位置在今人民公园东北部），并把这条胡同改名叫作祠堂街。年羹尧的生祠在年羹尧获罪死后即被拆毁，以后在原址改建关帝庙（当时在簸箕街也建有年羹尧的生祠，年羹尧死后原址改建为文昌宫），但是祠堂街这个街名一直未改，沿用至今。

　　年羹尧（1679—1726）清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大臣。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1718）升任川陕总督，先后平定了多次川藏地区的“叛乱”，并成为新即帝位的雍正帝的心腹。雍正初年，又被封为抚远大将军远征西北，受封太保、一等公。由于他自恃功高爵显，骄纵贪暴，专横跋扈，故而被雍正帝逮捕入狱，列出大罪92条，责令自杀。

　　清末祠堂街上的关帝庙 1905年 ［日］山川早水摄影 刘永禄提供

　　由年羹尧的生祠改建的关帝庙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更名为武圣宫。在清代初年，满城是按一座大军营来修建并制定有关制度的，满城中供神只能供关圣帝君和观音菩萨（这一规定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松弛。清代满城之中大小庙宇宫观共有8处，除了关帝庙以外，清初只有宁夏街祭拜奇石的西来寺，守经街上明代双佛寺被改为道教宫观真武宫，西胜街的圣寿寺被迁往君平街，支机石街的严真观被改为关帝庙，其余还有祠堂街的文昌宫和昭忠祠，西来寺侧的欢喜寺，都是清代后期修建的），这座关帝庙就是整个满城中最大的庙宇，左有钟楼和荷花池，右有鼓楼和太极池，大殿三重，金河就从第二重殿前流向半边桥，景色十分别致。由于满城中的旗人不能自由出入满城（外出必须请假），这座关帝庙也就是官员所允许的旗人们游玩娱乐的唯一所在，还建有满城中唯一的一个戏台。特别是其中的荷花池是满城中最大的一片荷花池，在当时颇为知名。时人有《竹枝词》记其事：“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赏荷花。”

　　祠堂街东头在清同治十年（1871）由四川总督吴棠创建了满城中唯一的书院八旗少城书院，专门培养八旗子弟。这个书院效果不佳，光绪三十年（1904）被成都将军绰哈布下令拆除。

　　民国初年，满城被拆除之后，祠堂街成了成都市区内东西交通的重要街道，曾经在1936年与1943年两次扩建。前一次扩建时，修成了当时在成都还属于先进施工技术的黄泥灌浆碎石三合土路面，在成都第一次使用了从英国购回的压路机。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成都逐渐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城市，由于祠堂街上有绿树成荫的少城公园，有流水潺潺的金河，还有电影院和川剧院，房租又比春熙路、东大街便宜，所以包括全国著名的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东方书店、大东书局、正中书局、广益书局、儿童书店在内的很多书店的分店都开设在这里，成都本土的普益书社（这家书店以编辑出版活页文选而闻名全市）等书店也开设在这里，不少书店同时兼营出版业务，很多报刊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故而时人称祠堂街为“新文化街”。由革命烈士车耀先创办的专门出售进步图书的“我们的书店”也开在这里，这家书店的招牌是用美术字体写的，而且是从左到右横排，这在全成都乃是开风气之先的第一家。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2年中，全市共先后开设各种书刊新店267家、文具店54家，而开设在祠堂街的书刊新店就有183家、文具店就有34家。在地下党的组织之下（生活、开明、北新、儿童等书店内都有共产党员），100多名书店店员还组织了图书业工人歌咏团，每天早上在大街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晚上进行街头演出和演讲（著名演员赵丹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白杨演出过《我们大家一条心》，马寅初、李公朴等发表过演讲），被成都市民称之为“晨呼队”“晚呼队”。当时的书店都是开架经营，读者可以自由翻阅，一些书店还挂着“欢迎看书”的牌子，甚至免费供应开水，故而每天都有不少爱书人在此阅读学习。《锦城旧事竹枝词》中这样描述：“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店堂。开架任君随意取，一卷忘饥坐中央。”一直到“文革”以前，祠堂街还有古旧书店。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祠堂街还有教材书店和少儿书店。

