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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节·

　　上高中时我特别喜欢做数学题。这和现在学霸一样，因为某个学科的成绩好，才想更加突出自己。我对数学的喜欢，不过是少年时期那小小虚荣心的自我放大和夸张。当年，我的数学成绩全班最好。如果我不知趣的地坚持下去，只怕也会成为那种敢与陈景润商榷“哥德巴赫猜想”的呆萌。回头来看，在后来的诸多机缘巧合的际遇中，最怀念的几位先生有上小学时，那位教音乐课的会用背越式跳高的刘老师；上中学时，那位教语文的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蒋老师，还有那位教物理却偷偷带我上山抓蟋蟀的倪老师等等。但在学校老师中，让我觉得格外与众不同的是那位将“英特纳雄耐尔”永远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的张琢珍老师，整个人就是特别有形的乡贤。70年代初期的语文课本，篇篇课文都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张老师讲授时，总能在不知不觉中带出古典与文言的意味。张老师曾在初中教语文，高中二年级时，才过来教我们。能感觉到他有些喜欢我，不上课时，经常在操场边拦着，与我说几句和作文有关的话。有一次，我正在打篮球，张老师趁我捡球时，还走过来搭讪，说上几句。张老师在1949年以前就是当老师的，平常大家都习惯说他是教老书的。在“红卫兵运动”后复课的学校里，从来没有人质疑他将“英特纳雄耐尔”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如果他发现自己念错了，想纠正过来，再念一次时，肯定又会错成“英特耐雄吾耐尔”，反正从没听他念正确过，也从没有人因为这句话而为难他。可见张老师的师德与师艺之高。还有辈分的原因，张老师是学校里年龄最大的老师。因为像是教老书的，大家在心里有意无意地将他认作是1949年之前的那种教书先生。教我们语文时，张老师就已经快六十岁了。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在我心里，他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一百多岁了。

　　我没有参加高考，自然没有机会上大学。虽然别人总说，如果我上了大学，这个世界只会多一个大学生，而少了一个大作家，在我心里总还是对于没有参加高考留有小小遗憾。最起码少了一大群能伴随大半生的同窗学友。“红卫兵运动”之后，恢复高考时，我也曾报名领了准考证。正式高考那天，自己却留在车间上班，没有进考场。当初与我的准考证连号的冯俊，后来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马列主义师资班，再后来步步学成，常常进步，曾经任过人民大学副校长。每次见面他都要说，当年他发现身旁应当是我的考位空着的，心里好不疑问。恢复高考后，厂里年轻人几乎全都报了名。高考前三天，又都一齐请假复习，车间里三分之二的机器无人操作，全都空在那里，一向生机勃勃的车间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为此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这个当团支部副书记的带头上班。在厂领导眼里，好像进考场的青年工人们，会全部高考得中，远走高飞，人去车间空，工厂无法办下去了。那场谈话就在厂区的篮球场边，领导带着我绕场走上一周，就将我绕晕了，竟然听信了这番话，不仅没有请假备考，最终连考场都没有去。而且，还是我们厂里年轻人中，唯一一个没有去考场的。

　　那段时间里，不断有人到我操作的C6140车床来询问，为何不去参加高考。在厂里，大家公认我是最应当去参加高考的，却没有去，这让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特别是厂里的两位正宗大学毕业的技术员，问过之后，还拿不敢相信的目光来回看半天。就像后来，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如此重大决定，都是独自做出的，没有人曾提供咨询与参考。那时候，如果有家人参与进来，比如父亲或者母亲，带个口信什么的，也许我就会改变主意。可是，他们没有，从来就没有。这事要到很多年后，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当上副总工程师了，母亲才在某次全家团聚时，轻轻地说起这事。母亲认为，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最应该上大学的。母亲说这话时，叫着我的乳名。声音里，只有慈祥，并无后悔。母亲这么说话并不是她所独有的，但凡在与人交谈中提到这事，对方都会说，如果那时考上大学，世界上只是多了一个大学生，绝对会少了一个作家。从走出高中校门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任何学校的门，无论是业余培训，还是专业进修，从来没有人想到要让我去试试。大概是自己在这方面也确实没有兴趣，恢复高考之后，国家又接连推出自修大学、电视大学、党校大专班等等，身边那些在高考中落榜的人，几乎全都想办法弄到一个大专文凭。这时候，我已经全身心迷上文学创作了，不想再在文学之外枉费心机。

　　我最后一次尝试上大学，是武汉大学设立插班生班时。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真正的作家班，招录了一批文坛骁将。另有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基层业余作者，则进入到由作家班衍生的插班生班，也即是他们自称的小作家班。第一批招录时，我一点儿音讯也不知道。第二期时，我试着写信给有关老师，结果被婉拒了，理由是我连电视大学、自修大学等等专科文凭都没有。长篇小说《蟠虺》于2014年出版后，文学界齐声说没有想到，太出乎意料了，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引起热议的那一阵，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先生，曾说这部小说有一种文学中久违的科学精神。黄老先生一再表示，自己会从这点展开仔细研究一下。遗憾的是黄老先生突然去世了。多年后，自己开始写作《蟠虺》。真的写起来，自己才明白，在文学那里，学问是很重要。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以何种情怀对待一点一滴汇入内心，感觉中似乎会有些用处，又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碎片。这类称为灵感元素的东西，能否触发心灵深处，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那些敏感点。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