　　祠堂街的开明书店 1942年 杨永琼提供

　　《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旧址 2011年 杨显峰摄影

　　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唯一被允许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的成都代订处（也称川西北总分销处或成都分馆，由于这里也出售包括延安出版物在内的各种进步书籍，所以也被称为新华书店）设在本街的103号（开办不久改为88号，即今祠堂街38号），一直到1947年3月最后撤离，在成都坚持战斗了8年，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唯一公开的对外联络处。这个当年《新华日报》的革命先辈们工作与战斗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追寻瞻仰的革命纪念地。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成都媒体不少文章对这里的报道多次出现过一些不准确的说明文字，最重要的错误之处是说“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重要人物先后来此工作过”。事实是，刘少奇和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本就没有来过四川，来此工作和视察过的领导同志有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

　　祠堂街的成都战时出版社 1939年 刘永禄提供

　　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进步报刊如车耀先主持的《大声》周刊，胡绩伟、熊复主编的《星芒》周报和外围组织星芒社，康乃尔、吴德让主编的成都学联机关刊物《战时学生旬刊》，还有团结在党周围的由周文任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机关刊物《笔阵》、由陈思苓任主编的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的《金箭》半月刊、杨道生任经理的成都战时出版社、由姚雪岩任经理的莽原出版社、由饶孟文为主编的文化社团群力社等也都设在这里。1938年4月在这里成立了以杨道生为书记的成都图书业支部（杨道生是清华学生，1941年被捕，1942年6月3日牺牲于沙河铺厚生农场）。

　　由于在文化街上比较容易掩护，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活动据点曾经设在这里。据统计，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先后在这条街上建立过7个支部和秘密的联络点、交通站，在国民党发动的3次反共高潮中先后有包括罗世文、车耀先在内的20多位共产党员在这里被捕，所以这条文化街在当时又有“革命街”之美誉。

　　四川美术协会故址纪念碑 2010年 杨显峰摄影

　　“革命街”上当然不止是有革命力量。据一个中统特务的回忆，就在祠堂街88号对门一个茶楼的二楼上，就是国民党特务在“成都的最大监视哨之一，一些血债累累的特务往来其间，专门监视、守候和盯梢新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战时出版社、《大声》周刊社、《战时学生》旬刊社、星芒社、群力社的工作人员、读者和与之往来的群众”。特务们“定期在此交换情报，有时还从监狱里带出被捕者坐在茶楼上，指认进出上列书店的人员”。1940年，被特务误抓的空军军官和特务还在茶楼里发生过一场枪战。

　　1941年，由原来的“蜀艺社”“蓉社”“成都美术协会”合并而成的四川美术协会成立于祠堂街上的少城公园，团结了当时国内一大批知名美术家从事抗战宣传与美术创作活动，以致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也出任了协会的会长，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罗文谟出任了协会常务理事，不过具体的负责人是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的四川著名画家张采芹（1901—1984）。在四川美术协会的组织与协助之下，张大千、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潘天寿、黄君璧、赵少昂、关山月、吴一峰、岑学恭等的画展相继展出，张大千的各种画展就先后举办了6次。成都人十分熟悉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和无名英雄铜像，都是在四川美术协会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创作的。这个时期是成都现代美术创作最活跃的时期。2005年，成都市有关部门在人民公园内建成了四川美术协会故址纪念碑。

　　在成都市声名远扬的川菜馆“努力餐”，1933年从三桥南街迁来祠堂街137号，直到1983年因为街道扩建才迁至与祠堂街相邻的金河路。

　　还有一件与川菜发展史有关的大事也发生在这条街上。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经在北京餐馆闯荡10年、在江浙等地长期考察各地名菜的合江人李九如在华兴街开办了近代川菜形成时期最著名的餐馆之一聚丰园，集南北菜肴之精华，又有多项创新（例如今天十分流行的“一鸡三吃”，在当年的聚丰园早就有了，而且是“一鸡六吃”），包席与散客并重，还做满汉全席，一时间轰动全城。经新派官员四川劝业道周善培的安排并得到成都将军卓哈布的支持，聚丰园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迁至满城内的祠堂街关帝庙旁，这是清末新政之后汉族人进入满城开设的第一个商铺。聚丰园不仅有当时最高档次的川菜，同时也供应西餐，还有北京烤鸭、生片火锅和绍酒（以后还引入了冰糕和冰淇淋），在店堂布置上第一家使用台布、西式刀叉和高脚酒杯，服务生要经过培训，要讲究迎客站姿，开创了川菜西吃的先例，对后来成都餐饮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成都著名文士刘师亮有《竹枝词》写道：“聚丰餐馆设中西，布置精良食品齐。偷向玻璃窗内望，何人依桌醉如泥？”被老成都称之为聚丰南堂（清末民初时期，成都人把从江南入川的外乡人开设的具有新式风格的餐馆称之为江南馆子或南堂）的这家著名餐馆一直经营到1944年才歇业。

　　祠堂街上的四川电影院建于1952年，是成都最有名的电影院之一。这里最早是清代的少城书院，1931年在这里开办了西蜀大舞台，1937年改名天府大戏院。因为新又新剧社长期在此演出川剧，所以又称新又新大舞台，1939年正式改名新又新大戏院。因为两次遭遇火灾，1947年重建之后更名为锦屏大戏院，曾经是成都最有名的剧场之一，也是成都最早修成梯形的前低后高的剧场。从抗日战争时期直到成都解放，其川剧演出的阵容不在悦来茶园之下。更重要的是，在著名剧作家、有“川剧时装戏奠基人”之称的刘怀叙与著名导演与演员周海滨的主持下，这里是川剧界最早、最成功地新编演出现代戏（当时称时装戏）的剧场。刘怀叙一生中先后创作了140多个时装戏，如《哑妇与娇妻》《灵魂的安慰》《农家女》《天字第一号》《自残》（根据话剧《雷雨》改编）等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抗战戏《滕县殉国记》仅团体票就订出50多场，爱情悲剧《是谁害了她》1981年被犍为川剧团重排后在成都演出仍然受到热烈欢迎。当代川剧演员中的著名前辈如阳友鹤、萧克琴、吴晓雷、刘成基（当头棒）、谢文新、陈书舫等都曾长期在这里演出，阳友鹤与陈书舫都成功地演出过时装戏。1947年刘成基在舞台上自编新词猛烈抨击社会之黑暗，曾遭反动当局拘捕。设于这里的又新科社（过去戏曲界培养学生的机构称为科班或科社，又新科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成了现在的乐山川剧团）则是民国时期培养川剧人才最多的科班之一。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如果说华新街的悦来茶园是近代川剧形成的摇篮与大本营的话，祠堂街的新又新大舞台就是传统川剧改革与创新的最大一块成功的实验场。新中国成立以后，锦屏大戏院更名为川西剧院，1952年更名为四川电影院。

　　民国时期成都最有名的专业童装店“绮罗”开设于此街，女主人曾留学日本，制作出售的童装以高雅与“洋气”闻名全城。

　　20世纪初少城公园大门入口处 ［法］杜满希提供

　　20世纪30年代的少城公园一角 杨显峰提供

　　人民公园祠堂街正门 20世纪60年代 王文相摄影

　　20世纪80年代学校组织小学生在人民公园游湖划船 牟航远摄影

　　在祠堂街南侧有一块成都市中心最大的绿色景区，这就是全省乃至全中国最早的公园之一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这一大片地区原来是满城中南边的一大块空地，主要是菜园，此外还有稻田、箭厅、马厩、禄米仓（按照清代的规定，满蒙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均不从事务农经商等产业，定期由政府发给生活所需要的禄米与银钱，禄米仓就是储存与发放禄米的官仓），也包括永清、永济、永顺等胡同。清代晚期，官方的财政日益困难，原有的各项制度也逐渐松弛，这其中也就包括按“八旗子弟、人尽为兵”的制度而来的满蒙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均不从事务农经商等产业，定期由政府发给生活所需要的禄米与银钱的制度。北京城中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曾经出现大量旗人因生计无着而卖房卖地乃至卖儿卖女的现象，以至时人有“当年紫气指辽东，武帝旌旗在眼中。三百年来一刹那，日去暮矣更途穷”的诗句。加之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要求“平满汉”的呼声愈演愈烈。1907年，慈禧太后发布了有关“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的上谕。从此以后，全国各地逐步“平满汉畛域”，满汉分治的严格界限迅速被打破，成都满城与城外汉族居住区最重要的联系通道祠堂街成为第一条出现变化的街道，也就逐渐开设了一些商铺。到清王朝最后一年的1911年，成都将军玉昆与成都劝业道周孝怀决定开放满城，把这一片空地辟为少城公园。其主原因是考虑到1907年清王朝曾经下过《裁停旗饷》诏，只是因为各地旗人的坚决反对才未能真正实行。如果真正要裁停旗饷的话，旗人的终身供给制度就得废除，所以要千方百计为旗人寻找一定的生活来源。公园建成之后，旗人就可以通过出售公园门票和在里面搞一些经营，卖饭卖茶，得到一些收入。辛亥革命之后有《竹枝词》写此事道：“八旗坐吃祖宗饭，提笼斗鸟丢江山。六六大顺输到底，禄米官仓变公园。”少城公园最初的大门是开向西侧的永兴街口，即以前使用过的保路纪念碑北边的那道小门的位置。

　　我国最早的公园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里，只供外国人游玩，1886年才对中国人开放，名字一直叫公家花园。为广大市民开放的公园以1907年的北京动物园为最早，但是叫作京师万牲园。据研究，“公园”之称是从日本引进的，全国以公园为名而又对广大市民开放的公园以成都为最早，当时的正式名称就只是叫“公园”，并无“少城”二字。少城公园这一称呼是因为人们以其地处少城之内而加上去的，约定俗成之后才成为正式的名称。从这一意义上说，成都的少城公园是我国最早建成使用的一处公园。1950年，少城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成都各界1939年7月7日在少城公园举行抗日救国纪念大会 杨显峰提供

　　最初的少城公园的位置是在今天的保路纪念碑以东的一片地区，修建有迎禧楼、观稼楼、松韵楼和湖心亭，面积约50多亩，约占今天人民公园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这以后经过多年陆续扩建（最重要的扩建在1914年），渐成规模，成为成都市功能最多的公园。不仅是当年成都市最大的综合性文化设施所在地，又是当年成都市最大的群众活动与集会的场所，民国时期省市各界群众多次的大型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其中包括五四运动中1919年5月25日成都60多所学校的师生以及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这里举行的声援北京学生的大会，1919年6月8日成都各界群众两万多人举行的声讨北洋政府卖国行为、号召抵制日货的国民大会，1924年成都市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1925年追悼孙中山先生的群众大会，1928年追悼中国共产党川西特委负责人袁诗尧等14位死难烈士的群众大会，1937年9月5日各界群众5万多人举行的欢送川军出川抗敌的大会（川军出川抗日的先头部队是在9月1日分东、北两路出发的，所以一年后把“九一”定为川军参战永久纪念日），1941年为声讨日本侵略者疯狂轰炸成都（包括少城公园地区）的群众大会……此外，成都市第一届市民运动大会也是于1939年10月14日在少城公园举行的。

　　四川省立图书馆 20世纪30年代 杨显峰提供

　　通俗教育馆动物园 杨显峰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前，公园内建有四川省立图书馆（初建于1912年，首任馆长为著名学者林思进，因为馆址四周种有松树80棵，故又名八十松馆）、通俗教育馆、金石陈列馆（四川省立博物馆的前身，1941年3月在皇城内明远楼正式改建为四川省博物馆，1949年又迁回人民公园，1965年迁至人民南路四段，2002年7月闭馆拆迁，2009年5月1日浣花南路新馆开馆）、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体育场馆（包括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田径场）、射箭靶场（成都有名的射德会就设在旁边的茶馆里）、戏园（即万春茶园，这是成都继可园与悦来茶园之后的第三个戏园，建成于1912年，成都最早的话剧团春柳剧社于1918年在此演出过成都最早的话剧，以后还有一九剧社、美化社、四川戏剧协社等话剧团体在此演出话剧，1930年改建为大光明电影院，1941年因为已成危房而拆除）、餐馆（包括著名的晋邻饭店）、少城佛学社与成都佛经流通处（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著名佛学大师能海法师是少城佛学社与成都佛经流通处的主持者之一，著名的太虚法师也曾在这里讲经说法），并于小南街引金河水入园再出园汇于半边桥，凿渠的泥土则垒成了假山。这一切，多得力于1924年担任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合川人。1908年到成都读书，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1914年出游全国，返川后在成都任《群报》《川报》的记者、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其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4年应杨森（时任督理四川军务兼摄省长，简称督军）之邀，出任四川教育厅厅长兼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为少城公园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26年在重庆创建民生公司，开创民营的川江航运。1927年担任峡防局长，建成了著名的北碚实验区。1929年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持了著名的宜昌抢运，开创了川江夜航，将几十万吨军工器材和迁川工厂物资抢运入川，又将20万川中健儿与大量支前物资运往前线。从1935年开始，他兼任四川建设厅厅长，为四川工业建设和水利建设致力不少。通过多年努力，民生公司成为拥有江海轮船150多艘的中国第一航运巨头。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继续担任民生公司总经理。1952年，在“五反”运动中不幸逝世。就在他逝世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1933年名画家黄宾虹来成都，此为在通俗教育馆门前与成都文艺界朋友合影。前排右三为林思进，右四为黄宾虹，右五为随同入川的吴一峰，右六为林君墨。二排右四为刘既明，右五为周稷，右七为赵完璧。后排左二为冯建吴。 杨显峰提供

　　当年公园中最重要的文化场所就是卢作孚创办并担任馆长的通俗教育馆，内分图书、博物、体育、音乐、讲演、出版、游艺、事务八部，为成都近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通俗教育馆这一名称不是成都自己确定的，而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对于全国各地的社会教育机构的统一名称。1934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通俗教育馆又改名为民众教育馆，整个少城公园也都由它管理。成都民众教育馆最后一任馆长是曾任《新新新闻》采访部主任的著名记者邓穆卿（1908—2002）。成都民众教育馆一直工作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撤销，其职能由新建立的多家文化机构分担。

　　人民公园中最重要与最著名的文物首推1914年建成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这是当年的川汉铁路总公司为了纪念保路运动中的众多死难烈士而修建的。碑高31.85米，由留学日本学习土木工程的双流人王楠设计，胡炳森监督施工，设计时参照了北京白云寺塔和山西凌云寺塔的造型，由基脚、台基、碑座、碑身、碑顶五部分组成，中西合璧，巍峨雄伟，肃穆庄重，宛如一柄长剑直指苍穹，具有浓郁的碑塔一体的传统建筑风格。碑身四周有四位著名学者与书法家书写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十个大字，字径一米见方，即名山吴之英的隶书（东面）、华阳颜楷的魏碑（南面）、灌县张夔阶的篆书（西面）、荣县赵熙的汉碑（北面）。1933年，纪念碑经受了叠溪大地震的考验。1941年7月27日日本侵略者对成都进行野蛮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少城公园，除了公园防空壕内的民众死伤几百人之外，纪念碑的宝顶部分有所损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进行过修复，1980年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葺，1988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2006年 罗韵希摄影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修建地点最初选址并不是在少城公园内，而是在督院街的原总督衙门，因为这里是保路运动“成都血案”中成都群众抛洒热血的地方。此时住在原总督衙门中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彭光烈已经准备将他的师部迁出并拆除周围民房进行修建。由于更多的意见是怕因为拆除民房而引起扰民纠纷，又才重新商议，一致同意了当时的四川巡按使胡景伊的提议，改修在了少城公园之中。

　　人民公园中原来还有著名抗日将领王铭章的骑马铜像，为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塑造，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拆除。

　　王铭章（1893—1938）新都人。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学习，从此进入川军。1925年升任师长，1932年曾兼任成都城防司令，1936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主动请缨杀敌，曾经在德阳的部队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词，决心以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赎回过去在参加内战之中的罪愆。1937年9月5日，他率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在邓锡侯的指挥之下徒步出川参加抗战。10月下旬，即在山西娘子关西南部与使用飞机、坦克、火焰喷射器与毒瓦斯的日寇血战7天，夺回了平遥县城。然后转往徐州一线，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保卫战，担任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在滕县阻击南下之敌军。1938年3月14日，日寇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疯狂进攻，王铭章率部以步枪与大刀拼死抵抗。当时滕县城内的兵力不到三千，而进攻的敌人超过三万，投弹扫射的飞机有20多架。在与敌人血战四天四夜之后，弹尽粮绝，王铭章于17日牺牲在电灯厂附近的阵地上，临终时还高呼“拼到最后一滴血”“中华民族万岁”（在文艺作品中都说王铭章是举枪自尽，这是不准确的。王铭章是被日寇机枪扫射身中七弹而牺牲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王铭章的灵柩运抵家乡途中，在汉口、重庆、成都举行了公祭，国民政府追授上将衔，毛泽东主席赠送了如下的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在将军的家乡新都修建了王铭章墓园，1941年修建了铭章中学，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门额上题写了“壮节殊勋”四个大字。1947年，成都人民为他塑造了铜像。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在新都区新建了墓园，重建了铜像。当年的铭章中学就是今新都一中，校园内还建有一处“铭园”。

　　少城公园的王铭章塑像 20世纪40年代 建川博物馆提供

　　人民公园中的鹤鸣茶社沿湖而建，垂柳依依，花木扶疏，最早是一位龚姓的大邑人开办的，是成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茶馆，也是全国最著名的茶馆之一。凡是过去在成都生活过的前辈回到成都，几乎无一不再到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回味老成都，包括杨尚昆、张爱萍、魏传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1943年，学界泰斗陈寅恪先生曾经与著名学者邵祖平先生在少城公园绿荫阁茶馆喝茶，邵祖平先生在《培风楼诗存》中留有《初夏同寅恪少城公园绿荫阁茗坐》一诗记其事：“初夏暄风已扇蒸，石榴红破两三棱。茶棚凉对修楠荫，倦客闲同祝发僧。谈士何妨收稷下，老师应复穗兰陵。少城我亦携家久，懒惰吟情百未能。”

　　鹤鸣茶社的开办时间尚待考证，笔者目前所见的有三种说法：1914年、1920年、1923年。鹤鸣茶社的匾额是由书法家王稼桢于1940年题写的，曾经在1952年被拆除，1988年又请王老重新题写。成都老茶馆中的形形色色在鹤鸣茶社中可谓是应有尽有，而具有独特性的文化特色是民国时期在这里进行的“六腊战争”。

　　民国时期的少城公园一共有六家茶馆：从祠堂街跨过金河不远就是“枕流”，“枕流”再往前走几十步就是“鹤鸣”，“鹤鸣”对面一溪之隔是“绿荫阁”，“绿荫阁”东面相邻的是“永聚”，“永聚”北面一溪之隔是“浓荫楼”，保路纪念碑旁边是“射德会”。各行各业习惯分别在此聚会，如“枕流”以学生居多，“绿荫阁”以士绅居多，“永聚”以商界居多、“射德会”以国术界居多，“鹤鸣茶社”的主要茶客是教师与公职人员。当时的教师与公职人员都是聘用制，每逢暑假的六月间与寒假的腊月间，绝大多数教师都会面临着还能不能得到下学期聘书的衣食大事，很多公职人员也有在第二年或下半年还能不能得到聘书的问题。所以，每逢六月与腊月间，鹤鸣茶社中就会聚集着大量的教师与公职人员在这里交流信息、请托关系，为能够拿到聘书、不致失业而千方百计地努力，各校的校长也往往在这里选择他所需要的教师，甚至当场下聘，所以这里就成了充满竞争的人才市场。当时的成都人就把在这里的激烈竞争称之为“六腊战争”，鹤鸣茶社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六腊战争”的主战场。

　　鹤呜茶社 1939年 张沅恒摄影 杨显峰提供

　　1943年罗忠恕在鹤鸣茶社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鹤鸣茶社 1991年 陈锦摄影

　　当然，少城公园的主要功能是为广大游客提供休闲娱乐服务，正如民国时期的《竹枝词》所写的：“丝管东墙聒耳嘈，打球人集笑声高。横生一种郊原趣，短短篱边夹竹桃。”“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体育场中添色彩，网球打罢又皮球。”在当时算是新玩意儿的很多东西，在成都最先都是出现在少城公园之中，例如动物园、喷水池等。民国时期一首记述少城公园风物的《竹枝词》曾这样描述当时难得一见的“喷水机”：“喷水全凭压力多，冲天直射怪如何。莲花疑是仙童化，故向荷池尿倒屙。”

　　休闲娱乐当然也包括体育活动在内。当年的少城公园是全成都体育场地、体育设施与体育赛事最多的地方，曾经有“体育公园”之称。国内很多体育明星如足球的李惠堂、网球的林宝华、篮球的王玉增、鲍文沛等都曾经在这里显过身手。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国家女排主力和教练的我国女子排球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王德芬当年是甫澄中学女排运动员，另一位国家女排主力阚永伍当年是树德中学女排队员，都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而以下的《竹枝词》则应当是成都最早的一首记述足球比赛的诗作：“场平草浅夕阳红，如织人来罨画中。学子争夸腰脚健，皮球高蹴篱云空。”从这里可以得知，当年少城公园中的足球场是有草皮的。

　　成都最早的棋社成都围棋社也是成立于少城公园的浓荫楼茶馆中，时间在1935年，首任社长是刘扶一，正副会长是黄慕颜与谢德堪（几年之后成都围棋社迁至提督街三义庙）。当时公园中的另一个永聚茶馆则是成都中国象棋的窝子。新中国成立以后还纵横成都棋坛的围棋名家杜君果、象棋名家贾题韬都是从少城公园成长起来的。

　　少城公园体育场 1912年 杨显峰提供

　　少城公园中的市政纪念碑 20世纪30年代 杨显峰提供

　　还有一件事不能忘记。1940年9月，少城公园曾经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轰炸。1941年7月27日，日本侵略者轰炸成都时，少城公园以及周围的长顺街、东城根街一带再遭其祸。侵略者不仅投掷炸弹，还对公园中的游人使用机枪扫射，使得公园中死伤无数，树枝上遍挂死者腑脏，不少建筑物严重受损，大光明电影院就是在这次轰炸中因为毁坏严重而拆除的。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